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亨颐是民初浙江省教育界的一位关键人物。经由他及其同仁的实践， 民初浙省教育会的地位有显着提升， 省会杭州地方的政学权力格局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而在思想理念上， 民元以降浙江教育界内部的差异， 整体上尚未固化为明确的新旧“派别”或“代际”分野。这一点到1918年开始发生变化， 即浙江开始介入欧战结束后掀动的思想教育“新潮”.因理念进一步转为实践， “预流”各方的分歧开始凸显， “新旧”之争亦有了地方性的表现。但1919年5-6月间波及杭州的反日爱国运动， 对浙江教育界而言基本表现为一段政治性质的“意外”或“插曲”.经亨颐及其同仁下一步要面对的问题， 便是这段“插曲”对于已起之教育革新究竟是构成挫折还是助力。
关键词：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经亨颐； 浙江省教育会； 浙江一师
浙江 （实际主要指杭州） 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该运动的地方研究中具有相对较高的热度。此类成果通常聚焦于1919年夏秋之际及之后各地对于爱国风潮或思想文化新潮的“响应”, 浙江或杭州的重点， 便在1919年末至1920年初的浙江第一师范的改革与风潮。1不过， 其中仍有两点问题：一是重视“去脉”多于“来龙”, 多数研究只是将某些宏阔的地域社会文化背景视作地方运动的前因， 而少见对前期具体人事环境与地方语境的深入探讨。2二是依然着重省城“学生” （尤其是后来位处风暴眼的浙江一师学生） 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表现， 而对当时整个省城教育实际的权力层， 即偏老辈教育界人士的关注颇为有限。
鉴于此， 本文拟转移论述重点， 尽力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在民初浙江教育界， 经亨颐 （子渊， 1877-1938, 浙江上虞人） 无疑是一位关键人物， 但现有对经氏为数不多的评述3, 亦多注重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的身份 （通常作为一师学生的重要“配角”） , 而相对忽视其浙江省教育会会长这另一重重要身份。4以经氏的思想与活动为主线， 或可串起其他一些人物， 加强省教育会方面的讨论， 进而在一更广阔的视野中， 析论民初浙省 （主要指杭州） 本地权力格局之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地方化”进程的具体关联。
另外， 如论者强调的， 地方上“主动的、行动着的人”“既是新文化的接受者， 也是新文化的生产者”[1];本文也将尽力避免囿于“向”地方的视角， 而着重“在”地方的视角， 凸显浙省人士的在地能动性与地方史自身的“节奏”.进一步讲， 与某些边远省区不同， 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亦非只有“地方性”, 它终且造成了全国性的“震感”;将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地方历史尽可能融贯起来考察， 当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理解此一兼具地方性与全国性的文化“生产” （或曰“再生产”） , 在彼时、彼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5
一、有为会长
民国初年， 浙省政学权力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省教育会地位的显着提升。在此有必要对清季以降浙江教育会的历史作一梳理， 以揭示这一提升的缘起。
晚清阶段， 浙籍人士在全国文教领域甚为活跃， 对近代中国“教育界”的形成贡献良多。其中早期的“教育会”组织， 如军国民教育会、中国教育会等多有浙人踪影， 而浙江省内亦较早出现“教育会”之名。1903年杭州即有一“浙江教育会”, 创办启事中称该会“不仅守教育范围， 如力有余， 凡地方公益之事， 亦当担任兴办” [2].而实际兴办时已改称“杭州教育会” （事务所设于杭州下城头巷） , 简章亦变更口径， 称该会“范围以教育界为限， 凡教育界以外事概勿置议” [3].1905年， 由浙绅孙智敏 （廑才， 1881-1961, 浙江钱塘人， 进士） 等发起， 杭州教育会添盖房屋， 又易名“浙江教育会”, 经浙江巡抚聂缉�伺�示由省学务处立案保护， “永守不议教育以外之事之本旨” [4].与国内多数地区类似， 严守“教育界”之范围、不得干政， 是清末浙省当局对于省属府县教育界一以贯之的要求。
真正省级的浙江教育会， 则出现稍晚。1907年9月22日 （光绪丁未八月十五日） , “浙江省教育总会”在浙江高等学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汤寿潜 （浙江萧山人， 进士） 为正会长， 张元济 （浙江海盐人， 进士） 为副会长。[5]因汤、张二人坚辞， 第二次开会遂改选孙诒让 （仲容， 1848-1908, 浙江瑞安人） 为正会长， 孙锵 （玉仙， 1856-1932, 浙江奉化人， 进士） 为副会长。结果孙诒让到杭后， 感到“议论甚哗”, 旋即返回浙南， [6] （P.352） 孙锵亦赴金华府学就职， 遂改由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王廷扬 （孚川， 1866-1937, 浙江金华人， 进士） 代理会务。1908年夏孙诒让去世， 由其同乡项崧 （申甫， 1859-1909, 浙江瑞安人， 进士） 继任正会长， 吴震春 （雷川， 1870-1944, 浙江钱塘人， 进士） 任副会长。但项崧旋即身陷与同乡陈黻宸 （介石， 1859-1917, 后任浙省谘议局正议长） 的权力斗争， 且于1909年逝世， 之后由吴震春代理会务。不久吴氏拟以教育总会名义， 邀省谘议局议员多人入会以壮声势， 却遭总会中沈钧儒 （衡山， 1875-1963, 浙江嘉兴人， 进士） 等人当场批驳， 议员入会之事中折， 吴亦无奈辞职。6
两年中， 文教大省浙江的省级教育会， 却因内部纷争不断而无所作为。而第一个有意且有机会在会长之位上大有作为的， 是浙江富阳籍理学家夏震武 （灵峰， 1854-1930, 进士） .吴震春辞职后， 1909年10月17日 （宣统己酉九月初四） , 夏被举为总会正会长。[7]他随即在致会员的书函中痛斥， 总会成立已三年 （实是两年多） , “而问以会所则未建一椽， 问以调查员则未举一人， 问以教育杂志则未出一编， 问以研究会、评议会则未开一次， 问以传习所、宣讲所、制造所、陈列馆则未设一所， 问以图书馆则诿之于官， 会中未尝过问”.[8] （《与浙江教育总会会员》， P.334） 不久兼任浙江两级师范监督的他请浙省官方授其全权， 对总会及师范实施全面整顿， 却在初临师范时， 即遭许寿裳、周树人 （鲁迅） 等教职员的强烈抵制， 酿成着名的“木瓜之役”, 之后夏即愤而去职。
有论者指出， 1909年末至1910年初的“木瓜之役”, 或不如许寿裳等人回忆的那般纯系“新旧”之争， 而是关乎礼节、利益等问题， 主要是夏氏过于强横的态度与不甚高明的行事， 引起师范教职员乃至省城官方的反感。7而夏氏固然作风强横， 其面对师范师生与杭、沪报界的抨击， 仍称“请提学司调查学生， 请巡警道诘问报馆， 总会之力止于此”, 即他亦不得不默认总会本身的“乏力”, 而须直接借助“官威”以实施压制。[8] （《复两级师范生》， PP.335-337） 夏氏卸任时， 曾声言总会“乃将自此而亡” [8] （《与两浙父老》， PP.337-338） ;至1911年7月底， 总会一度复活， 再次举出汤寿潜任正会长， 张元济、经亨颐 （可能还有沈钧儒） 任副会长， 8但在革命爆发前， 该会事务似仍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民国成立， 浙江教育总会照章改称“浙江省教育会”, 1912年召开成立会。初举章炳麟 （浙江余杭人） 为正会长， 沈钧儒为副会长， 并设评议部、干事部， 但章氏因陷入政派纷争、沈氏因出任浙江教育司司长而双双提出辞职， 改由经亨颐任副会长、代理会务。91913年5月25日， 经氏被选为正会长， 刘�j （芷香， 1867-1931, 浙江兰溪人） 为副会长。101917年， 副会长改为孙增大 （庚三， 浙江富阳人） , 111919年7月又改为张廷霖 （屏青， 一作萍青， 1886-1974, 杭县人） ;12而经亨颐直至1920年连续五届担任会长， 浙江教育会的人事进入空前稳定的阶段。
可见清末以来， 浙江省级教育会固然遵循他省惯例， 屡屡选出进士功名、名重两浙的正副会长， 但如汤寿潜、张元济等人， 或更重视本省政务， 或其事业重心本不在浙省 （而在上海等地） ;而其他一些上位者， 则因总会内外纷争过甚而迅速去职。由是观之， 尽管论者每谓清末以来浙江绅权发达， 省内学务亦颇兴盛， 但与邻省的江苏省教育会 （清末称江苏教育总会） 自建立伊始即展现出强大的区域乃至全国性的影响力不同， 浙江的省级教育会在经亨颐长会之前形同虚设， 以省提学使司等为首的教育行政系统在一省学务中的核心地位， 相应也就更为明确。
不过换个角度看， 上述情形也正给了经亨颐这样资历较浅且较年轻的人物递升为教育会“一把手”的机会。经亨颐系晚清绍兴上虞巨贾经元善 （莲珊， 1841-1903） 之侄。光绪年间， 经元善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上海电报分局会办， 丧父后的经亨颐便至上海跟从伯父， 协理文书事宜。1900年初， 经元善领衔通电反对废黜光绪之谋 （经亨颐亦列名电文中） , 遭清廷通缉， 避至澳门后又遭葡澳当局囚禁， 其时经亨颐可能一直随侍在侧。1901年， 经元善经香港返回上海家居， 1903年去世前， 资送经亨颐赴日留学。经亨颐可能起先在日本清华学校、弘文学院等处学习， 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科。131907年本科一年级时， 受浙江两级师范监督王廷扬之邀， 休学回国任师范教务长。一年期满后又回东京高师， 改入数理科 （故未参与“木瓜之役”） .之后的两年间浙江两级师范教务长更动频繁， 1910年经亨颐自东京高师毕业， 便又受师范监督徐定超 （班侯， 1845-1918, 浙江永嘉人） 之聘再次出任教务长。14辛亥革命爆发， 徐定超回乡主持温州军政分府， 经亨颐遂由教务长升任师范校长。
概括来说， 经亨颐虽然由于大伯经元善的缘故， 在上海“交往皆时杰”[9] （《六十述怀》， P.413） , 但本人缺乏科举或传统学术方面提供的声望与人脉， 其文化与社会资本之获取， 多关乎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虽然经氏所读的是当时留学生较少就读的数理科， 学位的含金量较同期多数留日者应高出不少， 但在重视传统方面之符号资本、或重视法政类学生 （因法政与官场联系极密） 15的清季民初， 此种经历亦难直接为之带来赫赫声名。故其出任会长， 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因缘际会”, 即得益于声望甲于浙江的浙籍绅耆名流普遍不甚看重或留恋本省教育会职位的大背景。
