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比较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现象， 不过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文章以郭嵩焘为个案， 据其《伦敦和巴黎日记》， 借助社会比较理论的相关叙述， 深描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较早出现、但异常丰富的中西比较过程。研究发现， 与亲身出游或与外国人密切交往相比， 阅读新闻纸在促成中西比较意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获取他者信息、中西映照， 还是回应中西差异。由郭嵩焘的个案延展开来， 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将目光转向西方、以西方为参照对象、进而追求富强的心态， 与新闻纸在阅读世界的兴起息息相关。
关键词：中西映照； 晚清； 新闻纸； 社会比较；
一、比较：从“三代”到中西
1878年， 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写道：“虽说中国人变得懦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举其中一条来说， 拥有广阔国土的人民居于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 缺乏与外国交往比较的意识， 习惯于唯我独尊， 像这样不与外国的帝王进行比较， 是无法形成竞争意识的。”[2]
不得不说， 这位日本改革先驱的议论， 切中了近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心态。比较， 乃人之常情， 有着“自我评价”“自我增强”“自我改善”[3]的效能。但在日本近代化的映照下， 中国人将目光转向西方、以西方为参照对象、进而追求富强的心态与行动， 可谓蜿蜒曲折， 道阻且长。
事实上， 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并不缺乏比较意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的主流心态是回向“三代”.这一发端于宋代士大夫中间的政治文化， “提出了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 [4]以至被后来人悉心沿用。每当本朝面临各类困境， “三代”就成为理想的尺度， 以此“用‘道统’来制约‘正统', 用’三代‘批判’现代‘”.[5]
进入19世纪， 面对现代西方的崛起， 中国读书人的比较对象也发生了转换--起初迟滞， 稍后激烈， 总体变化是， “由过去注重历史性的纵向比较， 转变为注重共时性的横向比较， 比较的坐标也从过去的’三代‘转变成了当时的’西方‘”.[6]杨国强指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夷夏之辨淡退， 起而代之的便是华洋对举和华洋对峙， 以观念而论， 这是一种显着的变化”.[7]落实到可捕捉的用语上， 则是“夷”字式微， “洋”“西”“外”等字兴起。且在着述里将中国和西方“相提并论”的情形渐成潮流。恰如葛兆光所述：“越来越多亲眼见识到西洋的人和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世界变化的人， 开始对中西文明从体到用都进行了严肃的比较， 尽管有时候， 这种比较的立场视角仍固守在中国本位， 价值基准仍在传统中徘徊不过， 毕竟他们都已经看到了中西二者之间的差异。”[8]
比较， 是一个社会和心理过程。一个新的比较对象的出现， 常常源于思想文化或日常生活中闯入了新的“他者”.在晚清那个封闭和自我的社会， 最早进行中西比较之人， 往往是那些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官员或读书人， 如冯桂芬、王韬、郭嵩焘等。他们凭借不同的经历， 获得关于西方的经验， 概述起来， “这种经历中最重要的部分， 便是对西方的有意义了解， 即通过出游、与在华西人密切过从， 或通过书报 （19世纪末） 的了解”.[9] （41）
