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期间兴办并壮大起来的太行区民用工业构成了中共革命重要的经济基础。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 太行区民用工厂基础薄弱的现状尚未彻底改观, 兼有“左”的思想、工厂内部管理及工资政策等问题, 工厂生产较难有序进行。为扭转局面, 太行区集思广益, 从多方面筹措资金、解决工厂劳动力来源、改良生产技术和提升工人思想觉悟, 使民用工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此举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中共还在此过程中收获了许多企业管理经验。
关键词:解放战争; 太行民用工厂; 发展生产;
太行根据地创建之后, 为满足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需要, 陆续兴办了各种小型工厂。1941年, 太行区已有这样的工厂200多家, 涉及纺织、纺毛、服装、制鞋、皮革、造纸、卷烟、印刷、铁器等行业 (不包括军工) , 还有一批小煤窑[1]46.总体而言, 小工业生产门类较全, 但是基础普遍薄弱。蒋介石挑起内战之后, 太行区民用工厂除解决当地军需民用, 还肩负支前重任,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事业。由此可见, 民用工业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 但目前此研究尚未起步, 本文依托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对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区是如何发展民用工厂的历史事实做一简单探究, 旨在抛砖引玉。
一、筹措资金
太行区多山贫瘠, 地方收入85%以上来自于土地产出[2];当地虽有丰富的矿藏, 但缺乏规模开采所需的资本, 尤其是抗战期间日寇的扫荡使得太行区人力物力遭受极大损失, 兼以华北连年灾荒, 整个太行区社会积蓄近于枯竭[1]54, 因此当地难以积累足够的原始资本。抗战胜利后虽有短暂的和平时期, 但国民党很快挑起内战。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 边区下达给太行区的生产任务骤增, 而资金短缺制约太行区生产发展的现状尚未改变, 煤铁业、造纸业、纺织业、瓷业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如1946年, 壶关铁业已恢复60%, 但由于资本少, “恢复的多是铸适成品的泻炉 (铸锅等) 、货炉, 而冶炼的方炉、条炉很少, 货炉所用原料多是废铁, 因之充裕资本, 发展冶炼的方炉、条炉非常迫切”[3].
如何在短期内快速恢复并做大企业?太行区政府认为政府扶持是第一位的因素。为此, 政府组织冀南银行发放工业贷款。1946年1月, 冀南银行首届区行经理会议决定在太行区要把工业贷款提高到比较重要的位置。1945年在太行区发放工业贷款仅1 149万元[4], 1946年冀南银行在太行区发放生产贷款75 000万元[5]198, 工业贷款占14.44%[5]83, 约10 830万元;1947年在太行区发放工业贷款40 000万元[6];1948年冀南银行在晋冀鲁豫边区发放生产贷款2 000 000万元, 且贷款主要方向之一是扶助自给的必需品工业、手工业[1]745.政府亦积极组织地方银行提供贷款, 如1949年沁阳县银行贷款108万元“扶助纸业”[7].太行区还规定, 只要是生产人民必需品并且有发展前途的工业, 都可以得到上述贷款的照顾。如1946年, 全区共发放铁业贷款1 000万元[8];1947年, 冀南银行给太行区贷款8 000万元, 用于扶植各分区铁木工厂、纺织、煤矿、造纸及草帽编织生产[1]823.在此贷款扶植下, 长治市的工厂由10家增至44家[9];工人杨朝林和杨栓计自筹一部分资金, 又贷款25 000元[10], 建立朝林纺织工厂;聚兴铁厂战后只有工具没有资本, 贷款30万元后才逐渐恢复生产[11].
除了贷款扶持, 太行区政府还直接投资兴办工厂。如太行区自己组建太行实业公司, 1947年政府划拨4 386 146� (1) , 发展至1949年, 下辖12个厂矿[1]1080.政府直接投资使得太行实业公司成为当地龙头企业, 解放战争时期它在领导全区地方工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太行区并不是一味依靠贷款和投资等行为来兴办民用工业, 区政府还鼓励吸纳社会游资参与生产。冀南银行制定工作方针, 规定:“为了使贷款有效的 (地) 用于生产、减少资金浪费, 必须强调贷款与游资结合。”[5]141太行行署鼓励群众以资金、劳力、原料、技术等多种投资形式入股工厂, 建成了公私合营的太行纺织公司。再如, 聚兴铁厂采取“资金一千元为一股, 劳力以作工一天为一股”的方式, 筹集扩厂资金, 筹得“农民股287 500元, 工人股912 500元”, 使工厂规模和利润大大提高[11].
