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制的废止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直接冲击和震撼了以习举业为生的士人的心态。士人的职业倾向、文化观念、政治态度、人生理想等方面均发生重大转变。士人心态的变迁带来了诸如四民社会解体、工商实业兴起和社会风气转变等一系列社会效应， 初衷在于弃旧图新、挽救统治危机的科举制废止策略某种程度上与清王朝的灭亡有着间接影响关系， 但并不具有因果关系。
关键词：科举制度废除； 士人心态； 变迁；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它的建立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 选拔官吏不再唯门第、财产、血统是举， 而是更加注重官吏的知识才能。平民百姓只要努力读书也同样有可能通过科举而步入上层，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此， 无论贫富， 读书人都把应举作为个人生活的核心内容。对于他们而言， 读书做官并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现， 更多的还是出于改变个人和家庭处境的现实考虑。
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 也为中国传统士人‘布衣卿相’梦想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适应了以耕读为业的士阶层的社会需要”[1], “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2], 培养了庞大的士人阶层， 并深深影响了接受这一制度检阅的士人的心态。作为仕进的唯一正途， 科举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士人的职业倾向、文化观念、政治态度、人生理想等息息相关。因此， 科举制度一旦发生变革， 必然会引起士人心态、命运的一系列变迁。本文从制度变革对文化主体的影响入手， 旨在探寻科举制度废止后士人心态变迁之轨迹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后果。
一、清末科举制度改废
在1 300年的科举史上， 关于科举制度存废的争论有过多次， 甚至出现过科举中断现象。但作为封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2]46, 科举总能迅速复活， 继续稳定且有序地运行， 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鸦片战争之后， 晚清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存亡之际， 许多国人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之道， 求变成为人们的共同呼声。此时， 作为传承封建文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就遭到趋新人士的强烈批判。梁启超痛斥“八股”曰：“故深知中国之实情者， 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3]他主张“欲兴学校、育人才， 以强中国， 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 小变则小效。”[3]严复也在《救亡决论》中指出， “如今日中国不变法， 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急于废八股。”[4]加之科举制度本身固有弊端的日益凸显， 其日益被视为中国摆脱列强压迫、实现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障碍，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推行新政， 科举革废也提上日程。
1901年， 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渐废科举的建议：“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额学额的三成， 第三科， 每科分减旧额四成， 十年三科之后， 旧额减尽， 生员举人皆出于学堂矣”[5].同年7月， 清廷又命自此为始， 乡试、会试等均试策论， 取消八股文程式， 以近代时务代之等。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 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六臣面对危急形势， 认为“科举一日不停， 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绝无大兴之望”[5]62-63, 于1905年8月30日会奏《请废科举折》：“拟请宸衷独断， 雷厉风行， 立沛纶音， 停罢科举”[2]48.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压力， 1905年9月2日， 光绪颁布上谕， “着即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2]48.至此，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纵观中国近代之前历史变革， 科举制的废除应该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罗兹曼认为， “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 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 ……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的废除， 这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6]故， 科举制度的废止等于是将维系传统社会、支撑官僚体系以及传承传统文化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 这必然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尤其对于“习举业”的士人而言， 冲击和震撼更是直接而强烈。
二、科举制度废止后士人心态的变迁