本文以集出游、交往和阅读于一身的郭嵩焘为研究对象， 以其出访日记为主要史料， 借助社会比较理论 （social comparison） 的相关叙述， 探索在伦敦和巴黎期间， 郭嵩焘思想意识中发生的中西比较， 尤其是新闻纸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以揭示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崛起时的复杂心态。郭嵩焘的经历在文官中独树一帜：光绪初期， 作为第一任驻英公使， 他拥有一种少见的“外部视角”--“由域外看域内， 眼光不同， 批判不同， 对中国的未来估计当然也不同”.[10] （60） 即便在出访的人当中， 他也有过人之处--樊守义、谢清高“文化低， 见闻有限”, 斌春、志刚、张德彝“思想水平不高”, 容闳“只通西学不通中学”, 王韬“也许是才学差可比肩的人物， 但是他’佣书‘异国， 接触的范围和观察的深入亦远不如郭氏”.因此， 钟叔河强调， “这些人都谈不到对文化历史作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 只有郭嵩焘才可能开始这样做”.[11] （40）
“社会比较是一个过程， 在此过程中， 个人思考他人那里与己相关之信息。”因此， 这个复杂的内在过程， 可化约为“获取信息 （a c q u i r i n g social information） 、思考信息 （thinking about social information） 和回应信息 （reacting to social information） 三个阶段”.[12]作为一名“学者型的政治家”, [10] （85） 郭嵩焘善于观察和接触新事物， 并勤于阅读、记录与议论， 其出访日记详载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 因此， 其作为一个既传统又独特的文官， 在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时的认知、情感与行为， 均可堪叙述。
二、西方对中国的叙述
人们与他人进行比较、获取信息的情境， “可能是主动搜寻， 或是被动地遭遇， 还可能由自身建构”.[12]光绪初期的读书人， 还不大愿意走出唯我独尊的天下观念， 大多拒绝接触西方， 即使有也是与西方的被动遭遇。但在一片保守的政治氛围中， 作为个体的郭嵩焘， 却积极尝试了解西方， 因而在思想史上有着先行者的意义。
尽管身在异国他乡， 每日接触新事物， 但坚持通过阅读新闻纸了解社会， 是郭嵩焘最为引人瞩目的经历之一。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新闻纸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与中国读书人熟悉的邸报有着很大不同。早在咸丰六年 （1856） 二月初九日， 郭嵩焘即有接触新闻纸的经历， 彼时在上海墨海书馆， “获赠遐迩贯珍数部， 前格物理一二事， 而后录中外各处钞报， 即所谓新闻报也”.[13]咸丰十年 （1860） 以后， 随着西方事务的增加， 总理衙门要求各地督抚定期翻译、呈送新闻纸， 阅读的氛围已在官场中部分兴起。芮玛丽 （Mary Wright） 指出， “阅读外国报纸和公共文献， 以便与变动不定的世界事务同步而行”, [14]这是同治时期一个显着的政治现象。及至光绪三年 （1877） 十一月初一日， 总理衙门上奏建议：“东西洋出使各国大臣， 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 仍按月汇成一册， 咨送臣衙门备案。即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 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 亦一并随时咨送， 以资考证。”[15]
郭嵩焘在赴英途中即开始接触英国新闻纸。光绪二年 （1876） 十月三十日， 同船而行的英国在华使馆人员禧在明 （Walter C.Hillier） , 展示了着名的《泰晤士报》， 郭嵩焘即请随行人员翻译， “禧在明见示伦敦《代谟斯》日报 （为西历十一月初十日， 中历之九月廿五日也） , 为译出论滇案始末一段”.[11] （43） 1876年十一月初十日， 船行至印度洋时， 又有新闻纸出现， “禧在明得西报于锡兰， 令刘和伯翻译之， 中论烟台条约， 所言利病， 与当事所见绝远， 非深悉洋情者不能辨知其得失也”.[11] （53） 因此， 仅在旅途中， 郭嵩焘就已阅读了不少新闻纸。光绪三年 （1877） 十一月十八日的这段记录， 集中体现了他对翻译、阅读西方新闻纸的认识：
新加坡《代谟斯》日报二纸 （西历十一月初三日， 实中国九月十八日。西历十一月初十日， 实中国十月十一日也） , 锡兰得日报一纸 （西历十一月二十五日， 实中国十月十一日） , 中论滇案事宜各数则， 洋情、国势、事理三者， 均有关系。乃属 （嘱） 得在初、凤夔九、刘和伯、禧在明翻译， 节其有犯忌讳者， 录成三折， 谓即此可以推知洋务情形， 而求得其办理之法。环顾京师， 知者掩饰， 不知者狂迷， 竟无可以告语者。中国之无人久矣！此可谓太息流涕者也。[11] （63）
