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施吉瑞教授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掌握英、法、德、中、日、拉丁、梵文等多种语言，研究领域涉及广泛，主张破除对严羽诗论的迷信，加大对唐以后诗作尤其是清诗的研究，其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以后的诗，已出版对杨万里、范成大、黄遵宪、袁枚、郑珍等人的相关研究专着，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有一定学术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施吉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施吉瑞（Jerry D. Schmidt）1968 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70 年和 1975 年分别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72�D1979 年执教于温莎大学，1979 年至今，执教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其主要专着有：YangWan-li（G. K. Hall & Co,1976）；Stone Lake: The Poetryof Fan Chengda （1126–1193）（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2）；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 ofHuang Zunxian （1848–1905）（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4） ; Harmony Garden: The Life,LiteraryCriticism, and Poetry of Yuan Mei （1716–1798）（Curzon Press, 2003）；The Poet Zheng Zhen（1806–1864）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ity （BrillPress, 2013）。其中翻译为中文的学术论着为《人境庐内》[1]及《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2].
施吉瑞教授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建树卓着，如提倡重新审视当今流行的以及“五四”后撰写的古代文学史，对严羽的“诗有别裁，非关书也”持批评态度；对诗人及作品的研究在文学之外亦有其社会学贡献，如提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乃出于自发而非通过鸦片战争被输入。求真的研究态度、竭泽而渔的材料搜集、多方面的深入思考，这些学术研究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要求，施吉瑞教授都身体力行，除此之外，他又独具与古人为友的学术情怀。
一、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结缘
如果隔着门听施吉瑞教授说普通话，字正腔圆、儿化音标准、几乎没有地方口音，完全想不到说话者不是华人，可见了本人才不得不相信--确实不是华人。施吉瑞 1946 年生于美国芝加哥地区，父亲是德国裔移民的后代，母亲是瑞典裔移民的后代，少时居住的地区只有西方人，上中学前都没有见过亚洲人。在如此与中国“绝缘”的状态下，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令施吉瑞走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道路？
据施吉瑞自述：“我父亲是飞行员，但他和我母亲非常喜欢田园生活。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他们买了一个农场，我们就搬到农场里住。转到镇子上的学校后，老师认为我当时的水平已经可以读四年级了，就让我跳级。那个小镇子上有所学校，只有两个班，一到四年级一个班在楼下，五到八年级一个班，在楼上。我很喜欢那个学校。我在那个学校读了两年，第二年就升到五年级，我就可以跟着班里高年级的听他们的课。”跟着高年级的同学读书后，施吉瑞发现了自己对世界的好奇：“我想了解美国以外的东西，想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事儿。”
