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06-1908年芬兰人马达汉受沙俄政府指派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军事考察，内容涉及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人员建制、操练战术、进军路线、水流汛期、少数民族等，对其视为竞争对手的日本亦多有论说，因此其军事性质毋庸置疑。马达汉的西域考察揭示了清末新政在不同地区实施的时段性与差异性，其关于军队作风建设、改革不可逆的诸多见解时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马达汉; 清末; 军事改革;
Abstract： In 1906-1908,a Finland person called Mannerheim was appointed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make an investigation in northwest of China.It covers the weapons and equipment of the Chinese army,personnel construction,training and tactics,marching routes,flood season,ethnic minorities,etc.It also talked a lot about his competitor-Japan.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military nature of this expedition.Th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northwest regions revealed the periodicity and the regionality of the new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Many of his insights such as army morale and the irreversibility of reform are still instructive today.
Keyword： Mannerhei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ilitary Reform;
一、引言
1901年1月29日，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求改革、建强国社会思潮影响下，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宣布进行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聚焦点，“是执政者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变革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1]92本次革新涵盖了诸多层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探索进程，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我国西北地区觊觎已久的沙俄政府急欲窥探新政的实施情况，于是以考察的名义派遣俄属芬兰人马达汉于1906-1908年进入中国，旨在“查清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所推行的新政对地方有何种影响”。在两年的时间里，马达汉从中亚进入新疆，穿过河西走廊，经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最后抵达北京，途中拍摄了大量照片、绘制了诸多军事地形图和路线图，并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展了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相关调查等。目前，学界在释读其考察日记的基础上陆续开展了晚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官场生态等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些内容并不是马达汉本次考察的关注重点，也不能反映其考察的性质与目的。因此，本文将以其考察所记西北边疆军事改革为研究中心，探索清末新政在不同地区的时效性、复杂性，区分马达汉与谢苗诺夫等人西域考察之异同，总结马达汉若干论断对今日军队建设及国家改革的启示。
