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 林则徐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结于战略战术的失当、官兵意志不坚定等问题， 并没能进一步思考和发现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林则徐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反映了彼时中国社会尚且落后的社会意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 林则徐； 思想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
An Analysis of Lin Zexu's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Abstract:As for the cause of the disastrous defeat of the Chinese side in the first Opium War, Lin Zexu still largely attributed it to the misconduct of strategic tactics, the undetermined will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he wasn't able to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the deeper institutional problems.His view has typic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at that time, which reflects the backward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Keyword:the Opium War; Lin Zexu;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为一个民族的记忆， 历史是一个国家得以继往开来的基础。记忆有苦有甜， 对于美好记忆的回顾往往有着轻松地幸福感， 所以吸引着更多人的关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过往悲惨记忆的思索， 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胜利使人兴奋， 失败让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比兴奋时更有力量。近现代中国记忆的开端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经历了这场战争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 这场战争在150年后依然被反复谈论。从1840年7月5日定海 （舟山） 之战开始， 到1842年8月29号签署《中英南京条约》， 这场断断续续两年的战争一直摧毁着古老天朝传统的“夷夏观念”, 思想观念上的变化逐渐蔓延开来。而谈及鸦片战争我们无法避开的一个人物就是林侧徐， 林则徐在战争前后的思想颇值得我们来分析和探讨。
一、销烟后到战争初期林则徐的“对敌”态度
清朝中期， 鸦片贸易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日渐猖獗， 受道光帝的旨意， 林则徐主持的禁烟运动开始了。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结果是卓有成效的， 1839年春天， 英国对华贸易总监义律迫于中方封锁在华商馆等措施的压力， 不得已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宣布， 要求本国鸦片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基于此种情况， 英国商人和政府借口封锁商馆一事而大做文章， 以谋求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当清朝上下为虎门上空鸦片烟消云尽而感到振奋时， 战争的魔爪已经慢慢伸向东方。然而， 此刻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却没有察觉， 他对于禁烟活动曾做出这样的判断；“虽其中不无波折， 而大局均尚恭顺。”就是说， 林则徐认为在禁烟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但是结果尚且可以控制。针对当时局势以及可能由禁烟引起的对抗， 他做出了如下分析：一是英国距离遥远， 致使主客众寡之势迥殊；二是英国之船坚炮利无法逞于内河；三是正经的中英贸易可获利三倍。在此基础上， 得出了看似是顺理成章的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1840年6月21日， 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 朝廷上下由于没有料到战争的骤然而至彻底慌了神。如果说， 对战争是否会爆发的预测是林则徐所犯的第一个错误， 那么在战争开始初期林则徐对于英军战斗力的判断可以说是他所犯的第二个错误。首先在战争开始前， 林则徐分析英人时称“夷兵除枪炮之外， 击刺步伐俱非所娴， 而腿足裹缠， 结束严密， 屈伸皆所不便， 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在定海失陷之后， 他又说“一仆不能复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林则徐对英军军事实力的估计：即便两军陆战交锋， 清军胜算极大。这种想法的产生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荒谬的， 但若是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虑， 是不难理解的。古老的“夷夏观念”根植于天朝君臣的思维之中， 长期的自我封闭使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 “天下中心， 唯我独尊”的思想使中国对于同外部世界的文化技术交流显得不屑一顾。由此观念所培育起来的优越感， 使得林则徐在战争爆发开始时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实力， 产生除了英军的船炮尚有威力之外， 陆战非其所长， 并且腿脚不甚灵便， 屈伸难以进行， 一旦摔倒就无法起身站立的说法。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 战前指挥者盲目自大会直接导致对敌情分析出现偏差， 特别是战争中弱势的一方， 一旦不能准确分析对手的情况， 最终失败便成定局。而中英接下来的数次战役也都印证了这些理论。
二、“神光寺事件”中对英国人的态度
林则徐于1841年6月被派往新疆伊犁任职赎罪， 直到1842年战争结束， 其并没有在中英角力的中心舞台上停留过， 也未插手过西方的事务。只是在1850年参与了唯一一件有关西方问题的事件， 即“神光寺事件”.1850年夏天， 曾有两位英国人来到已经成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城， 想要租下福州城内神光寺的房屋， 租契等手续需要交由当地官员盖印才能生效。回乡后的林则徐听闻此讯， 公开质问当地官员并且向当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畲上书， 要求效仿1849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 驱逐英国人。林则徐曾多次上书， 并且向巡抚表明为了争取胜利不惜与英人开战的观点。由林则徐此时对待英国人的态度可以看出， 他的思想并没有超出当时中国社会思考战争因何失败的局限， 即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战略战术或者是官兵意志的问题， 而没有从国家运行制度上寻找原因。“神光寺事件”也表明， 在对待外务分歧时清政府依然将暴力手段作为处理方式之一。但事实证明：武力和战争并不能让这些洋人溃败而去， 反而会给当时的中国招致更大的灾祸。
