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明“以时文为古文”现象， 主要体现了八股时文与古文之间在创作上的相互影响。然而， 如果从王学对晚明文学发展影响的视域来考察， 又体现着反复古文学思潮对八股时文的影响。以时文文法创作古文与以古文文法创作时文， 是二者之间创作上相互影响的结果， 而反复古文学思潮则影响了晚明文学观念上的变化， 即“时文”与“古文”之所以不同， 仅仅是由于不同时代对文章的不同指称。
关键词：王学； 李贽； 公安派； 时文； 古文；
The Phenomenon of Taking Popular Prose Style as the Ancient on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of Wang Yang-m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taking popular prose style as the ancient one mainly reflects the mutual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between the popular style and ancient sty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owever, it also appears the influence of anti-retrospection literature thoughts on popular prose styl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deology of WANG Yang-m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in late Ming dynasty.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m leads to create ancient style with the method of popular style and popular style with the method of ancient style. Additionally, the re-ancient literal thought influences the change of literary concept in late Ming dynasty. In other words, the reason that popular prose style and ancient prose style are different is only due to the different names in the different eras.
Keyword:the ideology of Wang Yang-ming; Li zhi; the faction of Gong-an; popular prose style; ancient prose style;
王学， 也称阳明心学， 是明代王阳明所提出的一个儒学派别， “致良知”是其宗旨， “致知格物”是其途径， 其思想宗旨即是今天所说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明代隆庆、万历以后， 王学大盛， 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均有着深刻的冲击和影响， 如晚明文坛公安派的崛起即和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安三袁与王学学者焦�f、李贽等均有直接的交往， 正如今人所说， 李贽对“公安派文学革新思想的深化和基本主张的形成， 提供了哲学基础， 为公安派诗、文创作， 找到了一种艺术精神”[1].公安派在文学创作上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2]186, 其核心思想及精神与王学---尤其是王学左派在文论上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而在思想领域， 其影响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程朱思想有着极大的冲击。明代以八股取士作为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其中初场所试的要求便是不能背离乖违程朱， 然而到了晚明士子往往以王学宗旨阐释发挥经书义理， 对此晚明艾南英痛加指斥道：“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 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 意端兆于此矣。此后浸淫无所底止， 科试文字， 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 阴诋程朱。”[3]兴化、华亭分别是李春芳和徐阶， 李春芳问学于欧阳德和王艮， 徐阶尝师于聂豹， 而欧阳德、王艮和聂豹都是王阳明的弟子。
八股取士人才选拔制度发展到明代后期， 几乎是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的唯一途径。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理想人生历程， 而“仕”的前提是必须通过科目考试。凡要考试便不能不学做八股时文， 而一旦及第便抛弃时文而改习古文， 即学习秦汉、唐宋的散文。晚明“以时文为古文”的现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种现象主要体现的是八股时文与古文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然而，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的话， “以时文为古文”的现象要更加复杂。在一定程度上， 科举在明代不仅是读书人与社会连接的纽带， 更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点， 而对晚明社会有着深刻影响的王学与这个中心点的关系， 也并不局限于对经书义理阐释的影响， 更有着王学、科举与古文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一、李贽在“以时文为古文”现象中的作用
