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汉匈和亲的重要代表， 王昭君不仅被史学界赋予极高的历史地位， 而且其作为文学史上的重要形象漫衍不息， 甚至被人誉为“和平女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王昭君其人其事不仅在另一当事方匈奴族后裔--土耳其的历史研究中湮没无闻， 而且在该国中学历史教材中所有汉代和亲公主及其随从被污名化为“间谍”.为什么中土两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和亲史实的研究有冰火之异， 评价有霄壤之别？究其原因， 既有土耳其史学界对于汉匈和亲历史的认知偏差， 也有中国历代文学家对昭君和亲故事的过度演绎， 更有不同文化视角下对于和亲现象本身的错位解读。
关键词：王昭君； 和亲； 女神； 间谍； 跨文化；
和亲， 作为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千百年来在中国备受史学家、文学家关注， 亦被普通大众传为佳话。其中， 王昭君作为汉匈和亲的代表， 两千年来被不断歌咏传颂， 被赋予极高的历史地位， 甚至被誉为“和平女神”.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在和亲的另一当事方匈奴族后裔---土耳其的历史研究中， 不但没有王昭君其人其事， 而且在该国中学历史教材中汉代和亲公主及其随从被污名化为“间谍”.这一情形令人深感震惊、意外。为什么中土两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和亲史实的研究有冰火之异， 评价有霄壤之别？本文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通过考订原委， 厘清史实， 对昭君形象在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强烈反差进行原因揭示， 并从中土友好的角度， 对汉匈和亲中的认知差异进行跨文化解读。
一、昭君形象在中国
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 和亲是封建社会时期“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1], 有利于维护边境安宁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对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应当说， 除了个别学者认为和亲是“屈辱性的缓兵之计”、流失金银财帛、降低国际地位外[2], 史学界对于和亲的认识基本上都是积极的、正面的。王昭君作为汉匈和亲的代表和汉匈友好的历史见证， 对于汉匈和好、稳边互市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被视为民族友好的使者， 伟大的女性， 被赋予极高的历史地位。当代有学者认为她“对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和平， 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3], 甚至有人将昭君誉为“和平女神”, 与西方自由女神相呼应：“昭君文化开发应在境界上予以提升， 将其作为东方人类的和平女神与西方世界的自由女神呼应和对话， 让昭君文化走向世界。”[4]应当说， 在上世纪以来的和亲研究中， 王昭君的历史地位被不断拔高。
而文学家对昭君出塞和亲的咏叹与描写， 也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从汉代开始， 从正史到野史， 从历史到文学， 有关王昭君的作品流布历朝历代， 在诗、词、散曲、变文、杂剧、传奇、小说等各种文体间吟咏传唱， 且数量惊人， 仅诗歌就有700余首。另就戏剧与小说而言， 元杂剧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马致远《汉宫秋》， 明清传奇有无名氏《和戎记》、陈与郊《昭君出塞》、周之泉《琵琶语》、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梦》、陈宗鼎《宁胡记》、无名氏《青冢记》《王昭君》等， 明清小说有《王昭君外传》、《女侠传》、《双凤奇缘》。近代以来， 则有小说《中国第一美人昭君全传》、《昭君和番》。直到今天， 昭君题材依然生命不衰。现当代关于王昭君的戏剧或小说有郭沫若的两幕话剧《王昭君》、顾青海的三幕话剧《昭君》、曹禺的五幕话剧《王昭君》， 以及高阳的小说《王昭君》、庞天舒的小说《昭君出塞》、金斯顿的小说《落雁韵舞王昭君》等。由此可见， 在两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上， 文人骚客对昭君和亲竞相题咏， 踵事增华， 持续繁衍， 传播不息， 以致昭君作为文学形象不断丰满， 散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此外， 在商业开发方面， 昭君形象所带来的商业效应不断溢出，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如呼和浩特市定期举办“昭君文化节”, 当地多有以昭君命名的各种企业与商品， 如昭君集团、昭君大酒店、昭君美食村、昭君香烟等等。人们认为“昭君文化”的内涵就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睦和不同民族之间生产技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 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5]
总之， 借助于正史野稗、诗词戏剧、小说变文等形式及商业开发、文化发掘等途径， 昭君故事广泛流传， 昭君美名流芳百世。王昭君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存在， 如着名剧作家曹禺所说：“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又是一位伟大的女人。”[6]