而就是在这样一位资望中等的会长主持下， 浙江教育会开始一扫清末的颓风， 由“无为”变得“有为”.这有赖于以下两方面联络的展开：一是“政”“学”间的联络；二是以省教育会为枢纽、各地及各区划层级教育界之间的联络。
先论“政”“学”联络。民初省教育会的法定职责， 依旧在补助教育行政。16对此， 1913年主持浙江教育会刊物《教育周报》的孙增大转而强调本会补助行政的“自由权”, 称：“教育会非官厅之佐治机关， 会长非隶属于官厅之佐治员， 故官厅不能以命令行施教育会， 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会长。”[10]而会长经亨颐本人， 并无从政经历， 由学生而教务长、校长、会长， 虽有一些政界友朋， 但自己未曾为官， 似也未入省议会。且经氏为人率直， 有“强项公”之名。171914年他在一次演说中援引柏拉图之说， 公开声言教育“万不可认为政府统治， 当认为哲人统治”.浙江第一师范18系“官立”, 但须“于政府统治之形式， 寓有哲人统治之精神”;至于教育会， “当纯然以哲人统治自待”.教育会去年受官厅补助， “几有非辅助不能维持之恐”, 经氏却以为“不足恐”, “倘会员全体， 以教育为哲人统治之事业， 则当此政府摧残教育时， 万不可无教育会。即无补助金， 必有所以维持之者”.[11]
当然， 教育会经济实不独立， 为此经亨颐须周旋于浙省政、军、商、学之间， 不可能“强项”到底。他指出， 民初“立法机关之议及财政， 恒以教育费作有无伸缩之计”[12];而抱怨归抱怨， 省教育会入会金每人仅1元， 常年捐每人每年1元， 1913年教育会得省公署补助费月100元， 8月起得省议会议决， 每年补助4000元， 此外便再无多少进项。191916年4月， 教育会曾派员赴上海练习讲演， 后因经费未得省议会同意而终止。201917年3月， 经亨颐“赴沪托钵”, 为教育会新会所筹措资金， 虽“广泛集募， 余实不愿”, 他也只得多方联络浙省各府县同乡会， 尤其有意通过湖州旅沪同乡组织的关系， 谋求南浔绅商刘锦藻、刘承干父子的捐款。结果刘承干称病不与会面， 经亨颐回杭后， 只得再托省长齐耀珊致信刘锦藻等争取募款。[9] （《经亨颐日记》， PP.437-439） 至1918年， 汤寿潜之子以其父名义捐助20万元教育经费， 由省教育会代管， 教育会的经济困难才有了一定的缓解。
但之后倡办浙江大学， 经费又须省议会议决。经亨颐对此感到无甚把握， 称“未知顽石议员能否点头也” [9] （ 《经亨颐日记》， P.455） .结果， 多数议员果未“点头”, 请愿补助屡次遭拒， 对此经亨颐一面承认“鄙人忝为会长之不善， 固也”, 一面却又强调自己不愿因此向议会“运动”, 实属理所当然。[13]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感叹：“余深悔十年间之事业， 束缚于立法、行政。” [9] （《经亨颐日记》， P.477）
由于关系不密， 经亨颐对民初浙省内外“政局”的介入似乎同样有限。21浙江省教育界对于洪宪帝制的态度， 目前未能详考， 至少明确的是， 在1916年春浙江一师始业式的训辞中经氏曾谓：“不论国体变更不变， 教育决不变更， 非不愿变更也， 不必变更也， 纯正教育原如是。”共和与君主制皆有流弊， 对此教育的作用便在“能融化共和君主之流弊， 而归一致”.[14]此语并无坚决维护共和之意， 可能是出于无奈， 22但教育不可一味随政局迁转的意思， 仍是相当明确的。1917年初， 因浙江军政当局内讧， 北洋系杨善德趁机入浙， 身为省城公团代表之一的经氏对阻止杨军入浙之事亦不积极， 曾在日记中讽刺称“浙江国果不可破耶”;对自己列名意在拒杨之“公民大会” （沈定一等发起） , 直称“被捏， 可恨！” [9] （ 《经亨颐日记》， PP.422-423） 之后在一次致词中提及民初以来“浙人治浙”局面的终止， 则是欲将话题导引向“社会团体”必须“自固”的议题， 其中教育会为“最重要之精神团体”, 希望本省人士给予足够的重视。[9] （ 《经亨颐日记》， P.428）
经亨颐对本省政界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 这与清末以降常见的教育会“不得干政”的被动表态不同， 而更多的是在主动凸显、抬升教育界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在此方面， 经氏的态度也不等于整个教育会领导层的态度。会长与政界关系不密， 在实践中也确属一块短板， 且须与政界关系更密切者予以弥补。东阳人何绍韩 （竞明， 1882-1962, 浙江优级师范科毕业） 便是这样一位人物。何是民初浙江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 系省教育会第1号会员证持有者23、经亨颐在教育会的得力助手24.至1919年， 他一直是教育会干事员， 长期驻会， 且曾任教育会评议员、会计， 并在1914年孙增大他往之后接手《教育周报》， 五四运动前夕的周报亦是何绍韩编辑。与教育会中的“多面手”相应， 何绍韩且是第一、二届浙江省议员， 并经营金华、绍兴等地的矿业， 可谓政、商、学三栖人物。在行事上， 相比“强项公”会长， 何氏较知妥协、讲平衡， 此种风格也有利于他在省城各界势力间扮演牵线与协调者的角色， 如省教育会初期不少省议会背景的人士， 即多系何绍韩介绍入会。25
1915年， 经亨颐等借杭州旧贡院明远楼之名， 成立“明远学社”, 清季师范立校以来的毕业生与职员皆为社员， 以联络一师校友会与教育会。经氏乃至打出“浙江明远派之教育”的名号， 由此， 浙江一师与省教育会在人事上可以结成一个以经亨颐为核心的群体， 共同发挥在省城内外的影响力。26而与省教育会的架构趋于稳定不同， 民初浙江的教育行政却与全国许多地区类似， 因制度变迁与政局起伏而屡经周折。民元全国各地设立教育司， 至1913年9月复以“财政受困”为由， 将教育司与实业司一并归入内务司， 仅在内务司中设教育科 （直隶、湖北、江苏、广东例外） .271915年后经两年酝酿， 1917年9月， 包括浙江在内的各省设教育厅， 教育行政才在省级行政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据此， 虽然民初教育会在实践中通常仍须顾及省城官厅权威， 但该会由“虚”入“实”, 从而上升为省城一支显眼而稳定的力量， 足以表征“教育”场域的相对独立性， 则是无疑问的。
“政”“学”联络外， 再论省内外各地教育界的联络。首先是浙江教育会与北京及邻省江苏的联络。如所周知， 民初教育部、北京大学多有浙人， 其中不少人与后来“文学革命”的发轫直接有关。经亨颐自认不甚看重乡谊， 1916年至京而不愿前往京中的上虞会馆。28然而同乡关系对浙教育会的在京联络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如蔡元培与经亨颐同为旧绍兴府籍， 蔡氏列名浙江教育会会员， 其介绍人即为经氏。29唯据蔡元培日记记录， 在蔡氏看来， 其与经亨颐或浙省教育界的关系， 明显不如其与旅京浙人及江苏教育会中蒋梦麟等人的关系紧密。30另如沈尹默之所以能出任北大教员， 据说即是许炳�� （缄甫， 1878-1965, 浙江德清人） 居间向何��时、胡仁源等民初浙籍京学界要人介绍。许炳�矣肷蛳岛�州府同乡， 清季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留东时曾受蔡元培之托， 照顾来日的沈尹默与其弟沈兼士。31回国后， 许又与后来的北大教师朱希祖等共同参与反夏震武的“木瓜之役”; 32民初许任浙江省议员， 后因担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而辞职， 曾为省教育会评议员， 与经亨颐频有往来。
与江苏学界的联络， 或较与北京更为频繁。江苏省教育会位于上海， 而据经氏1917-1919年间日记， 杭、沪之间车程此时仅须5-7小时， 遇一要事， 江浙教育会当天即可实现当面磋商。且1917年后的江苏省教育会驻会理事蒋梦麟系浙江余姚人， 亦与经亨颐同为旧绍兴府籍；五四运动前夕及期间， 江苏教育会方面与浙江的联络便常由蒋梦麟来执行。一言以蔽之， 在乡谊 （省籍与府籍） 、交通等因素的加持下， 浙江省级教育界在客观上也颇易感知京、沪等地所代表的全国性的教育与思想动向。
他如省教育会参与发起并派员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1915年起） 、参加全国师范中学校长会议等， 此处不赘。而浙江省内各地学界间的联络， 在省教育会的筹措下亦有大的进展。1913年经亨颐便曾痛陈区域之见的弊害， 指出浙省向有各府之间、“浙东”与“浙西”、杭州与外府间的对立纠葛。[12]与不必过于重视在外之乡谊的见解相应， 他认为省内的各种界限也要尽力破除， 在实践中， 便有全浙教育会联合会 （1912年起） 、省会中等学校联合会操 （1915年起， 1916年10月止） 、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 （1916年冬起， 继联合会操） 等活动的定期开展。33
通过上述努力， 民初浙江省教育会开始编织出功能层次较为明晰的人员与信息流通网络。不过在另一方面， 这一编织过程也存在某些结构性的问题。如前述省内的各种联合活动， 多在省会杭州举行；34而1916年9月起， 省教育会曾派朱章宝 （隐青， 1888-?, 浙江义乌人） 等调查各县教育， 因经费不继， 仅到旧衢州、严州二属为止， 浙省东南并未顾及。35非但如此， 截至1919年的省教育会会员录， 多数列名的会员也是或有在省城受教育的背景 （尤其是一师及其前身两级师范） , 或因职业与生活居留省城， 省内其他与省城无甚瓜葛的教育工作者占比偏低。36教育会最初的评议员， 系浙江11府属各举1人， 至1913年则改为除府属各1人外又加11人 （不限区域） , 至1914年干脆废除区域制 （举24人） .37这一变化或有利于教育会的议事效率， 却进一步牺牲了省属各地域间的平衡， 到1918年， 评议员原籍已呈现集中于省城所在地杭县 （24人中至少占11人） 的明显态势。38
教育会的施设与教育行政系统类似， 多以杭州为中心， 但杭州却又难以在全国教育界中跻身中心点的序列。如在全国高等教育布局中， 东南区域的优选往往是南京而非杭州。浙江教育界时常派遣师生至南京高等师范等处进修， 或组织教职员前往苏省参观学习， 而苏省人士前往浙省， 多为受邀演讲等事。即使在东南区域内的学界互动中， 也多是江苏 （主要是南京、上海两地） 扮演教育经验的提供者甚或指导者。加上浙江教育界的领导者资望仅系中等， 近于所谓“省区精英”, 而称不上“全国性精英”.39故一方面， 较之某些边远省区， 浙江教育界与全国性的教育界网络关系颇为密切；但另一方面， 在全国教育界中浙省教育界却并未如北京、江苏那般处于中心位置。这一不够“中心”却又谈不上“边缘”的地位让浙江教育界自认尚有上升空间， 但倘若真的“思出其位”, 自一开始就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如筹设浙江大学事） .