在太行区政府和群众的共同投资下, “包括机器或半机器生产的工厂在内, 1947年全区共有中小型工厂6 000余家”.“其中公营企业532家, 私营企业2 189家。公私合营企业2 846家。”[1]54工厂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二、解决劳动力来源
太行区手工业生产历史较早, 近代形成了若干地域性的工业、手工业中心, 如上党地区是着名的铁业中心, 铁货销至全国十九个省;磁县彭城瓷业发达, 瓷器行销华北各地;许良竹货远销平津、绥远等地;合漳区、林汤区、陵高区、平顺石会是造纸业中心;煤业、草帽辫业等各地均有发展。工商业是当地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工人, 据统计, 全区有铁业工人67 847人[8];瓷业工人4 000余人[12]5;许良竹业工人6 704人[1]1075;沁阳石笔工人1 000余人[1]1077;潞城、平顺、黎城有编条妇女11 340人[1]1077.但是, 抗战期间, 太行区长期遭受日寇侵扰, 各类工业被战火摧毁, 工人失业流散。同时, 抗战征兵和支差也需要大量人力。至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锐减, 如, 铁业工人降至2 675人[8], 瓷业、竹业、草帽辫业工人几近全无。
而此刻为应对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 解放区势必要扩大军需民用, 未雨绸缪。为此, 太行区政府组织工人回归工业生产。1945年9月, 上党区、磁县等地解放后, 政府即发粮救济工人, 组织工人复工。1946年彭城瓷业工人已达1 134人[13], 长治铁业工人将近2 000余人[14].随着解放区的扩大, 政府还接收了一批国民党工厂, 然后通过发粮救济工人及其家属, 组织工人建立职工会, 积极复工。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厂人手不够的问题, 但是随着太行区工业的全面恢复和发展, 缺乏工人在全区仍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太行区决定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 并为之制定新办法, “把全村的劳力, 完全计算起来 (全劳力多少、半劳力多少) , 再把农村的地亩用多少工计算一下, 剩余的劳力就可以放到工业里去”[1]1034, 吸收农村富余的青壮年劳动力。此外, 工厂还发动妇女、儿童、老人参加生产。如, 武安县“豹子峪高云的工厂, 发展了九个小女, 还有六十五岁和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四个”[15];黎城、壶关等县麦收时, 广泛发动妇女, 采集大量麦秆供给草帽厂[16].
此项政策在实际执行中, 部分基层干部认识不足, 以为此举会减少村上的劳动力, 担心完不成支差和参加民兵的任务, 所以不愿让当地村民进厂做工。为解决此事, 太行区政府通过宣传教育, 首先让村民认清工厂与农村的利害关系、认识到工业发展才能提高农业生产, 号召工农团结。同时, 工厂让村民看到进厂有利可图。如, 襄垣县煤矿发动农民向煤窑入股, 并让村干部参加煤窑的领导, 参加监理事会, 有些煤窑委任村干部为经理或监事会主席, 这样使村干部感到煤窑是他们自己领导的一个单位, 对煤窑自然就关心了, 积极帮助解决困难[17].武安县“脑上、忽雷山、豹子峪三个村, 从十一月十一日动工以来, 便纺线二百三十五斤, 赚洋九万四千元。因此该村男人都送自己老婆到工厂纺织, 家里营生如做饭、看小孩、推磨都是男人干。男人互助组四个, 也[进行]分工, 各组照管一个小工厂的柴水, 村长、农会主任、合作社经理、义务教员, 各人负责帮助一个小工厂, 决心要把纺织搞好”[15].为彻底打消基层干部的顾虑, 太行区还鼓励工厂与农村商量适合的互助、支差办法。如, 襄垣县煤矿制订工人支差的具体办法:“每月工人作工在二十天以上者为长期工人, 不支短差。工人在家住三天或五天以外者支短差。参战、运粮不算支差, 工人一律参加 (特殊情况者除外) .”[17]壶关铁业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 组织农业互助组给工人种地, 农业工资相当于炉上中等工人工资;另一方面, 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 抽剩余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18].
通过上述方式终于缓解了工业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矛盾。随着工人复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厂, 太行区工人数量较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提高。1946年, 全区共有铁业工人7 280人[8], 煤业工人19 800人[8];1947年, 全区共有工人77 412人[1]54;1948年前后, 全区共有纸业工人1 592人[19], 瓷业工人1 400余人[12]5, 竹业工人7 304人[1]1075, 草帽业工人6 600余人[1]1077.
