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对中国智库的实地调研，本文从思想产品的特性出发，分析近年来中国思想市场的变化以及智库的应对，就进一步完善思想市场运行提出对策建议。本文认为，随着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中国思想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细分市场初步形成，市场中介组织得到孕育。面对这一变化，中国智库在实践中做出了主动应对，一方面，通过加强自身学术研究能力与决策咨询能力的协调与转化，提升智库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寻求与国内外智库以及中介组织的合作，拓展传播渠道，丰富研究手段，增强智库影响力。然而，中国的思想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纵向、横向分工，拓展产业规模，进一步完善确保思想市场有序运作的法律保障，进一步构建基于契约关系的对等的政智关系等。
关键词：思想市场；思想产品；智库；决策咨询服务
一、从“科斯的回答”谈起
2011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接受《财经》年会的采访时指出，“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科斯的发言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科斯进而言道：“尽管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压抑思想市场会导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中国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需要尊重不同声音的发声权利，而只有让这些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和而不同”,方能共谱和谐之曲，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智库的使命所在。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使中国社会的崛起充满现代文明的气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又于年底确立了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思想市场建设与智库发展进入了一个加速通道。近些年来，中国思想市场发展出现了哪些新进展、新变化？中国的智库又是怎样应对的？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市场有多远？本文将对此作出阐述。
二、思想市场、思想产品与智库
思想市场，顾名思义是以思想产品为交换标的的市场。人们的思想和言论众多，但能作为思想产品进行交易、得到需求方认可的却不多，往往只有专业从事思想产品生产的知识分子才能与其需求方通过各种媒介进行思想商品的交换活动（王莉丽，2014）。思想产品的供给者既可以是个人，如学术研究者、哲学家等，也可以是由个人组合而成的团体或机构，如某个课题组、咨询公司、智库等。通过书籍、报刊，书面报告、专报，媒体等载体，大量的思想产品被生产出来，包括学术理论、世界观方法论、咨询成果、政策意见等，以满足和影响思想的需求者，如学术研究者（哲学家）、学术机构（智库）、企业、公众、政府等。有时为了简化，也可以将思想载体理解为思想产品。通过获取思想产品，需求方可以增进学识、调整营运方针、提高决策效率。需求方和供给方间的匹配，就是不同思想市场的形成过程。比如卡尔·波普尔如此描述科学家间形成的思想市场：“关心同类问题的科学家共同组成一个市场相互进行交易。某种理论、知识或者意见在这个市场上得到讨论、批评、质疑、补充、反驳。”（卡尔·波普尔，1986:502）此外，供给方与需求方并不需要一一对应，学术理论既可以为学者所用，也可以被智库吸收，转化为决策咨询意见。为便于讨论，本文研究的思想市场指以智库为思想产品供给者而形成的市场，对于其他思想市场并不做论述。
思想产品具有特殊性，使得思想市场有别于普通的商品市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原创成本高、复制成本低。思想产品的价值在于其蕴含的思想，而不在于载体。思想的产出需要生产者投入很大的精力用于资料和数据的获取、逻辑的推演和成果展示，而思想的载体，纸张、文字，复制的成本极低。因此，大多数思想产品需要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思想产品的定价十分困难。由于思想产品的内容评价远远大于形式装裱，只有看过内容后，才能评判思想产品的价值，这使得思想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事前信息不对称，为思想产品的准确定价造成了困难。三是思想产品之间存在横向差异。所谓横向差异，是指在同一档次的产品中，消费者出于不同偏好而产生的认知差异，因而也被认为是相对差异。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的不同，对于思想产品会形成不同的偏好，使得思想产品只有在广泛的传播之后，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公允的价值，衡量这个价值的标准不只是金钱，还包括声誉（李凌等，2012:15-18）。因此，思想产品的上述特性，要求一个公平、开放、有效的思想市场与其匹配，通过海量甄选和重复博弈等机制，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无限逼近真理（科斯，1974;王振霞，2015）。
智库是思想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智库主要是指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研究目标，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库是市场的供给者，为决策者提供“公共政策思想”（王莉丽，2014），包括决策咨询建议、政策评估报告、行业或者国家经济形势分析等思想产品。但在某些情况下，智库也可以是思想产品的需求者，学术研究成果、前沿的研究方法都是智库所需要的产品，用以提升智库的研究能力与产品质量。智库活跃与否，数量、类型的多寡等，都是判别一个思想市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三、中国思想市场发展的新变化