总之， 民初的浙江省教育会进入了人事稳定、振作有为的阶段， 这一变化牵涉政学关系与地域关系， 但这些关系在发展中也伴随着些许隐患。以下将视角进一步内转， 探讨民初省教育界人士在思想理念上的同异与互动。
二、同仁与师生
与省教育会领导者资望中等的情形暗合的是， 浙江素为文教大省， 却和全国大多省份一样， 在民初也是中等学校教育占据无可动摇的主干地位。1914年后浙江高等学校停办， 此外浙江公立法政、医药两专门学校虽可称高等教育， 40然“皆别系而非正宗”.另有教会系统的之江大学 （1914年起称大学） , 在时人表述中往往不被认为是中国自己的大学。41因此浙省教育界人士难以像稍后执掌北大的蔡元培那样， 声言“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5], 其眼光势必相对偏“下”.如经亨颐先前强调教育领域为“哲人统治”, 但1916年在教育会常年大会的致辞中， 又明分“哲学”“伦理”“教育”三个层次， 称“大知之哲学， 觉小知而为伦理；小知之伦理， 觉无知而为教育”.教育者接受的乃是“降格之哲学”, 之后再由这些“觉小知者”面向广大“无知者”普及教育。42
而师范类学校面向省内地方初等教育 （通常是小学） 的培养目标， 也对身为一师校长的经氏的言说有一定影响。他曾明言， 中学“有继续上进之性质， 复入大学或高等专门， 与社会尚未接近”;而师范“则为系统终止之阶段， 一毕业即与社会相接近”.431915年一师夏季毕业式上经氏强调：“教育者与世无争， 决非与世不融， 欲实行其教育之目的， 且须屈就与一般人民相交际， 此名士之所不屑为， 而教育家所不得不为。”[16]次年的毕业式又谓， 毕业生不应满足充当小学教员， 而应“自律的养成为教育家”, 以所学普惠地方社会。[17]于是在实践中如何联结学校与社会， 也成为经氏长期的论议重点。44如他曾称， 教育会、明远学社与一师校友会分别体现哲学、伦理、教育三种精神， 这些精神共同教育社会， 其中校友会属于“社会小模型”, 可使学生会员在毕业前借以操习社会事务。45
社会关怀如此明确， 但这也不意味着经亨颐希望学生一意迎合既存社会的需求。在与社会的关系中， 学校仍须彰显主动权， 这一看法便主要体现在经氏“人格教育”的主张上。
1915年9月全国师范校长会议期间， 教育部向与会者咨询“国民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方法， 由经亨颐起草答复案， 经大会通过。[18]之后， “人格教育”渐成为经亨颐教育思想的一大标签。1917年3月， 两名一师学生就“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议题引发争辩， 请经亨颐仲裁， 经氏虽认为二者不可相离， 但终倾向“人格”之说。[9] （《经亨颐日记》， P.436） 后来他又对二者的差异及关系作了系统的发挥， 称“理想派”主张人格教育， “实现派”主张职业教育；而“理想”先于“实现”, “教育为国家社会之先导， 不随国家社会为浮沉也， ……此所改之方法， 不必拘泥国家社会之趋势”.即便倡言“职业教育”, 也不应视之为“生计教育”, 而应以之为“一般陶冶之方便”.进言之， “教育弥漫社会全体， 包括人生一切”, 各职业处于社会中， “无一不立于教育之上”, 故无特地沟通“教育”与“职业”之必要；“教育充满于人格之内”, 故“人格教育”之说并不空洞。而当前“职业教育”呼声高的原因之一， 乃是照搬列强经验；职业教育在美国最受重视， 但美国与德国绝交后已“返然改计”, 职业教育似已“过时”, 故只有“人格教育”, 才是“保全国家唯一之方法”.再由国际而国内， “吾浙之思想， 如姚江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等， 皆为中国思想之中坚”, 有此光辉历史， 浙人更不应人云亦云。最后他提议， 普通学校应禁止职业教科；至于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 则不能被认为属于“教育事业”.[19]
浙江教育会副会长孙增大， 对“职业教育”也有批评， 称：“普通教育， 为根本之教育， 为人人应受之教育， 其目的在身心发达， 知德并进；职业教育， 为治标之教育， 非人人应受之教育， 其目的在准备职业， 救济生活。”他较经亨颐更进一步， 以为“职业陶冶”也不可掺入“普通教育”.[20]这里的“职业教育”在当时普遍认为系江苏省教育会的主张， 故时论多谓此系浙江教育界有意与江苏争雄。对此经亨颐后来有过辩解， 但在辩解中依然强调， “职业教育”至多只能算作“人格教育”的“支流”.46
与强调“人格”相应， 经亨颐甚为重视学生“自律”“自动”及“自治”精神的养成。一方面， 他可能早年即受卢梭影响， “立志爱弥尔[儿]” [9] （《《六十述怀》， P.413） , 较认同顺应受教育者本性的“自然教育”, 从而强调“自”;另一方面， 他又重视“律”, 认为“欲达自律， 他律为必经之路”, 只是“军队”训练与“学校”训练又绝对不同， “军队为他律的， 学校为自律的， 军队训练之成功为服从， 而学校训练之成功为自律”.47民元以来推行军国民教育， 而浙江一师校内亦长期施行准军事化的管理与训练。48大体来说， 经氏此时的期许应是“自”与“律”二字并重；至于“自律”的总体方向， 也应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1918年， 一师音乐与图画教员李叔同解职入山， 对此经氏慨叹：“西湖之胜， 误我浙人不少。”同时鉴于校中学生依然缺乏自律精神， “以空洞人格之尊， 转为躐等放任之弊”, 他在当年一师终业训辞中特地训诫李叔同事“可敬而不可学”, 此后宜禁绝“漫倡佛说”、宣扬避世之风。49
总之， 在经亨颐及其本省的支持者看来， 教育之功用重在“陶冶”而非“迎合”, 相对于健全昂扬之人格的塑造， 具体谋生技术的教育往往只能等而下之。也即一方面， 这些浙江教育界人士对于教学目的的理解较之北大中人更少“高深”的气味；而在另一面， 他们的表述理解中仍富含“士君子”式的期许， 只是为达此目的， 可参用作业、劳动等手段。对于经氏的主张， 据说当时学生的一般理解， 也是以为“人格主义教育”比“职业教育”“高尚得多”[21] （P.743） .后来“一师风潮”期间， “人格”一词迅速成为学生抗争的习用语， 并屡屡借以表达对于“糊口”“饭碗”的不屑， 除却省外舆论， 或也多少存在本省老辈此种理念的影响。
以上所述， 可以概括为此期浙省教育理念“不上不下”的意味。而除“不上不下”外， 尚有“不新不旧”.仍以“人格教育”为例。现今一般认为， “人格教育”理论源自19与20世纪之交的德国与奥匈， 50除却强调师长个人人格的影响， 亦可强调艺术、美育对于人格的塑造。51蔡元培重视“科学”之余尤重“美育”, 且称“美育”可代“宗教”, 应与此欧陆理论有关；而经亨颐在民初亦提倡“美育”、倡办浙省美术专门学校与美术博览会， 52之后提倡的“人格教育”也视艺术教育为一块重要内容， 其中可能都有蔡元培观点的影响。不过再换个角度， “人格教育”也完全可以与某些更传统的知识观念资源接榫。如何绍韩对于“人格教育”的阐发， 即多引孔孟之言为据。为调和浙江主张的“人格教育”与江苏主张的“职业教育”, 何氏复引孔孟之言， 强调礼义生于富足， 故二者不可偏废， 折衷之后， 即可统一于本省会长经亨颐声言的“广义的人格教育”.[22]
这里便须揭出何绍韩在浙省政、商、学三栖人物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夏震武的弟子。在今人的一般印象中， 夏震武的思想学术， 自清季以降便属于格外守旧的一极。但实际上， 夏氏至少在民初浙江省内的某些地区仍有相当的名望地位， 这一地位并未因清末“木瓜之役”的影响而瓦解。金华人曹聚仁 （1900-1972） 曾回忆， 1916年左右他几乎要拜在这位“理学大师”门下， 唯因自己兼治陆王， 被谨守程朱门户的夏氏回信痛斥， 此一愿景才告破灭。53何绍韩原籍东阳， 亦为旧金华府属， 系夏氏声名学术所及之地。1916年， 夏氏门人为夏震武编《灵峰先生集》， 何绍韩亲与其事；541918年又筹建灵峰精舍， 何绍韩同样为发起人之一。55
