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的方式采集、整理与保存历史当事人（亦称口述者、亲历者、受访者等）的历史记忆，呈现历史当事人亲历的历史真实。作为研究者的访谈者与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做好口述历史的关键所在。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引导者，口述者（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的主角。两者在口述历史中所担当的角色，类似于电影拍摄中的“导演”与“主演”.离开了口述者就无所谓口述历史，但若无访谈者的适度引导，口述者的叙述就有可能偏离主题。既然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双方合作的结果，那么如何当好“导演”与“主演”便显得格外重要。
访谈者:名副其实的口述历史“导演”。
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主导者。他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负责确定口述访谈的主题，负责围绕主题设计具体问题，负责根据主题和具体问题寻找并确定访谈对象（口述者），负责与访谈对象联络沟通，负责在访谈过程中向其提出具体问题。访谈者参与并主导了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从口述访谈的前期准备到口述访谈过程，直至后期的访谈整理，访谈者都是口述历史名副其实的策划者和主导者，类似于电影拍摄中的“导演”角色。
作为口述历史的“导演”,访谈者自然要尽到“导演”的职责。访谈者不仅在访谈前期准备及访谈过程中积极参与并适度引导，对口述者口述形成音像文本起着推助作用，而且主导着从口述者的口述音像向文字记录文本的转换。如果说口述者在其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访谈者在从口述音像向文字记录文本转化过程中则发挥着主要作用。从口述的音像转为文字记录文本，是对口述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这是一项复杂繁琐的整理工作，包括将录音录像整理成文稿、纠正音像中的错讹、补充音像中的史实、核对引文、对时间地点人物进行考证、添加大小标题、撰写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编制各种索引、介绍口述背景等程序，而这些工作主要由历史访谈者负责完成。
对口述者口述形成的录音录像进行文字整理，可以使无序的语音资料条理化和有序化。访谈者整理音像文本资料的过程，是将语言转变为文字，并对转换后的文字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访谈者要进行大量整理工作。他要剔除口述者的主观因素，经过有意识选择和过滤后，文字记录文本比音像更具有条理性，进而减少了音像情绪化的不稳定性。同时，访谈者会根据文字通顺的基本语法规范，对口述者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带有个人和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会被整理成普通话；口述者前后重复的内容，会被访谈者调换到一处并有所删减；口述者所讲的许多“半截话”,会被访谈者增补完整；口述者说错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也会被访谈者加以改正。访谈者要对照相关文献档案，对口述内容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经过访谈者的加工整理，口述者叙述的音像才能转换为文字记录文本。因此，离开了访谈者的主导和参与，口述历史文本是难以产生的。访谈者是呈现口述历史剧情的“导演”,在口述历史工作中起着名副其实的“导演”作用。
与电影导演相似，口述历史访谈者的“导演”作用在于引导“主演”（口述者）讲出其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在历史访谈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历史访谈者不是口述历史记忆及历史叙述的主体，不是口述历史舞台上的中心演员。访谈者仅仅是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助产者和催生者，是口述历史记忆的记录者和叙述的倾听者，而不是口述音像的生产者。
口述历史主要是历史当事人口头叙述的历史，是口述者所经历的、储存在自身记忆中的真实故事。访谈者对口述者所进行的访谈，旨在发掘、采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力图完整准确地将其记忆中的历史故事叙述出来，并将其叙述加以录音录像，最终整理成文字记录文本。因此，访谈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可以按采访提纲提问、插话，但他必须有自知之明：他不能以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影响访谈的“主演”（口述者），更不能将自己的历史认识强加给口述者，使口述者叙述的所谓历史真实接近于访谈者自己心中的历史真实，进而使口述历史变成口述者根据访谈者意志呈现的“口读”历史。这根本违背了口述历史的基本原则和口述访谈的底线。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访谈者仅仅是口述者进行历史叙述的助产者和口述历史的采集者，口述者才是口述历史的主角和“主演”.
作为研究者的历史访谈者，在访谈中有着很大的主动性，但必须严格按照口述历史的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事。口述历史访谈有着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从口述历史访谈对象的确定，到访谈问题的设计，再到访谈过程及访谈记录的整理和发表，都有严格的学术规程。口述历史访谈对访谈者要求很高，需要结合历史研究确定访谈主题，需要根据访谈主题设计要询问的问题，要寻找合适的历史当事人作为访谈对象，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案头工作，需要了解历史当事人的经历、访谈主题相关知识、掌握访谈的基本技巧、制定详细的访谈计划等，访谈结束后要进行规范化的录音录像整理等。我们反复强调：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受访的口述者通过访谈的方式，共同回忆和书写某段历史（或某事件）的过程。双方反复进行沟通、修改和订正的过程，就是口述历史研究过程.故作为口述历史“导演”的访谈者，必须遵守基本的口述历史学术规范。
正因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引导者，故口述历史工作对访谈者的要求更高。口述历史访谈者不仅要有紧迫感和奉献精神，要遵守学术规范，而且不能搞短期效应，更不能急功近利。对于那些具有历史价值而未必有社会经济效益的口述访谈项目，同样要抓紧时间抢救。
真实是口述史的灵魂。提高口述史料可信度的途径，在于提升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要获得真实的口述历史，访谈者必须与口述者建立起码的信任关系。访谈者能否获得口述者的充分信任，是能否获得真实的口述历史内容的前提。口述者进行口述访谈时会有很多的顾虑，受个人生理、心理及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访谈者如果不能获得口述者的充分信任，怎么可能合作完成口述访谈？口述者怎么能够将经历的故事如实地告诉访谈者呢？访谈者必须严守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严守口述访谈纪律，严格保护口述者的个人隐私，必须做到守口如瓶，未经口述者允许不能将口述访谈内容对外透露，才能消除口述者进行口述访谈时的诸多顾虑，逐步获得口述者的信任，进而让口述者敞开心扉，将历史记忆更准确更开放地呈现出来。
当事人:不可缺少的口述历史“主演”。