三、改良生产技术
近代以来, 太行区工业生产开始采用现代机器, 但大部分地区仍沿用传统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抗战期间大批工业设施被摧毁, 生产工具被破坏。解放战争时期, 战争环境使太行区工厂难以向外界学习先进的工业技术或引进新式工具。为发展生产, 工厂利用解放区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如, 1945年太行实业公司组织收集日伪官僚资本留下的及民间存有的一部分残破机器, 加以修理、改造, 分给各厂使用。“庙凹煤矿由于滑车绞力小, 需要机器, 听说李百庆家有个残破机器, 经理袁富伦带两个技术人员前去, 想办法把汽缸翻过来, 到夏店、高平把短缺零件配齐, 机器修好, 作股购买, 煤矿解决了机器问题。”[20]6同时, 各工厂还利用民间经验进行技术攻关。如, 瑞纪铁厂为解决灰生铁制作的技术问题, “组织了力量到群众间学习, 当时发现了和面的盆子是灰生铁的, 并且是群众自行制造, 故知道群众一定有些技术。派李影彬、常美才二同志负责寻求, 到晋城、阳城, 就地向群众学习后, 到荫城作了试验, 成绩尚可”[1]1065-1066.
除吸收传统经验, 太行区还通过各种办法提升生产技术。1946年, 太行总工会号召全区工厂开展群众性的技术研究、创造发明运动。总工会把“热心研究技术, 发明改造机器对生产贡献最大者”[21]作为评选劳动英雄的标准之一, 工人投身技术研究的热情高涨。赞皇裕记毛巾工厂工人贾心柱苦心研究, 用土碱和石灰代替漂白粉, 制成“又白又好看的毛巾”[22];长治某铁厂的工人李何枝发明了化铁时掺石子的办法, 缩短化铁时间37%到62%[23].为指导全区提升技术, 1946年, 太行行署成立了工业研究所, 从事原料调查、工业技术研究与工具改进、推广工作。同时, 政府组织成立的一些工厂亦承担技术研究与推广任务。如, 在太行纸业公司, “捡料、洗料、水车、水箱、抄纸池、晒纸、碾子、打料机等, 都得到初步的改良”[24], 并试验成功麦秆造纸。又如, 太行工具厂研制出二十四头的新式手摇脚踏纺纱机, “创造、改造或仿造各种造纸、印刷机和工具……计共造出铅、石印机、浇烘版机、压缩机、打料机等二十架, 其他机器工具及配制零件等数以万计”[25].
另外, 太行区召开纸业、矿业、煤业等各行业代表会议, 促进了全区技术推广与交流。
四、提升工人思想觉悟
承上文所述, 太行区民用工厂工人多来自农村和战前工人。战前, 他们受雇于场矿主、地主或自行耕作, 生活在社会底层, 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不高, 缺乏科学知识和现代工业知识。而稍有技术者, 对于一项新发明, 他们更信赖经过祖辈千百年实践的经验。同时, 长期以来, 技术工人为保证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形成宗派、帮口等排外思想, 限制了技术传播。这些严重阻碍了战后工厂生产的有序进行。如, “大众矿井下木柱衔口原为土法口, 形如道士帽, 并有经常改替的习惯”, “本地工人对旧习惯的换替和衔口法抱定固执的经验, 技术上既不创造又不接受新的东西, 因之新的衔口法不能实现”, “由于技术的固执、守旧, 浪费工时很多”[1]1057.1946年, 壶关冶铁技术工人炉头保守技术, 使长治等地无法开办方炉。改造工人的思想, 提升他们的政治觉悟, 是太行区开展民用工业生产时必须重视的问题。
随着长治、邢台、焦作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陆续解放, 民主政府接收工厂、救济工人、组织复工工作完成后, 太行总工会领导工人展开反奸复仇、清资增资运动, 在工人内部开展“洗脸”坦白运动。在运动中, 工会首先发动工人诉苦,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受压迫者, 启发工人的翻身觉悟;然后组织工人反抗工厂中的汉奸恶霸、没收并分享他们的财产, 向厂主进行说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运动后, 工人在经济上获得利益, 在思想上意识到自己是工厂、社会的主人, 生产转入自觉。1946年, 太行总工会提出发扬民主、工厂管理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工人选举自己信任的积极分子, 参加工厂管理委员会;积极分子代表工人参加工厂工资调整、生产计划制订、职工考核等。小型工厂则采取“一揽子”会的形式, 工厂重要事务由工人共同决议。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后,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由一种动员口号变成实践, 使工人更加关心工厂和生产。1947年,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太行总工会组织全区工厂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三查”运动。工人通过揭发、检举、调查, 发现隐藏在工厂中的特务、地主, 开展诉苦、斗争大会, 没收并分配他们的财产。这一运动消除了工人担心“变天”的想法, 刺激了生产发展。
