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体是汉魏六朝大赋创作的一种重要体式，在宫体文学以前，这一创作已经形成一定的创作模式，萧纲从内容和行文结构上改写了这一传统模式，体现“新变”特征。
关键词：七体；模式；新变
七体是汉魏六朝大赋创作的一种重要体式。汉代枚乘的《七发》是其奠基之作，其后这一创作蔚为壮观，曹植《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S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1]傅玄《七谟》序云：“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崔�S、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依》、《七说》、《七触》、《七举》、《七误》之篇，于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广》，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侈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2]除以上诸家外，《文心雕龙》还记左思作《七讽》，《文选》载张协作《七命》。《全晋文》载陆机作《七微》、湛方生作《七欢》，《北堂书钞》载陆机作《七羡》，《全宋文》载谢灵运作《七济》、颜延之作《七绎》、孔欣作《七诲》，《全梁文》载萧统作《七契》、萧纲作《七励》、萧子范作《七诱》、佚名《七召》等。据郭建勋《七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文体特征》统计，唐前七体有47篇，到梁时已有近40篇。这些作品构成了七体这一文体的庞大体系，以致《文选》单独把七体作为一种文类。但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作品现多已散佚或仅存残篇，能见到的梁前的较完整篇章的只有傅毅、曹植、王璨、张协、陆机等的七篇作品。
梁代以前的七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创作模式，洪迈《容斋随笔》：“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肤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胭《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架《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3]徐师曾亦云：“考《文选》所载，唯《七发》、《七启》、《七命》三篇，余皆略而弗录。由今观之，三篇辞旨宏丽，诚宜见采，其余递相摹拟，了无新意，是以读未终篇，而欠伸作焉，略之可也。”[4]王德华《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指出：“唐前骚体和赋体具有类型化的特征，七体可以说是最具代表的一类”,她认为，从枚乘首创的七体到傅毅《七激》、张协《七命》等就已经形成了“六过一是”的表达模式以及讽谏功能，并且为后世不断模仿延续[5].郭建勋进一步指出，“后世‘七’体由《七发》通过‘问疾’告诫膏粱子弟，转变为通过‘招隐’劝告隐者入仕。”[6]
梁代是一个文学繁盛的时代，萧氏父子及其文学集团也有七体的创作，萧统有《七契》、萧纲有《七励》、萧子范有《七诱》以及佚名的《七召》，这几篇七体很有可能是为了呼应萧衍于天监十四年所下的《求贤诏》而作，它们在主题上显然延续了传统七体“招隐”的创作模式。但是，把萧纲的《七励》与萧统、萧子范以及梁代以前的七体进行比较，却发现萧纲的作品对七体的传统模式有所改写和新变，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内容模式的改变
萧纲宫体文学之前的七体创作，内容上形成了一定的创作模式，各大作品的内容如下。
枚乘《七发》：音乐--饮食--车马--游览--游猎--观涛--至理。
傅毅《七激》：音乐--饮食--车马--游猎--游宴--治世（疑有脱落）。
曹植《七启》：饮食--容饰--游猎--宫馆--声色--妙才--圣治。
张协《七命》：音乐--宫馆--游猎--宝剑--骏马--饮食--圣治。
陆机《七微》：饮食--宫馆--声色--功业--圣治（疑有脱落）。
萧统《七契》：游宴--饮食--骏马--容饰--声色--游猎--圣治。
萧子范《七诱》：宝剑--饮食--声色--功名--骏马--宫馆--圣治。
从内容结构上看，各七体虽然在顺序上有所不同，但内容题材基本固定，从游宴、饮食、音乐或声色、容饰/宝剑、宫馆、游猎/车马、功名、圣治等方面进行铺排描写。萧统《七契》、萧子范《七诱》遵循了七体的传统题材内容，但在传统的七事中，骏马与游猎是不同时出现的，游猎往往包括对骏马的描写。萧统却把两件事同时放在一篇之中，显然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嫌。
萧纲《七励》在内容上大部分延续了传统七体的套路，但又有所不同，《七励》的内容结构是：宫馆--服饰--饮食--声色--经籍--功名--圣治，他在内容上没有“游猎/骏马”这一内容的描写，增加了其它作品没有的“经籍”一事对外臣进行劝说、诱惑。并且在“六过一是”中的结构中，萧纲也作了一些改动，虽然外臣“颇悦带经”,仍以“负薪多疾，未甘斯说”而推脱不出，但他因“经籍”一事而“色动清颜，顿解高意”,显然已经改变了萧纲之前七体中六件事皆被否定的表达套路，对此一事已经有了肯定的趋向，变为“五过二是”的模式。而他对“经籍”的肯定正与梁代推崇儒教、广求藏书的实际相联系，这正体现了萧纲“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的创作主张。
二、行文模式的新变
传统七体的创作在行文结构上也有一定的模式，如“音乐”的创作，基本沿袭枚乘：《七发》的套路：“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干鸟><旦鸟>鸣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使师尝操畅，伯子牙为之歌……”由梧桐生长在万仞高峰、百鸟栖息祥集起，历霜经夏，含蕴天地之精气生长，后得匠石运斤，终成妙音，于琴师或佳人之口吹奏，呈绝妙之歌。傅毅《七激》、张协《七命》、萧统《七契》等都遵循这一行文模式，只是它们更加铺张扬厉，体制比《七发》更大了。
而萧纲《七励》对声色的描写，跳脱出传统模式，没有对乐器生长、制琴试音的描写，而是直接描写各种乐器、音乐与舞蹈之美：“若夫钧台之乐，葛天之歌。飞七盘之妙节，动六变之清和。绿绮丽琴，丹山宝瑟。缕器��雕，孤枝伶律。奏白雪之楚缓，陈亭席之吴疾。跃乌追飞，潜鱼伴出……”显然，萧纲改写了传统七体情感流动和行文的模式，对之进行了新变。
如果这几篇作品作于天监十四年的话，此年萧统十五岁，萧纲十三岁，正反映出萧统、萧纲早期在学习、模仿的过程中的特点：萧统较为遵循传统，以传统模式为典范，比较中规中矩；萧纲则在模仿中内容和行文模式有所改变，他结合当时社会文化的特点，增加了新的内容，反映出宫体文人早期“新变”的讯息，不可忽略。
对于宫体文学的界定，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看法，狭义的界定认为，宫体文学（主要指宫体诗）是以一种以女性为题材的风格轻靡浮艳的文学创作；广义的界定认为，宫体文学是指萧纲东宫文人所有题材的、讲究表达技巧的文学创作。并且对宫体文学的“新变”特征，学界多局限于声律、对偶等表达技巧的讨论。结合萧纲及宫体文人的作品来看，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梁书·徐�ご�》云：“（�ぃ┦粑暮梦�新变，不拘旧体……�の奶寮缺穑�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7]明确地说“新变”的表现主要在于“体”,“体”在南朝除了有风格、体式之意外，还强调情感内容的架构，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评价文章的优劣，“一观位体”,把体放在首要的位置。罗宗强解释说：“体，构架，是由情理决定的”[8].从萧纲对七体创作模式的新变来看，所谓“不拘旧体”当指不拘泥于传统文学模式的套路，在内容、结构上对传统文学千篇一律的创作模式进行新变，通过增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改变了七体创作“递相摹拟，了无新意”的问题，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内容逐渐丰满鲜活。
参考文献：
[1]萧统、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576
[2]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2657
[3]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8
[4]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8
[5]王德华。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369-373
[6]郭建勋。七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文体特征[J].北京大学学报，2007（5）
[7]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46-447
[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