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机会均等、无年龄限制的取士特点自隋唐科举制度诞生之日起便吸引无数文人士子趋之若鹜。士人每天都经历着相同的生活方式， 即“读书-应举-仕进”, 科举成为士人生活的中心或者说是唯一， 读书应举成为士人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一旦这种生活方式遭到颠覆， 对于一直视科举为入仕正途且毫无变通思维的顽固士子来说， 生活必然陷入迷惘、失落和幻灭之中。就像刘大鹏所述， 读书人“习业已久， 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 自有不知适从之势”[7], 当科举停废， “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 均属空虚”[7]146.而对于一些对科举弊端早就有埋怨之心又有变通思维的士子来说， 其心态和命运或许会更容易有划时代的改变。
（一） 职业倾向的转变
科举制度下士人的职业倾向主要有两种：“入仕”与私塾先生两种。入仕为官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是绝大多数士人的首选职业和人生目标。“一鸣从此始， 相望青云端”, 入仕意味着个人乃至家族命运的改变。但金榜题名者毕竟凤毛麟角， 未能入仕者不仅要经受落第的打击， 更直接面临着生存问题。儒家鄙视劳动， 强调“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自幼熟识儒家经典的士子们除了读书之外大多无其他谋生能力， 其能够从事的最好职业也只有私塾先生---以科举制度为生存支柱， 以未来将走上科考之路的幼童为教授对象。当然， 也有不少士人在科举多次不第之后， 对科举无望， 转而走向另外一条最接近“入仕”的职业， 如幕僚、师爷等， 为官员出谋划策， 类似于现代的秘书职位。但士人的职业倾向最为主要的还是“入仕”与私塾先生两种职业倾向。
科举制度废除， 视科举为正途的顽固心态士人自感“生路已绝， 欲图他业以谋生， 又无业可托”[7]146;而新式学堂的兴起又吸引大量学童离开私塾转入学堂， 许多塾师顿失其业， 只能“仰屋而叹无米之炊”[7]139.面对“坐失其业， 谋生无术”[7]149的生存危机， 众多士人只能从沉迷于科举的幻梦中苏醒， 或者是被迫、是自愿， 又或者是半被迫半自愿， 开始努力地走向自我选择命运的社会空间， 职业倾向从单一转向多元， 从必然性变为偶然性。
1. 学堂求学和出国留学。
为防止士人骚乱引发社会动荡以及宣传新学， 清政府在改废科举的同时， 采取诸如赐予学生出身者功名实职的政策以鼓励士人学习新学。而且， 新式学堂招生时旧士人不仅享有优先录取权， 而且在年龄上有着很大的宽容性， 30岁以下者皆可入学堂肄业；30-50岁者， 可入师范简易科。因此， 据统计， 废科举后， 约有1/5旧士人通过各种途径涌入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无论是师范学堂、法政学堂还是军事学堂， 旧士人均在学生中占有较大比例[8].
出国留学更是取代科举成为个人学识和身份的必要标志。1910年， 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现在形势， 科举既停， 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2]202.在美国读书期间， 他又注意到， 今日“国内学生， 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 他们“以为科举已废， 进取仕禄之阶， 惟留学为最捷”.那时一旦得一本科学位归， 即被“尊之如帝天”[2]202.
新式教育注重培养各类职业人才， 因而无论投身学堂还是出洋留学， 士人均能够接触到不同程度、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 在学业有成之后其职业选择必然更加多样化。
2. 弃仕而商。
早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 “捐官”风气以及科场实态的压力， 已经导致部分士子改变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多样化的职业取向已开始有所体现。例如， 山西商业发达， 票号垄断半壁江山。晋商子弟虽仍以读书求功名为正道， 却早已将参与经商视为退路， 有的甚至干脆放弃了科考。鸦片战争之后， 在西方商品大潮的冲击下， 商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传统“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观念发生转变， 很多士人不再“耻于言商”.如孙宝暄在《忘山访庐日记》中：“苟无商以运输之， 交易之， 则农工无可图之利， 而其业荒矣， 是故， 富之本虽在农与工， 而其枢纽则在商”[9].甚至， 在面对民族危机之时， 很多有功名的士人对于经商和发展实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提出了“实业救国”口号， 进而投身民族实业建设， 如清末张骞、孙家鼐等人， 身为状元， 更是着名的实业家。正如王先明教授所言：“在全然不同往昔的近代社会， 士人弃仕而商便成为应对潮流的一种必然归宿”[9]108.
3. 投笔从戎。
科举制度废除， 士人的仕路断绝。由于传统“出将入相”观念的影响， 加之士人从戎所能享受到的十分丰厚的条件， “今日入营， 不出三月， 而升调之令获矣。厚其禄而宠其身， 较之六年小学六年中学， 然后始获得一教职员清职， 自不啻万万倍耳。”[8]64-65对于那些既无法到国外留学， 也进不起国内新式学堂的青年来说， 投笔从戎成了他们的重要出路[10].在清末新军兵营中， 以秀才举人身份从军成为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4. 其他趋新职业。
科举制度废除后， 传统的功名身份甚至官职爵禄已不再是社会唯一的价值取向和士人唯一的价值目标， 因此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与吸引力。随着新学、新思想的传播以及实业的发展， 清末出现了许多新行业， 为旧日士子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无论是报刊的编辑、记者这类新兴职业， 还是郎中、文书、账房先生等一些焕发新春的“旧”职业， 无不充斥着昔日的士人。据学者研究， 湖北省就有20 337名旧功名人士通过各种新式教育进入教育文化、法政、军事行政和实业界， 占清末20年间该省绅士总数的43%[11].
