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道德问题，除了加强社会成员的德性培养之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尤其是法律来解决。立法和司法是法律解决道德问题的两种重要途径。道德问题的立法解决，是将道德适度转化为法律，实现主流道德价值观的制度化，强化道德约束力，引导社会成员崇德向善；道德问题的司法解决，是通过司法的救济机制，倡导合道德行为，抑制非道德行为，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法和司法双管齐下，能够整合多元价值，协调利益冲突，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增强道德认同，构建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同时，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又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法治社会建设；道德问题；法律解决；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型，使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关系，日益呈现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深刻改变社会成员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样态。在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个体性的崛起，在赋予社会成员现代性意识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成员在价值选择和社会诉求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存在道德认知和行为选择的困境。在法治社会建设背景下，通过良法实施，为社会成员提供合理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构建社会的理性秩序，则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必然选择。因此，探讨道德问题的法律解决途径，便成为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
一、法治社会建设背景下解决道德问题的法律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公共理性规则欠发达。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因公共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社会成员价值判断多元、利益矛盾冲突，成为诱发道德问题的重要因素。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表明，通过培育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和德性修养，实现社会成员的自我管理和约束，来解决道德问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道德是内在的、软性的社会规范，虽然有个体自律和社会舆论压力保障实施，但是难以驾驭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在弥合社会的价值分歧，协调社会关系等方面功能弱化。
在现代法治社会，社会成员公共理性的发展程度，是实现社会善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核心所在。塑造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需要培育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为社会成员提供价值共识和行为指引。"法本身就是规则化、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1],在整合多元价值，协调社会关系，调节利益冲突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合理的、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理性秩序的最佳选择。道德只有与法律相结合，发挥法律的治理优势，对道德问题进行制度规范，才能有效预防道德问题的发生，构建具有伦理性的美好社会。选择法律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具有明确性、可预期性，通过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及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实施，能够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权威的司法裁判这道最后屏障，才能有效化解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存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法律对道德问题的解决，有立法和司法两种途径。在立法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立法，把道德适度转化为法律，通过法律手段建设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可在宏观上预防道德问题的发生；在司法方面，通过正义的司法判决，既救济了合法利益，抑制了非法利益，也弘扬和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社会成员接受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教育，使具体的道德问题在微观上得以解决。
二、道德问题的立法解决：道德适度转化为法律以强化道德约束
立法解决道德问题，是通过立法方式将道德转化为法律，赋予道德权威性、强制性，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立法解决道德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依据。
在理论层面，道德向法律的转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道德和法律之间具有共通性。博登海默认为：社会交往的基本道德正义原则，通过转化为法律规则，增强了道德原则的约束力，赋予其法律性质的强制力量[2].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联表现为：一是道德和法律具有义务的内容。道德和法律通过对义务的规定，指引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遵守道德，过上有道德的生活，主要是履行了道德义务1.法律更强调权利，但也不排斥义务，通过对权利义务的创设，发挥社会规制作用。没有法律义务的履行，法律权利也无法实现。但是，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实现机制，存在自律和他律的区别，而且在义务的内容方面，道德义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比法律义务更为广泛。伴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倾向，道德义务向法律义务转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二是道德和法律的调控范围具有相容性。道德调控涉及社会各领域，凡属法律调控的领域，往往也受道德的调控。反之，道德调控的领域，则未必是法律的调控范围。法律是底线道德，只针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制度性调控，其调控范围相对道德而言明显较窄。法律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要求较低，是不可逾越的行为底线，否则就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道德不仅涉及重要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的调控，而且还把塑造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作为自身的神圣使命，且在道德和法律重叠的调控领域，道德对法律具有服从性[3].三是道德和法律的价值取向一致。正义是法律的内在价值，法律具有正义性，是其能够被社会成员所遵守的根本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促成人民进行正义和善的制度，应是法律的实际意义所在[4].正义是道德的内在精神，道德的产生及其发展，是社会成员同非正义作斗争的结果，反映了社会共同体建立公平社会的价值追求。正义成为道德和法律共同的价值目标。四是道德和法律都具有完善个性的功能。道德是软调控，主要依赖社会成员的信念和自律发挥作用。而法律是硬调节，其具有稳定、明确的行为模式，并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道德和法律要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调控作用，客观上需要社会成员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社会成员来讲，不管知不知道，愿不愿意，道德和法律总是在发挥调控作用。正是道德和法律调控作用的客观存在，社会成员才认同和更好地遵守道德和法律[5].因此，道德和法律都具有完善个性的功能，使社会成员积极向善，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实践层面，通过道德的法律转化，解决道德问题是通行的做法。国内外都存在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实践。我国《宪法》从国家根本法的高度，对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社会公德等予以宪法确认。我国《民法典》总则编，明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入法律，转化为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了法律载体，将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实践；规定了民事活动的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为民事活动提供了行为指导和行为规范。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夫妻、子女与父母之间义务，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化建设，离婚经济帮助等规定，也是将忠诚道德、孝道等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以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予以规制；对国家公职人员违反清正廉洁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罪名，规定了相应的刑事惩罚措施，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清正廉洁道德的法律转化。在西方立法实践中，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第858条规定，在契约的履行过程中，应遵守诚实与信义的原则。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契约的给付义务，要恪守诚实原则，讲究信用，并以交易习惯来行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703条规定，要以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法规定的义务或合同[6].可见，西方的民商事法律，把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立法确认，作为民商事活动的基本原则。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对他人遭遇危险，有能力救助而不救的行为进行刑事规制。
通过道德的法律转化，实现对社会成员非道德行为的规制，也使法律具有了道德性。道德规范具有结构层次，层次越低越是具有普适性，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能够普遍化的道德标准，社会成员才有义务服从，如果行为标准不能够普遍化，要想做到人们永远服从，那往往是不可能的，社会成员有义务不遵守这种行为准则[7].较低层次的道德，具有可普遍化的特性，决定了其向法律转化，并通过法律强制的可能性。同时，能够立法的道德是规范性道德，而不是美德。规范性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而美德是社会成员对善的内在追求，而形成的内在信念，注重对个体的精神需求以及精神的意义。道德转化为法律，其实就是规范性道德的立法。法律不可能，也没必要对美德，即社会成员的思想领域进行介入，否则就会导致"思想专制".