二、昭君形象在土耳其
那么作为汉匈和亲的另一当事方后裔---土耳其的历史上、文学中是如何看待昭君和亲的呢？是否对王昭君有对等或近似的评价呢？
答案令人震惊、意外。在土耳其， 不仅没有人知道王昭君是何人， 更不知道她对历史上的汉匈友好有何贡献， 而且很多人认为嫁给匈奴头领单于的汉朝公主及随从是汉朝派至匈奴的“间谍”.土耳其历史上没有王昭君其人其名， 其伟大之处无从谈起倒也罢了， 但她同其他和亲公主被污名化为“间谍”, 则令人难以接受。
关于汉匈和亲的史实叙述， 土耳其目前通用的高中一年级《历史》教科书是这样写的：“冒顿单于去世后， 他的儿子Ki-ok接替了他的位置。Ki-ok继续对汉朝发动袭击。后来为了同汉朝搞好政治、经济的关系， 他跟汉朝公主结了婚。利用公主和亲， 很多汉朝的使者和奴婢来到了匈奴。这些人不仅做间谍， 而且做分裂的宣传。后来在匈奴东部发生了许多暴动。这些暴动削弱了匈奴政权。一段时间后， Ki-ok死了， 匈奴国内混乱。利用这样的机会， 中国人把失去的领土又拿了回来， 并重新控制了丝绸之路。”[7]这里提到的与老上单于Ki-ok结婚的公主， 不是王昭君， 而是不知名的公主， 而且土耳其历史课本上根本没有出现过王昭君的名字。另据了解， 在其他研究土耳其的历史着作中， 也没有王昭君的名字， 更无其事迹资料。所以， 一提到历史上的汉匈和亲， 很多土耳其人认为和亲的公主及其随从是汉朝派来的“间谍”, 而且他们在匈奴做了不好的事情。虽然土耳其的历史课本中没有直接说公主是“间谍”, 但是言外之意， 侍从既为“间谍”, 公主自然知情并牵涉其中。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和亲公主及随从为“间谍”说法， 主要来自个别历史学者对汉匈和亲的错误解读和对当时汉匈形势的错误判断。他们认为：“毫无疑问， 与中国朝廷持续联姻关系是一种政治行为。不过这样一来， 对与中国接触的所有突厥国家来说， 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因为两国之间的这种接近给了中国使用伎俩的机会。外交官和外交使节利用中国公主在匈奴的特权， 很容易进入境内。他们在匈奴帝国内不同的突厥国家之间制造矛盾， 试图推翻匈奴。由于进口的中国丝绸在匈奴贵族间很受欢迎， Ki-ok时代没有发现不利的情况。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军臣单于时， 中国被认为是动荡产生的根本原因。”[8]另一历史学者也持同样观点：“冒顿以后的单于娶了中国的公主。与中国朝廷建立关系并持续联姻， 代表了一种政治行为。但是和亲政策开始以后， 给与中国接触的所有突厥国家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两国之间的这种接近关系给中国提供了使用阴谋的机会。中国的外交使节利用汉族公主在匈奴的特权， 随便进入匈奴境内。而且他们在匈奴内部进行分裂的宣传， 谋求推翻匈奴。”[9]
以上数则资料， 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汉朝统治者因惧怕匈奴武力侵犯， 采取和亲的方法， 主动以美女换和平；二是这些公主及其随从是“间谍”, 承担了收集情报的任务， 为破坏、甚至颠覆匈奴政权做准备。这两点是否完全符合史实？
三、汉匈和亲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 和亲既是一种政治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亲始于西汉， 盛于隋唐， 终于清代。这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和亲之论， 发于刘敬。”[10]卷94《匈奴传》西汉初期， 经历了四年“楚汉之争”, 汉朝国力衰弱， “接秦之敝， 诸侯并起， 民失作业， 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 人相食， 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 就食蜀汉。天下既定， 民无盖藏，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10]卷24《食货志》而北方匈奴正处于国势上升时期。冒顿单于“东破东胡王， 西逐月氏， 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 又侵燕代之地“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的地域[11]卷110《匈奴列传》。所以才有汉高祖率军32万遭遇匈奴40万大军七天七夜的“平城之围”.之后， 为了对付匈奴的侵扰滋事， 安抚边境， 汉高祖采用谋臣刘敬的建议， 与匈奴和亲， 并划疆立界。双方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 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使万民耕织， 射猎衣食， 父子毋离， 臣主相安， 无暴虐。”“匈奴无入塞， 汉无出塞。”[10]卷94《匈奴传》由于汉弱胡强， 守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 而匈奴居于塞北荒凉贫瘠“苦寒”之地， “逐水草而居”, 粮食缺乏， 棉衣不足， 非常愿意通过和亲得到中原的物资钱财。汉朝也看准了匈奴“贪汉重币”的心理， 立足长远， “亦欲渐而臣之。”[12]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西汉从高祖、吕后、孝惠、文帝、景帝、武帝初年， 双方基本遵从了和亲之约， 甚至汉朝所给予的物质利益有时远远高出其所期待， “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11]汉高祖开始到汉武帝时期， 先后有10位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尽管如此， 匈奴依然不断侵扰汉朝边境达20余次。其原因诚如班固所云：“匈奴侵掠所获， 岁巨万计， 而和亲赂遗， 不过千金， 安在其不弃质而重利也。”[10]卷94《匈奴传》
