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的候官， 是随着西北汉简的发现而渐次发展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近百年来， 经过简牍学者前后不断的努力， 在汉代候官的职能与性质、组织机构与人员构成、内部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研究成就。但是， 前人的研究结论亦须要认真梳理、修正和补充。以往学界以简牍资料为主的研究， 学术视野仅仅局限于汉代西北边郡候官， 普遍忽视了简牍、印章、封泥等资料中反映的南部边境、内郡、诸侯国等汉朝疆域内其他候官的设置、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汉代候官的置立与兴衰变化， 联系着汉帝国政治形势与策略的变化。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从简牍资料记录的候官日常工作中分析其运行机制、形态和功能， 集中剖析和评价候官与汉代政治关系、候官的历史作用， 对认识汉代社会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也是今后研究应注意的方向。
关键词：汉代； 候官； 居延汉简；
A Study of Hou Guanin the Han Dynasty
Abstract:With the discovery of Han bamboo slips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the study of Hou Guanin the Han dynasty has become a new research field.In the past 100 years, due to the consistent efforts of scholars on bamboo slips, import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unction and natur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sonnel composition, internal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s of Hou Guan of the Han dynasty.However,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need to be teased out, amended and supplemented.The former study was mainly based on bamboo slips of the Han Dynasty.Therefore, its academic vision was only limited to Hou Guan in the northwest counties, while generally ignoring the establishment, context and significance of Hou Guan in the mainland, kingdoms, and southern borders of the Han Empire, which were reflected in the archival materials like bamboo slips, seals and lutes unearthed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In f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Hou Guan and its rise and declin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the empire's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ts strategy.Combining case studies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analyzing Hou Guan's operating mechanism, its form and function from its daily work recorded in the bamboo slips, dissecting and apprais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 Guan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Han dynasty as well as Hou Guan's historical role, posses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It is also a noteworthy research direction for future study.
Keyword:Han dynasty; Hou Guan; Juyan bamboo slips of the Han dynasty;
史籍中汉代候官， 兼有职官与军事候望机构两种内涵。已有研究者指出， 史籍中的候官或指观测天象物候、占卜吉凶， 为朝廷提供天象预警的职官， 或指分布于汉帝国境内担当军事候望职责的机构 （1） .由于史籍记载甚少， 专门研究一直无从谈起。直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 大量的西北汉简资料先后出土公布， 汉代候官才开始为学界所识， 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合汉代简牍、印章、封泥等出土文献资料看， 候官广泛设置于汉帝国境内， 是维护边疆乃至内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欲全面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 亦须重视对汉代候官的研究。