了解世界从学外语开始。中学要学外语，在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中，施吉瑞选择了拉丁文。他说：“受我母亲的影响，她喜欢古典的东西。小时候，她经常带我去芝加哥看博物馆、美术馆。”学了拉丁文后，施吉瑞明确了自己对古典的兴趣。因为想了解家族的故国，施吉瑞开始自学德语。学了语法、词句后，他又想读读德语文学书，于是就去阅读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他说：“以前我觉得诗歌和自己没关系，可读了席勒后，发现我也喜欢诗歌。我写不好，可是我喜欢读诗。”施吉瑞的哥哥比他年长 7 岁，也钟情于历史，后来成为西班牙史学家和科幻小说作家。
学习德语、拉丁语后，施吉瑞想学一门难的外语，不是拼音文字，而是截然不同的书写方法。那个时期，有家日本人的饭馆在附近城市开业了。施吉瑞说：“父亲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去吃日本菜，要开一个小时才过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亚洲人。饭馆菜不错，日本人穿着和服，我对他们印象很不错。”
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更长，在日语和中文之间，施吉瑞选择了学中文，大学就选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师从陈士骧先生，中文名“施吉瑞”即拜陈士骧所赐。“陈士骧先生是北京人，普通话很标准。他对白话文不太感兴趣，教到唐诗用普通话和常州话的吟唱那课时，才显示出一些热情。”陈士骧的“个人偏好”引导着学生学中文的课外读物。“我们那时用的赵元任编写的教材。很有用，但很难……”中文难学，因此他学起来就更刻苦。“每天早晨起来，听唱片，跟着赵元任的录音学发音。白天上课，晚上要读中文书。学中文真是很用功。我去旧金山唐人街逛，买了《唐诗三百首》。晚上就一首首读。遇到绝句这样短的，一个晚上可以读一首。长诗就要几个晚上才能读一首。”读到王维、孟浩然时，施吉瑞感觉“他们的田园诗与我小时候的农场生活很契合，我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歌就这样进驻施吉瑞的内心世界。
二、“发现”唐以后诗作
本科期间，施吉瑞曾两次去台湾。第一次是自费，去了三四个月，每周去一次吴宣晨老师家学习白话文，继而开始阅读文言文，吴宣晨是陈士骧的朋友。第二次是施吉瑞获得了奖学金，可以去斯坦福大学办的、设在台湾大学的美国各大学联合研习所学习中文，那里采取老师和学生一对一的教学方式。“第一次去台湾是我在伯克利上了一年半的时候。1967 年，我又去台湾学习了一个学年。吴宣晨老师也在这个联合研习所，但那一次却没有带我。于大成先生是主要的授课老师。于大成先生那时也很年轻，刚拿了学位不久。他指导我一首首读完了曹植、陶渊明、谢灵运的全集。我遇到他真是幸运！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第一个向我提出来‘唐诗非常好，很多唐代以后的诗也一样好，可能比唐诗还要好'.在他之前，甚至之后，很多学者、老师都推崇唐诗。在听于先生讲课前，我在伯克利的亚洲图书馆的书库中读过一本宋诗的选集，看了之后觉得太好了，跟唐诗完全不一样，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唐诗很多都比较悲观，这些宋诗都很乐观、幽默、理性。经于先生肯定后，我就更在意唐以后的诗，看宋诗，也看清诗，看韩愈的诗，因为宋诗、清诗都比较推崇韩愈。于先生说他自己非常喜欢杨万里，他建议我也找来商务印书馆杨万里的选集看看。他说’还有另外一位诗人，就是郑珍，现在对你可能太难，但你以后应该会看懂。可惜这个郑珍没有注本，商务印书馆有本郑珍的集子，你可以先买来看看。‘于老师介绍的两本选集我都买了，看了以后觉得很不错，确实和唐诗不同。后来我买到周汝昌注释的杨万里诗选集，很喜欢杨万里的诗，就决定博士论文写杨万里。”可以说，是于大成先生的无心插柳，激发了施吉瑞对韩愈、杨万里、袁枚、郑珍、黄遵宪等的研究热情。
施吉瑞说：“大学没毕业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蒲立本教授去伯克利访学，他建议我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博士，有奖学金提供。”读大学时，施吉瑞靠亲戚赠予的微薄的遗产和自己做助教等收入维持生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是极有吸引力的橄榄枝。从伯克利毕业后，施吉瑞北上加拿大，硕士导师李祁是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留英的唯一的女生，她与石声汉、吴大任等同级，李祁将华兹华斯的诗作及诗学引入中国。施吉瑞的硕士论文是关于韩愈诗歌的研究。“韩愈的内心世界很有趣，他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儒家。他的诗有的很怪，读起来很可怕，有做噩梦的感觉。从他生平来看，他是孤儿，抚养他的亲戚又早逝，这些对他的心理肯定都有影响。我想韩愈的心理很特别。他有一次去华山，路很陡，上去后就不愿意下来，在山上发狂。知县派人把他抓下来的。所以，有的后人将韩愈当做圣人一样，我觉得有点可笑。但他这样我觉得更有趣，如果真的像一般的儒生那样四平八稳，也写不出来那么多精彩的诗。”施吉瑞将韩愈“拉下神坛”,不是他不喜欢韩愈的诗，而是因为是真的懂韩愈：“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在读他们诗的时候，就了解了他们，和他们在对话。”