工会开展的这些运动, 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 从根本上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 刺激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但是, 由于过去技术工人的待遇高于工人, 工人政治觉悟提高后, 认为技术工人是封建的东西, 不听他们的话, 把他们当作斗争对象, “甚至对多年的产业工人, 也觉得不可靠”, “形成了学徒[与]简单体力劳动工人控制产业工人的宗派现象”[1]1095.如, 庙凹煤矿“井底工人不听老博士指挥, 说老博士是老顽固, 因此老博士感到不愿干, 说自己是吃白饭”[20]21.这一思想进一步导致了平均主义的工资政策:“工资高低差额小于技术高低差额, 学徒待遇太高, 好技术待遇低, 不按产量质量评定工资, 只要做同样工作, 不管多少和质量即得同样的报酬。”[12]18如此工资政策, 不仅挫伤了技术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亦助长了工人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想法,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发展。同时, 工厂管理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被执行为“群众说啥就是啥”, 群众的错误思想没人纠正。1948年, 太行区召开石门会议, 提出了厂长负责制---厂长依靠工厂管理委员会集中领导工厂, 纠正了平均主义工资政策, 恢复了产量质量检查制和考工制, 使工厂生产回归正常秩序。
除了纠偏, 太行区还努力引导工人向先进看齐。1946年, 太行总工会号召全区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 并发布了选举全区工人劳动英雄的标准:“一、个人积极劳动有显着成绩者;二、爱护建设工厂及机器有显着成绩者;三、热心研究技术, 发明改造机器对生产贡献最大者;四、能组织推动大家提高生产起了带头作用者。凡具仅一、二、三任何一条加上第四条者, 皆可当选。”[21]由此可见, 工人要想被评选为英雄, 必须改变过去“磨洋工”的生产惰性、保守技术等缺点, 必须成绩显着且能起带头作用。被选为英雄的工人不仅被给予物质奖励, 亦获得政治荣誉。1946年底, 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共选出21名工人英雄[26], 他们成为全区各厂、各行业工人学习的榜样, 以身作则, 带动其他工人积极生产。1947年, 太行总工会号召全区工厂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 各厂劳动英雄制订个人生产计划, 开展竞赛, 发挥带头作用。如, 长治市贾掌煤矿英雄刘景文“订出的[一九]四七年培养徒弟十个的计划, 标准是能使用一种机器和简单修理。一月至四月已有六个徒弟的技术达到这个标准……现又增培五个徒弟”[27];太行造纸厂三厂劳动英雄“宋九法、傅光成同志, 时常注意研究技术, 改良工具……宋九法的产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傅九成则超过百分之三十。三厂在他们的推动下, 质量比前期提高了百分之十, 抄的纸张张能用”[28].在劳动英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 工人们改变了过去保守、排外的思想, 尊师爱徒, 热心技术研究与推广, 生产热情高涨, 推动了生产竞赛顺利进行。
结语
太行区传统的重农思想和多年的抗日战争,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用工厂生产能力的提升, 加之敌对势力的封锁, 太行区必须自行克服生产中的各种困难。为完成各类生产任务, “左倾”思想一度影响着工厂的管理政策和工资政策, 制约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如上所述, 解放战争时期, 太行区通过发放生产贷款、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全面提升工人素质, 使得太行区民用工厂的生产水平有了一定提高。据统计, 当时全区年产煤427 000吨[1]1074、纸87 460块[1]1076、瓷器80 000 000件[1]1075、铁4 601 000斤[29]、草帽189 828顶[30], 工业品大多能够自给, 并及时完成各项军需民用计划, 支持着前方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民用工业生产以上业绩的取得, 首先在于太行区民主政府对工厂进行的财政扶植、政治引导和生产引导;其次在于太行总工会及各级工会利用自身的优势, 发动工人开展清资增资运动、“三查”运动、新英雄主义运动、生产竞赛运动等,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和师徒关系, 还提高了工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推进了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从而克服了资金短缺、劳力不足、技术水平低、工人综合素质不高等困难。正是因为政府、工会及工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及政府、工会、工厂、工人之间自上而下的有效领导与自下而上的积极响应, 太行区民用工厂虽处困境但充满活力, 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从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他们在战时探索出来的这些经营管理方法,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管理工厂的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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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是老解放区 (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 使用过的一种计算货币的单位。一�等于若干种实物价格的总和, 包括二斤米, 五钱油, 五钱盐, 一方尺布, 一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