在郭嵩焘的认识里， 西方新闻纸上刊登的内容， 与中国有诸多关联。所谓“洋情、国势、事理”, 即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知识， 有助于读书人知悉洋务， 进而采取行动， 因此应多予翻译和阅读。同时，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 还呈现出一个普遍的阅读模式， 即由读新闻或评论而产生相当的情绪。对郭嵩焘而言， 光绪初期的官场， 笼罩着浓厚的保守主义氛围， 即便办理洋务， 主流认知也停留在物质层面， 而甚少涉及西方的政教， 这种时代基调深刻影响了他出访期间的交往、阅读和心情。
前后只用了半个月， 通过旅途中与禧在明、马格里 （Macartney Halliday） 等人的交往， 以及自己的阅读感受， 郭嵩焘对19世纪后期的英国新闻业已有大致了解。光绪二年 （1876） 十一月十七日， 其记录了禧在明的有关言论：
英国日报凡四：曰《代谟斯》、曰《得令纽斯》、曰《斯丹得》、曰《得勒格纳福》。《代谟斯》为国政公议， 《得令纽斯》则民政议院之旨也， 《斯丹得》主守常， 《得勒格纳福》主持异论。四者皆各有所持议论， 而《代谟斯》为最要。又有七日新闻报凡三：曰《斯伯格对得》、曰《撒得对尔日溜》、曰《贝勒墨勒太至得》。[11] （63）
基于这些认识，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 即到达英国后的第二天， 郭嵩焘即托人订阅了四种新闻报：“一《代谟斯》为持平之论；一《得令纽斯》， 专附时相毕士根；一《斯丹得》， 则与毕士根为忤， 而附前相格兰斯敦者；一《谟里普斯得》， 则若中国宫门抄之属， 可以考之时要。”[11] （100） 由此而知， 其作为传统的士大夫， 最看重的其实是新闻纸的议论， 对各种立场均欲留意；同时基于阅读邸报的经验， 也关注新闻纸对时事政治的报道。
在伦敦和巴黎期间， 官方的外交事务并不繁忙， 阅读新闻纸就成为郭嵩焘的日常事务之一。几乎不间断的阅读， 大大增扩了其见闻， 不过也影响了心情， 日记中因阅读而产生的愤懑或无奈， 俯拾皆是。细读这些内容， 除少部分与中国无关以外--以土耳其或印度的消息居多， 其余均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即围绕“中国”展开的话语， 也就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叙述。
这其中， 有一小部分的世界新闻， 看似与中国关系不大， 但郭嵩焘总是将其与中国建立某种关联性。譬如， 光绪三年 （1877） 四月初七日， “《代谟斯》《摩宁波斯》两处新闻报并云：喀什噶尔有公使名赛阿德雅古布可汗， 翻译墨勒爱， 于先夕抵伦敦。《代谟斯》谓其由巴里过布伦海口， 是由布哈尔取道阿富汗以出红海者也。此于中国微有关系， 当一考问之”.[11] （200） 与之相似，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 又录《代谟斯》新报内容， “雅古刊为哈吉目刊都拉所杀， 并杀其长子；其诸子尤在喀什噶尔， 而哈吉目刊都拉已自称阿密尔。互相屠灭， 内乱已成， 中国收复之期有望矣”.[11] （292）
除这几条外， 基本属于西方对中国情形的直接报道或评论。其中一些关乎当下时事， 譬如， 光绪二年 （1876） 十二月初八日， 在船上读到滇案报道， “马格里从船主处得新闻报一纸， 具载钦差随从人等廿一日抵苏士敦。西历廿一日， 即中历之腊八日也。中述滇案一段， 极有难处之势， 鄙心固早忧之矣”.[11] （94） 另外有一些关乎中国形势的评论， 这些文字常常激起郭嵩焘的无奈之感， 譬如， 翌年五月廿三日， 新闻纸批评清政府改革之迟滞， “《代谟斯》所刻上海来信， 持论有极精透者……如开河浚川， 引水灌输， 此预防之策也， 中国一无经营。电报、汽轮车以通消息， 以利传输， 此临事补救之方也， 中国一无讨论……其他议论尚繁， 俱切中中国情弊， 阅之慨叹而已”.[11] （629-630） 再如同年十一月十四日， 新闻纸批评清廷招商局之运作， “连日《代谟斯》新报讥刺中国， 深中腠理， 直谓相沿制度及各衙门所办事件及官人德行， 相习为欺诈已数百年， 所以招商局半官半商， 无所主名， 未见其利， 先受其累， 终无能求有益处也。阅之叹息而已”.[11] （823）
由上可知， 尽管新闻纸的内容五花八门， 但“中国”始终是郭嵩焘阅读关注的中心。这是极其自然的现象， 就社会比较而言， 人们总是试图在他者那里寻找与自我相关的信息。不过， 这里读到的“中国”, 已不再是传统读书人认知中的“中国”, 而是由西方新闻纸叙述、从外部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这种在中西方间建立联系的结果是原本隔离的中国和西方， 形成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关系， 在此关系中， 西方是世界秩序的界定者， 拥有强势话语， 扮演另一种文明的尺度， 因而是处于弱势的中国， 进行“向上比较” （upward socia comparison） 的理想对照。