应当说， 汉武帝以前的和亲是在汉弱匈强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从汉武帝开始， 汉朝在汉匈对抗中占有优势。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是对匈作战中涌现出来的着名将领。“汉匈和亲从刘邦到吕后、文帝、景帝， 西汉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而匈奴处于被动地位。但是， 到汉武帝末期之后， 主动变为被动， 被动则变为主动。”[13]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 除了初期一次和亲外， 六次拒绝匈奴单于提出的和亲， 并持续与匈奴作战三十年， 以致于匈奴人悲唱：“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14]
汉武帝之后， 汉匈之间又有过几次和亲， 但也多次拒绝匈奴提出的和亲。至西汉末年， 匈奴内部经过五单于争位的内乱， 再加上天灾、饥荒等， 匈奴彻底衰落。呼韩邪单于在与其兄郅支单于争斗的过程中落败， 后来听从左伊秩訾王的计谋， 向汉朝称臣， 求得汉朝帮助， 最终打败郅支单于。为了感激汉朝， 公元前51年， 呼韩邪单于正式入朝称臣， 这是汉匈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意味着百余年的汉匈争斗以汉王朝取得胜利告终， 其象征意义远大于事件本身的价值。如班固所说：“至孝宣之世， 承武帝奋击之威， 直匈奴百年之运， 因其坏乱几亡之厄， 权时施宜， 覆以威德， 然后单于稽首臣服， 遣子入侍， 三世称藩， 宾于汉庭。是时边城宴闭， 牛马布野， 三世无犬吠之警， 黎庶无干戈之役。”[10]卷94《匈奴传》
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朝见。公元前33年， 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见， 并主动提出和亲， “言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15]得到汉元帝的同意， 从此便有了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故事。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时， 匈奴已经衰落， 而汉匈和平也已持续十八年。《汉书·元帝纪》云：“竟宁元年春正月，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 既伏其辜， 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 乡慕礼义， 复修朝贺之礼， 愿保塞传之无穷， 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 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墙为阏氏。”[10]卷94《匈奴传》昭君和亲之后， 汉匈之间的和亲一直未断， 而且汉匈之间的和平又持续了四十年左右。
应当指出的是， 昭君和亲是“汉匈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 也是匈奴在遭到汉朝重创后几代单于对和亲的一直渴求及屡次求婚的结果。……从汉武帝死后， 匈奴由被动的和亲转为主动要求和亲， 由以和亲要挟汉王朝变成了好言美语请求和亲。”[13]汉匈和亲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复杂的政治与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在汉匈双方都有不同的表现， 而且也与不同时期国力状况、实力对比、战和状态等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 对和亲的研究， 需要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 对和亲这一现象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而个别土耳其历史学者把漫长的汉匈和亲历史简单化， 显然没有从双方实力对比的历史变化中把握不同时期和亲的具体背景。
至于和亲公主及随从为间谍的说法， 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主要记载和亲史实的典籍来看， 向来未见和亲公主及其随从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的记载。不知个别历史学者的判断从何而来？且就常理来说， 如果和亲公主及随从真的从事间谍活动， 威胁国家安全的话， 为什么历史上从没有和亲公主及随从被处罚或者处死、或者两国因此翻脸断交、甚至发动战争的历史记载？为什么汉武帝期间及以后匈奴多次主动提出和亲？可以想见， 如果匈奴单于认为和亲公主及随从真的做间谍， 也不会让她们接触重要情报， 更不消说， 在当时条件下传递情报有多困难了。因此， 包括昭君在内的和亲公主及其随从在匈奴做间谍的说法很难成立。
四、昭君和亲的跨文化解读
上世纪以来， 昭君研究、和亲研究一直是汉匈史研究的热点， 王昭君被赋予极高的历史地位， 其事迹广为传颂， 甚至被奉为“和平女神”, 但是在土耳其她却被扣上了“间谍”的帽子。由此可见， 中土之间对和亲现象存在严重的错位解读。笔者以为除了土方学者对不同时期和亲的历史背景认知有偏差外， 还有两方面原因：第一， 中国历代不少文学家跨越文学与历史的边界， 过度演绎、渲染昭君和亲故事， 致使昭君的地位被不断拔高、作用被不断夸大。第二， 对于和亲中双方的主动、被动地位， 土耳其个别历史学者纯从崇尚武力征伐的民族传统文化角度来解读， 抓住汉朝初期主动和亲这一点， 推及和亲全过程；而汉朝政治文化中尊奉的则是“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王道政治观念， 即便后来武力占优， 仍然实行和亲政策。