施吉瑞的博士生导师是当时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叶嘉莹先生，虽然导师偏爱宋词，但施吉瑞还是选择了宋诗作为研究方向。完成博士基础课后，施吉瑞接到温莎大学的聘用邀请，便去了温莎大学，边代课、边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关于杨万里研究的专着，同时还自学阿拉伯文。1979年，恰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教职空缺，施吉瑞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先后接任陆续退休的蒲立本教授、叶嘉莹教授的课，后来又兼带硕士生、博士生。
三、与古人为友
“与古人为友”是施吉瑞教授与众不同的研究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促使施吉瑞不知疲倦地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钻研了几十年。他每天早晨五六点起床，读书、写作到十点左右，再去学校教课或处理其他工作，有时间就坐下来作研究。日复一日，没有止歇，即使假期也不会停止。他说：“我不觉得累啊，每一天都很有意思。我在和古人交流，和不同的古人做朋友。”与这些“老友”的相识也各不相同：有的如韩愈、杨万里，一经介绍便一见如故；有的如首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陈树棠，则是在认识黄遵宪后引发的研究兴趣，陈树棠虽不是诗人，但他对黄遵宪的影响很大；而有的如郑珍，则是种下渴望却在 40 年后才有机缘相会。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施吉瑞开始看黄遵宪的诗作，他认为：“黄遵宪的诗也是受到宋诗影响。我很喜欢这种中国人写的、跟西方有关系的诗，我觉得蛮有趣。中国文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就跟我们不一样，觉得非常有意思。”早在温莎大学期间，施吉瑞便写过黄遵宪研究着作的草稿，但自己又不满意。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他又开始重写，直到 1994 年才出版关于黄遵宪的专着。施吉瑞对黄遵宪的研究一直未中断，近些年，他又开始着眼于黄遵宪在美国三年期间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施吉瑞注意到了陈树棠，他说：“黄遵宪在美国三年，1882�D1885,任中国驻旧金山领事。我想我写黄遵宪在美国的三年，应该先介绍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相关情况。黄遵宪是第二任领事，他的上一任是陈树棠。陈树棠后来去了朝鲜，和朝鲜订了一个商业方面的条约，中国有些学者关于这个问题写过文章，但没人注意到陈树棠在旧金山的三年。陈树棠和黄遵宪在美国任总领事时，正是排华运动期间，非常难管，他们要面对很大的压力，也很危险。他们的性格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也很有趣。作为’父母官‘,他们还要处理很多家庭纠纷。我在报上看到的，一对夫妻，丈夫是商人，太太看到美国女孩子的发型很喜欢，就把自己的头发也剪短了，丈夫非常生气。太太也很生气，她跑到基督教办的避难所，避难所去找领事馆协助解决他们的矛盾。这类调解家庭矛盾的事，陈树棠也要去管。我在当地的英文报纸上找到很多关于陈树棠的资料，已经完成一篇 70 页的论文的草稿。旧金山的中文报很多已经失传，我还要去伯克利找找资料。看那些资料，发现那时的情况和我们想象的很不同。比如很多华人的文化水准很高，黄遵宪还教他们写诗。”
为何会想到去找一百多年前的旧报纸？“一般研究黄遵宪在美国时期，都会参考梁启超的资料。梁启超去过美国，也听过黄遵宪的逸闻。我觉得不甘心，我觉得我应该下更大功夫，多找些新资料，可是我又想，黄遵宪在美国才三年，不一定有太多新资料。但我又觉得对不起黄遵宪--这是他一辈子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他在那里问题多得不得了，我不能不去挖掘他的材料，应该再找找。我就开始找当时的英文报。一下子发现了很多很多。现在我对得起黄遵宪了！以后我看到他了，我还可以跟他一起喝喝酒。”施吉瑞认为，不竭力找资料就是对老朋友的不尽心。由此，他又结识了新朋友，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虽都是老友，但交往方式却有不同--和黄遵宪可以喝酒聊天，和郑珍则是“能作他的书童就很好了”.从最初听到于大成推荐郑珍，到着手研究，差不多过去了 40 年。他说：“我一直没有找到郑珍的注本。