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变革，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抉择，是我国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重大举措，是我国促进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的强劲抓手，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相应地，成渝地区要以城市群等大区域经济载体和经济带，构建成渝产业大生态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成渝作为、成渝担当和成渝实践为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作出成渝新贡献。
关键词：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渝产业大生态圈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现阶段经济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可持续、高质量、优效率、强动力发展的宏伟蓝图。目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高质量优效率强动力发展的科学抉择。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时代承前启后的攻坚期，发展方式在转变、增长动力在转换、经济结构在优化。因此，我国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彻底变革，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一，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出路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2015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呈现出若干新表征，出现了一些经济指标不再相互联动、经济增长率下滑、CPI 低位运行、实体经济利润率低、消费增长和投资走低并行等新情况和新问题。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实践佐证，我国出现的这些经济现象既非滞胀也不是通缩。传统经济、传统产业和业态走软的同时，“互联网 ”新经济却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猛；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分行的新格局和新态势。新常态背景下，优化和改革供给侧的结构与机制，转换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新动力势在必行。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引领中国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方略。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及其实现路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到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必然选择和可行路径。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国产业结构正逐渐由大至强、由低至优。我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迈向中高端，经济高质量和优效率发展，必然要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实体经济将从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从产能提高向效率提升转变，更需要惠及民生和引领消费升级[2].特别是，传统制造业要提高质量、增加效益，落后产业必将转型升级换代到产业高端和高端新兴产业。为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传统产业应抢抓“互联网 ”和大数据等机遇，向质量提升和产业高端方向演进；同时，要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以新经济的大幅增量填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可能降低的经济增长空间。
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做实、做强和做优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经济发展着力点和落脚点必须是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及其供给体系质量，才能建设现代经济体系[3].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服务的对象上考量，也就是实体经济的现代化，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创新体系、金融体系和经济制度体系等系统的集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为：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去杠杆、补短板，这些都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大生态环境，为实体经济提供创新动力和活力，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方面实现突破，才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变道超车，才能创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发挥消费经济巨大拉动作用的强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消费，如“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等。13 多亿人口的消费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最厚重的“回旋余地”.过去五年来，我国消费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今后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会更加明显。未来五至十年，我国新兴消费会快速涌现甚至会出现新兴消费的井喷。随着消费水平升级、消费结构转型等，一系列较好成长性、规模较大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将会应运而生，方兴未艾层。据有关方面的粗略估计，2020 年，我国这些消费增长点将达 55 万亿规模，年均增长18%~20%.与此同时，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特别是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不高，制约着我国消费的转型升级，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往，我国多利用财政补贴政策等杠杆来刺激和促进消费，结果并不理想；未来，我们激发和促进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需求侧与供给侧将同时发力，尤其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多有效供给、高品质供给、普惠制供给，激发全端、全员、全链条消费，以形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新动力和强动能。
第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强大“芯片”.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强大首先得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决定着国民经济高质量和优效率发展，进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提档升位。从供给侧看，目前我国很多产业和业态的规模已经世界领先，但存在总体质量水平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同时，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产业规模扩张与发展空间有限之间的矛盾。因此，我国传统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必须转变到质量提升和效率优化的增长模式上来，常规要素驱动型发展必须转变到全要素创新驱动型发展上来。由此，我国经济必须向质量、效率和动力要新增长空间。这样，中国制造业才能变道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轨道，才能可持续地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驱动力，才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第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基本规律的必然要求。任何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是社会主要矛盾与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手段的统一，也是社会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统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革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近期要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精准脱贫攻坚战，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更均衡更充分更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
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作为西部国家级大区和大城市群，应该深入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大区域经济载体和经济带，构建成渝产业大生态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打开我国经济增长之“锁”提供成渝作为、成渝担当和成渝实践，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成渝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杭州峰会上指出：“构建创新型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创新是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以“创新”打开经济增长之“锁”,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作为，就是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动能、创新体制机制，为实体经济和产业现代化注入新活力。目前，成都和重庆已拥有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还有一些具备潜力的其他产业，如汽车产业、航空航天产业、IT 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这些产业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竞争力。虽然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在某些新兴产业布局上抢占了先机，但在成渝创造和成渝制造的“颜值”及规模方面，在现代制造业的前向、旁侧和回顾效应及重大产业集群方面，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还存在一些短板。为此，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对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和城市群，补齐短板，构建成渝产业大生态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广袤的空间及“三去一降一补”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