关于昭君和亲， 最初只是史学家寥寥数语的简括勾勒， 而文学家对于昭君的兴趣、想象却与世推移、愈演愈烈。文学家在昭君故事的演化过程中， 一方面， 突出强调昭君出塞牺牲自我、维护民族团结的大节大义， 另一方面， 深情描写昭君作为绝色美女， 才情兼善、风流千古却命运坎坷、抑郁悲怨的女性文学形象。在文学家的笔下， 昭君故事已经脱离了历史本真， 成为一个极具浪漫、传奇色彩的文学题材， 并被不断渲染、放大， 而昭君本人的形象也被不断拔高、美化甚至神化。可以说， 王昭君的历史地位更像是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赋予的， 即便事实是“有些诗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 流出自己的眼泪”[1], 或是“借昭君的酒杯， 浇自己的块垒”[16].
昭君和亲故事中， 娇弱女子的个人命运与军国大事、民族关系联系在一起， 事件本身就有重大厚重的历史意义， 题材本身也隐含了巨大的文学价值。类似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如梁辰鱼《浣纱记》以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写吴越春秋；孔尚任《桃花扇》以李香君与侯方域的个人遭际写南明兴亡；洪升《长生殿》借杨贵妃、李隆基的爱情传奇写“安史之乱”, 等等。但与上述故事女主角不同的是， 王昭君和亲匈奴， 身入异域， 肩负了不同民族间交流交往的历史使命。这一特殊的题材无论在空间上， 还是在时间上都对文人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从空间环境来看， 远嫁异域更易激发文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仅匈奴居住地的地形风貌、自然气候等条件不同于中原地区， 而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也与中原农业文明迥异。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曾作歌描述和亲后的生活：“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16]与细君公主同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中， 王昭君远离故土， 举目无亲， 形单影只， 步履维艰， 为怜香惜玉的文人留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如白居易《王昭君》想象昭君身居匈奴之地：“满面胡沙满鬓风， 眉销殊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 如今却似画图中。”[26]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则想象昭君流落天涯、思亲至死的景象：“谁将汉女嫁胡儿， 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 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 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 琵琶却来传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 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 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 岂知此声能断肠。”[16]
从空间对比来看， 生长于中原地区的中国文人对游牧民族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 昭君和亲匈奴也更容易激起文人对身居荒凉、落后之地的王昭君的同情心。如西晋石崇《王昭君辞》：“延我如穹庐， 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 虽贵非所荣。……昔为匣中玉， 今为粪上英。”[16]因此， 文人墨客更容易从感同身受的角度， 对身处匈奴的王昭君的悲伤哀怨予以悬揣模拟， 从而进一步丰富昭君故事的内容， 推进昭君故事的演化。
从时间上看， 千古以来， 关于昭君的各种传说、故事层层叠加， 重重渲染， 累积而下， 蔚为大观， 而且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影响渗透， 交叉融合， 共同为昭君故事推波助澜。从《汉书》到《后汉书》， 从蔡邕《琴操》到石崇《王昭君辞》， 从北周庾信《昭君词》到宋代王安石《明妃曲》， 从马致远的元杂剧《汉宫秋》到当代曹禺的话剧《王昭君》， 昭君故事流传千古， 昭君形象跃然万代。而且文人喜欢求新求变， 作翻案文章。这更令昭君故事继往开来， 摇曳多姿。如关于野史记载的毛延寿“画工丑图”, 宋人王安石《明妃曲》云：“意态由来画不成， 当时枉杀毛延寿。明人邱�F则说：”当时不遇毛延寿， 老死深宫谁得知？“清人龚景瀚却说：”君王莫杀毛延寿， 命薄还应命不朽。“[16]可谓见仁见智。同一题材， 从不同角度发前人之未发， 逆前人之已发， 历来是文人展文心才情、竞奇思异想的惯常技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昭君和亲题材历久弥新、绵延不绝。赵翼云”固文人好奇， 撰造以动人听也。“[17]这样， 昭君和亲的历史故事到了好奇尚新的文人手中， 就从历史学家的厚重典藏， 沦为文学家的笔底风云。