二、重审马达汉西域之行的目的
俄军总参谋部派遣马达汉于1906-1908年前往中国考察，关于本次西域之行的目的，其在军事考察报告中写道“沿路收集情报和军事统计资料，特别是长城外各省的情报和军事统计资料；了解国防基础以及军队的整编和训练情况；勘察通向喀什噶尔，乃至通向兰州和北京的道路，尤其要查明我国骑兵部队及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独立部队进军兰州的条件；侦察兰州作为军事基地的筹建情况”等。[2]2-3为了更好地隐藏本次军事任务，马达汉的军事考察汇报都是先邮寄给在赫尔辛基的父亲，然后由其父亲摘录出其中的重要内容转交给当时俄军总参谋部。此外，马达汉还养成了用瑞典文书写日记和考察报告的习惯，足见其任务的高度机密性。
马达汉考察日记所记内容即便与军事无直接关系，也是或多或少为将来的军事占领、部族策反、与日本争斗及后续行政管理服务的，如“了解当地百姓的情绪、他们对朝廷政策的态度、一些地区或当地部族的自治运动、达赖喇嘛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老百姓对俄国和日本的看法，以及日本对中国政府的一切措施有何种影响”。[2]2这些旅行目的和内容广泛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马达汉的旅行中，我们能时时感受到作者对此目的的坚决执行。因此，“进行军事调查是马达汉此行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任务。”[3]97马达汉的中国之行“充满了军事情报的色彩”，[4]5明显带有为沙俄侵华服务、“更新陈旧的情报系统”[4]15的性质。
道路考察是马达汉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其考察路线是沿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商道或驿路，这也是他为将来俄军入侵中国拟定行军路线或进军方案的基础。因此，马达汉将俄军行军中可能遇到的困难、问题都予以充分考虑。在考察特克斯河谷地边缘的卡尔梅克百户六苏木哨所时，作者认为“野战炮兵部队要在从冰川到沙图的路段上行军，需要做一系列爆破和平整道路的工作。这里讲到了野战炮兵与步兵配合行军的问题。“野战炮要通过这段路，需要清理路面上的石头子儿，为此需要在几处地方进行爆破作业……还需要修出一条‘之’字形道”。[2]25到了甘肃，“从安西出发走过的所有道路可以说都很好。那些看上去水湿的地面，甚至春天的时候也不妨碍交通。河流也不形成障碍，一两条河例外。”[5]364这些对道路性状、架桥铺路、行军队形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无不彰显了马达汉时时、处处为俄军入侵中国着想的军事意图。诚如有学者指出“在马达汉撰写的《军事报告书》中对新疆的山川、地形、地貌做了详情的记述，还对驻防兵力的人数、装备、补给系统、兵员素质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十分翔实，且笔触所及，绝无空谈，均落实到俄军一旦实施军事行动，进军新疆的需要。”[6]12
除时时规划行军路线、预测行军难度、绘制地图外，马达汉作为一名参加过日俄战争、有着良好军事素养的军官，对交通要道、重要城池及其作用常有独到见解，并以超前的眼光做了战略、战术上的解析、预测。阿克苏“城内建造了三座宽敞的步兵营盘和镇台的大型衙门以及城外的两座骑兵营盘，这种规模说明，中国人并非不懂阿克苏的战略意义……但这里的驻军兵员人数也已缩小到最低可能。”[5]150“乌鲁木齐四面环山……在西面和北面……有一群山脉相互毗连，对于防御入侵之敌它是一道很好的屏障，但中国人尚未用它来保卫乌鲁木齐城。”[2]32“建于中国西部前线3条主要路线中2条要道交叉点的乌鲁木齐城……控制着西部前线所有3条行军路线（伊犁、喀什噶尔、塔城）”。[2]33关于哈密，作者认为“一旦中国新疆爆发了战争，那么占领哈密就意味着通往甘肃的一切交通和战场上的主动权尽在控制之中。”[2]39关于兰州，马达汉认为其作为“所有道路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指出“遇到爆发战争，它（指新疆）必将全部依赖兰州的供应，或至少通过兰州供应。”[2]47对于西安的定位又有所不同，一方面有可能将中国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另一方面“一旦在兰州及兰州以远发生来自我国的非常事件，中国人可以以强兵占领西安，对我军侧翼构成危险，然后阻止我军向北京长驱直入。”[2]58此外，“只有在敌人从西向北京长驱直入的时候，太原府才会获得军事上的意义。”[2]65这些判断即便在今天读来，仍旧不免感叹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超乎想象的军事预判。