（二） 文化观念的转变
废科举兴学堂， 直接影响着士人文化观念的巨大转变， 主要包括对以儒学为代表的旧学的态度、对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的态度以及学术兴趣的转变。
1. 对以儒学为代表的旧学的态度转变。
自隋唐创立科举以来， 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已经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方方面面， 内化为士人普遍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 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19世纪下半叶，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 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思想文化也如同科举制度一样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但“这种思想仍占着当时社会统治地位”[12]确是不容置疑的。也正因为如此， 洋务运动提出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口号， 希冀在保证“中学”中心地位的前提下， “师夷长技”谋求中国的自强。然而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无疑宣告了这一运动的失败， 国人们由此开始了对旧学价值及其命运的根本怀疑。
这一状况到了科举废绝就再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传统的私塾蒙馆被新式学堂所取代， 四书五经也让位于近代课程。在新的教育制度下， “只要想走仕进之路 （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 , 任何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13].儒家经典在新的教育体制下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读书之士俱弃孔孟之学而从事洋夷之学， 凡讲说孔孟者莫不被群体责骂为顽固、腐败， 不识时务者。顾颉刚认为， “治经学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 而是要促成经学的死亡， 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14].可见， 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西学为主流新学的引入， 不仅动摇了当时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 而且已经有了全盘否定一切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 对于后来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等有着深层次的影响。
2. 对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的态度转变。
与儒学传统的影响力大为减弱相对应， 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对士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科举废止后， 士人纷纷向往新学而厌弃旧学， 并通过转入学堂、出国留学、担任教职、创建学堂等各种途径进入新学领域。士人的趋新大潮可从刘大鹏的记述中窥见：“近年来新学之兴， 以能言洋人之学为高”[7]143.此种状况与鸦片战争之后， 至少是与1895年以前形成鲜明对比。“自五口通商以来约有半个世纪， 西方文化对晚清文化的冲击限于沿江沿海的商埠中的工商阶级和政府中少数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吏， 除此之外， 其影响， 对绝大多数的士大夫而言是极微小的。”[9]236可见， 至少在1895年以前， 商埠虽开， 西学虽已进， 但一般士人思想上的大门却仍然是紧紧关闭的。而科举废止后， 当时做学问的人分为两类：一为守旧者， 一为维新者。守旧者研究传统文化被认为不合时宜被人厌恶， 维新者研究新学适应时局所需则受人喜爱， 所以维新者逐渐增多， 而守旧者渐少。
3. 学术兴趣的转变。
科举时代， “学”与“仕”是合而为一的， 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中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15], 所谓“学术”, 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名利的敲门砖、获取高官厚禄的工具， 而不具有探索求真的意义。士人读“圣贤书”、做学问是服从统治阶级的要求而做的， 学术依附于政治， 没有独立性可言。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 断绝了“读书仕进”之路， 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关系， 客观上促进了“仕”与“学”的分途， 为学术的独立创造了条件。士人摆脱了科举的枷锁， 摆脱了长期以来“读书做官”的思想束缚， 不再心为形役， 开始强调“为学问而学问”, 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有的人干脆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如黄侃、陈垣等。
科举停废也使得儒家经典失去独尊地位， 学术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经学考据， 而是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诸多领域， 中国传统的以经学为主导的学术格局逐渐解体。此外， 八股文的没落和白话文的出现， 学术形式和语言更加通俗化， 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进入学术殿堂， 从而促进了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清末通俗小说的盛行便是例证。
（三） 政治态度的转变
1. 从参政议政到议而不参。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 所培养出的士大夫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旨归， 以“君安民乐”为己任， 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强烈政治责任感。士大夫“集政统与道统于一身”, 即不仅是进入统治阶级的政治精英， 又是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对于他们来说， “澄清天下”, 同时落实在“人生”和“世道”两方面， 即不仅要成为“社会的良心”, 还要参与实际政治生活，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对他们来说， 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的， 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2]203-205.
而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学而优则仕”道路的断绝， 政统和道统随即两分， 更进一步地说， 作为政道二统之载体的士与大夫也分离了， 进而加速了学术和政治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 清末民初的士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虽大都继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他们相对而言更加超然， 并不执着于“学而优必仕”, 而大多是像胡适一样倾心于“讲学复议政”, 即停止在议政阶段， 只做“社会的良心”, 而不愿参与实际政治生活， 对政治可议而不参， 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晚年都以讲学研究为主， 而对政治采取“议而不参”的态度便是例证。士人的这一心态变化促成了“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化， 参政与议政也构成了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别。
2. 对清朝封建统治从拥护到反对。
科举时代， 士人有着跻身统治阶级的机会和希望， 因而他们往往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较为拥护。此外， 由于受儒家“忠”“仁”“和为贵”等思想的教化和影响， 传统士人即便对现状感到不满， 他们多半还是会守着道德的良心， 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高层， 从内部对其进行改良， 而不会成为革命的倡导者和行动者。可以说， “科举制度既是维系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 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16].