与其师不同， 何绍韩因自身偏向协调者的个性与社会角色， 在学术上似无突出的门户之见。且曾引佛罹卜尔 （今译“福禄贝尔”） 、哥美纽 （今译“夸美纽斯”） 、海尔巴德 （今译“赫尔巴特”） 、斯宾塞、陆克 （今译“洛克”） 、斐司塔落藉 （今译“裴斯泰洛齐”） 诸人的理论， 称许苏省黄炎培所倡之“实用主义”, 表明他至少对于近代西方思想与教育领域的“名人”与“名词”亦是了解的。56不过， 他在杭州《教育周报》上所登文章， 基调仍是保存国粹、尊孔读经。他曾慨叹清季以来留学生“但窃取皮相， 罔悉精神， ……蔑视国粹， 唾弃老成， 所在皆有”[23];而民初政潮汹涌， “年少无知， 多抑郁而生暴戾， 老成持重， 又逭遁而杜尘缘， 教化凌夷， 风俗颓败”, 面对普遍的精神危机， 他声言“孔子传来世， 孟子正人心， 此其时也”.[24]宗教并非教育， 中国教育由于“孔孟程朱， 圣贤代作”, 无须西式宗教以为助， 但仍要讲求“道”与“道统”, 故须大力提倡读经。57
在尊孔问题上， 经亨颐也有一番见解， 与何绍韩有同有异。1913年9月袁世凯通电全国学校恢复祀孔， 这一政策在浙江也至少持续到了1910年代末。1915年孔圣诞日， 经氏在一师校长训辞中强调“宗教中立”与“政治中立”, “尊孔为教育界一致之敬仰， 彼以孔为教， 则非敬仰而为信仰， 而孔子之教育， 遂失其纯正教育之价值”.[25]1916年的祝辞复就孔圣诞日改期事申论：“固执一说， 便非孔子之道。……即道德的事项， 一味坚持， 亦未免流于太过而失其价值。”[26]相比何绍韩， 经亨颐的观点更接近蔡元培， 对宗教评价甚低， 且强调道德的可变性， 但在教育界中人理应一致“尊孔”这一点， 则未见经氏有所质疑的证据。
其实到1918年初， 经亨颐本人也依然坚持中国固有学理文化的主体性。他说：“余决非极端倡固守国粹之说， ……所过虑者， 受他国之感化影响， 而我国之长、固有之特色， 任其沦亡而不顾。”其中， “凡事不以个人为本位而以团体为本位， 此实我国特有之一大长所”.省城作为全浙首善之区， 团体主义趋于消亡， 而乡间依然“聚族而居， 如宗祠祭产， 皆极好之团体精神”.经亨颐自承并非极端反对个人主义， 唯欲使中国“陈宿之糊浆增加黏性， 固非加个人主义之粉末不可， 但切不可忘却团体主义之水液， 不然何益”?中国“固有此种最好之水液， 留此水液而再加以新粉末， 则黏性大增。”末了总结：“新旧观念之不明， 实为我国近今思想根本上之病， 其原因实由误解一‘新’字， 以为非去旧不可以生新。”最后主张“我国旧有之团体精神”与“西洋旧有之个人主义”应互相补正， 以造成中国与西洋各自的“新人格”.58
整体上看， 经亨颐的具体主张存在与何绍韩一致者 （如教师专任问题） 59, 也有较何氏更显决绝激烈者 （如私塾问题） 60, 但原则上他们均以调和中西新旧为正道， 前述思想上的些许差异， 也并未影响他们共事于教育会。五四运动前夕的杭州《教育周报》论调新旧杂陈， 对于一些通篇铺陈外来知识观念资源的文章， 身为《教育周报》编辑的何绍韩似也并未以之为忤。1917年浙江教育会举办夏期演讲会， 阳明心学与社会学、美国教育学等同台发表， 彼此间亦未见壁垒之森严。61
以上简述了浙省老辈教育界人士营造的地方思想氛围， 这一氛围可以“不上不下”“不新不旧”二语概括。而此番描述，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此时省城在校学生的思想状况。其时省校仍与清末类似， 新式学校之“新”, 或更多体现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英语、理化等科属于“新学”, 教育、历史地理、修身伦理等科兼采中西， 至于国文， 则仍着力于传统诗文的教授。浙江一师此一时期的国文教师多系名儒宿彦， 如江山人刘毓盘 （子庚， 1867-1927） 等为着名词章家， 萧山人单丕 （不庵， 1878-1930） 是理学家兼考据家， 因此“同学中做旧诗词的相当多， 读宋明理学书的人也不少”.另有夏铸 （�D尊， 1886-1946, 浙江上虞人， 以下均称夏�D尊） , 虽然“读的古书不及别的国文教师那么多” [21] （P.743） , 但介绍给学生们阅读的书， 也是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而丰子恺 （1898-1975, 浙江桐乡人） 曾以小说体忆及当年某位一师同学经常逃课， 然而其逃课期间所读的也是《昭明文选》《史记》《汉书》等文史旧籍。62
另如杨贤江 （1895-1931, 浙江余姚人） 在师范就读期间的日记 （1912-1917年在校， 存世日记主要是1915年） , 其目的亦在“志善说过， 言行必宣”, 记事之外有较明确的修身功能。[27]他常读《明儒学案》《近思录》《古文辞类纂》， 不过也多读晚清以降的时新书报， 主要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系统的杂志以及研究系梁启超等主持的《大中华》杂志之类。63其同届同学诗文反映的阅读习惯与知识构成， 亦多与杨类似。64广而言之， 五四运动前夕一师 （相比五四运动之后） “古色古香”的氛围[28] （《“五四”前后在杭州》， P.405） , 在当时省校中也并不特殊。如据夏衍 （原名沈乃熙， 1900-1994, 杭县人） 回忆， 许炳�抑鞒值恼憬�甲种工业学校 （以下简称“甲工”, 1915-1920年沈乃熙在甲工就读） , 国文课师生主攻骈四俪六之文， 学校图书馆中， 无论新旧小说均不收藏。该校国文教师谢�i绩 （印山， 浙江绍兴人， 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认为学生作文不应受报刊文字的影响--当然小说之类也未被厉行禁止， 学生课外想读还是能读到的。65
综上， 从经亨颐到其教育界同仁， 从老师到学生， 民元以降浙江省教育界内部的观念差异诚然存在， 但整体情况或与清季类似， 而尚未显现出思想上明确的派别或代际分野。这一点到了1918年， 开始发生变化， 其中有省教育界自身的原因， 更有稍后自外部影响于浙省的因素。
三、新机与危机
先论省教育界自身的原因。其一是1918年初浙江教育会组织的赴日长程考察。浙省教育会中人赴海外考察的机会少于位于东南巨埠上海的江苏教育会， 且“学界人员， 类皆寒��， 尤赖官厅扶助”[29], 通常也是就近去日本， 而非远赴欧美。省教育会欲充分利用此次出国机会， 最后组织中小学教职员为主的考察团共32人， 分为3个分团， 在日分别考察普通教育 （团长经亨颐） 、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定于1918年1月底自杭出发， 在上海会齐之后乘轮赴日， 再转至朝鲜， 回国经奉天、山东、江苏南京、上海， 返回杭州。66实际回杭日期是3月15日， 中间由于山东疫情， 计划中的泰山与曲阜孔陵并未前往。67
回国后， 包括经亨颐在内的考察团成员多次在杭演说， 分享在日考察的经历与心得。而经亨颐也由此强化了自己此前联结“学校”与“社会”的看法， 称“教育即生活， 而非生活之准备， 斯言于此次旅行日本视察教育得之”;“学校即社会， 学校与社会无所谓联络， 无所谓密接”, 故学校校友会亦不必认作“社会小模型”, 其本身就是“社会事业之一种”.[30]这里似是将日本的考察经验与美国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育理念作了混合， 或者是日本经验本身便与杜威学说密切相关。当然， 日本也“决非但思进步而不知保守”, 吸取经验的重点， 照例在东邻的“仍旧增新之道”.[31]除却此类主张， 教育会中人经此也有了进一步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迫切之感。何绍韩迎接考察团返杭， “急叩其所得”, 得到的回答便是“一言蔽之， ‘做’而已矣”.对此何氏深表赞同， 以为日本教育振兴关键便在“能做”, 相形之下“谈主义、争宗旨， 聚讼纷纷， 奚为哉”?[32]
其二是省教育会新会所的兴建与经费问题的缓解。民元以来， 浙江教育会的经费一贯紧张， 1917年初开始又因建设湖东新市场平海路的新会所， 需款甚巨， 经亨颐等人四处募资， 最后争得总统黎元洪 （1万元） 、上虞富商陈春澜 （1万元） 等人的捐助。68而1918年3-8月， 汤孝佶、孝�a兄弟以其父汤寿潜之名捐银20万元， 充浙省教育经费， 捐款之巨， “开中国未有之先例”[33].其中现款2万余元， 余由汤氏将产业与券证交与省教育会， 由会中举出阮性存 （荀伯， 1874-1928, 浙江余姚人） 、许炳�摇⒉淘�康 （谷卿， 一作国卿， 1879-1921, 蔡元培堂弟， 杭州中国银行经理） 、陈夔 （子韶， 浙江诸暨人） 、经亨颐五人代管， 以产业变价及租息收足20万为限。69经费问题得以缓解， 原议变卖充作新会所建筑费的吉祥巷旧会所也留作会用， 作为《教育周报》编辑处等。70而建成的新会所更成为“民初杭州之最新建筑”[34] （P.53） , 之后省城公团的许多集会均在此举行。从经费到会所， 省教育会的作为与收效引起全城瞩目， 其革新事业的拓展也由此拥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不过， 时人自身真正“感受”到“新机”到来， 尚有赖稍后外源性因素的介入。此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终及其正式告终在国内激起的反应。时人多称一战为“欧战”, 隐有多数国人 （包括几乎所有政学精英） 并未参与战事本身之意；中国却因此列名战胜国， “惊喜”之余， 引致普天同庆。且这一新机不仅是外交政治意义上的， 也是思想文教意义上的， 关于战后教育、思想、文化革新的论调开始层出不穷。而政界人物亦可对这一思想新机的发轫推波助澜， 如总统徐世昌就明言， “今后欧美学术言论， 恐必有振辟突进之观”, 中国倘能追随协约国， “则思想界之更新， 即为国运兴隆之左券”.71
