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新世纪武侠文学前十年的发展， 从2010年到2018年， 大陆武侠小说研究顺着其内在与外在的合力驱动理路， 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拓展。武侠小说的内在意蕴在研究者的关注下得到深入挖掘， 呈现出从大文学史、文学现象及时代背景角度进行探析、从文化或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宏观研究、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关照、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延展武侠文学创作的学术深度与广度、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切入、对大陆新武侠的持续关注、武侠作品的版本研究、武侠文学传播与影响研究、武侠文学因素研究等多维研究特征。
关键词：武侠小说； 大陆新武侠； 后金庸； 平江不肖生； 还珠楼主； 奇幻小说；
中国武侠小说在20世纪创造了壮丽的辉煌， 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等创作者相继“退出江湖”, 曾经引发过人们对武侠小说前途的担忧。可喜的是， 20世纪90年代， 温瑞安、黄易在香港接过武侠小说的大旗， 21世纪则有大陆新武侠的高度繁荣。但是， 自2007年以后， 中国大陆武侠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数量都有所减少， 异军突起的奇幻文学冲击了武侠小说的原有阵营。此时此际， 中国武侠小说努力尝试与精英文学及其他类型文学相融合， 在融合中突围， 以期创造新的武侠小说增长点。比如， 2014年第4期《人民文学》推出了“武侠作品辑”, 发表了三篇武侠小说：“非虚构”一篇， 即韩瑜口述， 徐皓峰、徐骏峰着的《武人琴音》；“短篇小说”两篇， 即赵晨光的《沧浪水》、陈崇正的《玉蛇劫》。虽然三篇作品在武侠小说圈并未引起强烈反响， 却传达出一个重要信号：“勇武侠义精神历来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 高超细腻的功夫所指， 往往是对传统人格承续、发扬与缺失的现代追问。‘武侠作品辑', 既有非虚构也有短篇小说， 三部作品刊发出来， 所占篇幅不是很多， 可也不算很少。但愿我们这番谨慎的尝试， 能够稍稍呈现出时下武侠文学某种新的创作动向。”[1]不谋而合， 文学类图书出版的领头羊--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前所未有地在2014年推出徐��锋的武侠小说《道士下山》《一代宗师》《刀背藏身》《武术会》等。徐皓峰的武侠小说系列作品以民国武林为背景， 看似写实， 实则写意， 很好地传达了作者对江湖、社会和人生、人性的独特思考；情节变化莫测， 文学色彩强烈；语言简洁， 跳跃性强， 富有张力；加之和影视艺术相结合， 给大陆新武侠创作带来了一股独特的清新之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时第一次成规模地推出单个作家的武侠文学作品， 显示了对新时代武侠文学创作的高度认可。同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陈思和主编的“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 ”, 全系列分为9卷， 其中包括姚晓雷编选的《武侠卷》， 编选序言指出：“以往的文学史秩序中， 武侠小说向来难登大雅之堂， 能在不动摇整体格局前提下为个别优秀作家挣得一个附属地位已属不易；而在陈思和先生所主编的这一套新世纪小说大系里， 专列一卷武侠小说， 将它完全放到了和其他文学类型并驾齐驱的位置上， 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种创新。”[2]其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高调推出台湾作家上官鼎的武侠文学新着《王道剑》， 强调虽然是武侠小说， 但该书历史感强， 对儒家文化和王道思想都做了深刻的描写；作家出版社推出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作品；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推出由周清霖、顾臻收集整理的“武侠小说家散文系列”之《还珠楼主散文集》。《今古传奇·武侠版》一如既往推出新人新作， 虽然订数比本世纪前十年锐减， 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武侠粉丝， 且由“侠世界”的大策划形成了新的武侠文学格局。此外， 网上推出的武侠作品仍然层出不穷。在研究专着方面，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倪斯霆的《还珠楼主前传》，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云波的《“后金庸”武侠》， 等等。这些武侠小说作品和武侠小说研究专着的出版， 集中于2007年武侠小说走向低谷之后的2014年前后， 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在2017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这是一个武侠文学开始总结以往创作得失的年份， 也是一个经历沉寂后再度孕育崛起的年份， 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年份。热闹后的冷静， 冷静后的思考， 思考后的重新起航， 文学正是在这种循环阶梯式的成长中走向成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通俗文学类型创作会随着社会时尚和思潮的变化而变化， 言情、神怪、玄幻、历史、武侠五种基本类型在这种变化中各领风骚， 此消彼长， 但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它们永远占有最多的读者队伍， 描写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3]