总之，道德问题的法律解决，或是法律介入道德领域，并不是将所有的道德问题诉诸法律，而是要坚持适度性原则，保持合理的限度。在社会生活中，道德和法律各有自身的功能优势和局限，二者要功能互补、有效互动、协调配合，并在各自的调整领域发挥调控作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只是对社会成员在现实生活中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增强道德的权威性和约束力。道德和法律作为两种不同，但又有联系的社会规范，虽然调控领域存在交叉重合现象，例如，家庭暴力既是道德调整的范围，也是法律调控的领域。但是，有些社会生活领域是纯属道德调整的空间，法律难以也不适宜介入，否则就会加大社会治理的成本，造成法律资源的浪费，甚至渗入社会成员的私人领域，这是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精神相悖的。法律调整的领域，应是道德难以解决，且又威胁到社会公共秩序，只能通过法律评价和规制的社会关系。对不受法律评价和调整的行为，应由道德进行评价和规范。因此，在社会生活中，那种用法律取代道德的"泛法律化"做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行。法律仅调控社会领域的一部分，只能由法律管的事，法律才真正管起来[8].反之，社会生活会变得森严。
三、道德问题的司法解决：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律生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对社会生活中重要社会关系的立法确认，并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规范性调控。由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重要社会关系的立法选择与确认，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往往难以做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事先建构。例如，对电信诈骗行为的立法规制，是因为存在电信诈骗这种现象，并对社会和他人的财产利益造成危害，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这种行为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等三部门才出台相关司法解释2,对电信网络诈骗等行为予以刑事规制。
司法判决则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实现对利益关系的恢复和协调，对违法（非道德）行为予以矫正。司法实践中的每一个具体案例，都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司法通过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对矛盾纠纷予以有效化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维系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具体案件的审理，特别是公开庭审和过程公开，除了具有增强社会成员法律认知的功能之外，也向社会成员传递了社会生活公认的行为准则，传播了社会共同体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司法判决不仅宣示了法律制度[9],也彰显着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具有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效。
从司法过程来看，法律的运用过程，也是道德说理、价值辨别、道德普及的过程。当事人参与司法过程，围绕具体的矛盾纠纷，依据事实和法律阐明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意见，即当事人有效控辩或辩护，对行为的合法性，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入的认识。由于法律总是蕴含着一定的道德价值，当事人在庭审中既接受了法律教育，也受到道德价值的熏陶。同时，司法过程为社会成员奉上了一堂堂生动的法治和道德课，社会成员通过深入庭审现场，旁观庭审过程，在不同的具体案件中，受到法治和道德的宣传教育。从司法结果来看，司法判决根据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准则，通过严格运用法律实体和程序规定，"剥夺不法者的不当得利和补偿受害者的损失来恢复平等",实现"对损害的平等纠正和惩罚"[10].司法的判决意见向当事人鲜明地表达，形成当事人服从法律的主体性自觉，并有效内化为当事人的道德价值，在社会生活中转化为自觉行动。因此，司法判决对违法（非道德）行为的有效矫正，把道德失范行为，引导到符合道德的轨道上来。司法对道德失范行为的矫正，因其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和权威性，从而具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和执行力，引导社会公众尊重和理性认可司法判决。同时，司法判决书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借助各种媒体平台向社会大众广泛传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司法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社会公众也会认识到什么行为是违法的，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怎样做是合法的，是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的。因此，通过公开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司法判决，为社会公众快速准确的传递了法律价值和道德价值，提供了具有权威性、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源自社会生活实践的具体行为指引[11],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行为选择，对于加强道德建设，有着不同于道德说教的功效。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具有正义性，是其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要靠司法正义的保障，从而司法正义处于社会正义的根本地位[10].具有正义性的司法判决，蕴含着道德性，彰显着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和道德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道德风向标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司法判决具有解决道德问题的功用，且具有基础性、强制性和权威性，是预防和控制道德失范行为的最后屏障。同时，司法对案件的审理，是由法官来实现的，需要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司法判决在社会生活中，体现法律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程度，与法官的素质息息相关，这就客观要求不断提升法官的素养。
总之，司法判决促进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法治和道德宣传的重要载体。司法不仅通过对矛盾纠纷的解决，促进社会文明、和谐，而且通过对社会公众法治观念的形塑，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社会公众进行道德教化，使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特定的指向性和规范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司法判决对社会公众主流道德价值的塑造，实现了过程性和结果性的统一。
结语
法律通过对重要社会关系的建构，着力从立法层面解决道德问题。但是，通过立法解决道德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处处都是道德的行为，也不可能避免社会出现不道德的事情。即便社会的道德水平普遍较高，不道德和违法的行为还是可能发生。司法判决通过每个微观的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不仅解决了矛盾纠纷，也培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了社会整体道德风尚的形成。无论立法还是司法，不断地向社会输出主流道德价值观，能够为社会共同体弥合价值分歧，凝聚价值共识，促进规则与道德认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并为正义司法的实现提供道德保障，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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