在东南， 江浙教育界也一直保持对于欧战的关注。1917年9月， 经亨颐便在浙江一师秋季始业式训辞中说， 欧战“结果如何， 虽不可料， 而自此次战争后， 世界更始， 可以断言”[35].1918年10月， 第四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 会中便议及欧战后的教育革新问题。7211月11日， 欧战正式结束；14日， 北京通令全国庆祝。浙江省教育厅也电集临时校长会议， “为庆祝欧和平， 放假三天”, 并定于16日晚在平海路教育会新会所召开庆祝大会。[9] （《经亨颐日记》， P.485）
11月16日当天的庆祝， 省城军、政、商、学、报界均有参与。事前规定， 各衙署、军营、局所、学校、商号一律悬旗结彩， 报纸一律用红印， 12时全城鸣钟等；下午2-4时在西湖公园集合军、政、警、绅、商、学各界到场庆祝演说， 并宴会以表欢忱。同时严格划定了湖畔的游行路线， 乃至规定游行散队后亦不得原路返回， 而须另走新路。73
11月27日， 杭州各界公宴日本领事， 对此经亨颐略带调侃地评论称：“乘此时， 国际点缀亦不可少。”晚间何绍韩宴客， 席间经氏主张学生组织“通俗讲演团”, “使国民有所觉悟”.次日各校学生认领经氏开出的讲题， 29日学生在湖滨演讲， 据称听众“不下七八千人”.演讲结束后的提灯游行， 参与者更达近万人， “外宾均兴高采烈， 三呼‘中华民国万岁， 协约各国万岁’而散”.[9] （《经亨颐日记》， PP.488-489）
在此省城政学同庆的热烈氛围中， 经亨颐与友人谈及“世界和平感想”, 便感到改革教育运动“不可缓也”.[9] （《经亨颐日记》， P.486） 之后， 浙江教育界便加入到宣扬战后文教新“趋势”的队伍中。《教育周报》即刊文称， 当前理应“打破国民教育， 提倡人类教育， 以为实行世界的人道主义之预备”[36].同时， 沈铭训 （仲九， 1886-1968, 浙江绍兴人， 以下均称沈仲九） 在《教育周报》上译介日本人及川平治深受美国杜威实验主义影响的《动的教育之学说》74.经亨颐援引此说， 声言今后“不但维持文化， 尤当改造文化；不但传达文化， 尤须增进文化”, 维持、传达仅是“静”的态度， 而改造、增进方可谓“动”的表现。75
而与不复坚守象牙塔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类似， 浙江教育会的领导层也不再仅仅以教育界中人自许。1919年1月， 教育会评议会议及全国和平联合会事， 以为此“虽属政治范围， 吾辈亦不可不研究”. [9] （《经亨颐日记》， P.486） 省城学生在师长鼓励下， 也开始更多地介入校外事务， 如1918年12月， 经亨颐向学生训话， “为慈善协济事， 以尽协约之责， 令学生分别普募， 此是国际上最要之手段”. [9] （《经亨颐日记》， P.490）
省城政、学界之间的联络也乘此“国际化”的形势得以空前加强。1918年12月2日， 陈纯 （柏园， 杭县人， 杭州安定中学校长） 、周继潆 （萍洄， 浙江临海人， 浙江省议会议长） 与经亨颐等发起“善交社”, 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鲍乃德 （Eugene E. Barnett） 和陈纯为临时书记， 集合外国人4名， 省城议会、商界、学界各4名， 共16人为基本社员。[9] （《经亨颐日记》， P.490） 经亨颐对此评论称， 善交社将“中外上下各界一气打通， 不可谓非大得意事”.[9] （《经亨颐日记》， P.491） 12月19日善交社举行第一次叙会， [9] （《经亨颐日记》， P.493） 后又屡次在教育会会所举行善交社集会， 1919年5月间杜威至杭演讲， 代表省城各界欢迎的亦是善交社。
同样得到加强的， 还有江浙两省教育界之间的联络。1919年2月底， 江苏教育会驻会理事蒋梦麟至杭州， 应邀在教育会演讲， 主题即为“世界大战后之平民主义”.[9] （《经亨颐日记》， P.510） 3-4月间， 沪、杭双方开始组织“江浙省教育会协进会”, 该会由经亨颐发起， 但简章为江苏教育会所拟， 由两省各推3人为会员， 其中两省会长为当然职员。之后议定5月4日在杭开会， 苏省代表为沈恩孚、蒋梦麟， 浙省方面是叶谦 （墨君， 1881-?, 浙江慈溪人， 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科毕业， 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许炳�摇�76对此杭州《教育周报》评论称：“近日吾国谈教育者大都推江浙为全国之冠， 而谈江浙教育者其脑中多有江优于浙之感想”, “近一二年来， 吾浙教育界往苏省参观者颇不乏人， 对于苏浙教育现状之比较， 多谓苏则属于动的， 浙则属于静的；苏则不为部章所拘束， 浙则以部章为唯一准则；苏则颇有研究革新之气象， 浙则不免仍旧保守之讥评；苏则近于浮华， 浙则较为朴实。”[37]作者似承认江苏教育界的声望、权势均优于浙江， 但苏浙两省终须通过协进会， 互相取长补短。字里行间， 似有乘此机会， 将浙江教育界拉升至与江苏同一地位的意图。
加强各方联络， 一大目的自然是将理念、言说进一步付诸行事， 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省教育界在杭州本地各界中及浙江在全国或东南区域文教格局中的地位。然而问题在于， 当“说”更多地转为“做”, 新的内容所指便可能由混沌趋于具体。而联络的加强， 反会彰显与事各方的分歧， 分歧深化为裂痕， 一些自以为“预流”的与事者将重遭“潮流”排斥， “新机”于是将意味着原有地方政学关系乃至学界内部关系的“危机”.这主要便体现在筹办浙江青年团、《教育周报》改《教育潮》、学校国文科改革三件事上。
第一事是筹办浙江青年团。青年团筹办的动因， 一是1918年初赴日长程考察， 考察结论认为须效法日本创办青年团， 77同时欧美青年团经验也可参照， 甚至在一些人看来， 战败的德国“训练青年， 有条不紊”, 亦当取法。78二是国内基督教青年会， 成为教外人士眼中兼具示范性与竞争性的对象。经亨颐秉持“宗教中立”之说， 虽认可杭州青年会的社会作用， 但对青年会中人及来杭传教士的劝教气味颇为不满。791918年6月， 在省教育会常年大会开会辞中他表露了仿效教会青年会“别创一会”之意， 省教育会与这一别创组织 （称作“X”） 的关系， 等同于基督教会与青年会的关系。80长期在省城从事法政工作、与经亨颐交好并介入教育事务的阮性存， 热心杭州青年会事务， 但本人非基督徒， 后来不满于只有入教者方可投票参与选举的规定， 亦参与青年团发起之事。[34] （P.95）
1918年10月， 浙江教育会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提出创办青年团案， 而“吾浙既首提此案， 自应首先创办， 树全国之风声”[38].12月8日， 浙江青年团筹备会成立。[9] （《经亨颐日记》， P.491） 不久举出周继潆、阮性存、黄元秀 （文叔， 1884-1964, 杭县人， 晚清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似为浙江督军署军务课长） 、蔡元康、陈纯、许炳�业�16人为青年团董事， 之后又推经亨颐为团长、黄元秀为董事长。81团中分团员、维持员两种基本角色， 团员又分少年团员 （14-25岁） 与中年团员 （25岁以上） .82维持员则为各界人士， 不拘省界， 但不能为外国人， 另有赞助员， 不拘国界。83同时刊行《浙江青年团五日刊》， 后改《浙江青年团月刊》 （1919年5月发行首期） , 均由刘靖裔 （大白， 1880-1932, 浙江绍兴人， 以下均称刘大白） 担任编辑84.