与武侠小说创作的情况相反， 这些年武侠文学研究文章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检索中国知网以“武侠”为主题的文献 （含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报纸） , 篇数统计结果令人鼓舞 （详见图1） .2000年138篇， 2001年35篇， 2002年204篇， 2003年319篇， 2004年83篇， 2005年362篇， 2006年423篇， 2007年455篇， 2008年455篇， 2009年429篇， 2010年450篇， 2011年558篇， 2012年521篇， 2013年590篇， 2014年585篇， 2015年506篇， 2016年524篇， 2017年317篇， 2018年267篇。可见， 新世纪以来， 与武侠文学有关的研究热度， 逐年上升。2010年以后年度研究文章每年都超过500篇， 有的年份接近600篇；而2010年以前年度研究文章均未超过500篇；而2000年以前， 每年最多只有100篇左右。武侠文学创作虽然相对沉寂， 武侠文学研究却相对高涨， 可见学术界对这种创作沉寂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是通过学术研究总结经验与教训， 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武侠文学作品产生；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 众多成果也表现出对武侠文学研究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挖掘。
图1 2000-2018年武侠小说研究论文按年份统计结果柱状图 （单位：篇）
基于中国大陆武侠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变迁态势及中国大陆武侠小说研究现状， 笔者认为， 201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 显示了在武侠小说创作变迁之际学术界的努力。21世纪最初十年， 中国武侠文学研究在断代武侠文学与武侠活动、跨文化跨学科的武侠心态与观念、进一步的武侠小说历史与发展、愈加深化的武侠小说艺术与审美接受、拓展的武侠与现当代文学及中外比较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上述成就已由刘卫英等学者作了述评[4], 本文接着刘卫英等的述评， 分为十个方面， 对201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武侠小说研究进行总结， 以期推动中国武侠小说创作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从大文学史与文学现象及时代背景角度进行探析
武侠文学不但要争取在武侠文学史和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 更要从大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视角去观照和认识， 才能全方位客观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2010年以来， 武侠文学研究视野拓宽拓深， 从大文学史、文学现象与时代背景的角度， 挖掘武侠文学的内在特质，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关于改革开放后的武侠文学研究， 一些学者及其成果是值得提到的：严家炎率先在北京大学讲授武侠文学课， 以地势之利为武侠正名；陈墨“金庸作品系列研究”专着的出版， 开大陆武侠文学作品深入研究之先河；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一书的出版， 从文化和思想上探讨武侠文学存在的内在文化基础；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和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的出版， 系统梳理了武侠小说史， 有筚路蓝缕之功；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的出版， 从史论角度深入挖掘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踪迹， 资料详实， 立论鲜明。这些研究建构了大陆武侠小说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进入21世纪， 伴随网络武侠小说的兴起， 特别是《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及韩云波提出“大陆新武侠”概念， 引发了新一轮武侠小说创作热潮， “武侠文学研究掀起了第二个研究高潮， 在这个高潮中以徐斯年、汤哲声为代表的苏州大学派、以韩云波为代表的西南大学派、以王立为代表的东北派都厥功甚伟， 形成研究中心， 影响巨大。此外， 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学者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绩。2010年以后， 这种研究工作在以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3].
武侠小说一直在文学史上处于被批判状态， 应以更为客观平实的文学史观予以观照。汤哲声的《边缘耀眼：中国通俗小说60年》通过对中国通俗小说60年的考查， 关注通俗小说生存环境影响其生存发展的状况， 从“通俗小说的语境”和批评标准的建立入手， 论述了20世纪以后中国通俗小说一直处于被正统文艺政策和“精英文学”批判的状态[5].刘中望的《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指出， 这场批评热潮的实质是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的“政治压倒审美”式批判， 其动因是新文学对通俗文学读者群的争夺。中国武侠小说在“反武侠”动力机制的作用下， 积极调整， 不断前进， 批评是永葆其活力的悖论式法宝[6].徐斯年强调， 应以“多元共生”的现代文学史观取代二元对立的“斗争史观”[7].颜水生的《论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模式及其演进》提出， 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叙述大致有“史料考证”“平民文学”“旧派小说”“雅俗互动”等模式， 叙述模式的演变表现了“文学革命”中“态度的非同一性”和“文学史重写”的历史继承性[8].