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文学家的热情参与， 王昭君可能同其他多数和亲公主一样默默无闻。”昭君生活的时代离人们越久远， 其形象似乎越清晰、越丰满、越动人。“[18]但是文学家对王昭君的怜香惜玉与热情歌颂， 却有任意夸大、拔高之嫌。诚如有学者指出：”汉匈之间50年没有战争， 实是匈奴畏威怀德的结果， 不能完全归功于昭君和亲。昭君出塞只是起到了增进信任、加强和巩固汉匈间业已存在的和睦关系之历史作用。“[19]这一评价客观、公允， 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昭君在汉匈关系中的历史作用。相形之下， 文人及个别历史学者则有片面拔高之嫌。”我们承认， 和亲公主在发展民族友好关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将其说成系双方安危于一身， 则未免有拔高之嫌。其实， 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即使和亲公主个人再有才能， 也难以独自促成双方的友好关系。“[13]其实， 鲁迅先生早就一针见血指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 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 西施沼吴， 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 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 兴亡的责任， 都应该男的负“[20].”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 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21]
从汉朝与其他少数民族和亲史上来看， 在同少数民族和亲时， 的确有利用个别公主和亲实现政治、外交的意图。如刘敬在建议汉高祖和亲时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 厚奉遗之， 彼知汉适女送厚， 蛮夷必慕以为阏氏， 生子必为太子， 代单于。何者， 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所余彼所鲜数问遗， 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 固为子婿；死， 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11]卷99《刘敬列传》最后一句话点出了和亲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让匈奴最终臣服汉朝。应当说， 这段话表明了和亲作为政治策略的最终指向， 也展示了刘敬的政治远见。其他如元封六年 （公元前105年） , 西汉派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 就是出于对付匈奴的目的， 采纳了张骞的建议：”诚以此时厚赂乌孙， 招以东居故地， 汉遣公主为夫人， 结昆弟， 其势宜听， 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 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10]卷61《张骞传》可以看出， 细君公主是带着政治任务出嫁到乌孙的， 但遗憾的是， 细君公主由于语言、环境等方面难以适应， 而且乌孙昆莫猎骄靡年老体弱， 两人没感情可言。后被猎骄靡嫁给孙子岑诹。细君公主上书征求汉武帝意见， 结果被告知”从其国俗， 欲与乌孙共灭胡“[10]卷96《西域传》， 只好被迫嫁给岑诹。细君公主在乌孙生活四五年即染病而亡， 并没有完成乌孙与汉联盟， 共同对付匈奴的任务[22].这一任务就落在后来的解忧公主身上了。从历史上看， 解忧公主对于加强汉与乌孙的友好， 共同抗击匈奴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现了”汉之号令班西域“的局面。上述两例， 只能说明和亲作为政治手段、外交工具的重要作用， 其并不代表这些和亲公主及随从做了威胁和亲国安全的间谍行为。
前述个别土耳其历史学者也认为和亲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系或者联姻， 那么为什么会认为汉朝有派遣间谍的意图呢？ （1） 笔者以为这与民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有深刻联系。汉匈和亲的历史过程中， 双方主动与被动的交互换位完全以武力实力决定。匈奴擅长骑马射箭， 崇尚武力， 贵壮贱弱， 勇猛好战， 尊奉英雄气概与武力征服。而且汉匈两族长期以来， 战争不断， 彼此之间只有武力的较量， 缺乏相互的信任。因此， 部分土耳其历史学者认为， 和亲的问题上， 匈奴始终强大， 处于强势， 汉王朝一直软弱， 处于劣势， 所以主动和亲。否则， 无法解释匈奴衰弱后双方仍然和亲的历史事实。但事实上， 如前所言， 汉武帝之后， 尤其是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后， 汉匈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汉朝之所以在匈奴衰弱后、仍然同意和亲， 体现的是汉王朝以仁政为本、”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儒家政治文化， 如班固所评：”其慕义而贡献， 则接之以礼让， 羁靡不绝， 使曲在彼， 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0]卷94《匈奴传赞》因此， 在对和亲的解读上， 部分土耳其历史学者认为汉朝在实力上始终弱于匈奴， 所以以和亲讨好匈奴， 并利用和亲公主及随从做收集情报、颠覆政权的间谍工作；而中国史学家认为， 匈奴即便衰落， 汉族仍然与匈奴和亲， 体现的是中原统治者仁政的王道政治， 是一种民族友好的善举， 传递的是与邻为善的信号。但遗憾的是， 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 对和亲的评价认知角度不同， 再加上文学家的介入和演绎， 致使双方对和亲的解读表现出严重的错位现象。