此外，马达汉的考察报告还涉及城市布局防御、贸易、人口、河流汛期、水资源供应与控制等，其目的仍旧是为将来沙俄侵略中国提供军事情报。对甘肃城市的定位，“除肃州、甘州和凉州以外的城市，在贸易、军事方面都没有任何价值。”[2]43从吐鲁番到辟展“骑兵部队只能呈梯队行进，每队不能超过300匹马，或用骆驼或马车运送备用水”；[2]38而从了墩开始，“一路水源充足”。[2]38哈密到安西的路上，“每个驿都有两三口井，不过水的味道有点苦……挖掘一些新井以增加水量是完全可以的。不管怎样，现有的水量，可保证大部分部队在这条路上行军。”[2]42此外，疏勒河汛期到来时，有时会阻断一切交通长达3-5天。整个肃北的河流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涸的，但“每次大雨之后，或到天气转暖，积雪融化之时，河道里洪水泛滥，把大量巨石冲下山来。此时，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交通就会受阻几小时，乃至一昼夜，最长的也要两天两夜。”[2]43
马达汉在考察中时时关注俄国的竞争对手———日本，并记录了当地百姓、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态度。在马达汉考察新疆期间，日本人日野强奉外务省及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正在此地活动，二人不期而遇。“他们以怀疑的目光接待我，对我极其冷淡。”[2]29日野强等人在塔城、伊犁地区、裕勒都斯盆地、喀什噶尔以及以南地区开展调�，测绘道路。[2]150从1880年开始先后有多名日本人进入新疆从事情报搜集活动，一封日本军方内部往来的电报显示：“据在伊犁上原多市电称，伊犁将军死后，俄国在该地的行动为通过贷款获取利权”，该电文上方还注有“陆”“密”等字样。[7]186可见，日本对俄国在新疆势力扩张的活动也是密切关注，二者相互提防。马达汉对日本人的评价看起来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显然已经认识到“日野少佐带有官方性质的旅行”，[2]151另一方面，他又说“在学堂里，他们主要担任化学和自然科学教员”，似乎与间谍活动关联甚少。整体而言，马达汉对日本人的印象不佳，并据此认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态度。在伊犁，他认为当地民众对俄国的鄙视态度已经无可置疑，但是除个别亲日分子外，民众对日本人也没有什么好感。“中国官员以及曾在最近一次中日战争期间到过满洲的显贵们，以一种异常尖刻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日本人的憎恨。”[2]151并由此认为“与日本人相比，他们无疑更偏向于我国（指俄国）。”[2]151这种五十步笑百步、自我感觉良好的殖民主义倾向亦令人不齿。
尽管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的军事性质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其与先前俄国探险家谢苗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等的西域考察相比，仍旧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显示了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策略的不断调整。一方面，马达汉在行程中不时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倾向在谢苗诺夫尤其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身上有过之无不及。谢苗诺夫1856-1857年的考察以天山地区为中心，不时流露出对中亚乃至中国西北地区的觊觎情绪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如“经过对当地谷类作物种植情况的考察，我深信，当俄国十分强大的殖民化运动，在这一极为富饶的地区站住脚后，这个地区立刻会成为俄国统治中亚的牢固据点。”[8]66-67普尔热瓦尔斯基从1870到1885年成功进行过四次亚洲内陆探险，除擅自修改中国境内山川、湖泊名字外，还伤害了中国近30名藏民同胞，更加暴露了其用武力传播所谓文明的本质。[9]86“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队’既是一支武装的间谍小分队，也是一支殖民主义武装战斗队和扩张主义武装探路队。”[9]86另一方面，马达汉的西域探险以清末新政的实施成效为目标，考察日记主要围绕军事、人口、商贸、少数民族、教育、边疆移民、禁烟等展开，更侧重于社会生活方面。