以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标志，中国智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积聚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共问题愈加复杂，对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新要求，推动着智库作为决策理性外脑的发展（薛澜，2014）。由此，中国的思想市场发展出现了新变化，市场规模迅速扩容，智库评价机构、智库论坛等市场中介组织得到孕育。
（一）思想市场发展的差异化竞争
随着思想市场的扩容，作为思想产品的主要供给方，各类智库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在研究内容和运营模式上展开差异化竞争。
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可以分为综合型智库和专业型智库两类。所谓综合型智库，主要是指研究实力强，涉及跨学科领域，拥有众多智库领军人物和复合型研究团队，研究成果丰富多样的智库。相比之下，专业型智库只聚焦于某个或某些相关联的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专业型智库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专长或权威型的市场地位，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总是与智库的研究领域密不可分。智库研究资源的多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智库是综合发展，还是专业化发展。一些体制内智库拥有充足的财政经费支持，可以招募优秀的人才，并同时在各个领域开展研究。但对于一些社会智库或高校智库而言，为了集中有限资源发挥更大效用，往往以某个专业领域作为突破口，快速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二是在运营模式上，可以分为实体型智库与平台型智库两类。实体型智库一般具有紧致的组织形态和稳定的组织关系，研究人员隶属于智库，项目运作以智库内部人员为主，如传统的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大部分高校智库和一些社会智库都是实体型智库。平台型智库则具有相对松散的组织形态，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人才使用理念，打造平台机制吸引外部专家，同时结合自身研究资源，发挥在成果转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平台型智库内部又可分为非媒体型智库和媒体型智库。其中，媒体型智库是一类特殊的平台型智库，往往从媒体转型而来，有着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凭借敏锐的公共问题研究视角、迅捷的政策评论能力，以及丰富的媒体宣传推广手段，甚至可在一定程度上设置议题、引领舆论，以此提升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运营模式上的差异体现了智库在思想产品提供方式上的博弈，实体型智库的优势在于“内容”,而平台型智库的优势在于“渠道”.
（二）智库评价机构在争议中完善
智库评价的背后是话语权的博弈。不可否认，把影响力作为生命线的智库自然十分重视智库评价的结果，而智库评价机构也可以在智库评价中迅速提升地位和影响力。但是，智库评价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这不仅因为智库具有多维度特征与多面特性，智库活动往往游弋于政界、学界、媒体和公众之间，更是因为评价机构本身的公正性与权威性难以在行业内部取得共识。由此造成智库评价的结果总不能使所有智库都满意，进而评价机构的资质、评价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等受到质疑。笔者认为，尽管智库评价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智库评价对于促进我国智库崛起和智库产业的发展，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智库评价促进我国政策研究机构的智库身份认同，完成向新型智库的目标定位与发展转型，同时催生智库行业的觉醒与自律，并通过设定指标的形式引导智库的发展方向。
智库评价排名体系一直在进步和完善。这些年来，首度推出就饱受争议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通过不断细化排名子系统、扩大专家库规模、增加提名评审轮次来提高报告质量。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借鉴《全球智库报告》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推出《中国智库报告》，并在2015年度的报告中根据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方案，更新了自己的智库名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特意没有将自己列入，以体现公正客观。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4）》分别从丰富影响力概念内涵、客观测量可观测指标、吸纳港澳台智库成员等方面做文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朱旭峰，2016）。
应当看到，中国的智库评价事业还处在起步和摸索的阶段，各家评价机构对于评价的对象、方法、指标都有不同的理解，评价机构的权威性也有待增强。尽管如此，但不能低估任何一份智库评价排名报告的发展前景。随着智库数据信息的公开化程度日益提升，尤其是政府信息的公开共享，未来的智库评价将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一是从排名评价拓展到指数评价，如智库发展指数、智库透明度指数等指数类评价，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简单、直观、精细、可操作。二是从综合评价拓展到分类评价，包括分类型、分领域评价，如社会智库、地方智库的评价，以及经济类智库、科技类智库的评价等，从而将不同组织级别、类型和研究领域的智库区分开。三是从以智库的自评价、相互评价为主拓展到以用户评价为主。四是从智库评价的无序竞争转向基于方法论去伪存真的有效评价。