对民国武侠小说的研究， 也因文学史视角的代入而丰厚深刻起来。汤哲声指出， 文学史的构成也就是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排列， 《蜀山剑侠传》位列其中当之无愧[9].张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 通过解析王度庐沦陷区的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通俗作家三重身份所形成的错综复杂阐释迷局， 认为这使得王度庐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中处于缺失状态， 这一个案可以推进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工程[10].韩云波的《平江不肖生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指出， 平江不肖生以《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所表现的“江湖”和“近代”两大创作路向的并存， 反映了现代武侠小说在追求趣味与追求品位之间难以兼顾的矛盾纠结， 这种矛盾纠结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始终， 并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11].韩云波的《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与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进而认为， “在文本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至整个民国武侠的中时段历史， 则可引入’后不肖生‘的研究视角， 正如’后金庸‘研究视角一样， 可以看到该中时段武侠继承与创新的逻辑基点与逻辑理路”[12].张元卿的《民国武侠小说的民间记忆》提出， 民国武侠小说的民间记忆反映了传统文化经由武侠小说对百年来中国人精神的影响， 建议把记忆研究引入民国武侠小说研究领域[13].宋文婕、韩云波的《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以还珠楼主为例》提出， “武侠小说研究需要更加重视的是’第二世界‘的建构， 并由此建构起武侠小说研究的有效理论模型， 带动武侠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民国武侠历程中， 还珠楼主是一个典型的存在”, 而“关于还珠楼主的学术研究， 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学术逻辑、较系统的学术构成、较突出的学术亮点， 可对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建立有所启示”[14].
新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定位一直是研究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贾振勇的《反抗理念桎梏， 回归文学本源--论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与金庸小说阐释的有效性》认为， 金庸小说作为一个经典的学术案例， 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变革与历史演进， 也让我们感到依然面临深层次的问题和症结[15].对于金庸及其小说出现评价反差极大的情况， 朱寿桐的《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指出：“归结为如此过度的褒贬其实都是国族意识导致的意义张力作祟的结果， 而这种意义张力来自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个体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语境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等学术概念和学术平台自然而然会激发评价者的国族意识， 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意义张力对学术的干扰。汉语新文学的视角避免了宏大语境的自然渗入， 也就规避了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干扰， 从而为金庸研究回归学术理性提供了可能。”[16]李以建的《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指出：“在当前的金庸小说研究中， 有五个方面值得高度关注：一是金庸小说研究对学术本位的回归；二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三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多方位视角；四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五是西方文艺理论对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意义。”[17]这既是金庸小说研究最前沿的进展， 也构建了金庸小说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马琳的《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民间途径》认为， 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民间途径以“自在自为”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18].陈夫龙的《金庸小说经典化之争及其反思》从新世纪文化语境出发， 将金庸小说置于经典化的理论视域， 考察经典化论争的状况， 发掘其经典潜质， 反思论争背后存在的相关问题[19].韩云波还指出， 金庸因为“不拘泥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文类功能、文类历史和文类品位三方面都做出了具有变革意义的道路选择， 从而实现了武侠小说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 也使其作品成为武侠小说的一座高峰”[20], 在武侠类型成长的历程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以金庸为标志形成了武侠小说史发展的关键性节点， 展现了武侠小说家对“中国道路”的深入思考[21].
关于新武侠小说在台湾地区的境遇， 林保淳的《台湾查禁武侠小说之“暴雨专案”始末探析》在收集与整理史料的基础上， 揭示了1960年台湾“警总”查禁武侠小说“暴雨专案”的真相始末， 对于进一步了解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的脉络有极重要的帮助， 同时对于认识台湾武侠小说形成的独特原因、台湾武侠小说的成就与不足都有很大的益处[22].
“后金庸”武侠时代的武侠小说研究也得到了关注。韩云波的《“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发生学逻辑理路》从发生学的逻辑理路观察“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内在机理， 总结了以温瑞安为代表的“抵抗突变式创新”、以黄易为代表的“另辟蹊径式继承”和大陆新武侠以凤歌为代表的“渐变改良式革命”三种逻辑理路， 这对于理解1985年之后的武侠小说提供了思维路向的借鉴[23].
二、从文化积淀或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宏观研究
从文化积淀或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宏观研究， 深入探讨武侠小说的内在规律和社会内涵， 挖掘其侠义精神代表和反映的中华文化内在本质， 彰显民族文化精神， 是这一阶段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传统主流文化和多种多样的亚文化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彼此渗透、相互交叉， 对武侠小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吴秀明和黄亚清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地域文化现代性构建--兼谈地域文学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应对策略》[24]、罗立群的《明清长篇剑侠小说的演变及文化特征》[25]等文章， 分别从地域文化现代性构建、传统文化等角度考察了其对武侠小说的影响。王立的《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认为， 以国学为体， 武侠文学为用， 可以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 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 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 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 有利于互补互动[26].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不仅存在于武侠天地中， 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历史文化和文化心理当中。文化心理学研究尤其重视文化的多元性、文化背景和心理的多样性， 将这一方法引入武侠文学研究尤能发人深省。蒋勇的《文人之侠的崛起对中晚明文学的影响》从历史文人侠客化的视野出发， 以丰富的史料挖掘明代文人心态中的侠性， 证明了侠文化对文人的深刻影响， 推进了明代文学思想研究的演进[27].宋巍的《中国武侠小说的民族心理接受基础探析--以上古神话为中心》通过对上古神话和武侠小说的对比研究， 认为上古神话中记载和揭示的向暴力倾斜的原始道德， 是中国人接受和喜爱武侠小说的民族心理基础。武侠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侠义崇拜心理， 对人们产生了深刻影响[28].