而谢氏与普氏的考察带有明显的人文地理学特点，考察内容主要围绕地理学研究范畴进行，以动植物分布、水文特征、气候探查为重点，科学性相对突出，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记述相对较少。此外，谢氏与普氏的考察是大地理视野下的探险，范围更广，路线更复杂。马达汉的考察路线则相对狭窄，首选已经相对成熟的商道或驿路，又有官方护照加持，相对而言困难较小。整体而言，谢氏、普氏与马达汉三人的考察都是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期沙俄对外侵略政策的产物，但是前二者以地理探险为主，马达汉的考察更关注社会政策及其成效，表明20世纪沙俄进一步加强了对华政策的针对性。
三、马达汉关于军事改革的述评
1906年8月30日马达汉抵达喀什噶尔，进入中国领土。此前一年，“清政府及时对新疆高层做出人事调整，凸显了推行新疆新政的紧迫。新疆巡抚联魁、伊犁将军长庚即任后，新疆在军事、教育、警政方面的改革全面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0]66但是，现有研究普遍缺乏不同省份之间的横向对比，导致学界对整个西北地区军事改革的具体情况及实际成效不甚清晰，而马达汉之考察报告正可为我们建构边疆新政尤其是军事改革提供一定参照。马达汉在考察中详细描述和统计了各省份军营、武器种类、军火和野战炮兵的数量、规模等，对军队检修设施和军事运输工具也有所涉及，花费大量笔墨记录军队内部军官来源、军官与士兵数量对比、军事人员的身体状况乃至士气、军队的精神面貌等，很多数据甚至比清朝的官方资料还要具体、详细。
（一）西北各省的武器装备情况
边境城市伊犁“士兵根本没有一点儿军人的威严……马匹很瘦小，喂养得很差……表明士兵特征的，除了枪而外唯一的标志是一件围裙式的马褂，上面绣着一个方块汉字（兵），外加彩色镶边。他们的装备是小型一发子弹装的毛瑟枪……枪支保养得极差，不太好使。”[5]205“大部分枪支库存在贴有封条的武器库中……无法弄清其数量和种类……但常见的是，71-84式毛瑟枪和温切斯特83式”。[2]87甚至在新疆省除伊犁以外的唯一满族驻军古城，代替弓箭的现代式武器也仅是“老式的生了锈的热明顿来复枪和子弹，枪弹上写着‘汉弗夏注册’，但从来不进行打靶练习，他们的装备里根本没有一颗子弹”。[5]282乌鲁木齐弹药厂的机器也经常停着，弹药需求很小，每天的最高产量也只为500发子弹。总之，在马达汉看来新疆的武器装备是混杂而落后的。
至于甘肃，“只有在兰州，每营才配有200支带扳机的火枪。”[2]89大部分军营只统一配有从枪口装弹药的统子枪，胸前还设有一个与其装备不搭的“围裙似的红色大布袋，装弹用。”[5]417陕西省的武器装备是配有导火线的步枪，用来打靶练习。在镇台以上的更高级指挥官所在地，储备有后膛装子弹的老式一发装雷明顿和毛瑟步枪。但装备也同样存在缺乏的情况，只有在西安府和固原或者汉中这种有重要意义的和边缘位置的城市，才配备较多的装备。大多数情况下，兵团演习或者站岗时都不带弹药盒和其他装备。河南对兵工厂较为重视。工匠大多为南方的兵工厂经验者，厂房的机械也有一定规模，钢材从南京进口，兵工厂的生产每年可达到200万发子弹、300-350支五发装毛瑟步枪和10门大炮。且省里的大部分部队都配备了该厂的产品。但步枪制造很粗糙，装弹射击试验也并不理想。山西武器大部分为过时武器，操练进行的十分精确，拥有武器库与火药厂。
毫无疑问，清末从边疆到中原的武器装备大都来自国外淘汰，枪支种类丰富但较为落后、过时。各地几乎均设有武器厂和弹药厂，但因经济条件、生产工艺等差异，导致质量参差不齐。总之，西北各省份之间军队枪支类型多样、新旧不一，子弹数量不等，充分表明了清末军事改革在地方呈现的差异性。
（二）西北各省的军事训练情况
军事训练也是马达汉关注的焦点。对于新疆新军的军事训练，大都如步兵一般“进行一种拙劣的、模仿小规模列队射击的练习，从中可以看出某种野地战术军事演习的初步尝试”。乌鲁木齐的新军操练非常努力，“拿着枪（代替铁棍）或者不拿枪，动作规范准确，齐步走的时候膝盖举得相当高”。[5]270但是与南疆相比，打靶练习却被忽视了。
兰州的情况与乌鲁木齐差不多，“有几个直隶和湖北的军官在按照欧洲模式训练士兵。每年举行六次野外演习……没看见什么战术训练。”[5]440凉州守备军所在的城北满营，士兵的训练已经分为队列操练以及打靶训练。队列操练时跟随旗语信号和乐队吹奏进行变换。打靶训练时30名士兵发放了200发子弹，圆型的、约一米宽的靶子设在200步远的地方，虽然姿势尚有改进之处，但队列整齐，且精确度较高。教官也是受过德国系统训练的比利时人，训练较为正规。但队列操练步伐十分缓慢，队列布局也有些戏剧性。对于新军的训练还不到位，阅兵式中新军不整齐，骑兵们也只是“看上去很灵巧，严肃笔挺地坐在马鞍上，但他们不懂得如何握缰，如何纵马和控马”。[5]436
