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美国爆发了三次霍乱大流行,其公认的流行年份是1832年、1849年和1866年。在此期间,随着对霍乱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待霍乱的态度也有了质的变化。起初霍乱流行时,宗教道德主义占主流,它教化人们注重个人卫生,倡导节制自律的生活,而到1866年人们已经认识到霍乱具有饮水传染性,进而采取了更为科学的应对方法。19世纪美国霍乱流行使人们积累了一定的疫病防治经验,公众的卫生健康意识逐渐得到提高,为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19世纪; 美国; 霍乱流行; 防治理念;
霍乱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在19世纪里曾出现过五次世界性大流行[1]。1817年,霍乱从孟加拉通过东南亚传播到中国,从波斯传播到西部的埃及,之后进一步传播到俄罗斯,1831年继续向西穿过欧洲大陆进入英国。然后,于1832年越过大西洋席卷北美洲[2]。这一时期,为了将霍乱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腹泻区别开来,人们都在使用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一词,来描述该病[3]。19世纪美国霍乱流行期间,人们对待霍乱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主要围绕19世纪美国霍乱三次大流行的时代背景、流行情况来探讨每一次霍乱流行时人们对待霍乱的态度,进而挖掘隐藏在霍乱背后的深层问题,分析当时人们对霍乱的防治理念及其转变,希望为我国防治疫病和公共卫生建设提供些许启示。
1、19世纪美国霍乱
19世纪美国爆发了三次霍乱大流行,其公认的流行年份是1832年、1849年和1866年[4]。之后,霍乱仍时有发生,但相对比较分散,加上预防和卫生防治措施的逐步完善,并没有出现大的流行。19世纪的霍乱流行使人们积累了一定的疫病防治经验,公众的卫生健康意识得以提高,为之后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1、第一次霍乱流行
1832年,当霍乱在美国第一次爆发时,前两个世纪的重大传染病——黄热病和天花已不再是威胁美国人民健康的真正问题[5]1。1832年,霍乱由蒙特利尔和魁北克进入了北美,之后迅速蔓延到圣劳伦斯河,继而延伸到美国的尚普兰湖。随着疫情进入奥尔巴尼,霍乱已经从北部和纽约一路南下,在安大略湖、伊利湖、布法罗和匹兹堡之间穿行,底特律、芝加哥和洛克岛也出现了霍乱的流行。6月下旬,霍乱转移到了哈德逊河谷,沿着伊利运河到达纽约州西部,之后霍乱沿着俄亥俄运河蔓延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最终在11月袭击巴吞鲁日和新奥尔良。这次霍乱流行显然是从纽约开始传播,经新泽西到费城、巴尔的摩、弗吉尼亚,最终蔓延到查尔斯顿,同时向北传播到波士顿和新英格兰[4]。
在纽约,疫情大约持续了6周,6月下旬达到高峰,于8月初结束。而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威尔和查尔斯顿却没有出现霍乱的大流行,这使人们对霍乱的传播规律困惑不已[6]。新奥尔良作为1832年最后一个受到霍乱影响的城市,遭遇了严重的伤亡。10月下旬,霍乱在新奥尔良爆发,并以惊人的速度在沿海蔓延,11月5日,《新奥尔良商报》报道:“人们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沮丧和兴奋之中。自霍乱开始传播以来,至少有1 800人丧生”。为了证实《新奥尔良商报》所言,4天后《信使报》宣称:“自霍乱爆发以来,人们已遭受了可怕的伤亡,在霍乱流行的14天里至少有2 000人死亡。”幸运的是,疫情只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估计的死亡人数在4 350人～5 000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巨大的人口死亡造成了埋葬死者的困难。这期间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停滞不前,埋葬死者和照顾病人成为新奥尔良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讲,这次霍乱从纽约北部开始,并蔓延到整个美洲大陆的东部,在主要城市中,只有波士顿和查尔斯顿逃脱了霍乱的袭击。在南方,霍乱同样对黑人奴隶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河流沿岸和诸多港口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6]。
1.2、第二次霍乱流行
1842年～1862年,霍乱再一次席卷了世界,这次霍乱起源于南亚,通过朝圣、商船、军舰等活动进行传播。1848年12月2日,纽约遭到霍乱袭击,12月11日新奥尔良受到影响,之后霍乱迅速蔓延到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1849年1月,霍乱到达辛辛那提,从那里穿过俄亥俄州,沿着伊利诺伊河到达芝加哥,接着继续向东传播,这一时期霍乱主要是通过五大湖区大量的汽船传播的,并于8月份到达了底特律。另外,霍乱也跟随着西部拓荒者的脚步,在1850年10月传入萨克拉门托,并迅速蔓延至旧金山,而此时美国东部也遭受了霍乱的肆虐[4]。
1848年12月,霍乱在纽约出现,之后只是偶尔有一些疑似霍乱的病例,但疫情在1849年6月开始回升, 并于7月达到高峰,1849年10月1日,这次霍乱流行宣告结束,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5 071人,而真正的数字可能远不止此[6]。之后的5年,霍乱在纽约几乎每年夏天都有轻微的爆发。1854年夏天,霍乱再次流行,到8月大约有1 178人死亡,这次袭击标志着第二次霍乱浪潮的结束,之后霍乱在纽约则几乎消失了12年[7]。1848年12月18日,霍乱出现在新奥尔良,其感染源可能来自一艘移民船。与纽约不同的是,一场爆炸性的流行迅速蔓延到整个新奥尔良,1849年,新奥尔良约有3 176人死亡,之后持续到1855年,霍乱每年的死亡人数在450人～1 448人。另外,霍乱也一直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河流和海湾扫荡,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6]。