科举制度废止后， 大批士人失去了通过科举入仕的希望， 又由于知识结构、经济能力、年龄等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或出洋留学， 前途无望；而那些从新式学堂毕业和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又无法被清末的现有制度所吸纳， 如此必然“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16]13-14, 社会动荡因素增加。
此外， 那些进入新式学堂、出国留学或加入新式军队的士人在接触到西方新思想、新知识后， 进一步认清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 “对旧有封建权威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急剧降低， 纷纷从制度上和心理上斩断与旧王朝的联系”[14]370, 走上革命或改革的道路。换言之， 科举制度废除后， 士人从封建王朝的支持者一变而为其反对者， 政治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也与当初清朝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兴新学的目的截然相反， 是清朝统治者当初所万万没能想到的。
（四） 人生理想的转变
自孔子始， 儒家就以“圣”为最高、完全之人格， 以“修身成圣”为最高道德理想。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传统士人以“修身成圣”为最高人生理想， 注重“修身”“修己”, 并以实现“君安民乐”“治国、平天下”为价值旨归， 以期实现“内圣外王”.然而“修己以安民”“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 又是以掌握一定的权力为前提的， 科举制度的建立无疑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金榜题名者可以入朝为官、进入统治阶层， 运用其掌握的权力更好地“治国、平天下”.然而， 走进科举象牙塔， 得意者毕竟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士人皓首穷经， 到头来也许仍是一场空， 一次次落榜的打击， 生活的压力， “希望-失望”在无数次循环之后最终会演变成一种对社会、对人生、对理想的无可挽回的绝望。这时， 出世隐避， 归隐田园，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以求“独善其身”往往是他们经常的无奈选择[17].
近代， 民族危机逐步加深， 处于文化占有者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危机感远超出了或超前了普通民众， 因为他们看社会问题的深度和预知力远超出了普通民众。深重的民族危机感造成的心理张力产生了强烈的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18].尽管科举制度的废除， 断绝了士人“学而优则仕”从内部对国家现状进行改良的可能， 但清末民初的士人们却都继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精神， 参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意识更加强烈。众多士人从沉默中警醒， 活跃于民族存亡绝续的时代浪潮中， 他们有的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有的倾力兴办民族实业、有的投笔从戎投身革命或投身新学， 自发承担起民族救亡、探寻新型社会和国家制度的重任， 其人生理想已经“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2]221.此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安危远比他们个人的“修身成圣”重要得多。
三、士人心态变迁的社会效应
正如本杰明·许华茨所说：“在许多方面，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及其他一些人的这一代是决裂的一代；他们是价值观念变化的促发人， 是西方新观念的传输者……”[19].科举废除后， 士人的心态变迁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效应。
（一） 士人阶层的消亡与四民社会的解体
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取向， 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2]163, 然而这并不直接造成士人阶层的消亡。但是， 科举废除后， 在生存危机面前， 众多士人只能从科举的幻梦中苏醒， 转变以往读书做官的唯一的职业观念， 走向自我充分选择命运的社会空间， 职业倾向从单一转向多元， 大量流向工、商、军、学各界。在报刊的编辑、记者等新兴职业以及以往士人不屑一顾的郎中、文书、账房先生等一些“旧”职业中， 无不流动着昔日的士人。
正是在这种社会流动中， 传统的身份等级结构被近代的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内容的变化， 充分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动。封建王朝的户口职业通常是按照身份等级结构划分的， 大致为士农工商四大类， 士因拥有功名身份且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 因此士不仅为四民之首， 也是职业项目之首。清代所修地方志中也是如此， 大致按照士农工商四大类民众的身份划分职业。但是查阅民国初年所编的地方志， 其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划分的， 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 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14]372.已经没有“士”这个单独的职业项目， 所谓的“士”很明显已经分流到诸如“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等多种职业当中。这说明， 随着“功名”身份的逐渐失落， “士”这个原有的特定的封建等级， 已经在科举制废除后， 随着时代发展以及职业观念的转变， 被日趋细化的社会新兴职业所分化。而且， 随着“四民之首”的士阶层的消亡， 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也彻底解体。
（二） 近代教育的建立与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
自科举停止以来， 各种普通学堂、专业学堂以及有关教育的“阅报所”“读书所”“劝学所”都成为士人热心向往的事业。如江苏士绅王同愈创办了4所学堂；至1909年安徽省共成立劝学所52所， 其中40名总董源于士绅。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 学生规模也急剧壮大。据统计， 从1906年到1909年， 全国新式学堂从2.39万所增至5.91万余所， 学生人数也由54.5万余人增至163.9万余人。加上新学课程的推进， 近代教育得以建立并有了很大发展。科举停罢， 出国留学的热潮也狂飙突起， 仅赴日留学生就由1901年的274人增至1908年的3万人， 且此后历年皆有增加[20].