陕西在军事训练方面应该是走在甘肃的前面，不仅操练方案更加有效，而且军官训练相比兰州更专业化，但也存在区域化和偏重化现象。步枪操作十分精确，编队组阵和行军步伐规整如一，军官与士兵十分努力。教官均受过省会“督练处”开办的军官培训班的训练，或在所谓德国制式教育的教导团受过训练。部分地区的军官是从先进的北洋军和南洋军调来。但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旧式教育的产物，因此对于新政的实施也照葫芦画瓢，并没有认真执行。除西安陆军的军事操练、排列组阵以及体操外，其他训练教官只教练步伐和体操，只有在驻有动员状态的部队里才努力实施新军的操练和阵式编排技术。打靶练习也只安排在春耕与秋收之间的两三个月，射击距离不变，没有战术演习。炮兵的操练懒散如初，骑兵部队甚至没有重组。
距离政治中心地理位置的远近与军事训练的专业性有直接关系。这应该也是不同地区官员素质、民众觉醒程度的间接体现。德国风格的军事训练在西北各地方政府中影响较大，表明了清末军事改革向德国学习的模拟方向。但总体而言，军事训练在边疆地区仍是落后的状态，从欧洲照搬过来的军事操练只是为了加强动作的外观感受，并没有掌握其精髓，新式军官只占小部分，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改变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各省普遍奉行开除吸毒者的政策，这是近代中国军队强健体魄、增强士气的重要手段。
（三）西北各省军事人才情况
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短缺是马达汉认为制约改革深入开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甚至有可能危害中国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建设正规的军事院校是培养新式军官、选拔军事人才的有效路径之一。1906年新疆巡抚联魁向清政府练兵处、兵部请求调派教习，“迅派数员来新，以便开办而资教授”。马达汉对新疆巡抚即将筹建军事院校的举动也有关注，“这一点有关当局也已经认识到了，所以就设立了名叫‘陆军学校’的士官学校。教官们已经到了，不久就可以开学。学习期限三年。教学课程包括：地形学和其他军事学科，中文，英文，俄文，体操和军事操练。”[5]270“初等武备学堂为应于1907年秋开办的中等武备学堂输送学员。校舍已经建成，教员也已任命，甚至已经录取了一部分学员。”[2]86兰州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为了培养军事官员，三年前这里开办了一所学校，名叫‘陆军学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可进入陆军学堂……学业三年为期。从陆军学堂毕业的学员将送往西安正在开办的学校……从西安毕业后，他们还得在北京的军事学院学三年，这样，他们才有资格晋升为军官。”[5]443但是，西安的军事教育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原本应该开办的应对新疆和甘肃陆军军官需要的“陆军中学堂”迟迟没有消息，其原因就在于“军官奇缺，被迫启用仅仅受过‘陆军小学堂’教育的青年当教官”。[5]518在18名教官中，有5名曾在日本接受过不同期限的教育。以规整严格着称的德国军队操法受到部分官员推崇，如西安的教官都在省会的督练处开办的军官培训班接受过训练，“或者在受过所谓德式教育的教导团里得到过培训”。
（四）西北各省的军事建制
新疆省按照中国东部陆军教导团的模式组建了一个小小的陆军士官生队伍，新军由4个步兵和4个骑兵旗组成，要求必须保持新军的满额。开除吸毒、不愿在规定期间戒毒者以及小于20岁的士兵。武器统一为从枪管后面装子弹的步枪，炮兵部队有12门68式的克虏伯重炮。但军队的参谋部并没有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指导部门也并不完善。城市里建立了警队在街上执行巡逻和站岗，但是没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知道其职责所在。
甘肃在军事建制方面增加了新的典制形式和兵种，军队建设更加规整。兰州已经拥有新年典礼上的阅兵形式，兵种包括新组新军、老式“旗兵”以及两小队骑兵三类，士兵们拥有统一的服装和两排队列，但旗兵编制小、数量少，军官和旗帜数量却很多，导致队伍在视觉上的不协调。
陕西西安的军队主要由带有民防队性质的“骑兵”组成，一营骑兵约有1000人。军队管理上也更加严谨，部分军队中没有出现一例吸毒者。相比于甘肃，西安兵营的改革更值得关注。兵营建造中设有一个宽阔的操场，且院子内设有各种体操器材，相比于兰州更为专业。兵营四周均设有混合土夯实的围墙，门口由带刺刀步枪的士兵把守。进入军营必须得到特殊许可，但欧洲人进入却没有太多限制。卫兵们换岗庄严，但却注重形式，有点表演的性质。
河南的兵种更加齐全。开封的军事机构产生了一种新的兵种代替了骑兵，使得河南省的军事力量分成了陆军、城防部队、武警军和警察部队四种，且大部分城镇都已经建立了警察部队，警察分布在各警察站内，每天进行步兵操练和站岗。防军与武警理论上实行欧洲式训练，训练内容与陕西、河南大抵相同。