没有注本，我对郑珍诗歌的透彻理解还是有困难的……直到看到龙先绪先生的注本，我很高兴，马上找来读。后来又看到黄万机先生的尚未出版的部分注本，对我研究郑珍都很有帮助。”求真本来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学者的基本治学态度。求真，便是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找出自己的答案，而非套用现成的理论。“现在很多西方的学者喜欢用文学理论，但我觉得套用文学理论不是好的研究方法。比如我的郑珍的书稿，最初投给哈佛大学出版社。他们请了外面的学者看，有位学者建议我用文化资本论来研究郑珍。如果郑珍知道了，他恐怕要来闹鬼了。他们那些理论，有些概念可能有用，但大多数和中国古典文学没什么关系。那些理论很多是研究西方当代小说得出来的，和诗关系不大，和中国古典诗的关系就更远了。如果参考理论，要看那些诗人自己写的诗话，那个倒是非常有用。去找西方理论来用，可能会很快写出论文，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可这也是一个时髦，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写，很多出版社不给你出书。”
四、开阔的学术视野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施吉瑞有一主张便是对唐代后诗歌无佳作的说法大为反对。“他们认定赋是汉代的主要文学形式，诗是随后几代，尤其是唐代的主要文学形式，词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白话小说是明代和清代的主流。在这样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宋诗从属于词，而词是到了宋代才被当作文学体裁来讨论的，之前一直被称为’诗余‘.由此，元、明、清三代中那些数量巨大、创作精妙的文学作品都被忽略，而只突出白话的小说和戏曲，它们被当作胡适和鲁迅提倡的用口语创作的新文学的鼻祖。今天，几乎每一位高中毕业的中国人都了解这些’正确的‘文学史观点，但却没有多少人去思考这些观点的近现代来源、可疑的学术基础和其所依据的文学理论。郑珍和他的同代人如果看到郑振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观，肯定不会认同并报以仰天大笑，而当代中国人中却鲜有如此反应，因为长期受到的正统教育在头脑中的刻痕不是短时期能消除的。不幸的是，这样一来，便将中国最精彩的文学作品从几代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抹去。”宋诗和唐诗不同，清诗和唐诗也不同，各自有各自的好处。“清代那么多诗人，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宝‘没有被发现。不重视这些诗歌，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郑珍之后，施吉瑞的眼光投向袁祖志、姚燮等晚清上海的一批诗人。
对另一个“主流”文艺思想--严羽的诗论，施吉瑞也持批判态度。“刚接触《沧浪诗话》时，也很喜欢。我喜欢那种禅宗的风格。可是以后越来越发现，他说得根本不对。”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非常保守，遮蔽了宋诗、清诗的光芒。“做研究时，一定不能有成见。不要先入为主，要多思考、批判性地思考。谁的话也不要信，老师的、专家的话都不要完全信，但要参考。一定要大量阅读，更怕有些人读得不多却自以为是，形成了自己新的成见。这种成见更可怕，比传统的那些成见还可怕。”他这样主张，也是这样身体力行：搜集材料竭泽而渔、研读作品本身，以文学研究为根本，再延伸到作品的社会学意义。施吉瑞教授做了七八年才写成关于郑珍的专着。他搜集材料时，不仅限于中文、英文的材料，还在日文、法文、德文等文献中找线索。他说：“这些书写起来很慢，没有办法赶。”做学问就是要下功夫，不存在其他的捷径。
施吉瑞认为：“其实和学语言也一样，只有下功夫。”除了英文、拉丁文、德文、中文、阿拉伯文，施吉瑞还会日文、梵文、法文。日文是在伯克利期间学习的。硕士时，他迷恋佛学作品，学习梵文，申请了奖学金去印度进修 9 个月。施吉瑞一度在佛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之间权衡，最终选择了后者。多年的浸沉，施吉瑞的中文水平更是到了几近母语的程度--自言自语时，他常常会说中文。
多种语言的掌握，扩展了文献、资料来源，拓宽了研究视野，增加了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让施吉瑞教授站在一个“外国人”的角度上，平等地看待所研究的对象，穿越时空的间隔，以朋友的心态去体会古人的心思，令学术研究别有洞天。
参考文献：
[1] 施吉瑞。人境庐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施吉瑞。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