日本体验与鲁迅翻译

　　鲁迅的文学活动从翻译开始,也是收尾于翻译的.鲁迅一生共翻译了14个国家近100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字数达500万之多,翻译作品的数量不亚于创作.但历史上的文人、学者对鲁迅的翻译作品褒贬不一,尤其是鲁迅对外国作品秉持的"硬译""直译"主张,在当时虽然得到一些开明专家、学者的肯定,却也遭到不少学者的尖锐批评,梁实秋就是质疑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与鲁迅在刊物上就翻译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直到今天,学界对鲁迅的翻译成就仍有许多争议,这导致了对于鲁迅翻译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能令人满意.孙郁说:"懂得鲁迅或许永远是不可能的,但了解作为一个翻译家的鲁迅,或许是我们离这位文学巨匠更进一步的一条捷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也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必定还是一种受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与操控的行为.译者的翻译选择与译者所处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以及译者的语言、文化、政治立场紧密相连"[1].确实,通过笔者的研究发现,鲁迅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态度等问题的思考,都受到他日本体验的深刻影响.如果撇开日本因素的影响来观照鲁迅的翻译,很难真正意义上理解鲁迅的翻译,也容易失之浅陋.本文针对此项研究的薄弱之处进行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日本:鲁迅翻译的坐标桥

 

　　1902年,鲁迅怀着"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愤闷,满怀着救国兴邦的理想,远赴日本求学.鲁迅去日本留学的主要原因是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想学习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西医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身居日本之后,他注目于日本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轨迹并求其要领,发现日本正是由于发起了明治维新运动,并不拘一格地以开放性的姿态吸取了大量欧西文化,才得以成功改建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日本传统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既有中国的传统之音,又有异邦的新声,是一个善于向外国学习和模仿的民族.日本和中国同属于汉文化圈,鲁迅留学日本的早期就看到了文学对日本现代化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希望通过仿效日本来创造一种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文坛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盛行,翻译的西方作品占了当时出版的文学书中的十之八九.日本现代文学启蒙时期所形成的翻译思想给鲁迅以重要的影响,也让鲁迅深刻认识到翻译给新文学带来的巨大影响.他说:"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2]

 

　　鲁迅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03年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接连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世界史》《造人术》等作品.当时的日本国内正通过翻译作品等渠道大量输入西方文化和思想.日本国内文坛的翻译状况对鲁迅的翻译选择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当时日本大量译介雨果的作品,鲁迅的第一篇译作就转译自日木森田思轩翻译的《随见录---芳梯的来历》(雨果),并改题为《哀尘》.鲁迅翻译《哀尘》时,正值日本《万朝报》上连载《悲惨世界》(日译本题为《噫无情》)的时期.另外,科幻小说家儒勒·凡而纳的作品也得到日本文坛的青睐,译介多达41次.鲁迅就在日本人井上勤的日译本的基础上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由此看出,鲁迅的翻译受日文译本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鲁迅留日期间学习了日语和德语,还学习动物学、植物学、史地等课程,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科学知识的学习打开了鲁迅认识世界的一扇新奇之窗,也使他意识到国人在科学知识上的"荒隘"和蒙昧现状.他期望如日本那样,借助科学小说的形象生动性给民众以知识普及教育,以科学为救国之路.但鲁迅后来发现,当时的中国灾难深重,正被各国列强蹂躏瓜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秋.鲁迅痛切地意识到,中国当务之急还不是科学兴国的时候,只有振兴民心才能救亡,启发民智才能图存.鲁迅这一思想的转变,除了受到幻灯片事件和试题泄露事件的刺激外,还在于他具有通过日本接收欧洲文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对于日本、欧洲文化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正确把握、评价和借鉴.鲁迅这种接受意识的改变,实际就是受到日本现实状况的影响,是日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并且显示了这样的风貌.鲁迅的转变,也是受日本当时的思想文化思潮所影响.此时的日本正值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青年从"政治青年"向"文学青年"过渡[3].由此可见,鲁迅的选择和转变都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鲁迅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历史、维新运动成功的原因和当时日本的现状有深刻的认识.鲁迅还把日本作为自己了解世界文化的桥梁,对于文学的性质、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时的日本思想文化界也正值由政治向文学的倾向转换时期,这些都成为鲁迅新的接受视界形成的动力和构成因素.他认识到翻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必经之途和重要手段.于是,鲁迅主动地、创造性地、有选择地择取符合本民族需要之文化养料.可以说,鲁迅的翻译观是滥觞和得益于日本的,也是以日本为坐标桥的.

 

　　二、日语:翻译策略的原动力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最早提出"异化"的"直译"主张.鲁迅在早期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小约翰》等文本中,采用了编译、意译等多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直到1909年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他意识到自己以前的翻译"虽说译,其实是改作"[4].为了纠正当时文坛"意译"和"乱译"的弊端,达到改造社会和介绍新文学的目的,鲁迅提出"直译"的翻译策略.除此之外,鲁迅"直译"策略的提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想通过翻译为汉语引进西方语言中的新词汇和新语法,以改进中国的句法不够用的状况.鲁迅在当时文坛一片顺译、意译的喧嚣声中提出直译的主张,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震动当时中国的文坛,并引起长时间的论战.但历史证明,鲁迅的这一翻译主张的不朽价值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永存的.在当时显得格格不入的典型的"异化"的词汇和句式,在使用中逐步地"优化"成地道的现代汉语,不再让人有丝毫的异质感,由此可见鲁迅主张的"直译""硬译"的深远意义.而当我们在为鲁迅的远见卓识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不该忘却鲁迅这一翻译策略显然是受到近代日语演变、改造的深刻影响.

