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是为防止一段历史被沉埋。
写《历史的绝笔》其实有点偶然。这些年我一直在做采访，与许多名人有过交往，保留了大量名人书信。这些信能留下来，还是有点侥幸的。首先，“文革”时我被抄家，私人信件都被抄走了，后来退还了一部分，但搞丢了不少；其次，我是国内最早使用碎纸机的作家，因为每天收到的信太多了，最多一天30多封，对不那么重要的信，看过也就销毁了。
我有30多个铁皮档案箱，专门用来存放创作档案。去年准备将这些档案捐出去，便系统地整理了一下，经过“兜底翻”,找出了4000封名人书信。这其中既有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红色特工田云樵等人的来信，也有蒋介石的女婿、国民党将领们的来信，还有钱学森、华罗庚、六小龄童、庄则栋等人的来信。
这些留下来的名人书信堪称经历了“大浪淘沙”,是难得的历史见证，可不说清楚它们具体背景，后人便很难看懂，更别说理解其中的意义了。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原本计划写100万字，但后来觉得太大了，恐怕没人看，便压缩到70万字，但这也够厚的了。在我一生的写作中，这本书是比较让我满意的。如果我不写出来，这些书信背后的故事恐怕就没人知道了，一段历史便可能被沉埋。
书信背后的故事鲜活精彩。
通过写作，往事一幕幕浮现了出来。比如和冰心先生通信，她在信中透露为什么称梁实秋为“鸡冠花”.那是梁实秋40岁生日会上，冰心给梁题词说：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好朋友，而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没想到引起身边朋友们的不满，大家抗声道：梁实秋是花，那我们是什么？
冰心说少安毋躁。她接着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之所以称鸡冠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对这个题词，梁实秋极为珍视，始终带在身边。
像这样的文坛典故，只有本人才能讲清楚。
还有与秦瘦鸥先生交往，秦老是《秋海棠》等小说的作者，知道我要去看他，便来信告诉我怎么走。他住在上海市永嘉路，当时正施工，一边被堵上了，不知情的人很难找到，秦老特意画了张地图，用箭头标明南北，老先生的认真、细致，让人敬服。
再有像着名诗人、剧作家杜宣，当年上海解放时，潘汉年任命他为军管会代表，去给黄金荣训话。杜宣带了一队人去，黄金荣一见，吓得裤子都尿湿了，以为是来抓他的，杜宣训完话后，安排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地。在杜宣给我的信中，谈了许多背后的故事，以及自己的身世，这些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但杜宣是我的老领导，我写他不太方便，所以一直也没写过他。如今杜老已经去世了，这次我终于写了出来。
还有严昭，她的姐姐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严慰冰在“文革”时因写匿名信怒骂叶群等而饱受折磨。其实严昭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曾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转战延安时，毛泽东看不到报纸，严昭负责收听美国广播，每天将其中新闻翻译出来交给毛泽东。一次毛泽东随口和她聊起古诗词，问：你对我的诗有什么看法？严昭说：天马行空。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没想到女孩子也懂诗词，留饭！
像这样的小故事，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名人书信堪称“软黄金”.
在我收藏的名人书信中，最珍贵的是陈望道先生的来信。陈望道1920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1962年，我正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当时北大理科学制为六年），向陈老请教他1934年创办《太白》半月刊时的几个问题。那时我才22岁，而陈老是复旦大学校长，却亲笔给我写了回信，这让我非常感动。
“文革”时，因为我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而这套书被批为“大毒草”,我被抄了家，这封信也被没收了，“文革”后退还时，我的东西被堆成一堆，所剩无几，一翻，发现这封信还在，真是特别高兴。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而该《文集》只收了陈老的两封书信，可见其珍稀，无怪乎这封信后来还被伪造名人书信的造假者盯上。
在归还的物品中，还有夏鼐先生给我的九封信。夏老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因为《十万个为什么》中涉及许多考古方面的问题，我写信向夏老请教，夏老每次都会在回信中给予详尽解答。夏老的信都用毛笔书写，用八行花笺，非常工整。
这些年，市场上名人书信价格飞涨，成了“软黄金”,一封信动辄被炒到几十万元，连名作家当年写给居委会的便条，也有人拿出来卖高价。我收藏了这么多珍贵的信，但我会全部捐出。我已经捐了32箱创作档案，很快还会再捐出10箱。
名人写信各有风格。
名人书信是一个特殊的窗口，透视出名人不同的侧面。
比如华罗庚先生，我采访过他多次，他也给我写过信，可这么着名的学者，字却写得比较差，华老自己也承认字写得不好。同样是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来信的字便端端正正、一丝不苟，且内容多嵌入文言，他在来信中谈到他当年写的一首诗的含义，逐句讲解，非常认真。
在我的收藏中，最认真的信要属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来信。他为了更正我在香港《镜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写了两封信给我，甚至还向丁玲丈夫陈明先生的妹妹求证，以证明他的意见绝对可靠……古人说“面字如人”,看到这些名人书信，有如又看到了他们，让我想起和他们交往的那些往事。
他们代表了一代中国文人的品格。
在这本书中，我写了70多个人，都是精英、名人，就算本人名气不大，一提他做过的事，或与他相关的人，大家也会马上知道。
我之所以写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代中国文人的品格，在大变动时代中，不论沉浮，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一种精神。我觉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不仅有坚持，而且思想超前，对时代、对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相比之下，今天的年轻人过于浮躁，只关注生活状况，忽略了精神追求。我认为，对于那些依然关注国家命运、民族兴衰的人们来说，应该向这些文化人学习，继承他们的精神财富。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让年轻人们看到，当年曾有那么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在挫折与诱惑面前，他们又会怎样坚持。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采访过很多次庄则栋，仅凭两条，一是首位实现乒乓球个人“三连冠”的中国运动员，二是“乒乓外交”,庄则栋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确实，庄则栋犯过错误，但正确与错误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庄则栋。前几年，我读到一本回忆录，写到了“乒乓外交”,居然没提庄则栋的名字。我感到特别惊讶，这又何必呢？历史就是历史，应该客观面对。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是一门科学，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今天仍在阅读《史记》，就是因为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就是因为作者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今天，我们写历史，仍应向司马迁学习。
然而，在“文革”中，这一点却被完全无视。以《毛泽东选集》为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个新版本，每个新版本都会抹掉一些名字。
一个人被打倒了，相关文章就会被修改，刘少奇、陆定一、邓小平等名字都曾被抹去过。“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在监狱时，总是找最新版《毛泽东选集》看，因为注解中还有他的名字，就说明他还没被彻底打倒。像这样的笑话，应该彻底终结。写历史，就得讲事实。历史是看过去的事，从中吸取教训，以利将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当下越近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越能给我们以启迪。我也可以去写慈禧、光绪之类，写那个至少更容易通过审查，不用一等就是好多年，也不用反反复复修改，但我觉得，还是写当代史的价值更大。
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民族，能不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的民族，才是有出息的民族，才会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