武侠小说体现出的强烈侠义精神和自由精神， 从古至今吸引了众多读者。刘帅的《弱者的英雄梦--论清末以来中国武侠热的内在动因》认为， 清末以来的武侠热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它创造的武侠世界契合了“民族心理防卫机制”, 包含了积淀在大众心理深处的“英雄”“智慧老人”和“洞穴”等原型[29].谭光辉的《武侠小说与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的自由精神》认为， 武侠小说远离政治经济现实、叙述者必然要与人物拉开距离、安排武功相生相克的原理、强烈的传统文化自由观、自由的想象力五条保证自由的原则， 使得武侠小说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流行的小说品种[30].
三、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
这时期作家作品研究呈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关于大家名家的研究较为集中而深入；二是关于民国时期武侠文学作家研究进一步受到重视。前者如金庸作品研究已经涉及方方面面， 体现了对经典的全方位解读。由于金庸小说研究目前已经自成一个领域， 本文已在多个部分涉及相关研究成果， 故不再单独进行总结；后者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都因为召开了相关的研讨会而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王度庐和张恨水等的研究也较为充分， 王韬、徐春羽、朱贞木和郑证因等作家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文章。
2011年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110周年诞辰。范伯群的《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31]、张乐林的《现代性的凸显：论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32]对平江不肖生的扛鼎之作从文化、思想及艺术等多个角度予以充分肯定。徐斯年的《向恺然的“现代武侠传奇话语”》则从语体、叙述策略及文化内涵等角度论述其开创的“现代武侠传奇话语”[33].徐斯年、向晓光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年表》提供了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详实生平材料[34].蔡爱国的《论〈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小说评点》从独特的小说评点角度切入， 分析了平江不肖生作品如何成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批评的范本[35].
韩云波、宋文婕的《生命力的突进：王度庐研究三十年》总结了从1982年开始的王度庐研究的开端、深化、繁荣等不同阶段， 学者们提出了悲剧侠情、旗族记忆及平民文学等重要观点， 但现有研究中也还存在着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等方面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突破[36].徐斯年的《王度庐的早期杂文》在分析王度庐即王霄羽以“柳今”为笔名发表的140余篇杂文基础上， 总结其散文风格特色[37].徐斯年、顾迎新的《民国言情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年表》为王度庐研究提供了详实的生平材料， 并提供了详细的王度庐作品年表[38].庄国瑞、卢敦基的《侠情与侠意：以悲为美与以侠为累--王度庐武侠小说再认识》认为对王度庐小说再认识的着力点在于由武侠小说拓展到对其整体创作的深入研究与系统性认识的形成[39].
2012年是还珠楼主110周年诞辰。叶洪生的《论还珠楼主李寿民的是非功过--试揭开〈蜀山剑侠传〉及“蜀山系谱”群龙“烂尾”之谜》梳理了还珠楼主的创作轨迹及出版过程中的种种疑情[40].韩云波的《武侠类型知识体系与武侠小说研究模型--以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为核心》以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为典型个案， 提出“类型知识体系”概念， 其在武侠小说研究中具体表现为“武侠知识体系”, 包括“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三个子系统， 将这一理论模型应用于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研究， 可以较好地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武侠小说研究模型和研究方法的构建[41].
在“港台新武侠”时代， 金庸、梁羽生、古龙鼎足而三。陈中亮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中心》立足于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互动来打通武侠小说和文学史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述20世纪武侠小说现代性的发展模式及其阶段， 总结出梁羽生对左翼文学的借鉴、金庸对启蒙文学的征用、古龙融合现代主义文学， 成为20世纪武侠小说现代性的三种主要模式[42].
