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京人》和《芳草天涯》中女性的抗争

　　在四十年代的戏剧创作中剧场戏剧的艺术水平相对较高,出现了郭沫若、欧阳予倩等着名的历史剧剧作家.他们响应抗战的号召,创作倾向于展现民族正气、民族美德,表现历史人物的爱国品质和铮铮铁骨.时代环境使剧作家的写作重心移向民族抗争性的揭示和启迪,而民族性格万象则展现的相对较少.而这时,曹禺的《北京人》和夏衍的《芳草天涯》则从感性的角度展示了爱恨纠缠的现实世界,塑造了愫方和孟小云等女性形象,并将人物与时代背景融合,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和碰撞中引领读者去探究人性的游移和生命的意义.

 

　　《北京人》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中众生的挣扎相,但曹禺并没有创设浓重的战争氛围,剧本中着重刻画的是曾府的腐朽陈旧,曾家老太爷曾皓的吝啬自私、昏庸固执,曾家大奶奶的虚伪狡诈、猜忌多疑,曾文清的懦弱敏感、沉郁懒怠.曾府如同棺材般阴暗枯寂,带有不可撼动的坚硬历史外壳.

 

　　冷静温存、内外兼美的愫方生活在曾府,一如生活在笼中的鸟,为着爱情,她在曾家大宅中忍受着孤独寂寞,忍受着屈辱压迫,忍受着曾思懿的冷嘲热讽,冷静地旁观着这个封建家庭的一切荒诞,想逃离却迟迟不能下定决心,曾文清走了,于是她把能够照顾曾文清身边的人看作一种幸福,"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她在爱情面前是极端卑微的,即使她爱的人沉郁懒怠,是别人口中的"废物",爱仍然是她的一切,她的全部价值外现.在封建大家庭中成长的愫方,在闺阁中坚守着别人不能理解的"幸福".

 

　　《芳草天涯》剧本是以一九四四年处于西南大后方的桂林等地为背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灭亡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实行逃跑政策,民族灾难空前严重.处于西南大后方的国统区广大地区,政治腐败,物价腾飞,民族的危难和生活的困窘,把人们压抑得难于呼吸".而在这个大背景下,剧作家为我们刻画了故事发生的"小背景"---心理学家尚志恢和妻子石咏芬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尚的逃避,石的纠缠.孟小云就在这时在剧中登场.她"洒丽轻盈""丰姿出俗""新鲜明丽又充沛着智性的印象",与渴盼从婚姻的牢笼中挣扎出来的尚志恢互生情愫,但却不能挣脱束缚.

 

　　孟小云作为新女性,她的人生原本没有框架,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生.她的爱是热烈的,她明白尚志恢的心为着不幸福的婚姻是痛苦着的,她爱着他,不畏流言蜚语敢大胆地承认,"可是我讨厌扭扭捏捏,什么事情都要找个漂亮的题目,让自己躲在招牌的后面,你,为什么不能坦白地说,为了……爱?为什么不能坦白一点?你要我说些什么呀,要我瞒住自己的感情,给你一个空虚的安慰?"社会磨练了她,生活不能将她束缚,她坚毅、果敢,敢于面对一切困难.

 

　　两位女性相比较,愫方伶仃孤独,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她惊人的耐性,沉静、缄默,表情上很少展现自己的抑郁情感,她足不出户,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的气质;而孟小云活泼大方,一颦一笑间真性情自然展现出来,思想先进,对社会时事都有着热切的关心.愫方和孟晓云的两位女性形象明显不同,但她们却都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在各自的矛盾冲突中经历着人生的洗礼、精神的裂变.

 

　　愫方和孟小云触摸到爱而不得所爱,却又不能忘其所爱,在爱恨的纠缠中,在人性的困境中,她们饱受磨折和煎熬,如困兽之斗.

 

　　愫方默默守护着自己的爱情,二十几年如一日,如江泰所说"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愫方的爱情在那样的时代是无望的,这枝空谷幽兰在等待中面临凋谢,她寄希望于屡次决意出走的曾文清,愿他逃离龃龉和龌龊,在广阔的人海中谋求光明和温暖.但曾文清已经被北平士大夫糜烂的生活所腐蚀,"他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在这个阴暗的牢笼中,和封建婚姻不断抗争的新女性瑞贞给了愫方温暖和关怀,也向她展示了广阔天地的一角,她鼓励愫方和她一同走出牢笼,跟随袁氏父女走到阳光中.愫方却始终不愿离开软弱的曾文清,直到曾在决意出走后最终又折翼归来,愫方的希望终于破灭,她觉得"天塌了",她的梦醒了.