总之，因经济条件、官员认知等不同，各省军事建制具有明显差异，陕西与河南已经具备现代军事机制的雏形，而新疆、甘肃等尚处于建立步兵与骑兵的初级探索阶段。
（五）关于西北游牧民族的情况
马达汉将对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考察内容置于“关于军队”一节中予以分析显然是别有用心、耐人寻味的。“马达汉还特别注意考察所经地区少数民族社情民风，专程拜访民族首领头人，了解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6]6尤其对这些游牧民族是否服兵役或者对俄国的态度非常感兴趣。学者指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也比较深，彼此的不信任感长期存在”。[11]从而给了沙俄政府认为存在民族离间、有机可乘的机会，马达汉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对土尔扈特人，马达汉掌握的情况是“一旦战争爆发，中国人将要求土尔扈特人每户出兵一名，自备马匹，对此他们必将惟命是从无疑。他们枪支很少，仅有的枪支还是火绳枪。他们当中猎人也很少。我对他们完全缺乏剽悍和男子汉的英勇精神感到惊讶……对所有外国人持极端不信任态度。”[2]28土尔扈特人会应中国政府要求走向战场，站在俄国人对面，但是武器装备较差，所以马达汉认为他们不足为惧，但对土尔扈特人的马匹很是欣赏，“体态漂亮，脾性大，是一个优良品种。”这大概也与其预想俄国将来在新疆地区进行骑兵作战有关。与对土尔扈特的态度不同，马达汉认为新疆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尽管在边境当过差，但并非定例，“中国政府尚未将他们看作有义务服某种兵役的部落”，应该是可以争取的对象。马达汉对蒙古族评价很高，他写道“伊犁地区的六苏木卡尔梅克人和张家口附近的察哈尔人，在和平时期正在实际履行服兵役的义务。但一旦发生战争，中国当局可以征召一定数量的人，他们须自备枪支弹药、自带马匹，无一例外。”[2]116并认为“卡尔梅克人———蒙古族———是中国人唯一可以信任的部落。他们以其丰富的马匹资源无疑可以组建一支类似于俄国哥萨克的出色的非正规骑兵队伍。”此外，马达汉也多次提及“回民起义”，认为“甘肃回民至今依然是中国最不安定的因素”，“回民的首领是一位当今中国利益的保护者”。他甚至预想了挑起回民起义的可能，以及在战争时期利用他们去执行任务，其前提是“在和平时期就应与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日本人在这方面肯定会不择手段。”[2]125
四、马达汉关于中国改革的思考与启示
马达汉的西域考察重点关注军队改制、军事武器装备和进军路线，但对军队士气、改革潮流等方面的论述对今日仍具有启发意义。马达汉不止一次提到“这些军队里根本不存在最主要的战斗准备部门，不重视射击训练，不进行散兵队形训练即散兵队形的实战演练”。“马兵部队不进行战马的训练，炮兵部队不进行发射炮弹训练。没有一个地方进行战术训练”。[2]126甚至预言“这些军队如此糟糕，根本不堪一击，他们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但是，马达汉也经常流露出对中国军人和普通老百姓的赞美与欣赏。如“中国新军开设体操训练如此出色，以至于任何一个欧洲军队大概都会羡慕她”。[2]128“随着将来军官队伍水准的提高，如果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保持朴实、简朴，并像现在的军官那样接近兵丁，那么他们就会比欧洲的同行多一个加号。”[2]129在谈到陕西军队时，马达汉指出：“尽管有那么多不足，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最大优点，那就是他们当中没有吸食鸦片人，也没有存在身体缺陷的人。将来，这支部队的军官队伍———代表未来后备军干部的———得到改善后，想必一定会变得焕然一新。”[2]90马达汉的这一论断点明了中国军队改革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作风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始终把培养优良作风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环节，紧紧抓住作风建设不放松，努力把中国人民军队建设成作风优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使我军在面对国内外强敌时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效保证了我军胜利履行历史使命。”