温瑞安和黄易是1990年代以来“后金庸”武侠的两大支柱。刘国辉的《谁是英雄--温瑞安的热血武侠人生》指出：“温瑞安生于马来西亚却一生系于中华文学；率领他的文学社团赴台学习却遭到抛弃与背叛。他将满腔的热情、痛苦、执念与专注倾注于武侠小说的创作当中， 以诗意的笔法探索写作的突破与创新。他仗剑直行于现实与英雄的梦境之中， 用他的热血人生守护新武侠小说的天下。”[43]对温瑞安武侠创作的突破与革新进行梳理， 能够看出其思想中的种种纠结与矛盾， 这正是开武侠世界新天地的明证。金进的《跨界行旅与温瑞安武侠小说创作的关系》深入到冷战文化的格局下， 探讨温瑞安地跨三个地区、文学风格变化多样的创作心理变化过程， 试图还原他的创作和跨界行旅的关系， 由此来挖掘温瑞安武侠小说的深层文化意义[44].
2017年4月5日， 黄易逝世， 年仅65岁， 这是武侠小说界的一大憾事。韩云波随即撰写了《论黄易及其武侠小说》[45], 深切缅怀这位武侠小说大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栏目主持人汤哲声说：“韩云波教授是’大陆新武侠‘概念的提出者， 也是大陆较早系统开展黄易研究的学者之一， 本期他为本刊的赐稿《论黄易及其武侠小说》， 在以往研究基础上， 对黄易三十年的武侠创作进行了系统梳理， 并对其创作得失尽己所能给予公允之论：从1987年到2017年三十年间， 黄易的武侠小说创作分为初创尝试、创作成熟、探索发展三个阶段。他以’玄幻‘与’异侠‘的独特创造表现出与温瑞安不同的’后金庸‘武侠小说路径选择， 同时’借武道以窥天道‘, 将科幻融会于武侠， 他的代表作如《寻秦记》《大唐双龙传》等， 表现了深邃的历史内涵。但是， 黄易小说也有良莠杂陈的一面--他既是另类武侠的开拓者， 同时也是武侠传统的崩坏者；既是历史奥秘的探寻者， 也是历史规律的逃逸者。斯人虽已’盖棺‘, 论却并不能’定‘.”[46]
张恨水在文学史上一直以“言情小说作家”身份驰名， 但他也有武侠题材的作品。刘熹的《试析张恨水武侠小说之侠义观》[47], 康鑫、刘晓红的《以“叙述人生”为基点：论张恨水武侠小说创作的“反幻想性”》[48], 分别论述了张恨水试图通过改良武侠小说来达到影响国民思想目的的侠义观， 以“叙述人生”为基点的创作观， 以“反幻想性”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的现代改良。
2015年， 王振良的《徐春羽家世生平初探》通过城市田野调查， 配合网络搜索引擎的运用， 对徐春羽的家世生平进行考索[49].叶洪生的《略论郎红浣谈侠说剑三十年》通过对郎红浣相关史料的整理， 对其进行深入总结， 对研究现当代台湾武侠小说之来龙去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50].
林保淳的《“鬼派”小说平议》对台湾武侠小说四大流派之一的“鬼派”进行探研， 从创作时间、创作成就及语言特色等角度进行阐释， 认为“鬼派”以阴森恐怖的气氛创作小说， 未尝不能发展成一别具特色的武侠体式， “鬼派”小说也就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给予了该类小说较为客观的评价[51].
四、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研究
叙事学是对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和研究， 在文学研究中一向受到高度关注， 武侠小说研究在这方面也有所关注， 发表了不少文章。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类型， 因而， 运用叙事理论进行研究， 有助于揭示其特殊规律， 总结其基本叙事语法。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批博士学位论文。郑保纯的博士学位论文《武侠文化基本叙事语法研究--以“射雕三部曲”为例》运用结构主义理论与神话-原型批评方法， 认为存在着一个以“大武侠”与“全媒体”为特征的武侠结构， 这一结构发源于华夏神话， 道家-道教-丹道学系统是其演变与发展的“主导因素”, 侠客是“侠”“武”“义”三位一体的“调节者”, 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就是“义”的实践， 厨会、五行、内丹、仙女下凡四个核心原型在四个不同层面将华夏神话、道家-道教-丹道学系统、武侠结构联系起来[52].宋琦的博士学位论文《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选取当代武侠中较为典型的复仇模式、言情模式和成长模式， 分析两个时期叙事者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 以怎样相同和不同的方式来虚构武侠故事[53].