1850年3月霍乱到达匹兹堡,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在城市及周边地区传播,9月疫情渐渐平息。直到1854年,霍乱才流行起来,造成了约1 000人死亡,这是对匹兹堡的最后一次重大袭击,而新匹兹堡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却成功地躲过了这次霍乱的袭击[6]。总之,这次霍乱在1849年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圣路易斯、辛辛那提、桑达斯基、圣安东尼奥等西部城市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入,使得霍乱大为流行,约10%甚至更多的人死于这场霍乱。1849年以后,疫情持续了6年多,最终在1854年～1855年得以平息。
1.3、第三次霍乱流行
1866年5月2日,霍乱第三次侵袭纽约,之后进入底特律、辛辛那提和芝加哥,并由芝加哥传播到了圣路易斯和美国西部,德克萨斯州的许多城市是第一次遭受霍乱的袭击,他们大多是原始的边境城市,卫生条件恶劣,还拥有大规模的军队,这为霍乱的大规模流行创造了条件,同时霍乱也从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到达加尔维斯顿和布朗斯维尔,这使德克萨斯的北部和南部都遭遇了霍乱,形势严峻[4]。
1866年的霍乱流行相对温和且时间较短,但也有少数例外。1866年8月,新奥尔良出现第一批霍乱病例,之后迅速蔓延至整个城市,造成了约1 294人死亡。次年,该疾病又卷土重来,夺去了681名受害者的生命,在1868年霍乱流行的最后一年里,仅有129人死亡。这一时期的死亡数字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有许多死亡没有记录,甚至连最好的医生也无法确定病人的确切死因。1873年～1875年,霍乱在美国又出现了小范围的流行,关于霍乱大爆发的传闻引起了很大的公众骚动,但实际病例很少,而且分散。亚洲霍乱的流行持续不断,新闻社论和专题报道的大肆宣扬,为公众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为卫生改革家呐喊助威,推动了19世纪中期美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兴起[6]。
2、霍乱流行期间人们认识的转变
1832年,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健康、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国家,大西洋作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使得北美这片土地免受了很多疾病的侵袭,但这次它却没有阻挡住霍乱的脚步。1832年,霍乱抵达美国后,迅速蔓延。它不仅传播速度快,还能迅速致人死亡,历史悠久的隔离检疫措施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此时人们对霍乱几乎一无所知,政府、医生都不得不求助于传统的预防方式,如放血和清泄等。人们普遍相信霍乱是由尸体或腐烂的物质所释放出的瘴气引起的,在霍乱袭来的时候,人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用火焚烧感染者的衣物,试图通过烟熏净化空气,来防止瘟疫的蔓延[8]135。当时很多人认为霍乱是来自上帝的惩罚,惩罚人们的不洁、堕落和放纵。为了治愈疾病,恢复健康,人们必须在身体和灵魂上服从上帝的意志,追求干净、整洁、有节制和道德的生活。穷人作为霍乱的最大受害者,更加印证了肮脏、不道德、淫乱和酗酒等恶习是导致霍乱大肆传播的罪魁祸首。
到1849年,人们仍旧认为霍乱是一种不洁、纵欲和堕落的疾病,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是对一个陷入物质主义和罪恶的国家的惩罚,因为美国人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和贪婪,使国家的罪恶越来越深重[5]121-125。霍乱不仅是上帝对国家和个人罪恶的惩罚,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扫除社会残渣。霍乱病因仍是不解之谜,医生们束手无策,人们转而将矛头对准科学,认为霍乱是对科学自命不凡的惩罚,因为科学使越来越多的人背离宗教,这时人们主要通过祈祷、禁食和斋戒来祈求上帝的保护。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贫穷仍然是一种道德现象, 滋生贫困的恶习、肮脏和无知也滋生了霍乱,但一个人的道德状况似乎不再足以解释他的免疫力或易感性,疾病越来越成为环境的产物。在英国,医学借助新的统计工具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城市的污垢、拥挤和糟糕的空气缩短了人们的寿命,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威廉·法尔(William Farr)和约翰·西蒙(John Simon)等医生和社会改革家使英国人开始意识到排水不畅, 污水和拥挤的公寓的危险。1849年, 他们的工作和结论使许多医生相信传统的补救方法是徒劳的,霍乱是无法治愈的,它必须通过清洁和卫生来预防。这些观念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同,他们开始清洁街道,净化水源,修建排水设施,反思社会不公正[5]143。早期公共卫生改革家也开始倡导卫生改革,但需要认识到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仍无法抛弃固有的信念,即道德沦丧是引发疾病的主要原因。
1866年霍乱流行时,美国医生已经普遍认同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的观点,即霍乱是通过饮水传染的,原因在于霍乱病人的排泄物和呕吐物含有使人致病的毒素或微生物,它可以污染水源,并进行传播,但很多医生难以完全理解这一理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医生和卫生委员会可以采用的煮沸饮用水,对衣物和床上用品进行消毒等实用建议。随后纽约大都市卫生局的实践证明了霍乱是可以通过消毒和检疫来预防的,是斯诺和查德威克而不是上帝把人们从霍乱中解救出来,这时上帝的存在已不再是美国人生活中一个核心和有意义的现实。随着人们对霍乱病因认识的加深,上帝在引发霍乱方面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医学领域开始发生巨大变革,科学重新得到人们的信赖,公共卫生改革随之兴起。
3、19世纪美国霍乱流行的启示