今天的人们称赞林则徐为民族英雄和开眼看世界的政治家， 无疑是因为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气节与民族精神。的确， 林则徐面对强大的外来侵略者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抵抗、不畏强敌的态度， 不知要比那些面对英军枪炮的恫吓欺上瞒下、首鼠两端的清帝国官员们高尚多少倍。他还自行组织翻译英文地理资料， 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英国的情况， 但他自始至终并没有正面提出对西方世界的看法， 因而对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的探讨至今还在进行。从战前对英军军事实力的分析和战后比较有代表性的“神光寺事件”来看， 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似乎并没有在经历战争之后变得清晰和透彻。从某种程度来看， 林则徐的做法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对外部认识的一个缩影。
从总体上来看， 对于民众与侵略者的不断斗争， 虽然有着很正面的历史评价， 但是这种单纯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简单斗争， 难以缩小清朝与西方社会逐渐拉大的差距， 且极易使当时的人们无法看清民族进步的正确方向。抵御西方， 必先学习西方。首先抛弃的就应该是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的观念， 只有丢下这一观念， 才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难以一概否定的是， 或许真正地启蒙思想已经在当时帝国的某位官员或者其他人士的脑海之中萌发， 可惜他并不具备改变中国社会思想状态的基础， 至少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发展轨迹来看是这样的。
三、艰难的思想转变
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情况不难看出， 作为战败方的中国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踏实前进的方向， 整个国家一直在原地徘徊不前。将这样一段历程用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加以分析， 会发现此时此刻的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在实质上推动中国社会的显着进步。
在当时社会， 真正代表进步方向的社会意识尚未形成。而这种社会意识之所以没有在战败后最关键的时期慢慢形成， 或者说没有作为一种共识在比普通民众范围更小的士绅阶层出现，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1, “人们的意识， 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32简单地说， 就是在先进的社会存在这一前提下人们才会普遍形成一种进步的社会意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 要求人们在整体上形成一种超越当时社会存在的先进意识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的。不可否认的是， 的确存在那样一小部分人， 他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认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已经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 代表人物就是魏源。他在1842年底着成《海国图志》一书， 最初为50卷， 到1847年增扩为60卷， 再到1852年达到100卷。魏源最为着名的论断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所认为的制夷之技大体可以分为三项， 即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前两项是准备弥补清军技术上的不足， 第三项则是要提升清军的战斗素养。此时魏源只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表面体现出来的器物区别上， 或者是人员的战斗态度上， 还没有透过表面现象洞察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尽管如此， 魏源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很先进的。或许按照“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走下去能够发现更加深刻的问题， 或许可以启发更多的民众， 但可惜的是， 这种期望并没有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
这里我们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存在， 在最应该出现的时候反而却是如此的难产。
我们在分析社会发展的时候， 会谈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 就简单地从这两个方面考量一下19世纪中期的中国社会。当时的中国依旧延续着上千年的自给自足、分散的一家一户小农经营模式。由于铁质农具、畜力的很早使用， 使古代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在一千多年之前就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是之后生产力水平长时间停留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技术方面的改进， 但是本质并未改变。马克思曾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 即社会生产关系， 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245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时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决定落后的生产关系， 反过来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又严重的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又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即“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 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 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3]149.也就是说， 上层建筑源于经济基础， 而观念又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所以在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下， 进步的思想观念是不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另一方面，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着极为重要的反作用， 封建集权制阻碍了社会生产的自我更新与进步。虽然中国的小农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维持社会长期稳定， 从而使清政府的统治得以长时间延续， 但是整个中国社会在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就逐渐落后于西方。而固有的自我优越感使当时的中国被排除在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之外。这样的中国就像是透明罐子里的飞蛾， 即使看到了光明却无法寻找到出路。
中国近代的屈辱源于自身的封闭。历史的车轮驱动着西方驶来的军舰叩开了古老尘封的国门， 中国被动的裹挟进世界。外部的一切使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民众都惊愕不已， 但与此同时， 传统社会已经循环了上千年的巨大惯性又让这个民族由内而外产生出了一种顽强的力量来抵抗外来的事物。林则徐虽然为近代中国推开了一扇开眼看世界的窗户， 但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他没能认识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问题， 这是当时历史的局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