叙事既可以讲述事实， 也可以讲述虚构的事件。董国炎的《正义性可信性与可读性--试论武侠小说的三重制约》指出， 把握好虚实尺度的弹性， 是武侠小说发展成败的关键[54].周志高的《江湖世界：武侠小说中虚构的可能世界》指出， 从可能世界叙事来看， 江湖世界是武侠小说中虚构出来的， 核心事件是正邪两派之间的生死博弈[55].张乐林的《“江湖”:从文化语境到文学文本--论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论证武侠小说所虚构的江湖世界既具简单化、自给自足特性， 又以模拟的方式复制了现实世界的种种面相， 展现复杂的人性， 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56].孙金燕的《纪实与求虚：武侠文本中分裂的符号自我--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解析对象》指出， 自中国现代第一部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开始， 就面临着虚构性与历史性的微妙平衡中所隐藏的不可规避的矛盾与写作困窘， 武侠文本由此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说谎者”[57].孙金燕的《现实、虚构与想象：武侠文本的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认为， 武侠文本通过虚构化行为， 征用现实世界知识并由其引发无法通达向现实世界的想象， 构成“真实的谎言”[58].对于武侠文本“真实性”的解读， 精英式文学批评各自为政的认知则导源于迥异的“求真”动机， 与特定的时代语境有关。
五、武侠文学创作研究
武侠文学创作研究呈现出学术广度和深度上的延展， 具体作品研究不再是单部作品的深挖细琢， 而是以其为中心旁征博引， 进行艺术、思想、叙事及文化等方面的升华提高；对武侠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不再集中于个体研究， 多为群体研究， 并与文化的深层因素结合， 以取得更为深入的挖掘；对情节结构等的研究也多以综合为主。
在民国武侠小说创作研究方面：张元卿的《郑证因武侠小说新论》论及郑证因的生活环境使他开创帮会技击武侠小说， 《鹰爪王》作为帮会技击武侠小说的典范形态在美学意蕴和叙事模式两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对后世影响极深， 但这种典范形态对其小说创作的制约也很明显[59].
将武侠文学放到出版、阅读和市场等环节， 进行历史还原式的考察， 往往更具有启示性。孙金燕的《出版机制、阅读伦理与武侠“发行”神话》指出， “武侠”形象由各种伴随文本共同分享和参与构建武侠叙述集合而成， 伴随文本通过使武侠符号意指明确化而影响它的符号效力[60].石娟的《民国武侠小说的副文本建构与阅读市场生成--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核心》分析了《江湖奇侠传》长盛不衰的原因， 除了文本内部因素之外， 还有与文本生产密切相关的副文本建构， 包括选题策划、文学广告及文本评点等诸多因素的参与， 具体由出版商、编辑以及作者共同发挥作用， 如出版商沈知方的选题策划、编辑施济群的评点以及世界书局匠心独具的文学广告等， 共同参与了阅读市场的建构， 诸多现代因子的参与， 成就了《江湖奇侠传》阅读市场的生成及其后经典化之可能[61].
当代武侠创作研究也出现了可喜成果。龙会、周志雄的《探索武侠小说的新形式--论徐皓峰小说的创作艺术》分析了徐皓峰的武侠小说创作接续白羽的写实传统， 突破武侠文学类型， 打开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空间[62].
六、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引入比较研究、定量分析、主题学等方法， 或者从其他学科角度切入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 推陈出新。
比较研究方面。卢敦基的《侠情与武功：金庸武侠小说的创新性集大成--〈书剑恩仇录〉与〈卧虎藏龙〉的比较研究》将王度庐《卧虎藏龙》与金庸《书剑恩仇录》进行比较， 从作家在侠情表达上的“悲”与“喜”的对照， 以及金庸在武功描写上对王度庐的超越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63].孙焘的《从金庸与大仲马武侠小说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64]、马琳的博士学位论文《性别文化视域中的张恨水与金庸比较研究》[65]分别从中外作家比较、性别视角下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展开论述。
定量分析角度。刘颖、肖天久的《金庸与古龙小说计量风格学研究》选取金庸、古龙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金庸小说平均段落长度大于古龙小说， 而词长变化程度低于古龙小说；金庸小说有关家国责任的词、顿号、逗号、问号、动词、数词、方位词和介词的使用频率上要高于古龙小说， 而有关个体感受的词、问号、冒号、引号、数词、助词、副词和连词的使用频率上较古龙要低；二者在所选取的49个虚词和高频词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金庸小说的可读性较古龙小说要弱；古龙小说用词更富变化；金庸更关注江湖人的家国责任， 古龙更倾向于描写江湖人的个体感受；金庸善于描述武打场景， 对场景的描写更为细致， 而古龙更善于渲染氛围， 较多使用对话来描述事情和刻画人物形象。”[66]
七、对大陆新武侠的关注