王学在明代的出现及兴盛， 与程朱思想趋向僵化以及所产生的弊端有着密切关系。李贽是明代着名思想家， 受王学中“泰州学派”影响甚深， 他提出不以孔子为准则的是非观点， 对晚明尊奉程朱思想的那些假道学家予以强烈的批判， 而一些士大夫在思想上也与其相呼应， 对当时的社会统治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被视为“异端”, 也从而引起了统治者中部分士大夫的攻击， 最终李贽在万历三十年于监狱中自杀。
李贽对假道学的强烈批判， 主要针对的是“假”与“伪”, “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 志在巨富；既以得高官巨富矣， 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4]15李贽认为社会风俗败坏的原因正在于那些假道学家。而整个明代文坛， “复古”是其主要的特征， 尤其是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统治晚明文坛数十年， 他们提倡古文学秦汉、诗歌学盛唐， 而实际上只是模仿， 其流弊就是盛行字摹句拟、割裂剿袭古人之文， 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在李贽看来， 复古派与假道学一样， 都是假人假言假文。因此， 李贽提倡“真”来矫正时弊， 他在《童心说》中说道：“夫童心者， 绝假纯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 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 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 全不复有初矣。”[4]146李贽以“真”来反对复古派的剿袭割裂古人诗文， 只要是“真”便是优秀的作品， “天下之至文， 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4]149.童心即真心， 优秀的作品都是抒发自真心， 而不在于是否是秦汉、盛唐诗文， 所以李贽进一步说道：“诗何必古选， 文何必先秦， 降而为六朝， 变而为近体， 又变而为传奇， 变而为院本， 为杂剧， 为《西厢曲》， 为《水浒传》， 为今之举子业， 皆古今至文， 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4]149因此在李贽看来， 文章优秀与否， 在于是否出于童心、真心， 而与时代没有必然的关系。
李贽由反对假而提倡真， 由反对复古而肯定八股时文。李贽在与朋友的书信中谈到自己的时文时是非常自信的， 他说道：“《说书》一册， 《时文古义》二册， 中间可取者， 以其不着色相而题旨跃如， 所谓水中盐味， 可取不可得， 是为千古绝唱， 当与古文远垂不朽者也。”[4]383《说书》又名《道古录》， 袁中道认为是李贽“以时义诠圣贤深旨”[5]722之文， 李贽自己说是“发圣言之精蕴， 阐日用之平常”, 并认为“《说书》佑时文， 然不佑者多也”.[4]293实际上， 《说书》是李贽以王学思想来解释儒家四书五经旨义， 而这也是李贽所说“不佑者多也”的原因。《说书》虽属于解经之书， 但其文体形式属于八股时文， 与《时文古义》一样是李贽借八股时文而释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李贽将它们提升到与古文同等的地位， 并认为皆可“与古文远垂不朽”.
李贽以“真心”“童心”论文， 不仅是对复古派摹拟、剿袭的批判， 而且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提升了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当然也影响了对八股时文功能作用以及其与古文关系的看法。一般来说， 八股时文被认为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而通过八股时文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晚明也存在着争论， 因此虽然时文是士人必修的文体， 但是其地位是比较低的。李贽则突破陈规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认为八股时文也同样可以是“至文”.
对于时文与古文的关系， 李贽进一步认为：“时文者， 今时取士之文也， 非古也。然以今视古， 古固非今；由后观今， 今复为古。故曰文章与时高下。高下者， 权衡之谓也。权衡定乎一时， 精光流于后世， 何可苟也！夫千古同伦， 则千古同文， 所不同者， 一时之制耳。故五言兴， 则四言为古；唐律兴， 则五言又为古。今之近体既以唐为古， 则知万世而下当复以我为唐无疑也， 而况取士之文乎？彼谓时文可以取士， 不可以行远， 非但不知文， 亦且不知时矣。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 未之有也。国家名臣辈�纾� 道德功业文章气节， 于今烂然， 非时文之选欤？”[6]由是而言， 在李贽看来， 时文与古文的不同， 仅仅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概念。当下虽然称为时文， 那么以未来的眼光看待， 时文与秦汉、唐宋之文一样皆被认为是古文。并且李贽也对那些认为时文仅仅是敲门砖---“不可以行远”的观点予以驳斥。李贽的视野是宽广的， 正如他认为《西厢记》《水浒传》等是“至文”一样， 他跳出了传统文学的观念。同时， 李贽认为文章盛衰和时代有密切的关系， 时代不同文章盛衰之体亦不同， 但一代有一代之盛、一代有一代的文体则是相同的， 即唐以诗、宋以词、元以曲、明以时文。而时文的“非古”也正就此而言， 非古之体非古之制， 故从文体上说时文与古文不同， 但从时代盛衰上看， 时文就是明代的盛世之文而同为千古之文， 这也正是他所说的“以今视古， 古固非今；由后观今， 今复为古”的涵义。
