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看中国经济改革走过的路程，我们发现很多改革都陷入困境。比如国企，现在大部分国企集中的行业改革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些企业在过去10年里一直以公司化、股份化为手段，以实现境内外上市并成为世界500强为目标。遗憾的是，这些被政府扶植起来的国企越做越大之后，却背离了政府的初衷，政府本来的意愿是计读些国企做大做强之后走出去，�卫国家的经济利益，可是，现在却发现这些国企没有一个能真正走出去。走不出去也就算了，相反，这些国企却调头在国内患意胡为，挤压民营企业甚至个体户的生存空间。而我们对国企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管理更加剧了国企对社会的盘剥。因此，我们该好好想想，改革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一、很多改革缺少整体思考，如今调控左右为难。
很多改革都是如此，设计的时候也许考虑了全局，但是改得动的只是局部，到头来改革的初衷没有达到，还让整体恶化了。我们的垄断国企，因为大部分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涨价必定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其实，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故意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以此对老百姓平R占。而且，我们今后应该引入更多的管理指标，而不是财务指标，从内部完善国企的股东治理，让地方公益国企实现零基预算改革。国企的一举一动必须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应该再简单以利润来考核。
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国企的对外战略，还有必要完全调整国企在国内的角色。鉴于十大产业振兴这种全盘皆输的惨剧，我们应该创设独立的政策预算评估部门。现在我们对预算的管理实行的是“严进宽出”，也即是说，批准预算和预算拨款的环节极为v琐，可是一旦拨款之后，预算部门就对项目实施完全失去了掌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强化董事的作用，特别是强化引入外部董事和社会监督，还应该强化纳入预算监督。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应该逐步放弃简单的指标考核，而应该以预算考核为主。每年中央返还地方那么多税收，实际上都是按照不同的项目下拨的。对此，我们应该介入政策评估，并根据评估的过往完成情况，调整今后的拨款。
否则，财政永远像现在这样，老项目都是不管效率高低不再过问，而新项目却往往苦于没有资金而得不到有效落实。
部分领域更因为没有设计方案，或很难考虑全局，结果出现了越改越糟糕的现象。比如医药改革，基本药物制度初衷很好，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大幅压低价格，但是真正实施之后，老百姓更买不起药了。一种情况是，很多基本药物本来毛利也不高，这些药厂游说能力不行，这样就进不了基本药物名单里，老百姓就没法买到了。比如螺旋霉素和大青叶片，这些是治疗牙疼、外伤的常用药，价格很便宜，医生爱开，老百姓也爱用，可是不在名单里就买不到了。另一种情况是，虽然药在名单里，但是新医改大幅砍价导致厂家亏钱，所以干脆不生产了。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用的“鱼精蛋白”，算得上心脏病手术中最普通的常用药，可是现在这个廉价“救命药”却爆发全国范围内的短缺，就是这个原因。与此同时，很多不老实的药厂透过改个名字，把老药价钱翻几倍变成新药卖出去，个别药厂甚至公关医生开处方，让病人草处方去药店而不是在医院里买药。改来改去，老实人吃亏，不老实的奸商却风生水起。
同时，通货膨胀又导致物价和成本大幅上涨，由此“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消失，我们也到了经济发展中最可怕的岔路口。想当年，无数发展中国家折戟于此，也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陷入发展困境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没有科技研发竞争力，也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没有了成本优势，想做传统代工也不行。
二、经济需要自然成长，决策要加强问责评估。
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连住房、教育、医疗、旅游、文化读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领域，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地搞活。而在宏观经济上，就像有些短视的农民，为了高产就不顾土壤板结，而一直滥用“化肥”，我们长期以来，为了经济高增长，一直在滥用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本来的意思是说在经济略微不好的时候适度刺激经济，可是我们却长期服用过量的“激素”，长期严重超发货币，严重举债扩张财政。这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税负过重，进而导致本来我们最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迅速衰落。多印的票子不仅仅推高了物价，还大量涌入不动产，推高了房价、地价和租金。在盲目政绩导向下，扩张的财政不仅在基建领域里低水平重复投资，更使得产业升级无以为继，政府只给自己认可的项目十足的好处，而企业家自己愿意投资的产业不得不面对v重的税收。原因很简单，前面的钱是后面来的。可以说，政府每投资成功一个企业，其代价就是一堆本来能活得好好的企业陷入困境。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以目标管理制来提升政府的专业水平，更要头去定的目标来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时要在当前行政架构下加强问责，以独立的政策评估部门，提高问责和行政专业水平。比如我们的财政透明，完全搞错了方向。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几大类、搞多少名目，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你就按照拨钱的具体细节披露就行了，每笔钱是谁批准的，批准给谁的，决策的基础是什么，谁负责执行的，执行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效果，有没有问责。然后，我们就专门看那些决策离谱、金额巨大、没有执行的，然后看看负责决策和执行的官员是不是被追究责任了。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来走，行政效率一定会大为提升。
三、经济决策需要赋权于民，问策于社会。
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老百姓的参与非常重要。没有老百姓的参与，保障房的标准和过程就缺少合法性、认同感和公平感，没有老百姓程序性地、建设性地表达民意，水价、电价、油价、车价都形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关系到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经济决策中，创造性地让民众参政议政。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决策委员会向社会开放?比如交通委员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由出租车司机协会来推举，三分之一席位由市长直接提名社会知名人士和热心公益的个人出任，余下的三分之一留给主事的政府部门。实际上，在纽约都市圈，本地的交通规划委员会、学区教育政策委员会都是这样对社会开放的，由此形成社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要知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社会的民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以上海磁悬浮项目为例，政府聘用的专家里有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而沿线居民中也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基于同样的道理，从民怨甚深又有切肤之痛的教育学区改革等着手，交给民众决定自己学区的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策的支持，即便是有央策失误，也很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
但要把权力真正还给社会，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地方。地方现在是无限责任，现在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没有问责，而是什么都对地方问责。我们也许应该大胆地想一想，是不是要像对央行设定法定目标一样，也给地方政府明确的有限责任。我们现在给地方无限的责任，表面上每次都对地方问责了，实际上，为了应对食品安全、房价物价稳定等涉及社会稳定的经济问题，地方大量制定行政法规，而行政法规中动辄乱罚款、乱整顿。
这么问责下去，长此以往真正受害的反而是企业。现在地方对企业的骚扰已经没有边际，从消防安全到节能减排，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甚至临时组建的办公室或领导小组都能关停企业，企业要在生产经营之外应对如此v重的社会任务。我们看织里事件、增城事件本来都是基层税收问题，但是乱摊派、乱授权导致基层政府职能外包化，外包摊派又沦为黑社会化，最终7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
总而言之，基本的经济公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滥用优势地位、反行政垄断)和市场经济伦理已经无法在现有体制内得到保障，而闭门造车的司法改革因为缺少问责制、缺少自我改革的动力，已无法维护经济公平和市场伦理。而这些都源自于现有体制无法扼制腐败，腐败的蔓延是因为权力寻租的边界一直在蔓延。这种公然的腐败就好比是把钱堆在那里，诱惑权力寻租者琢磨怎么从中分一杯羹。而我们推动的每一次改革，其结果都是握有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大利益，老百姓的利益都在受损。单靠经济改革已经7j去完成改革的使命，我们需要以社会公平和扼制A败为目标，重新构思整个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