青年团之议起于欧战结束前， 可团务开展确在欧战结束之后。如经亨颐所言：“青年团者， 和平教育也， 虽非和平之产物， 而乘此和平声中提创青年团， 不可谓非大好机会。”[39] 1919年3月底， 青年团维持员已达220余人， 同时议决更名浙江省会青年团。85省内上虞、金华、余杭、云和等县级地方， 亦迅速开始筹备青年团。
然而， 其中各方对于青年团职能的理解， 也已出现了歧异。经亨颐的故乡--上虞县办青年团， 解释缘起的文章称“处此民德坠丧， 人心迷乱之时代”[40], 青年团之设意在“指导”青年， 使其养成自治能力。县级青年团发起人的论调多与此类似。但《浙江青年团月刊》的编辑刘大白， 却有意将青年由受体转作主体， 强调当前“教育”潮流应顺应“趋向解放个性束缚、消除群性隔离”的“政治”潮流[41], 青年团没有学校的束缚， 可以顺着个性差别让青年尽量各自发展， 顺着群性的共通， 令其充分地互相团结。这一与多数老辈异趣的诠释， 在刘大白等人其后的言论中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事是省教育会刊物《教育周报》改《教育潮》。1918年5月， 何绍韩因忙于省议会选举， 提请辞去教育会干事职， 但久未得替人， 至12月底方由沈仲九接办《教育周报》。86这一人事变动据一种“后见之明”看， 乃是一省教育界之喉舌在一位尊孔读经的倡导者与一位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实现了“和平”交接。而正是这一似乎不合情理、却又一时无甚波澜的人事更动， 对之后浙江新文化风潮的展开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沈仲九、刘大白同与浙江萧山人沈定一 （剑侯、玄庐， 1883-1928） 交好 （三人均属旧绍兴府籍） .沈定一在民初参与反袁运动， 失败避至日本， 在日期间， 与沈仲九、刘大白等过从甚密。袁世凯死后沈定一回国， 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但1917年初， 沈定一又发起抵拒杨善德入浙的运动， 失败后与杨善德、齐耀珊为首的军政当局继续敌对， 遭缉捕而避至上海。87沈定一在上海， 对浙江军政当局继续抱持强烈的敌意， 与在杭的沈仲九、刘大白也保持着联系。包括沈定一在内， 身处上海的激进政治人物对于浙省教育的影响， 自此开始趋于显着。然而， 这一层关系却似未引起何绍韩等人的重视， 甚至沈仲九作为主编人选， 可能就是何氏向经亨颐推荐的。个中情由未能详考， 目前仅知1919年春， 何绍韩感慨自己从民初成立教育会以来便长年驻会， 可谓“未出会门”, 今拟告退， “恐后继者之鲜知， 无以为治事之本”, 遂编成《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一册， 作为会务与个人生涯的阶段性总结。88
之后， 省教育会刊物的革新开始加速。1919年2月间， 经亨颐在教育会与沈仲九、张廷霖等相谈， 议及“吾国精神饥饿， 即宜从事出版事件筹集基金， 少听官息”, 并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革命亦不容缓。不久又受浙省教育厅长伍崇学 （仲文， 1881-1954, 江苏南京人， 东京高等师范理化科毕业） 之邀演说， 公开声言“出版之需要”, 指出“精神穷乏， 脑子饥饿， 为吾国根本之缺点”.89本省教育出版物的改革亦在计划中， 3月13日， 经亨颐与主编沈仲九商议周报改月刊事；4月6日， 经氏与编辑员张廷霖等商定月刊命名《教育潮》， 90首期定于4月25日出版。
《教育潮》之名由经亨颐所拟， 系借用钱塘江潮的意象。而欧战结束后， 在越来越多人的观感中， 更“新”的思想文化已渐成为“潮”, 这一“潮”的意象也被其他一些刊物采为刊名 （最着名者即北大《新潮》） .91杭州《教育潮》的《发刊辞》也重点围绕“潮”的意象展开， 文称：
潮之为物， 有扫腐摧坚之势力， 除旧布新之功用者也。……其势力之伟， 莫之能御也。……惟知其势力之伟， 故不宜为顽强之抗拒， 而当与之顺应。惟知其功用之大， 故不宜为淡漠之恝置， 而当加以欢迎。虽然， 是非特天然之潮流也。人事之潮流， 亦何独不然。[42] （《发刊辞》， P.2）
表明“潮”只可迎而不可拒的看法后， 又“指认”现今世界之新潮流：政治上废军国主义， 重民本主义；国际上废均势主义， 取联治主义；经济上废务财主义， 取用财主义。至于教育如何改革， 则主张“人格教育”, “尚自动， 尚自由， 尚自治， 尚自律而已”.要之， “教育潮”虽限于教育， 亦不得不“兼顾教育以外之精神潮流、时代潮流、社会潮流”.具体来说， 文词或文言或国语， “皆以明显为前提”;思想则“自由独立”, 而“不受时代之统辖， 不受国界之束缚， 不受权力之压制”.92
《发刊辞》并称：“以专一之音， 足令听者生倦；故苟殊途同归， 不妨主张之各异。”但在实际操作中， 《教育潮》很快便显现出相比《教育周报》更为明确的排异性。首期登出沈仲九的《怎么样对付新旧思想》一篇白话文， 便提及“新”与“动”密切相关， 而“我国人所谓调和， 是一种笼笼统统夹夹杂杂模模糊糊的东西， 是一种不顾是非不顾理由的见解， 是一种苟安目前两面讨好的和事老的手段。这几年来， 政治上吃调和二个字的亏， 已经不少；现在又要传染到思想上， 于思想的进步， 实在是有损无益的--都是悖‘动’和‘进步’两条公理， 都是不能发展‘人’的特征；那么就不能成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是不应该的。”他虽赞成“新思想也有应守的规矩”[42] （仲九《怎么样对付新旧思想》， P.44） , 但又强调“新思想是定要和旧思想反对的”.进而主张：“第一要用笔舌和血， 去抵抗权威， 使权威终有屈服于我的日子。……第二当认定人有创造社会的能力。……第三当用新思想变化旧思想， 使’旧‘都成为’新‘, 不当怕’旧‘的抵抗， 把’新‘去迁就’旧‘.”[42] （ 仲九《怎么样对付新旧思想》， P.50）
可能的荐主何绍韩成为了此番方针调整的“牺牲品”.何氏原也列名月刊编辑93, 首期《教育潮》便登出一篇他写的《余之所谓新教育》。文称中国教育仍应“本吾中国固有之文化、之人情、之风俗， 以为立教之大经， 而附益以世界教育之精神”, 如此才是真正的“新教育”;而当前许多人所谓的“新教育”, 不过是美国教育， 否则便是日、德、英、法等国教育， 实不足取。[42] （ 何绍韩《余之所谓新教育》， PP.51-52） 这与他历来的思路一脉相承， 欧战结束， 何氏与当时多数人一样以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之胜利”, 但同时又将此番“胜利”用以佐证中国“数千年来固有之政治、之教化， 无一不足以自存”.[43]结果《教育潮》中的这篇文字引起了沈定一的强烈反感， 他后来忆称， 何绍韩是他当年在省议会的同事， 但“脑筋中既装满了这些材料， 未必能懂我底话”, 遂直接写信给沈仲九， 要他不要再采用这类稿件。94沈仲九如何回复， 今已无从确考， 但在“一师风潮”结束后《教育潮》改由何绍韩接手之前， 出版的第2-6期《教育潮》中的确未再出现何氏的任何文章。95
第三事是学校国文科的改革动议。国文一科向来深受师生重视， 经亨颐早先承认：“厥惟国文， 立于各科学基础之上， 而不能以科学之法理相绳。其不可思议之妙， 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要非自律的追求， 不能得也。”且前一年一师毕业生状况， “以国文之良否， 为聘请第一条件”, 表明社会也认同国文的重要性， 或基本认可一师国文的教学水平。[44]之后经氏又强调国文为“主科之主科”[45].不过， 国文不仅最为重要， 可能也“最为难治”[46];对于国文教授的实绩， 经亨颐也屡次表达不满， 杭州《教育周报》上也有不少文章专门讨论改良国文教授之法。
而对于北大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之说， 浙江教育界也较早有所了解。1918年， 有人刊文赞同今后大势趋向白话， 但反对尽废古文之说， 并与一师学生施存统 （1899-1970, 浙江金华人， 1917年入校） 初见《新青年》的反应类似96, 坚决反对陈独秀的讥评孔孟与胡适的破坏建设论。作者主张新文学的功效主要在“普及教育”“文言合一”“阐明孔道”三方面， 其中白话由于易学易懂， 正可作为弘扬“孔子之道”的有效工具。97
至1919年， 经亨颐的意见也已倾向于不再改良教授， 而是改革国文本身， 即认同源自北大新派的白话文方案。他说：
新旧之战争为一“久”字与一“广”字之战争， 于文字改革为最着。近来北京大学之暗潮， 吾辈不可不平心研究。国故派坚持之理由， 无非谓白话文究不可垂久。但文字之功用与其目的， 是否专为一“久”字？抑须注重一“广”字。……如国故有可广之方法， 则创白话固多事。……入人家室， 堂上无鼎彝瓶镜犹可， 厨下无杯盘碗盏可乎不可？今日学校中之教授国文， 是欲以鼎彝瓶镜而代杯盘碗盏之用。学生苦矣， 为教育者且更苦于学生。以考据代表学问之有无， 为今日士林衡鉴最不公平之事。诗文碑记， 或以为非国故不可， 而一年用得几次， 一生用得几次？……国故文字， 一如拉丁， ……让一部分志愿者为之；而普通教育上， 则宜早为改革， 不重可久， 宜重可广。可久者静之谓也， 可广者动之谓也。[42] （经亨颐《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 PP.15-16）
可见因长年接触的是中等及以下层级的教育， 经亨颐也更易从普及与实用性的角度 （而非建设“新文学”的角度） 理解并认可白话文的价值。
这里的“北京大学之暗潮”, 自是指1919年初外界所传发生在北京与北大的新旧争衡。杭州《教育周报》曾引上海《申报》的相关报道， 其中涉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免职传言， 以及教育总长傅增湘与蔡元培关于新旧问题的谈话。98对此， 《教育周报》上另有文章， 与前引1918年一师《校友会志》中文章的态度不同， 明确同情新派， 以为保守派之所以尚未旗帜鲜明地反对陈、胡等人， “特迫于’世界潮流‘四个字， 敢怒而不敢言耳”;而“旧者终必有根本推倒、降服于新之一日”, 希望新派百折不挠、力战到底。[47]另据就读于一师的陈范予 （昌标， 1901-1941, 浙江诸暨人， 1918年入校） 的日记， 虽然其时一师的国文教学仍属古文范畴， 陈氏日记的重点也在古文训练， 但他通过阅报得知“国内新旧派之反对”, 亦对陈独秀辞职事表示愤懑， 指斥打压陈独秀的张元奇 （日记作“张元吉”） 等辈“顽石不化”.[48] （P.75）