李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时文为古文”, 但是其肯定时文同为“古今至文”的观点， 对当时鄙视八股时文的现象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他的文学思想、对时文及其与古文关系的看法， 对晚明“以时文为古文”现象的传播和认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促使人们去思考文学是什么、判断优秀作品的标准又是什么。而公安派反复古文学思潮的产生， 以及有关时文与古文的观点， 均与李贽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公安派与“以时文为古文”
公安派是晚明文坛上重要的流派， 以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为主要代表， 其中袁宏道文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公安派针对的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复古”派文学创作上割裂剿袭、字摹句拟的弊端， 《明史·文苑传》说道：“先时， 王、李之学盛行， 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 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 于宋好苏轼， 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 益矫以清新轻俊， 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 目为公安体。”[7]公安派的文学创作理论与李贽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袁氏三兄弟均与李贽有交往。袁宏道在未中进士之前， 于万历十九年曾拜访李贽于龙湖， 两人相谈三月左右。而万历二十一年， 袁氏三兄弟则同访李贽于龙湖。后来， 袁宏道在谈到他与李贽初次相会之时说道：“既见龙湖， 始知一向缀拾陈言， 株守俗见， 死于古人语下， 一段精光， 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 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 不师于心；能转古人， 不为古转。发为语言， 一一从胸襟流出， 盖天盖地， 如象截激流， 雷开蛰户， 浸浸乎其未有涯也。”[5]756由此可知， 李贽对袁宏道文学创作的影响是直接的， 文中“能为心师， 不师于心；能转古人， 不为古转”, 就是既能够语出胸襟又能够学习古人。
万历二十四年，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便提出了被认为是公安派的创作理论， 在评价弟弟中道的作品时他说道：“大都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非从自己胸臆流�纾� 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 顷刻千言， 如水东注， 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 亦有疵处， 佳处自不必言， 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 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 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2]186“从自己胸臆流出”, 就是出自真心， 也就是李贽所说的出自“童心”.李贽认为“至文”都是抒发自真心， 袁宏道进一步认为只要是“从自己胸臆流��”, 尽管有瑕疵， 也要优于复古派的摹拟。袁宏道对“复古”派的反对可以说是彻底的， 他认为古今时代不同， 语言不同， “复古”派在字词上的摹拟、句子上的割裂剿袭， 实际上是“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 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2]709.因此， 以古人词句表达今事， 只能被称为伪古文。袁宏道成进士时， 王世贞刚刚去世两年， 秦汉派在当时影响甚大， 而其流弊亦甚大， 故有袁氏对秦汉派复古论调的强烈批判。
公安派反对“复古”的文学创作理论而提倡抒写性灵、抒自胸臆， 主张今人写今文而不是伪古文， 而当时最为流行的今文就是八股时文， 故袁宏道在论时文时说道：“今代以文取士， 谓之举业， 士虽借以取世资， 弗贵也， 厌其时也。夫以后视今， 今犹古也；以文取士， 文犹诗也。后千百年， 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 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又道：“独博士家言， 犹有可取。其体无沿袭， 其词必极才之所至， 其调年变而月不同， 手眼各出， 机轴亦异， 二百年来， 上之所以取士， 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 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 反以为为文不类古， 至摈斥之， 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 安知有文！”[2]184、185关于时文与古文关系的论调， 袁宏道依然因袭李贽的观点， 时文是可以被视为古文， 即“以后视今， 今犹古也”.时文与古文的不同， 仅仅是不同时代的称呼， 而一代有一代的文章， 八股时文虽然“不见齿于词林”, 但“手眼各出， 机轴亦异”, 即不是割裂剿袭的， 不是模拟的。袁宏道在《陕西乡试录序》中进一步说道：“夫文章与时高下， 今之时艺， 格卑而意近， 若与世无损益；而风行景逐， 常居气机之先， 盖天下之精神萃焉。”[2]1530袁宏道论时文， 继承了李贽以“时代”论文章盛衰的观点， 是一代有一代之所盛的意思， 但袁氏并未以八股时文代表明代文章， 他之所以肯定时文， 是因为时文“常居气机之先”“天下之精神萃焉”, 即八股时文预示着文体的变化。