还需指出的是， 秦汉时期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 更没有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历史。而且后来土耳其与中国相距遥远， 语言不通， 其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其他欧洲学者的二手资料和研究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对汉匈和亲的认知。至于哪些欧洲学者的着作提及和亲公主及随从为”间谍“, 抑或这是土耳其历史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笔者曾就此向土耳其历史学者请教， 但遗憾的是， 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来源在哪儿， 因为土耳其一直以来的历史教育就是这样介绍和亲的。笔者以为这恰可以成为这一问题今后的研究方向。
和亲， 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 充其量是外交的工具， 只是为了拉近双方感情距离， 走亲情路线， 尽可能避免战争， 以求得边境安宁与国家太平。汉匈和亲的公主及其随从不会做搜集情报、分化国家的危险举动， 汉王朝也不会把军国大事、国家安危系于和亲公主之身， 更不会让她们冒着个人生命危险和国家信誉风险从事间谍工作。从这一意义上说， 和亲， 也仅仅是和亲。
参考文献
[1]翦伯赞。从西汉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N].光明日报， 1961-02-05.
[2]芮传明。古代”和亲“利弊论[J].史林， 1997 （2） .
[3]刘加洪。从”昭君出塞“探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 （2） .
[4]曹诗图。昭君文化旅游开发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构想[J].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4 （2） .
[5]刘佑华。”昭君文化“是这样”响“起来的--张茂霖弘扬昭君文化大事记[J].民族团结， 2000 （10） .
[6]曹禺。昭君自有千秋在--我为什么写《王昭君》[J].中国民族， 1979 （2） .
[7]Ahmet Yilmaz, ortaogrentim Tarih 9 sinif[M].Ankara:Ekoy Egitim Yayincilik Matbaacilik San.Ve Tic.Ltd.Sti.2015:84.
[8]Ibrahim, Kafesoglu, Turk Milli Kulturu[M].Istanbul:Bogazici Yayinlari, 1988:62-63.
[9]Gulcin Candarlioglu, Islam Oncesi Turk Tarihi ve Kulturu[M].Istanbul:Turk Dunyasi Arastirmalari Vakfi, 2003:20.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12]王钦若， 等。册府元龟：卷978[M].北京：中华书局， 1960:11486.
[13]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99.
[14]汉歌谣。匈奴歌[M]//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 1995:124.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M].”竟宁元年正月“条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 1956:941.
[16]鲁歌， 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9.
[17]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 1984:131.
[18]周竞红。昭君想象与时代变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1） .
[19]张文德。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4:18.
[20]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01.
[21]鲁迅。坟·灯下漫笔[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16.
[22]王先谦。汉书补注：卷66下[M].北京：中华书局， 1983:1627.
注释
1 在土耳其， 汉学家对待和亲的态度与历史学家完全不同。着名汉学家欧凯 （Bulent Okay） 与青年汉学家努丽娟 （Nurcan Turker） 就认为和亲公主及随从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 完全不具备做间谍的条件。退一步说， 如果她们真的是间谍， 那么历史上汉匈和亲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匈奴多次主动提出和亲就无法解释了。详见Nurcan Turker, Bir Edebi Figur Olarak Wang Zhao Jun, III Asya Dilleri Ve Edebiyatlari Uluslararasi Sempozyumu, Kayseri:Erciyes University Press.2014, p.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