21世纪以来， 研究者对大陆新武侠研究高度关注， 藉此形成了研究的又一个高峰， 2010年以来相关研究依然精彩纷呈， 主要涉及到“大陆新武侠”的定义、发展历程和综合研究等方面。郑保纯的《大陆新武侠的轨迹》指出， 大陆新武侠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大陆新武侠有六个标志性事件， 狭义大陆新武侠主要是指以《今古传奇·武侠版》为平台推出的一批武侠作家与作品。大陆新武侠由复苏到发展， 与中国不断加速的、全面的都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是在杂志、图书、网络、网游、影视及手机等“全媒体”平台上展开的， 其中网络媒体尤为关键， 它推动了故事技术的演进和武侠范畴的多元与扩展[67].肖显惠的博士学位论文《传媒视阈下的“大陆新武侠”--以〈今古传奇·武侠版〉和〈武侠故事〉为例》以2001年至2010年的两种武侠期刊为研究对象， 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 探析新世纪武侠文学期刊的产业化及其对文学的塑造与影响等问题[68].俞依璐的《大陆新武侠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瞻》总结了大陆新武侠的武侠创作、女子武侠、武侠与奇幻相互纠葛以及网络的巨大影响等问题的探讨， 同时对第一代武侠作者“凤步椴沧”的作品在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不足[69].大陆新武侠发展至今其困境也逐渐凸显， 不但概念仍有争议， 而且其发展方向也摇摆不定， 读者定位趋向青少年化， 更为严重的是创作队伍青黄不接。
大陆新武侠的思潮、风格等研究。肖显惠的《新世纪武侠小说创作的流行与循环》指出， 21世纪初武侠小说经历了草创、发展到沉潜的阶段性发展， 在创作中建构出多元共生的局面， 其主要思潮又呈现出流行与循环交替的发展特征， 这与期刊运营、读者求新和怀旧心态等因素有着时而共振、时而错位的关联[70].王灿的《论“新武侠小说”创作新变》具体分析了“新武侠小说”创作手法上大胆运用现代叙事方法、意识流手法、融入科幻魔幻元素， 在创作模式上长篇、中短篇形式并存且运用网络互动进行创作， 作家群体包括更广泛的多样性， 出现了无厘头武侠、都市武侠等新的武侠小说类型等创作新变[71].
新的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董立婕的《都市武侠小说：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尴尬》分析了21世纪以来出现的都市武侠小说始终没有成为武侠小说新旗帜的的原因所在[72].
八、武侠作品版本研究
武侠作品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方面， 金庸小说从连载、出版， 到出版后两次大的修订， 为研究版本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只有经典作品才有这样的待遇。由此证明经典的魅力， 更考证出经典产生的过程。
金庸小说版本分类研究。高玉的《金庸武侠小说版本考论》将金庸武侠小说版本分为“刊本”“三联版”和“新修版”[73].蓝东海、曹莉亚的《金庸小说新修版的版本学探究》指出， 2008年于大陆出版的“新修版”与“流行版”相比， 在很多地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其诞生标志着金庸小说“定本”的确立， 更为阐释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74].邱健恩的《自力在轮回：寻找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原始光谱--兼论“金庸小说版本学”的理论架构》将金庸小说的旧版分为正版与盗版两大类， 正版又分为旧版连载版和旧版书本版。旧版书本版分为“三育”系统和“邝拾记”系统。由于盗版猖獗， 旧版连载版与时人记述应是最重要的依据[75].刘航的《金庸小说版本研究之一--金庸小说版本研究综述》将金庸小说的版本分成“刊本” （连载于报纸或杂志之上的版本） 、依据“旧本”改换的台湾盗版市场所形成的系统、两次规模较大的“修订本”三个大的系统[76].高玉的《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则将金庸武侠小说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旧版” （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 、“新版” （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 两种“版本”, 指出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 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77].朱令军的《金庸武侠小说自注中的自我经典化探析--从“明河版”〈金庸作品集〉谈起》关注“明河版”除了正文的增删改写之外， 另一显着特征是系统的自注的出现， 这有效拓宽了小说的阐释空间， 成为其自我经典化的重要手段[78].区分金庸小说的不同版本， 对于金庸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由此看到金庸小说思想和艺术形态的内在理路， 比如韩云波的《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论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20]和《论金庸小说的“中国道路”》[21]在征引金庸小说文献时， 针对不同情况， 区分了“旧版书本版”“修订版”“新修版”三种情况。
具体作品版本研究。薛东琛的硕士学位论文《〈射雕英雄传〉版本研究》通过对《射雕英雄传》三个不同版本间深入细致的比较、解读， 对旧版、流行版、新修版各自的学术价值或艺术价值作出评价[79].王志伟的硕士学位论文《〈碧血剑〉版本研究》通过金庸在50岁前和80岁前两次修订《碧血剑》分析了金庸修改小说的源动力以及“修订”对于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意义[80].刘航的硕士学位论文《〈天龙八部〉版本校评》以不同时期的版本流变为基础， 对其修订力度最大的《天龙八部》的三个版本作了细致深刻的校勘， 具体论述了金庸修订小说的缘由以及对于武侠小说抑或整个通俗文学经典化的影响[81].