当然， 其时的不少教育界人士可能还是默认， 文白之辩之类尚在学理讨论范围内， 不至必然转化为学界内部明确的“敌我”关系。其更为反感的， 可能还是某些人借助政界力量打压教育界人士的举动本身。如安徽绩溪人黄宗培曾致信胡适， 明确反对以白话为文学正宗， 但文白优劣， 尚可研究讨论；在此之外有“旧党”借政界势力破坏革新， 黄氏则明确表态支持胡适与此“群魔”对战。99在浙江， 杭州本地的政学矛盾则尚未激化。一师教师陈夔对学生国文课中已出现的白话“大不为然， 盛气而辞”, 对此经亨颐虽以为“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 亦本校之光也”, 但基于与陈夔的“友谊”, “亦不得不慰劝， 志不可夺， 未便相强”.[9] （《经亨颐日记》， P.523） 下学年国文科的改革与人事更动已在计划中， 而不喜白话者也未被当即打入另册。
进一步讲， 此处经亨颐虽称新旧已处于“战争”中， 但他本人也未真正放弃对于“仍旧增新”[49]之道的坚持。关于女子教育， 他且提倡“新三从主义”, 以“养成不新不旧之妇德” [50], 同时反对自由恋爱。在《教育潮》首期的《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一文中他谈到：“一闻国民道德便为守旧， 一闻民本主义便是革新；一睹国民道德字样必稳妥， 一睹民本主义字样必谬妄。自欺欺人， 莫此为甚。……要之当推翻者， 实不在君主非君主， 而在专制非专制。”在他看来， 在希图尊重彼此“人格”的“世界公理”范围内， “极守旧”的“尊重国民人格”与“过激党”的某些言辞及社会革命论， 皆可允许存在。[42] （经亨颐《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
尽管“新机”与“危机”相伴， 此时的经亨颐依然踌躇满志。此外还有一些兴革事项在进行中：家乡上虞县因富商陈春澜捐资， 将可兴办春晖中学；100战后列强有望退还庚子赔款专用于教育， 浙江若能办起大学， 也有望分得一杯羹。经亨颐如是联结世界、中国与浙省之命运， 畅想未来：
此次欧洲和会如得大成功， 即世界土地平面解决， 不准再有侵掠等事， 亦不敢再有侵掠等事， 则从前所有国际间之恶感， 与夫国耻之刺激， 今后教育上似不必再事鼓吹， 致养成神经过敏之患。……而从前开拓平面之武力的责任， 至今日尽变而为增加立体之文化的责任， 即将军阀之责任， 尽易为教育之责任。[42] （经亨颐《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 PP.12-13）
1919年4月底， 浙江与江苏教育会协商杜威来华讲学事。5月2日经亨颐乘车赴沪， 欢迎杜威夫妇及胡适一行。5月4日， 经亨颐返回杭州；101而就在这一天， 北京五四事件爆发了。
四、杭城五四
浙江教育界领导层较多留日学生， 而缺少有影响力的留美学生， 此时尚不如江苏教育会的领导层那样尊崇“美国派之思想”.102杜威作为外籍名流来华， 经亨颐等照例表示欢迎， 唯此事系江苏主动， 杜威来华时间， 亦由江苏省教育会告知。103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到沪， 5月2-4日， 经亨颐至沪共表欢迎后返杭， 5日， 蒋梦麟陪同杜威至杭州， 到杭后， 经亨颐邀蒋梦麟住在自己家。104
5月6日， 风云突变。中午， 经亨颐“忽闻报载京师学生滋事， 章宗祥被殴毙命”, 立即意识到“此事关系甚大， 即由会拍二电致国务院及教育部， 切勿操切”.1057日， 蒋梦麟因北京事乘早车赶回上海， 杜威继续留在杭州作演讲。8日， 杭城各校长集会， 商议应对五四事件办法。106
与此同时， 省城学生也已行动起来。6日当晚， 之江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决议联络省校学生一致行动。9日， 之江大学组织劝用国货会， 同日各校代表决议成立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而5月8日安定中学与甲工等校学生似已上街游行， 唯声势较小；10712日， 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正式成立， 同日在省城举行大规模反日游行。108
与北京类似， 杭城游行之事， 应系学生自发组织， 但经亨颐等老辈教育界人士知悉的时间也不算太晚。5月11日午后经亨颐等送杜威离杭， 同时获知次日学生将有举动。10912日晨6点经亨颐赶到一师， 学生尚未出发， 经氏“略授以保守秩序， 切勿妄举”, 自己赶去省教育厅。之后甲工校长许炳�乙嘀粒� 告以甲工学生“全体黎明已自后门逸出”.经亨颐等人只得分别与省城军警接洽， 谨防局面失控。9时， 全城中等以上学生3000余人从西湖东面的公众运动场出发， 先经过平海路教育会所， “气甚壮”, 经亨颐亦出门“助呼万岁”, 下午3时游行队伍回至公众运动场， 据称“秩序甚好”.[9] （《经亨颐日记》， P.526）
省教育界老辈对于此次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 或存在某些共同点。略如蔡元培所言：“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画， 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51] （PP. 254-255） 一方面， “爱国”的口号本身无可指摘， 老辈可能还要利用某些机会 （如1915年以降的“国耻”纪念） , 从旁激发热忱、“唤醒国魂”[52];另一方面， 对于罢课之类的方式， 老辈的支持总体上却又相当有限。1918年5月间， 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集体罢学归国， 经亨颐的看法便是留学生“以爱国之目的被利用， 而为害国之方便”.之后经氏与浙省归国留学生叙谈， 劝其“适可而止”, 早日返东复学， 同时亲至上海与江苏教育会协商学生回东事， 并致电北京教育部， 请求放宽诸生返日的时限。110
1919年5月间， 对于山东问题， 经亨颐曾函致杭州商会共同抵制日货；对于学生焚烧仇货之举， 他评称“足以惊动社会不少”, [9] （《经亨颐日记》， PP.526-527） 亦隐有赞许之意。但他似又延续了早先相对疏离于政治的态度， 以为倘若此次外交真的失败， 政府真的决定签约， 教育界一时也无可奈何， 关键在于求诸将来， 而当前已在进行的革新事业， 决不可因此中折。因得知蔡元培出走， 5月12日， 浙江与江苏教育会联合致电教育部， 请“竭力挽留”蔡氏， “以保吾国学术一线光明”.11118日经亨颐在一次面向一师学生的演讲中谓：“人存政举、一蹶不振之观念， 不适于新思潮。……一事之失败， 自恐不振， 养成青年悲感之由。近日为山东青岛竭叫， 游行示威若仍无效， 不知青年思想界如何也？’青岛去， 中国亡‘, 过甚之辞亦可不必。” [9] （《经亨颐日记》， P.527） 而身为甲工校长的许炳�叶匝�生游行的观感似更负面， 曾告诫学生行事不可过火， 但他也未开除校中的积极分子方兆镐 （1899-1977, 浙江瑞安人） 等， 只是据称对学生作了这样一番训诫：
我许炳�掖尤毡玖粞Щ乩矗� 不做官， 不经商， 办了这么一个工业学校， 为什么？为的就是抵制日货， 这和你们的目的一样， 因为只有有了国货， 才能不用日货；因此， 最根本的抵制， 就是好好学习， 自己制造国货。[53] （P.25）
此语更多基于许本人及甲工的工科背景， 但主旨仍在要求学生将精力放回学业上， 以图将来能够真正地救国。
老辈更为关切教育事业本身， 其中也包括当前教育革新的前景问题。而将视角切至学生一方， 杭州学生对欧战后的思想教育变动已有感知， 但在1919年5-6月间， 其对于“爱国”运动的理解， 却与此类新兴的知识思想资源没有多大关联。欧战后诚有一些意见认为应当破除国家界限， 倡言世界主义， 但当面对中国的外交失败， 世界主义言论迅即为国族情感所压制。一师学生陈范予起先从《时报》上获悉北京五四事件， 即评称当前国内掌权者“皆奸贼国奴耳， ……愚民蠢蠢无知， 固不足与言国家之大事， 惟学生志尚节高， 不忍奸贼之愚弄”.政客皆“国贼”, “愚民”又不足与谋， 欲“重新中国黄帝尧舜之光”, 便须依赖学生辈。7日， 一师收到之江大学来信， 中称欲以全浙学生名义致电政府营救北京学生， 陈亦表示赞许， 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况吾辈求学者乎？”112
5月9日“国耻”纪念日又记：“日本东邻小岛， 于四年是日袁贼与订廿一苛款， 是举吾国以与日也。凡为黄帝之子孙岂有不愤之情耶？”而在12日大游行后， 一师校中仍在上课， 国文课照样教学古文， 陈范予日记所记阅报内容也基本是时政新闻与“国耻”纪念的情形。18日， 往湖东新市场观看焚烧日货， 陈对此的理解也是学生欲教育“不知国家”的“蠢蠢愚民”切莫健忘、自此不再买卖仇货。113
问题在于， 其时省城教育界尚有兴革事项， 与爱国运动激发的激愤心态与热烈氛围可能发生汇流。尤其是经亨颐提出筹办浙江大学案， 正须付省议会表决。对于北京事件， 浙江省议会的反应也颇迅速， 5月6日集议后， 便致电教育部探问详情；11412日杭城游行， 示威学生未能见到督军、省长， 省议会则“比较开明”[53] （P.24） , 允许学生推出代表入见议长。议会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原则上表示了支持， 而对于浙江大学筹办事， 却始终态度冷淡。
平心而论， 筹办浙江大学的计划， 本来就有一定的风险。此计划是经亨颐的一贯主张， 1913年， 他已在抱怨中央“规定高等教育地点， 忘及吾浙”[12].1918年经氏曾向省议会请拨省款开办大学， 未获通过。欧战结束后， 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等发起“退款兴学会”, 提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用于教育， 然在其拟制的高等教育计划中， 大学办在北京、南京、四川、广东四处， 仍无浙江。115蔡、汤两位浙人或有避嫌之意， 而东南区域已定南京一所， 同在东南的杭州并无太多理由再办大学。但经亨颐仍视战后退款为契机， 1919年2月， 曾往上海参加江苏教育会主持的请还赔款兴学研究会。116鉴于“若听中央计划， 必不及吾浙”, 经亨颐拟以省款先行开办大学， 造成既成事实， 之后“分得数百万基本金， 亦可能之事”.[9] （《经亨颐日记》， P.524） 沈仲九等也借《教育潮》的平台， 为此事积极鼓吹。1175月13日一师学生集议， 拟将兴办大学事纳入示威要求， 国文教员单丕迅即出面阻拦， 指出“方近日政界注目校长”, 学生切不可过激， 应先上请愿书， 若不成， 再出以非常之手段。[48] （PP.90-91）