三、对差异的寻求
社会比较的第二阶段， 是对信息的思考。在此过程中， 人们基于获取的信息， 评价自己与他人的异同， “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做出判断， 并在相关维度或属性上， 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12]
身处异国他乡， 郭嵩焘对中西差异的感受十分强烈， 几乎是处处比较， 涉及面极多。朱维铮指出， 晚清外交官群体具有中西比较的特殊优势， “他们得以贴近观察欧美诸国的权力运作状况， 得以连续俯看工业化世界的社会生活概貌， 得以经常接触具有不同影响力的政客、官僚、贵族、财阀以及学者、文士等等”.此般亲身经历， 使这个群体有条件迅速地了解西方；同时， 加上对本国情形的深切认识， “又使他们观察的敏感度， 感受的对比度， 较诸久客异域者更为强烈， 尤其是因为他们总在双方政治冲突的前哨位置”.[10] （82）
诚如其言， 郭嵩焘对差异的敏感性在旅途中即已尽显。譬如， 光绪二年 （1876） 十月二十日， 行船过程中遇两船交汇， 即夸赞英国船只， “彬彬焉见礼之行焉。中国之不能及， 远矣”.[11] （29）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 在新加坡参观英人炮台， 又指出“其制度规模， 与中国所名洋炮台者绝异”.[11] （38）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与同行人交谈时， 认为西方以商业为本， “西洋以行商为治国之本， 其经理商政， 整齐严密， 条理秩然， 即在中国， 往来内江， 船主皆能举其职， 而权亦重。优于内地官人远矣， 宜其富强莫与京也”.[11] （56）
这些比较随处可见， 散落于日记各处。不过， 人的行动空间毕竟有限， 耳目所及的事物之类型亦受限制。因此， 郭嵩焘没有停留于此， 而是积极借助新闻纸增扩见闻， 这也大大扩展了中西比较的维度。
1. 只描述西方的状况， 并不直接进行中西对比
此类描述可以读出其中隐含的比较对象是中国， 这种情形十分常见。如光绪三年 （1877） 十一月十六日的文字所叙：
《代谟斯》新报极论正月十七日开会堂视常年早至三礼拜为不宜……《摩宁波斯》新政 （报） 则以事势言之， 宜及早用兵……所言亦皆有见。西洋一切情事， 皆着之新报。议论得失， 互相驳辩， 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 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 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 议院群起攻之， 则亦无以自立， 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 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周礼》之讯群臣、讯万名， 亦此意也。[11] （401-402）
这段议论， 由新闻纸上的议论引发。其认为， 西方国家常常将事件、决策刊登于新闻纸， 以诉诸舆论；而人的行为举止， 也因议院的约束， 不敢恣意妄为。此中虽未直接提及中国， 从考察时代背景可知， 其比照者就是中国的情形。这或与郭嵩焘的个人遭遇有关， 保守派对其在伦敦的行为存有诸多不满， 常常在朝野展开攻击， 直接导致其不再呈送出访日记。
2. 将中西情形予以直接对照
有时比较的是具体事件， 未及文明高低的程度， 甚至西方还比不过中国。如光绪四年 （1878） 十一月二十四日， 谈及中西税收， “新报载：法国巴黎都城每年所收杂税以备修理街道工街 （程） , 几与国家正课相勒， 泰西富饶， 与其名俗之乐于输将， 即此可见， 然而财用亦太侈矣。所征收即居民日用百货之杂税也， 较之中国厘税约加五倍， 而无有言其苛扰者， 亦一奇也”.[11] （833）
不过， 西方不如中国的情形非常罕见， 中西比较最终还是落到了文明程度的层面， 且中国常常是落后的一方。光绪四年 （1878） 二月初二日， 《泰晤士报》直接评论中西文明， 郭嵩焘且议且叙， 将中西差异转换到中国历史中去认识：