其他名家作品版本研究。叶洪生的《答顾臻弟问有关〈江湖奇侠传〉回目内文真伪及版本等事》认为《江湖奇侠传》回目内文真伪及版本异同为向恺然研究难点之一， 世界书局、环球书局、普益书局、中央书局四种版本回目等均有差异， 排比相关史料， 对照环球、普益两种版本后续内容及出版时间， 或有助于揭开向氏“物故”谣言、“版权纠纷”诸案内幕[82].顾臻的《〈江湖奇侠传〉版本考及相关问题研究》从《江湖奇侠传》一书的杂志连载与八种民国单行本版本出发， 对其民国早期版本的种类、源流及演变作了系统的梳理、比较和研究[83].
九、武侠文学传播与影响研究
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作品在海外的影响研究。孔庆东、黄娇娇的《武侠文化在缅甸的传播--以〈神雕侠侣〉为例》[84]、裴氏翠芳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85]、李学仙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在泰国的传播》[86]等， 介绍了金庸作品在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传播和影响。吴双的《审美与消费：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接受》介绍了金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87], 《异域与想象：论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文化景观》列出了1996年至2009年间金庸小说日本译本55种的全部详细情况， 资料弥足珍贵[88].汤哲声、张乃禹的《影响与创新--论韩国武侠小说》论述了中国武侠小说对韩国武侠小说的影响， 讨论了韩国武侠小说怎样在模仿中走向创新[89].洪捷的《武侠小说译介研究三十年》综述了武侠小说在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译介研究的成果和问题[90].
武侠小说对武术活动的影响研究。乔晓芸、乔蓓芸的《金庸武侠小说对我国武术运动发展的影响研究》通过研究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蕴含的武术文化元素对大众武术观念的影响， 理清其对我国武术运动影响的优势与弊端， 探析其可行性， 为利用武侠小说在传播武术运动提出了相应对策[91].
十、武侠文学因素研究
综合了武侠文学等因素的玄幻文学、网络武侠文学研究， 得到了学术界较为深入的讨论。由于玄幻小说往往有武侠因素， 许多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玄幻小说和武侠小说放在一起研究。
玄幻小说的发展历程、风格特色研究。禹玲的《中国玄幻小说兴起的原因及其文本特征探析》指出， 中国玄幻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网络传媒的出现， 其受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中国古代神话、传奇和西方奇幻小说等不同文类创作的影响、启发和滋养， 迅速崛起并成为网络文学的主流， 主要特征为故事性强， 具本土文化元素， 有幻想性， 语言通俗易懂[92].滕巍的《中国玄幻文学研究十年述评》运用数据分析了2001年以来玄幻文学研究的总体情形， 梳理了历年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方向和成果， 并对玄幻文学研究出现的问题和前瞻进行思考[93].
网络武侠小说研究。何颖义的硕士学位论文《21世纪大陆网络原创武侠小说研究》以21世纪大陆网络原创武侠小说的的兴起与发展、审美价值表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整体上梳理出21世纪大陆网络原创武侠小说文学创作的脉络及其特色所在， 认为大陆网络原创武侠小说， 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然而其庞大的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及读者群， 不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所能比拟的[94].南帆的《网络文学：庞然大物的挑战》具体分析了多种谱系的“大众”理论对于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意义， 但也指出， 网络文学仍是一个陌生的庞然大物， 其“内部研究”远未展开[95].夏烈的《网络武侠小说十八年》对“网络武侠”的定义与文学定位重加阐释， 并且对网络武侠十八年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梳理与探讨[96].
十一、结语
以上十个方面， 是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新武侠小说研究的主要特点， 由于文献众多，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根据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学术研究规划， 与西南大学研究团队合作， 笔者还进行了改革开放40年来基于CSSCI期刊论文的中国侠文化研究成果统计分析[97], 在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水平的CSSCI期刊平台， 新世纪以来同样出现了研究的繁荣。但也要注意到， 就CSSCI期刊论文而言， 2011年达到了76篇的高峰， 此后呈现了两个梯次的下降， 2012-2014年分别为41、50、47篇为一个梯次， 2015-2017年分别为29、28、33篇又下降了一个梯次， 这说明虽然新武侠小说研究的数量虽然众多， 但质量有待提升。我们期待， 在中国社会文化跨入新时代之际， 中国武侠小说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上都将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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