其时江苏省尚未据中央计划办起国立大学， 可见经氏此举有超出常规的意味， 浙江省议会反应消极， 似亦在情理之中。然而， 在举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之时， 省议会中徐成周 （浙江瑞安人） 等人却又有联合江苏省议会， 以省款增加议员公旅费的动议。拒办大学与议员增费不见得必然有关， 但旅沪浙籍同乡会、沈定一等浙籍政治人物及上海学联等组织接连致电反对， 指其在国难中谋私， 118却未阻止加费派的活动。而同时， 学生运动、筹办大学与阻挠加费也已被另一些人联成一条逻辑链， 如许炳�冶愀嬷�经亨颐， 外间已有传言称此次杭城学生示威系出于经氏之鼓动。119
除却经亨颐与省城政界关系一向不密， 这里尚有省内地缘的问题。如前所述， 1918年后省教育会的评议员以杭县人氏居多， 以经亨颐为校长的省立一师师生， 则颇多旧绍兴、金华府属籍。120而因民初以降浙江巡按使台州人屈映光积极发展本籍政界势力， 浙江省议会中旧台州府属籍 （或台州选区） 人氏， 逐渐占有重要地位。1918年， 台州临海人周继潆击败阮性存， 当选为省议会议长；副议长之一一度由金华何绍韩当选， 但鉴于选举中派系斗争激烈， 为免得罪阮性存为首的、以浙西选区议员为主的“良社”与周继潆为首的、以台温处等选区议员为主的“澄庐俱乐部”两方， 何氏让出了副议长之位。121最终副议长一为处州人 （青田陈琪） , 一为温州人 （平阳姜会明） , 浙西杭、嘉、湖三属颗粒无收， 这一状况在民国浙江省议会历史上前所未有。而省城商界、报界公团的人员构成近于教育会， 故学、商、报界可与议会中的少数派 （如“良社”成员） 联合， 反对议会中的多数派， 彼此间的矛盾因地缘要素的加持而更趋激化。122
由于台、温等属议员的活动， 议员加费案在省议会通过初读。此举进一步引起众怒， 省城商会亦有人谓将作“最后之表示”.5月21日， 恰值南下的北京学生代表方豪等抵达杭州， 经亨颐据此判断“罢课之事不远矣！对内对外并案办理， 忙煞学生”.[9] （《经亨颐日记》， P.527） 22日晨， 杭州各校学生集会欢迎北京代表， 已于21日抵杭的蔡元培亦到场演说。123同日， 省议会却又照常开会， 工商学界人士多往旁听， 高涨的爱国义愤遂与地方公愤汇作一处， 引致到场学生殴辱议员事件。
殴辱议员之人似以一师学生为主。据陈范予记录， 早间欢迎会后， 他照常上过国文与英文课；但下午在省议会旁听的一师学生打电话到校中， 称“已起事， 快快全体来”, 几乎全体一师学生遂出校前往议会助阵， 将在场的部分加费派议员殴打不堪。而学生动武， 却也得到现场商界乃至军界人士 （如浙省第一师师长张载阳） 的同情。事后一师修身兼数学教员朱权 （听泉， 杭县人） 且对此举明示赞许， 称“前日击省议员之事， 行实越规， 不期商学界果能协同。……议员之受辱亦无庸悯惜， 彼良心已尽， 死之可也”.[48] （PP.97-100） 上海的报刊也对此事详加报道， 中如原国民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欢呼：“江浙两省的省议员提出加费案， 大家群起而攻之， 真是一痛快事！……如此说来， 那专会吸收民脂民膏的武人和官僚， 我们更应该反对。”[54]
加费派为千夫所指， 且指责者的范围已明确越出教育界， 并越出杭州本地、浙江本省。然而经此严重的议教冲突， 经亨颐本人在省城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尽管浙江教育会联合商会向军政长官具呈， 辩称省议会辜负民望在先， 且22日全城公民并无“激烈举动”, 124但省议会已将矛头直指经亨颐， 并联络省教育界中与加费派或台州议员关系密切者， 对经氏展开全面的攻击。5月24日， 浙江体育学校校长王荦 （卓夫， 1876-1937, 台州仙居人， 可能为省议员） 125电请教育厅长伍崇学顶替经亨颐充一师校长；同日经氏闻知， “省长处匿名控余者甚多”126.而一些原先反对加费的议员也将学生之举视为经氏指使， 议会中动议成立查办经亨颐案， 即由反加费的宁波议员洪承祁提出。127省长齐耀珊对于学生事件， 据称“也决取严格主义”[9] （《经亨颐日记》， P.528） , 一师或面临解散之危险。
对此， 经亨颐一面越发表露出对于官厅与议会的疏离感， 结合既有的联通学校与社会的思路， 以为学生示威效力究竟有限， 而应实现和“市民与一般社会接合” [9] （《经亨颐日记》， P.528） ;一面又不得不继续奔走于政界与学生之间， 设法遏制事态扩大。其时杭州学联已在酝酿总罢课， 经氏为此又四处奔忙， 深感自己为“新旧交攻， 众矢之的”, 决意开始“韬光行事”.此时南下的蔡元培已在杭州落脚， 经亨颐于是拟请蔡元培堂弟、杭州中国银行经理蔡元康出面转达蔡元培之意， 劝告诸生“留以有待” [9] （《经亨颐日记》， P.529） .5月28日， 省长齐耀珊、督军杨善德发特别通告， “措辞外和而内厉”, 经亨颐遂在校中施临时训话， 称当前“爱国与祸国不分”, 学生应“适可而止”.然“台酋又思中伤”, “台酋”或指省议会议长周继潆；对此经氏觉得既冤枉又无奈， “自思于教育以外无他目的， 当局抑何神经过敏也”! [9] （《经亨颐日记》， P.529）
5月26日，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当时简称“专医”） 、一中学生已先行罢课， 而一师学生尚能遵守杭州学联的缓期三日之约。128这或是因为整个一师也感受到了省城政界施加的巨大压力， 教职员力劝学生低调行事。5月29日系学联决议的罢课之期， 而在前一日， 包括经亨颐在内的校长集会， 议决省校提前放假。同在28日， 省会青年团董事黄元秀、蔡元康、陈琪、许炳�摇⒁肚�等亦集议劝告停止罢课， 劝告文一为文言一为白话， 面向省校及全省青年学子。129故29日起， 学生以为“罢课”, 而官厅则认作“放假”.130一师学生陈范予早先以为决不能一听到放假令就乖乖回家， 但教职员劝诫不已， 指出学生在校一天， 便“足以增罪于校长”, 众学生只得遵令。其中早先与经亨颐因文白问题发生争执的教员陈夔， 复告诫学生回乡后“各种集会、演讲事亦当慎其所发， 否则许多罪状均矢集于校长矣”.[48] （PP.104-106） 可见虽然理念已见分歧， 陈夔无论基于旧谊还是利益， 依然自认与经氏属于同一阵营。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 至总罢课的阶段， 杭州学生对于爱国运动的一般理解， 仍仅关乎“国族”话语与本省内外的政学关系问题。如学联第一次罢课宣言中称：“不谓邪正不辨， 功罪颠倒， 反被权奸仇视， 万般恫吓， 百计摧残， 竟迫吾当代师表傅蔡二公去职矣。……教育总长、大学校长为全国教育之命脉， 其职责何等重大， 而傅蔡二公品学卓绝， 实为学界泰斗。今国脉中断， 瞻仰无人。”[55]将其实不怎么“新”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与蔡元培并举， 这里所谓的“国脉”, 实不涉及何种新旧性质的判断。之后因本省官厅下令提前放假， 又作二次宣言， 也是说：“省公署之校长会议， 不啻杀学生之利刃， ……长夏漫漫， 学生于草泽之间， 无人出而奔走呼号， 彼辈乃得逞所欲为， 肆意媚敌， 断送祖国。”[56] （PP.53-55） 其中提到“祸首”除军民长官外， 还有少数“作弄学生， 摧残教育”的中等校长， 表明罢课学生与部分教育界老辈的对立也已见端倪， 唯这种对立本身， 仍未被表述为“新旧”之争。陈范予此后假期在乡， 亦是与乡里老辈共抒爱国义愤、习读古诗文， 并无自行求取更“新”的知识观念资源的表现。131
也是在6月5-12日， 上海发生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运动。期间， 浙江教育会复推经亨颐赴沪与江苏教育会接洽。经氏在上海宿于蒋梦麟家， 而对于沪杭官厅， 他的恶感益深。9日起杭城亦罢市， 放假后留在省城的中等学生上街讲演并维持秩序。至12日， 杭报登出曹、陆、章免职消息， 同日杭城宣布开市。经亨颐等与商会各业董事上街执旗， “凡经过， 皆鼓掌， 店门均随之而辟”.开市之事“不费军警之力， 可使其一大觉悟”;而“官厅有愿同行者， 且婉拒之”.总之， 这正体现了“民治精神”, “可贺！可贺！” [9] （经亨颐日记》， PP.530-532）
综括上文， 并结合前三节所述， 可归结出杭州五四爱国运动的若干性质。在共性一面， 首先是教育界老辈态度的暧昧。浙江教育界师长辈与他处教育界老辈的反应类似， 在实践中普遍不主张对高举爱国旗号的学生施行镇压， 但自己周旋于官厅与学生之间， 也甚少完全倒向学生一边。其次， 虽然当时浙省的思想与教育革新已经发端， 经亨颐在风潮中也有“新旧交攻”的只言片语， 但与事学生对于5-6月间风潮的理解， 仍主要诉诸国族情感， 或忠奸之辨， 即关涉传统或晚清以降的观念资源， 而与五四运动前夕已起的思想新潮无甚关联。据此， 5-6月间的运动之于教育界， 似更多显现为新潮中一段政治性质的意外或插曲。以上两点， 应非浙江或杭州独有的现象。
在特性一面， 首先是杭州这一地方的特殊性。当时杭州要面对反日爱国这一全国性的议题， 也要面对浙省办大学、省议会动议加费之类的地方性议题。这两类议题本无必然联系， 但在时段上重合、在逻辑上叠加的结果是反日议题由此进一步“内”转并“下”转， 即除北京中央外， 地方亦可因地方之事产出类似“国贼”的反面典型；反之， 杭州地方的问题， 亦开始具有了发酵成全国性政治/教育议题的潜力。其次是经亨颐本人的特殊性。因地方矛盾与爱国风潮发生交缠， 关乎经亨颐的地方政学关系空前恶化， 这一恶化状况且开始渗入省教育界内部；这样的境遇， 在当时各省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中尚属罕见。而经氏经此也进一步强化了其联结学校与社会的既有企愿， 这在五四运动及之后的语境中， 显然也不会被理解为让学生完全回归校园、回归课堂的表态。
表面上看， 1919年夏间的爱国运动确实“在杭州很快地过去了”[28] （《“一师”学潮有关情况的回忆》， P.426） .稍后沈仲九在《五四运动的回顾》一文中对此深致不满， 称：“教育愈束缚的地方， 学生运动的能力愈薄弱。譬如浙江的教育， 素尚’死守部章‘的主义， ……还没有到实行罢课的日子， 官厅发出了〈两道〉132’禁止集会讲演‘和’提前放假‘两道命令， 多数学生， 居然是唯唯从命， 回家去避暑了。”[57]不过据以上概括， 此时的化罢课于无形， 也只是将直面危机的时间点向后推移而已。5-6月间的这段插曲对于本省教育革新事业是构成挫折还是助力， 欧战结束后凸显的新旧问题与地方五四运动中恶化的政学关系接下来又将如何纠缠、变化， 尚有待省内外各方进一步的互动与博弈。
1919年6月底， 江浙教育会及其他浙省公团致电北京， 反对签约， 133而杭州本地的风潮已暂平息。江苏教育会的蒋梦麟致信胡适， 称经亨颐邀胡、蒋赴杭讲学， 二人可在西湖边借地休养， “大家来煮粥吃”.134然而事后表明， 这是湖畔转瞬即逝的平静。对于经亨颐及浙江教育界而言， 一场更猛烈的、以文化争衡为名的风暴， 此时已在孕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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