《代谟斯》新报颇訾之曰：“哈甫色维来意斯里 （得） , 何以足当宝星也？”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 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 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 译言得半也， 意谓一半有教化， 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 犹中国夷狄之称也， 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 独中国有教化耳， 故有要服、荒服之名， 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 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 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 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11] （491）
3. 将中国放到世界格局中予以映照
光绪四年 （1878） 三月二十日记录的这段文字， 涉及国家包括英国、俄国、土耳其、日本等， 横跨欧洲和亚洲， 从中可发现， 中国仍是最弱之国家：
《摩宁波斯》新报载：英国近派大铁甲船一、大小兵船三前赴中国， 以防俄船出黑龙江， 扰及通商口岸也。中国土地大于土耳其四倍， 而政教兵制尚远不逮土耳其。土耳其以当黑海、地中海之冲， 为欧洲形势所必争。英国处远， 不能兼并也。而俄人得之则足以制英， 是以两国互相持， 犹春秋晋、楚之争郑也。中国跨有东土， 于欧洲各国势不相及也。而俄人既由兴安岭以东出黑龙江， 英人又据有香港一岛以控制东南各海口， 相与睨视中国， 交相为市。日本又于其间修明政教， 练兵讲武， 与俄人深相结， 犄角相邻， 伺隙以收其利。[11] （548）
社会比较理论创立者费斯廷格 （Leon Festinger） 指出：“人们有准确评估自己观点和能力的内在驱动力， 当缺乏客观标准时， 人会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估自己。”[16]因此， “人们有时候渴望获得关于自己的真实认识， 即便反馈不是愉快的”.不过稍后的研究对此予以推进， “有时候， 人们可能并非寻求真实的自我评价”, 而是从他者处获得改进自身的动力， “自我改善的愿望可以带来向上的社会比较， 即与那些更成功的人比较”.[12]这个理论的两点结论在郭嵩焘这里并不冲突， 作为一名传统读书人， 面对西方的逼近， 他自然想获得关于中国文明的真实认识， 阅读新闻纸可以收获一个看待中国的新视角；同时， 与追寻这种真实自我紧密相连的， 是一种自我改善的强烈愿望， 这正是近代中国将西方作为尺度、寻求富强的意义。
四、比较的心情
“社会比较过程可以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施加强大的影响。”[3]这种影响在社会比较的第三阶段， 即回应信息中呈现出来。比较， 会影响认知、心情和行为。具体而言包括认知上的自我评价、扭曲或反驳， 情感上引起的嫉妒或自豪， 行为上对他人亲密、顺从甚至加入对方等。[12]
对郭嵩焘而言， 在伦敦和巴黎留意到的中西差异， 对其生活感受的影响非常深切。王尔敏指出：“中国初期对外反应的主体， 包括两种显着的态势， 先是向外对现实世界的求知， 也可以说是寻求应付外人的手段， 最终则引起国人因中西比较而有内向的反省。”[17]细读其日记， 可以发现其中内容如上所说， 一半是求知， 一半是内省。
一些时候， 在中西比较之后， 郭嵩焘对中国自我的认识还比较清醒， 能够心平气和地承认中国的不足。譬如光绪三年 （1877） 九月十九日， 其认为英国人注重地理等事物， “新报载：俄国白里法尔拉斯格久驻喀什噶尔左近， 近复往古城， 云将由古城赴西藏， 约以两年为期。英人于此尤所属心， 中国人心所不能知也”.[11] （335） 又如， 同年十月初三日， 又论及中英交涉， “新报载香港四事， 阅之怃然……凡此四事， 皆由中国处理无法， 以致一切无可筹商。洋人之心日远， 中国之势亦日以积轻， 殆将无复转移之望也”.[11] （358-359）
就情感而言， 有时引起的是对西方国家的羡慕， 如同年三月二十日， 涉及外国商业税丰厚， “巴黎斯电报载之《台来纽斯》新报云：自正月至三月止官报关税共收六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福郎……所叙商税一款而已， 安得不富强哉”.[11] （547-548）
不过， 这种情况较为少见， 因为“与更成功的比较的危险是使人气馁， 以造成无能、嫉妒、羞愧或者不胜任的感觉”.在伦敦和巴黎期间， 郭嵩焘的心情不能算好， 常常处于内外交困状态， 其处境犹如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之记录， “《斯丹得》新报痛诋沈幼丹毁弃吴淞铁路， 谓其名足与希腊珥纳多斯塔特斯同垂不巧， 而以番达尔称之。洋语谓之苗顽也……独难为奉使居此地者耳……而以幼丹一意毁弃铁路， 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 则亦有气数存乎其间”.[11] （428）