历史访谈者和口述者共同构成了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研究主体的双重性，是口述历史研究的突出特性。访谈者多为口述历史的研究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绝不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冷眼旁观者，而是热心参与者，是口述历史叙述的主角，是口述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主体。口述历史本质上是历史当事人讲述的历史，是其用口述方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当事人亲历并保留在其记忆中的历史事实的再现，而不完全是访谈者认知和撰写的历史。离开了历史当事人的叙述，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口述历史。历史当事人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的主体，因而也是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主体。如果将口述历史工作比喻为拍摄一部“电影”的话，那么口述历史这部“电影”的“主演”必定是历史当事人。没有这个“主演”,是根本无法完成口述历史这部“电影”的。
电影拍摄的“主演”与口述历史访谈的“主演”角色相似，但职责略有不同。其差异处在于：电影主演是按照导演预设的台词进行表演，带有艺术表演成分。而作为口述历史的“主演”,历史当事人尽管也是根据访谈者选定的主题和设计的问题而展开对话，但其“台词”并不是“导演”预先设定的，而是自己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他不是按照导演要求“背台词”,而是在导演适度引导下发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并将其叙述出来。历史当事人“演技”的高低，就在于是否能够将历史记忆准确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作为口述历史的“主演”,历史当事人要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叙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及历史叙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历史记忆的变形，是人的自身机能作用的结果；而历史记忆的扭曲与伪造，则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首先，历史当事人口述访谈时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包括因个人年龄、体质、记忆力等生理差异而导致记忆误差。口述者追溯的时间越远，流传的时间越久，失忆及记忆误差就越大。口述访谈一般是在事件发生若干年后才进行的，口述者年纪较大，身体虚弱而导致记忆力下降，历史记忆模糊不清，如记错时间地点，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现象。这种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记忆失误，是人类生理自然局限的真实体现。历史当事人要尽量克服这些因素的干扰，减少记忆的误差。
其次，历史当事人口述时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情绪、感情、动机、心境、认知能力等心理差异也会导致记忆误差。口述者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所讲述的内容是有差异的，认知能力的差异也会导致记忆差异。口述者在人生经历上的差别，其对相同事件的感受和述说是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
历史当事人口述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情色彩，会在无意识中扭曲历史事实。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感受还难以脱离其民族国家限制，在回忆时会带有自己的民族情感，极力维护自己国家、民族、亲友的声誉，揭露敌对者的罪恶。如中国抗日老兵对抗战的回忆，会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怀着对本民族的同情进行叙述，日本老兵在回忆这场战争时与中国老兵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视角和感情，对相同历史事件有着根本不同的感受、认知和回忆。故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时应当警惕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
再次，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时受到后来经验的深刻影响。口述者存在着多种口述动机，如辩诬白谤型、获取报酬型、维护正义型、自我表功型、感恩赞美型、以史明鉴型、公益事业型、历史责任型等。
动机的不同影响口述者对历史记忆及其呈现内容的选择。口述者对口述后果的预期，导致其有意识隐瞒或遮蔽部分真相，影响其叙述的真实性。口述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经历、对亲人的情感以及健康的妨碍等，都可能使其叙述出现扭曲和失真。口述者受后来经验的影响，通常会将“过去”的历史变成“现在”的历史,将“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口述者是以现在的语言、情景和风格叙述过去的故事。口述者在邓小平时代叙述毛泽东时代亲历的故事，故事是毛泽东时代的，但叙述方式则是邓小平时代的，是运用邓小平时代的语言风格、语言词汇和价值判断因素来进行叙述，甚至有可能根据邓小平时代的现实需要对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故事内容进行取舍选择。正因如此，不同的当事人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叙述。他们都在述说各自记忆中的故事，表达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意识形态，都在为自己说话、为自己作证。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当事人都宣称自己的记忆还原了历史真相，而这些记忆又是矛盾的，就意味着这些相互对立的历史记忆总有偏离真实之处。这既是需要当事人口述时加以克服的，也是访谈者进行访谈时必须保持警惕的。访谈者就像判案的法官那样，不能仅听一面之词，要兼听多方口述证据，尤其倾听不同历史当事人的不同表述，并与相关的物证（文献证据）进行比对。
最后，当事人口述访谈时受到社会现实利害关系的深刻影响。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当事人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必然会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口述者可能会有意删改某些记忆中的真实，遮蔽某些历史事实，仅仅叙述那些对自己有益的故事，同时掩盖对自己不利的另一部分真相。也可能会对敌对者有意进行贬损，对亲近者会有意褒扬。人们因现实的利害关系和对事件的感受不同，对同一事件的心理体验不同，后来的回忆内容及对事件的评判肯定会有差异，各自建构起来的事件及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访谈者明智的办法是倾听各方历史当事人的声音，对照文献资料加以考证，进而作出自己的判断。
总之，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但两者充当的角色和所尽的职责有所不同。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充当着口述历史访谈“导演”的角色，必须尽到“导演”的职责；但他仅仅是口述历史叙述的助产者和历史记忆的采集者，而不是口述历史访谈的“主演”.历史当事人才是口述历史的真正主角和“主演”;但当事人要做个合格的“主演”并非易事，必须克服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