（三）智库合作机制已经初露端倪
智库论坛成为智库与智库之间、智库与政府之间交流的重要平台。论坛汇集了智库、学者、媒体、官员，成为决策者了解智库产品最直接的平台，也是与会智库自我宣传的重要机遇。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多来，比较有影响力的智库论坛主要有：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智库高端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和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光明日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高校智库建设论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的第六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全球治理与开放型经济：G20智库论坛（2015）”;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5年会”;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2015年）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以“2050年的上海：发展愿景与挑战”为主题的第二届上海国际智库峰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公共治理与政策论坛，等等。此外，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最后一天，专门举办了一场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为主题的闭门研讨会，这也是博鳌论坛首次讨论智库角色与决策作用。
智库论坛只是智库合作的形式之一，也是比较初级的合作形式，人员互访、项目委托、联合攻关、战略共同体等方式将进一步推动智库合作纵向深入，目前这方面的合作已初露端倪。与此同时，我国思想市场发展的一种趋势性变化是，实体型智库与平台型智库之间“内容 渠道”的合作，取长补短、无缝对接，促进思想产品分工体系的深化与细化。
四、中国智库应对变化中的思想市场
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加和思想市场规模的扩大，智库在自身建设中需要施加一定的措施，以应对思想市场的变化，维持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步提升对于公共决策的影响力。
（一）学术能力与决策咨询能力并重
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有差异，也有互补性。学术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人兴趣，而决策咨询则主要基于问题导向；学术研究可以是理论型、综述型的，但决策咨询必须提出有实践意义的政策建议；学术研究注重对过往文献的梳理，填补文献的空白，而决策研究注重实地调研，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学术研究评价的标准是同行间的认可，决策研究则重视政府对所提建议的采纳。为此，要做到学术与决策咨询并重，需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决策咨询是“前轮”把方向，学术研究是“后轮”添动力，两者之间相互协调、补充与支撑。
（二）选择适宜智库发展的体制
机制在体制机制方面，由于国内相当一部分智库是从高校、科研院所或国有企业转型而来，在智库和决策咨询研究的认识上，还存在着种种偏差与误区，导致实践中智库目标与现行体制的冲突不断。如何运用好已有资源，拓展思想市场份额，既追求学术评价，又坚持智库导向；既争取经济效益，又提升社会影响，成为摆在各类智库面前的一个共同的发展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的智库采取了智库特区的模式，在组织内部划出一部分承担智库职能，经费由其他部门资助；也有的智库采取了整体转型的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改变现有激励模式，寻求新的人事管理办法和资金筹措渠道；还有一些智库采取了双轨制的发展形式，双轨并行，解决目标定位多元化的问题。
（三）重视与外部资源的联系与合作
一是智库之间的相互合作。包括同类型智库之间的合作，增强共同研究的实力；不同类型智库之间的合作，形成差异化的研究视野；对于一些新兴智库而言，与同行合作特别是与有影响力的智库合作，是他们拓宽研究领域、迅速提升研究质量、增强影响力的捷径。
二是智库与企业、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形成共建共享。企业和政府的数据开放、信息共享，为智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实地调研的机会，而智库的研究成果也能为企业和地区的发展规划提出具体的方案与建议。
三是智库与媒体、思想市场中介之间的合作，扩大社会影响。对于新兴智库而言，与媒体、智库评价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社会影响，放大智库发展的优势领域，但也可能暴露出发展的短板。
（四）加强国际合作与国外经验借鉴
智库“走出去”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必要环节，也是目前中国智库相对欠缺的一个方面。一些世界级的国际智库都会在全球布点，包括中国，比如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等，但鲜有国内智库在国际上进行布局。中国智库的“走出去”战略，重点是向国际组织中进行人才输送，在国际会议议程设置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组织和规划工作，旨在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研究资源，形成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向世界说明中国。
除了“走出去”以外，还要将国外的优秀经验和资源“请进来”,在求同存异原则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发达国家智库运作的成功经验。