阅读新闻纸带来的常常是愤懑。如同年九月初九日读《代谟斯》新报上关于中国毁损吴淞铁路的报道， 其愤怒之情力透纸背：“中国士大夫于此不知引为耻， 而多为矜张无实之言以自豪。如刘云生等辈， 盈中国天下皆足也。虽有圣者， 其如此冥顽不灵之士大夫何哉！”[11] （325）
与愤怒牵连在一起的， 则是无奈， 这种类型的情绪最为多见。如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读新报， 谈及各国水师派人到巴黎学习， 因此感叹：“各国人才政教如此之盛， 而勤勤考求， 集思广益， 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 一论及西洋事宜， 相与哗然， 以谓夸奖外人， 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寓书李丹崖， 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 虽有圣者， 亦且奈之何哉！”[11] （733）
这些愤怒和无奈的消极情绪， 在纸上可清晰地捕捉到。不过， 这主要是日记中的心路历程， 在外显的行为上， 郭嵩焘相当克制， 他没有顺势陷入消极情绪， 而是积极地参加外事活动， 努力了解西方社会的运转， 以完成自己作为出使大臣的任务。虽无实质上的外交突破， 但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可谓细致；在实际的交往中， 也不卑不亢， 积极地维护中国的基本尊严。如光绪四年 （1878） 十月初六日所记录的新闻纸引起的谈话， 其即认为西方人“言辞耸切”:
威妥玛、禧在明来谈……威因论俄土战事：“意谓如何？”曰：“日见新报数则， 极为土国危之。”威曰：“……吾在中国久， 略谙其情形， 殆亦此类耳。”吾谓中国有胜于土耳其， 亦尚有不及土耳其者。如仿行西洋兵制， 设立议政院， 此所不能及也。以礼自处， 无胜人之心， 亦不至遽撄强敌， 此为胜之。[11] （362）
如此可知， 在回应信息的层面上， 郭嵩焘的认识、情感和行为， 都受到了中西比较的影响。当自身所处的文明衰落之时， 同时目睹另一种文明的崛起， 这种比较的心态， 及其对心情和行为的影响实难避免。这种向上比较的心态， 难免会带来愤怒、压抑和对自尊的过度维护。不过， 情况也不尽如此， 因为“人们有时能够从向上的社会比较中抽取有帮助的信息， 而自尊又不受伤害”.[3]纵观郭嵩焘的整个思想， 仍以客观看待中西差异、进而自我改善为主要诉求， 在这个层面上， 与朝廷自负式的保守主义相比， 其积极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五、新闻纸与比较意识的扩散
在中国人的处事哲学中， 其实缺乏比较的竞争精神。不与他人比较， 更加注重自身， 是更为妥当的人生哲学。对晚清时期的中国人而言， 与西方社会之比较， “不是有意寻求的， 而是由情境强加于人的”.[3]这种情境来自于西方在中国的扩张， 正如乐正所言：“把中国与西方进行参照对比， 这是中国人近代才形成的一种新思维， 它开始出现在极少数视野开阔的士大夫和参与洋务的官僚中间， 到甲午战争以后， 逐渐成为知识精英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一种普遍思维模式。”[18] （233）
从可见的文献看， 最早进行中西比较的是冯桂芬。1860年， 冯桂芬在上海停留了半年， 即写出了着名的《校�庐抗议》。在这部着作中， 其“不仅灵敏地觉察到所面临的变局， 更能够客观而虚心地从中西比较之中， 全盘考虑到中国政治的改良， 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 [19]这使他遥遥领先于那个时代的思想者。特别要说明的是《校�庐抗议》的比较意识， 冯桂芬是“发展了魏、徐、梁等人未曾言明的中西比较， 公开指出中国不仅是船坚炮利、养兵练兵不如西人， 在开发富源、发展生产、政治清明、上下融合、不务虚名、讲求实效等方面也要向西方学习”.[20]不过对冯桂芬来说， 其视角仍是内部的， “在中国论中国。他们从鸦片战争以后， 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学， 并以西方政教为尺度， 抨击国政， 呼吁改革。但他们的尺度， 都来自耳闻， 或有目睹， 也不过来自上海租界”.[10] （60）