1832年,当霍乱首次出现在北美大陆时,人们对它一无所知,这时人们是战胜不了霍乱的,因为斯诺还没有构建起霍乱的病因理论,统计也还没有帮他证实自己的猜想,公共卫生组织当然就不可能将这种知识投入实践。然而,到1866年,美国的医生对约翰·斯诺和冯·佩滕科弗等人已经非常了解,并开始认同他们关于霍乱传染的观点,美国的医学思想同34年前相比,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于新思想也已能欣然接受。1866年夏天,大都市卫生局应运而生,它是美国为应对新工业社会的挑战而做出的成功反应,美国人逐渐意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许比大多数国家好,但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旧世界的问题在新世界依然会产生。1832年～1866年,美国从乡村发展为城市,又从城市发展成大都市。对许多美国人来说,1866年的霍乱已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它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而且美国人在理论上并没有动摇对精神世界的坚守,只是在1832年～1866年期间, 人们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人类生活和情感中被精神所占据的部分慢慢减少了,因为美国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实在太糟糕了,令人震惊。到1866年,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灵魂所在的身体有病,灵魂就无法变得健康。干净的饮用水、完善的排水设施、宽敞通风的住房能够使霍乱得以控制,对物质手段的关注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精神目的现实性的下降,但道德主义作为美国碎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释霍乱的发病原因中仍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抛弃传统的价值观,传统道德主义仍在谴责美国的物质主义,但这时新的价值观(科学、效率、生产力)和思维习惯已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占据了新的重要地位,它们可以帮助解决社会不公现象,缓解阶级矛盾,实现必要的社会变革[5]226-234。
历史向我们提示,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9]。在19世纪初,人们对霍乱的病因、治疗方法、预防措施几乎一无所知,“瘴气致病论”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理论认为霍乱与当地的瘴气(污浊的或不干净的空气)有关,而霍乱流行的最主要原因是腐烂物发生化学反应时混入毒气,分散到空气中形成瘴气,逐渐向周围扩散而致病[10]。当时市政官员所采取的隔离检疫等措施,并不能阻止霍乱的传播,直到1884年1月7日,德国细菌学家科赫(R.Koch,1843年～1910年)找到了霍乱的病原体——霍乱弧菌,霍乱才逐渐得到控制[8]132-135。之后人们又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接受科赫的理论,使霍乱的防治成为了可能。从霍乱出现到可以预防和治疗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人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渐趋统一的,在这条路上行进所遇的困难都是有理由的,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阻止霍乱的传播,而每一次苦难都为下一次前进奠定了基础。
历史研究应从研究者的时代和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并加以否定[11]。1832年～1866年,人们对待霍乱的态度有了质的变化,宗教同科学的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1832年霍乱来袭时,宗教道德主义占主流,它教化人们注重个人卫生,倡导节制自律的生活,这同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病的传播。随着医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1866年人们已经认识到霍乱具有饮水传染性,进而采取了更为科学的应对方法。研究历史,不仅要尊重事实,还要辩证看待。19世纪霍乱流行时,“瘴气致病论”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但在19世纪之前,它在阻止鼠疫、疟疾等流行性传染病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通过疫病防治理念的转变,可以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必然会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以此不断向前发展,同时这一过程也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不懈探索和创新。
总之,人类与霍乱的斗争几乎贯穿了19世纪,人们从对霍乱的一无所知到找到霍乱的病因,继而阻止霍乱的传播,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霍乱作为19世纪最大的流行病,推动了各国的卫生改革运动,正如《泰晤士报》上所说:“霍乱是所有卫生改革家中最优秀的,它不放过任何错误,也不原谅任何过失”。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流行性传染病的威胁,疾病病原体的变异为人们防控疫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同19世纪相比,虽然21世纪的医疗技术无疑是更为发达,但21世纪之初SARS、禽流感等流行性传染病的爆发,仍会让人惊慌失措、心有余悸。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研究19世纪霍乱的流行,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为我国当前的疫病防治工作提供启示,这是它给人类留下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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