成渝产业大生态圈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各类产业和业态上的转型升级，以及产业及业态结构前向、回顾、旁侧的关联协同；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各类产业和业态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再生产各环节的有机协同；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各类产业和业态在要素和资源配置上的优化协同；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各类产业和业态与国内外其他经济区和城市群相关产业和业态的错位差异协同；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内在市场与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协同；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各种体制机制创新上的协同，等等。因此，成渝产业大生态圈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内生动力得以激发的大生态环境，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获得事半功倍绩效的沃土。
一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以“大制造”和“大创造”双重发力，重点发展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优先发展航空航天、智能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提高其产业和市场占比。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重视项目上的招大引强，积极对标国内外产业升级换代的趋势，引进并培育带动力强的龙头项目；要着力研发新技术、培育新组织、发展新产业、创造新业态、探索新模式，在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等“六大新经济形态”的大发展上，实现弯道超车；要贯彻和落实工业制造 2025 规划，加快培育成渝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形成西部先进制造业中心。
二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加快服务业现代化步伐。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加快发展现代金融、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发展居住、旅游、休闲、康养等生活性服务业，形成世界性的旅游、美食、购物中心，着力打造和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和会展名城。
三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抢抓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机遇，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统筹城乡改革和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农村新型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抓好精准脱贫和三峡库区移民安稳致富等；以农业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民增收致富为突破口，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成渝方案。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上大胆试、自主改，在证照分离、“两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重点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更好汇聚人民群众无穷智慧和力量，扛起新时代推动改革攻坚、推动创业创新的重任。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建设服务型政府。重庆和四川自贸试验区要推进各片区联动发展，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通过大胆改革破除固有的体制机制障碍，突破瓶颈、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释放“制度红利”.重庆和四川自贸试验区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对照最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查找短板弱项，以投资自由化、管理法治化、贸易便利化、规制国际化为重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探索并建立与国际投资通行规则接轨、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构建营造开放透明的外商投资环境，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创新口岸服务机制并优化监管通关流程，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服务要素自由流动，切实加强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推动对外开放跃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重庆和四川自贸试验区要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政产学研用多方参与机制，加强制度创新和改革系统集成，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要进一步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要坚持立足实际，开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要及时总结评估，加快复制推广，注重提高复制推广的质量和实效，着力提高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质量，助推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三在创新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还必须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进行创新，以成渝产业发展的大生态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输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茁壮成长提供适宜的生态空间和生态环境。为此，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将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纳入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学习雄安新区建设的创新路径，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经验，不仅要力争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经济区和国家城市群，提升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中的创新引领作用，增强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扩散效应，弱化其可能引致的回波效应；而且要在大西部地区、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互动性强、错位竞争和差异发展的产业大生态圈和生态链。
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南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陆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重要交汇点，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尾、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5].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能西向、南向、东向三方向开放和强劲拓展，能衔接昆明、西安、贵阳等大城市的资源配置与市场。成渝城市群要利用好经济社会基础，发挥好自身的区位优势，培育好天府新区和两江新区的激发效应，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重庆和成都要衔接好昆明、西安和贵阳等城市，构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大“龙尾”,把长江经济带的“龙尾”摆起来。因而，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不仅要成为内陆大开放格局中的桥头堡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而且要构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西部强极，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回旋余地。
事实上，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不能仅仅是成都、重庆和周边城市的自然布局或简单组合。城市之所以能够成“群”,其关键在于城市间的共生和协同。所以，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内部之间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关联配套、公共服务均等，发挥城市群的集聚、规模和协同效应[6] .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的内生、聚集、辐射、分工、协同效应要充分地激发出来，一是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各城市要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封锁、壁垒和保护，克服区域协同中的“经热政冷”、同质竞争和“虹吸效应”三大瓶颈，促进各城市之间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二是经济区和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规模、城镇化水平、功能与产业要错位排列，体现竞争中的差异梯度和比较优势；三是经济区和城市群发展要充分考虑水、土、环境等资源环境承载力，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构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群增长极，与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区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城市群格局，辐射和带动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等贫困地区互动发展，为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可以推广和复制的成渝经验。
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要借鉴国内外协同发展的成功路径和经验，整合跨行政区资源，促进行政区之间的一体化发展。以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为导向，以中欧班列常态化往返运行为国际大通道，构建空、铁、公、水四位一体、畅通西部、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在“成渝西昆贵经济圈”、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构建成渝产业大生态圈和覆盖面广袤的全产业链。作为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中极核的重庆和成都，应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加快重庆和四川自贸区建设力度，构建物流大通道，促进大流通、引进大项目，积极探索内陆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加大力度建设好各种类别的国际合作园区，鼓励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各经济贸易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在西部大开发和大开放的视野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书写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的新时代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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