王韬也许是最早与外国人亲密接触的读书人， 早在1849年时就前往上海与外国人共事， 但王韬“留居沪上前十年所写的作品， 几乎没有涉及西方， 当然也没有他认为西方是主要’挑战者‘的暗示”.[9] （16-17） 这种情况在1859年发生了变化， 在《与周�|甫征君》一文中， 王韬开始将西方纳入视野， 但其心态仍是“中外异治”, [21]暗示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其流亡香港之后， 在1865年写成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 王韬指出西方的挑战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并提出“握利权”“树国威”两个应对方法。[21]对此， 柯文评价说， 王韬“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与西方国家进行商品竞争。这标志着他对中国的世界位置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而他到西方出游， 将使这种转变走得更远”.[9] （44）
相较而言， 郭嵩焘带着官职出访， 对中西差异极为敏感。尽管出访的经历使其天然拥有外部性视角， 但耳目毕竟有限， 即便身在西方， 也难凭一己之力观察全貌， 因而郭从一开始就尝试借助新闻纸， 以求看见更多样的社会图景。而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 新闻业已异常发达， 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新闻纸所呈现的事件， 不但在数量上远超亲身观察， 且看到的事件类型也相当不同。
从日记看， 郭嵩焘在伦敦和巴黎期间， 身体力行， 积极观察身边新事物， 发现了中外之间存在的不少差异。如光绪四年 （1878） 四月十八日， 观察到一些社会现象， “近年， 机厂以贸易日渐消落， 与工匠议仍照旧价， 工匠不允， 遂至停机”, 借此议论， “西洋政权以民为重， 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 大政出自议绅， 民权常重于君”.[11] （576） 再如同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身体验了一些风俗， “晚赴柏金宫殿跳舞会， 男女杂沓， 连臂跳舞， 而皆着朝服临之”, 引起礼俗之比较， “以中国礼法论之， 近于荒谬。而其风教远胜中国， 从未闻越礼者犯常， 正坐猜嫌计较之私实较少也”.[11] （580）
无需列举太多， 这些亲身观察的事物， 构成了日记中的诸多篇幅， 涉及制度、礼仪、文字、风俗、生产等， 显示了郭嵩焘的勤勉行事。这些事物与新闻纸所呈现的有重合之处， 更有不尽相同的部分。概括而言， 亲身观察的对象， 多是政教风俗一类， 偏向一般性的静态描述， 反映的是社会常态；而通过阅读新闻纸看到的， 则是更为丰富的事件， 这些事件以社会变化为主， 具有当下的时间性， 因而也显示出更强烈的现实意义。
乐正的研究指出， 晚清上海人的中西比较可分为三个阶段：1840-1860年， 是“师夷长技”“局限于一般的直观印象和从道听途说中引发的零星感觉”;1860-1894年， 则是“中西互补、以中为主”, 《万国公报》《申报》的论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5-1911年， 是中西文化全面比较的阶段， “以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出版和《时务报》的创刊为嚆矢”.[18] （224-231）
且不讨论这种划分的合理性， 但贯穿其中的一点是近代中国新闻纸的创办和扩散。社会比较， 总要借助媒介来认识甚至创造“他者”.对晚清多数中国人来说， 并不具备出访异国的可能性， 频繁接触外国人的机会也是寥寥， 因此， 阅读新闻纸就成为与西方建立联系的最简便方式。新闻纸是一种新的技术， 使人“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新闻纸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类型， 以报道和评论为主， 使人看到更为丰富、更具现实感的事件。阅读中， 人们确立了西方这个“他者”, 也看到“他者”叙述中的中国， 并发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 即如郭嵩焘在伦敦和巴黎的阅读感受一样。因此， 如果没有这个新媒体作为中介， 晚清社会的比较意识不大可能跳脱福泽谕吉的论断， 而发展为“一种强大的动力， 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步步推向现代化的新境界中”.[18]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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