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有机会接受培训，或者有机会去学习，都还是比较乐意的。既可以学到更多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借鉴专家与领导们审视问题的不同视角；前者可以让我们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更加的透彻，后者可以让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只有突破固有知识对我们认识的局限，才可以让我们获得新的认识；只有换着不同的认知视角，才可以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全面。在所有的视角中，我们最不容易把握的，估计就是管理视角了，更精确的说，是管理者视角了，因为我们自己长期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时间久了，即使到了管理者的岗位上，也习惯了用被管理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工作。
一、“自上而下的思考”与“自下而上的执行”
之所以泰罗成为管理学之父，固然原因有无数，但其中有一条是重要的，那就是他认为应该把工作计划与工作执行相分离。尤其是作为初期的工厂或者码头搬运场，要让工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有长远或者科学的计划，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开展对工作的研究与计划，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成功的，而且被世界各国所采纳。当然，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成功的，但也让泰罗从此背上了一世的骂名，那就是对基层工作人员的不尊重，居然会认为基层工作人员没有能力去研究和计划自己的工作，这难道不同公然的瞧不起基层工作人员吗？
是不是要把工作计划者和工作执行者分开，撇开对人的尊重与不尊重，信任与不信任来看，可能的确与具体的工作与行业有关。有的工作的确极其复杂，工作流程极其漫长，如果完全交给一两位负责操作的人来负责，明显也是不适合的；如果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还需要用一个人来指挥，这不但是官僚作风的体现，可能在指挥中表现出来的颐指气使，肯定处处表现出对人的不尊重起来。但是，不管是否有必要把计划者和工作者分开，也不管是简单的工作还是复杂的工作，都要注意把计划与执行分开，我到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万事预则立，如果整天不考虑计划的事，难免会陷入事务之中。
对自己的工作，我们往往都是被管理者，不管你处于什么岗位，你的工作总是被布置下来的多，自己主动找来的少。我们总觉得执行是自己的事，而觉得思考不应该是自己的事。可是，没有了思考，工作就真成了工作，既不知道目的，也不知道意义。似乎忙碌是自己的，而目的与意义都是他人的；对待工作的态度与原则，就是反正我尽力而为，或者我用良心干活，至于究竟能够干到什么程度，这由我能够达到的忙碌程度为标准。至于工作是否一定达到目标，这并不是作为执行者的事；至于工作是否一定能够达成任务，这当然也是决策者来负责。没有了自上而下的思考，我们变得麻木起来，工作变得无趣起来。其实，对待工作，思考是可以站在管理者角度思考的，目的不是为了越权，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为了让工作达到管理者提出来的目的，也为了让工作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意义。
二、像“要求管理者”那样“要求自己”
作为被管理者，我们总觉得自己地位比管理者要低，那么我们无形中就把自己隐在了群众这个群体之中，不自然间就把管理者显现出来了。由于我们始终把自己隐在群体之中，由于每个人都深受从众意识的影响，始终认为群体总是正确的，错误的永远是个体或者个别的，这也不怪我们，毕竟这个社会普遍都在坚持“少数服从多数”（殊不知，少数服从多数，主要是用在决策领域，在执行领域，普遍执行的是“多数服从少数”）。既然群体是正确的，而我们自己又是群体中最坚守的一员（虽然有时候自己已经处在管理岗位上了，但在意识上还是愿意把自己放在群体或者群众之中），所以我们也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群众中的一员，但我们也只是群众中的一员。前者意味着我们要接受群体的规范，要善于接受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从群众中得出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后者意味着我们也要像个体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总是认为自己始终是正确的，自己始终是对的；或者因为自己是一名群众，所以偶尔有什么不正确的，偶尔有什么不对的，也是可以原谅的。群体在大部分时间里肯定是正确的，但并不因此而推导出，因为我们是群众中的一员，我们自己就始终是正确的。之所以群体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正确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群体中的个体，都能够严格地要求自己，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更幸福感地过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成一个正确群体中的一员，前提是我们作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让自己正确起来，让自己的行动与思想都对起来。
管理者由于岗位职责的不同，他们总是处于工作的上游，所以他们不但在思想上高高在上，在物理位置上，不管是在开会会场的上下，还是在走路的先后，他们也是高高在上或者遥遥领先的。于是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就更高，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松或者放低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可能永远做不到这样的岗位，我们可能永远开会以坐在主席台上，走路走在众人的前面，但我们永远都需要用正确的思想来引领自己，我们永远都走在自己的身前，不要让自己的思想松懈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松弛下来，工作才会保质保量地完成，生活也才会变更加温暖而又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