那么， 什么文章能够代表明代之文？就是袁宏道所倡导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文， 而“不拘格套”就包括举业时文的格套。换句话说， 袁宏道是借举业时文来反对“复古”派。事实上， 李贽肯定时文， “时”是其观点的核心， 因其“时”而否定复古派， 而袁宏道的肯定时文， 除了“时”的观念之外， 亦注重时文是否“独抒性灵”.所以袁宏道对非出自胸臆、真心的时文也提出批判， 他说道：“余谓文之不正， 在于士不知学。圣贤之学惟心与性。今试问诸业举者， 何谓心何谓性， 如中国人语海外事， 茫然莫知所置对矣， 焉知学？既不知学， 于是圣贤立言本旨， 晦而不章， 影猜向觅， 有如射覆。深者胜之以险， 丽者夸之以表， 诡者张之以贷。义本浅也， 而艰深其词， 如佥夫小人匿其心以欺人者也， 故曰险也；词本芜也， 而雕绘其字， 如纨�F子弟目不识丁徒以衣饰相矜， 故曰表也；理本荒也， 而剽窃二氏之皮肤， 如贫无担石之人， 指富家之�镆钥涫鞠缋镆玻� 故曰贷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学， 智穷能索， 又不得不出于此。为主司者既不能详别其真伪， 故此辈亦往往有幸中者。后生学子， 相与尤而效之， 而文体不可复整矣。故士当教之知圣学耳， 知学则知文矣。”[2]697、698此即就时文流弊而言， “深者胜之以险， 丽者夸之以表， 诡者张之以贷”, 这些现象正是“复古”派字摹句拟、割裂剿袭弊端在举业时文上的体现。在袁宏道看来， 这一类时文并非是其所说的“独抒性灵”之作， 他认为这是由“不知学”所致， 不学则不知圣贤的心与性， 不知圣贤的心与性， 即不能抒其性灵而失圣贤立言之旨。故在袁宏道看来， 学则知圣贤的性灵， 圣贤的性灵就是我的性灵， 我的性灵也是圣贤的性灵， 实际上其观点仍然未离王学的宗旨。
除了袁宏道之外， 袁中道论时文也强调性灵的抒发， 他说道：“时义虽云小技， 要亦有抒自性灵， 不由闻见者。……予于此道， 亦号深入， 而不能不心折于元岳， 则惟其真耳！”[5]482抒自真心、源于胸襟， 是公安派论文章优劣的标准， 而他们肯定时文， 除了“时”的概念之外， 是否“抒自性灵”也是标准之一。同样， 公安派诸人也没有明确提出“以时文为古文”的说法， 但以他们的观点而言， 举业时文是可以被视为古文的。而公安派在时文与古文方面的观点， 对当时之人是有着直接的影响， 如袁宏道、丘兆麟所辑《明文隽》书前的序说道：“昔攻公车业者， 可无读古文， 今攻公车业者， 不可无读古文， 非读古古文， 读今古文也。然则今文古文， �s乎哉？曰：‘否否。’读今文与古文， �s乎哉？曰：‘否否。’今之文， 俱融铸古文而时吐以英华， 体裁音调， 彪炳一新， 虽谓今文， 即古文可也。读今文即读古文可也。……故曰今文即古文， 读今文即读古文也。”[8]此处所说的“今文”与“今古文”, 均指的是八股时文， 而“古文”与“古古文”则指的是秦汉唐宋的文章， 而且明确提出了“今文即古文”, 即本文所说的“以时文为古文”之意。四库馆臣认为该书是托名于袁宏道、丘兆麟， 我们且不管是否袁宏道等所辑， 就其在时文与古文关系的观点而论， 与袁宏道公安派诸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此外， 与公安派诸人有密切关系的竟陵派谭元春， 在谈到金声的八股时文说道：“予于金子正希之文， 而不敢题为制科义也。直题曰‘文稿'.犹之乎读《汉》注疏尔， 犹之乎观史论尔， 犹之乎上下诸子尔， 犹之乎名臣奏、大家集。”[9]此处虽未能断定谭元春是否以时代论金声的八股时文， 但其将金声的八股时文提高到古文的高度， 则是无意义的。
三、小结
晚明“以时文为古文”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以古文文法创作时文， 那么优秀的时文就可以被认为是古文， 如茅坤就认为：“妄谓举子之业， 今文也；然苟得其至， 即谓之古文亦可也。”[10]举子业， 就是八股时文， 也被称为今文， 如果“得其至”就可以被认为是古文。其次是以时文文法创作古文， 明代士子自幼学习八股时文， 及第后虽然学习古文文法， 然作文章时往往难以摆脱时文文法。最后是体现在文学的时代观念上， 即“时文”与“古文”之所以不同， 仅仅是由于不同时代对它们的不同称呼， 今日虽称其为时文， 在后世则称之为古文， 而王学对“以时文为古文”现象的影响， 主要即体现在对古文、时文时代观念的认识。李贽、公安派诸人以“时”为核心而论时文、古文， 虽未提出“以时文为古文”之语， 然而其观点对“以时文为古文”现象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我们将这种影响置于王学的视域之内， 其原因既在于王学对晚明社会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文学的发展确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又在于通过对“以时文为古文”现象的分析， 尝试揭示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及起作用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可知， 王学对时文与古文关系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时”与“古”的时代概念， 即仅仅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指称而已。其“以时文为古文”的含义， 并非是主张以时文文法创作古文， 而是为了反对摹拟剿袭的复古流弊并进而肯定八股时文。对于公安派来说， 其“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的文学创作， 虽说针对的是复古派文学创作的弊端， 实际上也适合于八股时文创作中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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