这些由新学堂和留学造就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根据其所学、所见、所闻， 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 提出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 并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 推动了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的一批着名人物， 如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 以及国民党中的着名人物廖仲恺、蔡元培、蒋介石等， 大多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
（三） 工商实业的兴起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科举废除后士人职业观念发生转变，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不再是士人所恪守的信条， 经商也不再是“丈夫之贱行也”.越来越多的士人投身到工商实业中去， 其中不乏已取得功名者， 如状元实业家张骞、进士出身的王同愈发起组织了苏州商会；浙江余兆熊， 举人出身， 经营刺绣颇负盛名等。可以说， “晚清士绅之经商营工已不再单纯是偶发逐利或赶时髦， 而是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汇聚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8]63-64
工商实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方面促进了清末民初经济的发展， 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 也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趣味与生活追求发生改变。传统“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遭到冲击， 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明显转变：人们开始追商逐利、崇尚享乐， 唯利是图的观念也开始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四） 乡村文化的断层和城乡差距的扩大
科举时代， 来自乡村的士人需赶往城市应考， 于是士人从乡村流入城市， 然而无论仕进与否，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后还是会回到他们心理和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 从而构成了一种城乡互动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使中国乡村有着自主性的文化系统”[14]373.
科举制度废除后， 士人们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 或出国留学， 或投笔从戎， 或到城市寻找其他适合的谋生职业， 不愿再返回农村。因为他们在乡村不但不能拥有更高的教育条件， 而且比之城市乡村少了许多谋生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从新式学堂出来的毕业生们往往不愿也不能重新适应乡村生活。传统的城乡互动格局， 被农村知识青年涌入城市脱离农村的单向社会流动所取代， 进而导致乡村人才大量流失， 乡村经济急剧衰落， 乡村文化出现断层， 城乡分离、城乡差距逐步扩大。
四、科举制度废止后士人心态变迁与清王朝历史走向
（一） 加剧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科举制的废止使得士人与清王朝失去了制度上的关联， 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获得又使得他们与旧有制度和旧王朝失去了文化上的关联。士人对旧有权威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急剧降低， 政治倾向发生转变， 开始背离清政府， 清政府也由是失去了士人阶层这一其维持统治的基础。
一部分士人在接触到西方新思想、新知识后， 进一步认清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 走上了或立宪或革命的道路。如张骞、许鼎霖、郑孝胥等立宪党人发起和推动了立宪运动， 直接同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清末立宪派势力膨胀， 立宪运动的高涨， 与士人背离清政府的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还有些士人成为革命党人的骨干， 如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 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人原来都是有举人或秀才身份的。据民国初年武昌起义档案资料， 在一百多位“首义人物”中， 投笔从戎者约占一半左右， 而其中大多拥有功名。可以说， 科举革废后， 士人们“义无反顾的扮演了晚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9]352.
（二） 科举制度废止与清王朝的灭亡并无必然因果关系
科举取士源于隋唐，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了1 300年， 一旦停罢， 影响之大， 不言而喻。1905年， 清政府一纸诏书停罢科举， 其初衷在于以弃旧图新挽救其统治危机。尽管晚清政府对科举制度废止后士人的后路制定了许多优惠的善后政策， 但是其后士人的职业倾向、文化观念、政治态度、人生理想发生了重大变迁却是不争的事实。新学造就了大批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而其维持统治的基础---传统士人阶层却日益边缘化并逐渐消亡， 这一升一降自然会加深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最终加速了其灭亡。1911年， 科举制度废除后仅六年， 清政府便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来说， 科举制度废止后士人心态的变迁及其群体的社会流向， 与清朝的灭亡也许有着一些间接的关系。但是， 清朝的灭亡， 是封建王朝不适应时代大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灭亡是其内外部诸多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度在能满足其导引思想的基本目的时， 它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但是到19世纪时， 它遭受了因内部因素引起的瓦解， 并证明了它不能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的需要。这时清代的科举制度不再能作为一种支柱来支撑起一个已变化了的社会。”[21]因此， 科举制度的废止， 主要在于其已经不再是助推时代发展的黏合剂， 反而由于其自身的众多弊端成为清末革新救国的阻碍。而且， 从实质上来说， 废除科举后士人反而有了更加广泛的出路， 走出了一条千百年来无数士子无法想象的“谋生”之路。但也因此造就了大批激进青年， 并导致顽固士子文化心理失衡， 最终导致清朝灭亡， 这应该是当时清王朝统治者无法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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