 

　　原本不畏生活艰辛的孟小云开始不断在理智和情感之间徘徊,她与尚志恢之间互相试探、不断"摸索对方的灵魂",在爱情上她也表现出克己、让人的一面.她顾及到咏芬的情感,顾及到可能带给尚志恢的伤害,她只能压抑自己,"尽可能的只在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才和志恢交谈,而谈的也只是一些对战局的煎忧,对国事的感慨".当她认识到爱情的无望时,她质疑和诉苦:"人为什么这样苦呢?苦得这么深,苦得这么没有代价?"这种对生命的无奈和反诘,让孟小云感受到个体生命的渺小.

 

　　如林贤治在《一个人的爱与死》中所说:"富于青春活力的生命,柔情,自由无羁的精神交流……如果这一切都只能得自梦中的给予,可知生活本身的匮乏."愫方和孟晓云经受着爱情的苦闷和生活的悲愁,当她们认识到爱情的无望,生命的卑微时,她们觉醒了.绝望中的觉醒是痛苦的、挣扎的."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是更深的痛苦和挣扎.在个体的小我中无法挣脱,于是她们逃离困惑和迷茫,投身到社会的广阔中去,实现个人价值、寻找新的希望.

 

　　愫方离开了黑暗的枯井,跟随瑞贞去"那个地方".曹禺在谈到《北京人》的创作时提到:"在这个戏里,瑞贞觉悟了,愫方也觉醒了,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曹禺试图保持剧作的"古老感",他不愿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失去剧作家的主体意识,影响剧中人物个性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所以愫方最终出走何处,曹禺未给予明确的表达.但在读者看来,愫方在人海中浮沉也好,在延安磨练成长也罢,出走带给她的必定是新生和希望.正如钱理群在《大小舞台之间》中说:"愫方正是曹禺心目中的'博大的诗人',是剧中惟一对'活着是为什么呀'这个问题有了自己明确的回答的人."孟小云作为新知识女性,在战争年代,个人价值无法充分社会化,苦闷游移、报国无门,又经历感情上的人性困境而无路可走,剧作家选择让她与"尚志恢"和解,顺应时代理性投身到抗战中去获得精神"解脱".对于一位新女性而言,她经历了感情上的失意,却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和超脱.

 

　　愫方的"出走"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封建社会给予女性迫害的反抗,对封建礼教的唾弃,她迈出了女性个性解放的勇敢一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提到:"愫方这位女性形象,让她受苦受难的灵魂在周围的黑暗中闪烁出光辉-----在愫方那富有人情美的忧伤而坚韧的闪光灵魂中则倾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而孟小云的"出走"则为我们回答了进步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战胜恶劣环境,如何解决恋爱和革命的问题,相比于尚志恢在人性上的徘徊犹疑,孟小云无疑更加坚定和勇敢.

 

　　娜拉说:"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表达了女性渴望解放的心声.娜拉从不合理的婚姻中出走,而愫方、孟小云却是从无望的爱情和生活中出走,更进一步说,她们是从"小我"中出走.鲁迅说:"无论如何的受制于理智,只要爱着,一定有激情鼓荡其间.如果激情平息了,湍流变成了止水,便遗下本我在挣扎.爱欲的挣扎是最深的挣扎."所幸,她们都没有向庸常投降,为了个性的自由表达,冲破了思想的牢笼.与剧中曾文清、尚志恢两位男性相比,她们都是勇敢的超越者.

 

　　《北京人》和《芳草天涯》的背景是抗战时期,当创作风向均向民族解放靠拢时,曹禺和夏衍却没有忘记对人性的思索和追寻,没有忘记精神的内省和情感的抒发,作为剧作家,他们展现了批判和启蒙的责任意识以及对艺术探索的不懈追求.在特殊时代理性的制约下,他们的剧作警醒着人们: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永远是艺术创作的中心所在.

 

　　参考文献:

 

　　1.朱栋霖,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夏衍《.芳草天涯》[M].开明书店,1949

　　3.曹禺《.北京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