五、中国思想市场建设与智库发展的未解之题
传统智库运行体制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思想市场出现的新变化，以及智库的新需要，从维护整个市场有序发展的角度，以下三点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分工与市场规模的问题：从智库到智库产业
尽管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但缺乏市场分工，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为此，智库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引导，避免智库“一窝蜂”研究热点问题、扎堆发布雷同的研究报告、只注重公众宣传而忽视研究质量，导致资源的浪费与无序的竞争。目前，众多智库已经有扎堆研究“一带一路”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倾向，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正如科斯所言：“分工经济中的一体化力量，已经以价格机制的形式存在了。”思想市场的分工是市场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的标志，也是智力成果可以被合理定价的前提。因此，应当遵循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鼓励思想市场的纵向分工和横向分工。其中，思想市场的纵向分工，是指思想产品从思想到政策的过程分别由不同的市场主体来提供，既可以有学术研究机构，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智库，还可以由政府部门来完成，形成一条从知识开发到政策实施的转化链条，面对不同层级的思想用户，进行从语义、文字到载体、标识的加工与转化。横向分工则是指与智库相关的产业分工，如媒体传播、教育培训、规划设计等之间的产业分立与融合。这种分工使同一档次的思想产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迎合特定偏好的需求，降低思想的使用成本，赋予思想新的内涵，也使原本不在市场内的用户参与交易，延展市场边界。而随着分工的深入与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相应的辅助机构会逐渐参与智库思想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之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智库产业链。
（二）提供确保思想市场有序运作的法律制度保障
智库提供的思想产品，具有独立性、原创性、知识密集性、非营利性和保密性等特点，需要一系列能确保思想市场有序运作的制度安排。目前，体制内智库难以走出用“课题换收入”的怪圈，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对智库研究人员应有的收入和激励保障。同时，对体制外的社会智库而言，它们尽管在人员和经费的使用上具有更多的自主性，但却面临着自我定位的问题。比如，社会智库在登记时，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社会团体，还是企业？可能都似是而非。现行制度安排中，并没有为智库这一特定的组织形态留下准确的位置。
（三）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平等的政智合作关系
应当承认，我国智库始终未能摆脱行政依附色彩，同思想产品的用户处于一个不对等的地位，智库更像是政府的隶属机构，而不是平等的市场交易主体，从而导致智库缺乏独立行为，“‘迎合’政府的智库多，‘诤言’、‘谏言’的智库少，‘谏名言’的智库更少”（上海社会科学院，2016:42）。
可以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用契约关系而非隶属关系来激励和约束智库。一方面，政府采购竞标本身就是一种择优机制，有助于激励智库竞争，另一方面也可将财政报销制度去繁化简。不过，并不建议完全取代政府拨款，完全的项目采购竞标形式容易使智库只关注短期的项目上的竞争，而忽视长期的、综合的、战略考量，迷失智库的真实价值。其中，尺度的把握需要考验政府的智慧。
参考文献：
柏必成，2015,《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与传播能力-智库影响力的一个分析框架》，《学习论坛》第31期。
卡尔·波普尔，1986,《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
李凌等，2012,《智库产业-演化机理与发展趋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罗纳德·科斯，1974,《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9月10日。
钱再见，2016,《新型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路径研究-以公共权力为视角》，《智库理论与实践》第1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5,《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6,《2015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
王莉丽，2014,《中国智库思想市场的培育与规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王振霞，2015,《智库思想市场的功能：规制和管理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
薛澜，2014,《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张旭昆，1993,《思想市场：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演化》，《社会科学》第7期。
张旭昆，1994,《思想市场：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演化》，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