 

　　鲁迅之所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与他对日本的观照是分不开的.近代的日本是翻译上的超级大国,鲁迅认为现代日本语之所以能迅速地改造成功,与20世纪初日本大量翻译欧美书籍有着必然的联系,日本语的开放性是日本语改造成功的主要原因.由于翻译而引发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日本的飞速发展,给鲁迅翻译观的转变以极大的启发和灵感.鲁迅的翻译观,以及对文字进化、汉字改革及汉语现代化的构想,无不与他对日本近代文字、文学发展史和科技发展史的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是最具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翻译、转译大家.纵观鲁迅的翻译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译自日本或转译自日译本的.这种现象与当时日本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家作品,鲁迅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他凭着这个语言工具,了解日本,走向世界.不仅在他留学时期,甚至在回国之后,鲁迅也同样是以日语为主要媒介来把握世界的脉搏以了解世界.鲁迅在1934年7月27日给唐�|的信中说:"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着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介绍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5]由此可见,鲁迅是深得日本翻译文化惠泽的.

 

　　研究结果表明,日语是鲁迅翻译过程中使用最多的"中间物",而这正是日语的特点所成就的.其实,日本拥有文字的历史并不长,很长时间都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直到中国的唐朝,日本使节出访中国并把汉字带回日本,日本才首次和文字接触.日本保留了大部分的汉字,还借助汉字的偏旁或草字体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后来又活用中国的会意字造字法,通过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素,创造了和制汉字,即国字.例如"见物""人力车""大工""顽张""火事""无料"等.汉字在古代日本的重要地位,在玉村文郎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平安时代初期以前,不仅是公文,所有的文字记录均是用唯一的文字---汉字书写.而且至今汉字在日本人中间仍被视为正统文字."[6]日本汉字符合汉语的造词法,词义与字面意义有所关联,符合我国1的词汇较多,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比起在翻译其他国家作品时自己创造新词汇,无论对翻译者还是阅读者来说,都不如借用日译语来得方便.梁启超也曾在其《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论述了中国人学习日文以及通过日译本译介外国文学的好处.他说:"日本与我国为同文之国,自古行用汉字,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字相杂厕,然汉字仍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所着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因此,鲁迅选择通过日译本转译外国文学作品并采用直译的策略,除了是因其自身精通日语便于翻译这一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基于他对日语特点的深刻认识并为改造现代汉语的目的而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说,日语对鲁迅的翻译策略的提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翻译策略的原动力,其结果也确实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发展.熊月之先生也对日译词的借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汉语复音词的增多,表达方式的演进,白话文的兴起,无一不与日译新词有着密切的关系."[7]

 

　　三、日本精神:翻译态度的催化剂

 

　　作为翻译家,鲁迅那种严谨的翻译态度和忠实于原文的翻译风格,一直是后人学习的榜样.鲁迅在翻译每一部作品时,都费了大量的心血.许广平在鲁迅故去后,回忆他翻译时的情景说:"我从《死魂灵》想起他艰苦的工作:全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又认真地,沉湛于中的,一心致志的在翻译.有时因了原本字汇的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面,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其窘迫于产生的情况,真不下于科学者的发明."[8]笔者认为,鲁迅的翻译态度无疑也是深受日本"认真"的国民精神的影响的.

 

　　鲁迅立足于近代日本的急速发展和强盛的现实上来观察和理解日本,他深刻地认识到,"认真"是日本人最值得学习的精神,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最欠缺的品质.鲁迅认为,中国人的"不认真"在国民精神结构中逐渐积累,一旦固化成国民的性格,就会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了.激愤的鲁迅还举例说:"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试举一个极近便的例,则中国人自编的《北京指南》,还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确!"鲁迅认为"认真"是体现国民性高度的问题,是日本能够实现社会飞跃式发展的内在要素.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记叙了藤野先生主动查阅鲁迅听课笔记并认真帮其修改的事,并且详细回忆了藤野先生如何认真仔细询问中国女人裹脚的情景,从中我们能具体亲切地感受到鲁迅对日本人民这种精神的钦佩.由此可见,鲁迅对日本人的这一"认真"的品质有着强烈的自觉认同.与晚年鲁迅交谊深厚的内山完造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下了鲁迅的话:"中国可以排斥日本的任何方面,但惟有日本人的那种认真精神是断然不应排斥的.无论如何,只有这一点是绝对需要学习的."[9]这鲜明地显示了鲁迅的态度,也可看出,日本民族"认真"的品格是鲁迅养成严谨的翻译态度的催化剂.

 

　　鲁迅的翻译受到日本影响的方面还不止这些.比如受日本长于"模仿"的特性的启发,他亦主张用"拿来主义"去择取外国的养料;受日本文学家的影响,鲁迅的译笔,也会有夏目漱石式的冲淡、低徊,伴有芥川龙之介的含蓄幽默;还有日本的意识形态对于鲁迅翻译选目的影响等,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综上所述,鲁迅翻译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是研究翻译家鲁迅的一座无法绕过的桥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日本的影响,也许就成就不了鲁迅.

 

　　参考文献:

 

　　[1]许钧.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62-69.

　　[2]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65.

　　[3]伊藤虎丸.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J].文学评论,1990(1):135-147.

　　[4]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3.

　　[5]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92.

　　[6]玉村文�O.为了日语学习者[M].京都:世界思想社,1992:162.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78.

　　[8]鲁迅.鲁迅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05.

　　[9]内山完造.鲁迅の思い出[M].东京:社会思想社,197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