[12]11可以说，作风建设是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原本马达汉认为缺乏尚武精神和爱国之心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不良品质。但是，经过1906-1908年的考察，他对此持谨慎态度。“那些全新的精神因素，它们是民族自决复兴的产物，在改造民族精神过程中理应发挥最重要的作用”。[2]130虽然当时很多官员都将个人利益置于其他一切利益之上，但是马达汉对部分中国官员的政绩也给予充分肯定，他高度赞扬了伊犁将军长庚“在全省编练新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果敢精神，”并预见王藩台（王树�）会因其接受的出色教育而在新疆省推行新政方面发挥作用。
此外，马达汉对当时中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改革也多有涉及，深入调查了地方官员、百姓等对改革的态度，为学界了解新政成效及舆论导向提供了新的视角。莎车知府彭绪瞻说：“中国的老式律法不再适应当前时代的要求，极需加以改革。人民首先需要启蒙和教育。到时候中国的古老文化不仅不允许忘记，而且要加以研究，首要的是掌握道道地地的国语。与此同时，要学习别国有用的东西。大家同心同德，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工作。”[5]55在这里，彭氏不仅指明了法律、教育等方面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提到了对原有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阿克苏的一位将军也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深入的改革十分必要”，并指明“中国的军事改革是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145其中与财政方面的改革尤为紧密。马达汉认为“不仅改革的快与慢，乃至改革能否实现，都与财政管理的集中密切相关，甚至取决于财政管理的集中。”[2]163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学者指出：“清末编练新军，经费主体依靠地方自筹。”[13]100西北边疆省份大多荒远贫瘠，人口稀少，军费经常是东挪西凑，捉襟见肘。所以，“即便以新疆面积之广阔，边疆战略地位之重要，限于经费，清政府仅计划在新疆编练新军一镇。即使如此，直到清朝灭亡时，新疆也没有完成一镇的指标。”[14]50
马达汉从新疆、甘肃、陕西、陕西、河南等地能够真切地看到、感受到新政带来的诸多变化，并对此提出了一些有前瞻性的见解。他认为：“改革并非仅仅是想想而已，而是正在各地付诸实施的事实”。[2]162“最值得称赞的是帝国各省在两三年之内共开办了3-4万所学校，”即便偏远如新疆，“开办新式教育已成风气。”[15]59改革已经深深扎根，想把他斩草除根已不可能，“在国外接受先进革命思想的中国留学生一批一批回国，所有这一切将促使中国走坚定不移的改革道路。”[2]75“报纸已经开始越来越深入人心，在它之后，民族的觉醒也将不可避免。”清末新政在顿挫与希望中艰难前行，不同地域、省份之间改革成效参差不齐，体现了新政进程的时段性与复杂性。
五、余论
综合以上，马达汉1906-1908年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考察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不仅初步查明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人员建制、训练成效，而且对未来沙俄侵略中国的可能行军路线、兵种配合、自然障碍等进行了充分的预测，对沙俄可能利用的少数民族、可能的最大对手日本也多有论及，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新政”改革的分析与总结透彻而切中要害，其态度虽有顾忌又饱含着一丝期待。其所提交的考察报告不乏真知灼见，即便在今日，亦发人深思。如他说：“我国（指沙俄）是否有可能在主战场，即满洲战场摧毁中国军队，在短期内以较小的代价达到对华战争的目的？”[2]125联想到20世纪上半叶被沙俄视为竞争对手的日本在中国的作为，我们不得不佩服马达汉卓越的军事预见性和军事领袖的素养。又如马达汉指出“改革已经深深扎根，民族觉醒也将不可避免”，充分显示了其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若其后中国鼓吹复辟帝制之流能读到这句话，也许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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