通观学术史， 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在1973年发表的《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候官》一文， 是学术界第一篇专门研究汉代候官的论文 （2） .在永田氏之前， 一些前辈学者的论着已经或多或少涉及候官研究；与永田氏同时或在其后， 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论及汉代候官， 并各有贡献。大致说来， 学界的研究主要包括候官的职能与性质问题， 候官的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问题， 候官系统的内部管理问题， 为候官日常运转和职能实现提供保障的后勤管理问题等多个方面。可以说， 学界对汉代候官的研究伴随了简牍学发展的近百年历程。同样， 作为新兴的学科， 简牍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 但在理论构建、阐释方式、研究方法、方向选择等方面， 仍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近年来， 学界普遍关注的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描述化现象， 在简牍学研究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回顾汉代候官研究学术史， 总结前人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 探索简牍学研究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法和努力方向， 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下面， 试对迄今为止涉及汉代候官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要评介， 以期获得整体性的认识。
一、候官的职能与性质问题
学界对汉代候官机构有所认识， 最早是在20世纪初叶。英籍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长城遗址调查并发掘了大量汉文简牍文书 （1） , 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对这些文书进行整理 （2） .在此基础上， 罗振玉、王国维利用“二重证据法”, 分门别类考释简牍中的簿书及相关制度， 创获甚多。王国维指出， 汉代都尉秩视校尉， 候官隶属于都尉， 等同于军候；候官的秩级和地位与校尉之下的曲相当， 其秩级应是比六百石 （3） .王国维把候官置于地方军政系统之内， 揭示了军政系统中候官和都尉之间的关系， 对候官的地位、级别和性质作了初步推测。这种认识尽管是粗略的， 但在简牍学发轫之初， 资料有限， 研究条件恶劣， 这种认识实属不易。
作为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者， 劳对汉代边郡制度、亭鄣烽隧关系等都有深入研究。以简牍与史籍结合论证， 他肯定了王国维关于都尉与候官职守的正确判断， 明确了候官作为候望机构的属性， 进一步阐明隧隶属于候， 指出居延、肩水两都尉管辖的候官、候和隧三者之间具有统属关系 （4） .但劳混淆了候官、部和部的负责人候长的区别， 对候官、部和隧三者统属关系的判断存在失误。
以上王国维、劳为代表， 早期简牍学者的工作多限于排比事类， 并与文献记载比勘， 基本上停留在以简证史的层次。从研究方法和角度上取得突破的是陈梦家， 他将考古学方法引入简牍研究， 系统运用居延、敦煌和酒泉等地发现的相关考古资料， 结合传世文献记载， 综合考虑简牍文字的内容和出土地点等因素， 在边郡制度、边防防御系统等诸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陈梦家梳理了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的基本状况， 认为作为候官之长， 候与候长皆居塞上警戒， 乃是军候、斥候之候。候、鄣候、塞候涵义相同， 因候皆驻于鄣城之内， 鄣在塞上与诸部候、诸隧构成一条防御战线， 而候官是候的治所 （5） .陈梦家清晰地阐释了候与候官的职能与性质问题， 区分了早期简牍学者常常混同候与候官这种职官与机构的关系问题。但这种区分和对候官机构属性的判断仍然是初步的。
较为准确地揭示候官职能与性质的是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永田英正以破城子出土的“诣官簿”为中心， 专门分析了以前学界知之甚少的汉代候官职掌及候的人事任免权等问题， 指出候官统辖并严格管理监视候隧 （应为部隧） , 向候隧传达都尉府的命令， 向都尉府汇报前线情况， 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在都尉府和候隧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此外， 候官还负有考评官吏， 处罚渎职吏员， 受理吏卒诉讼， 批准吏卒休假， 向吏卒颁发通行证明等诸多职能。永田英正认为， 候官实为边境军事地区公私经济生活的中心， 不仅是统辖候隧的军事基地， 还起着兵站基地的重要作用 （6） .他在对汉简簿籍进行集成时， 也时常涉及候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永田英正的这些研究， 使学界对候官的职能和属性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奠定了汉代候官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 在以居延新简为代表的更多西北汉简材料陆续公布以后， 他的某些说法也有斟酌余地， 特别是在候官的实际运作和管理手段的研究方面， 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推动。
永田英正之后， 李均明利用居延新简等新出土的资料， 在汉代候官特别是甲渠候官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他认为， 候官是长城防线的一级组织。对汉简中资料集中、有典型代表性的甲渠候官， 他指出甲渠候官是居延都尉府属下的一级屯戍组织。这种对候官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并没有完全概括出候官的性质和职能。
在永田氏研究的基础上， 方孝坤试图对边塞候官的职能作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候官不仅是汉在西北边塞设置的军事机构， 同时跟地方官相类似， 还负责政治、经济、民事处理等方面的职能。除了军事职能之外， 边塞候官可以处理屯戍士卒及随行家属的一些民事纠纷， 具有处理候官以下的戍卒诉讼的职能 （1） .总体上看， 方孝坤对候官职能的认识并未超出永田氏的范围。
学界对汉代候官的研究， 主要利用汉代居延屯戍区甲渠候官等鄣隧遗址出土的简牍资料。学者们注意到， 甲渠候官应是居延屯戍区规模最大的候官， 反映了汉代候官的典型特征。综合学界的研究与简牍资料看， 汉代边郡候官的职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候官督率诸部吏卒候望敌情， 传递烽火， 防御匈奴、羌等少数民族武装入侵。另一方面， 候官充当所统辖塞防的重要物资集散地， 为机构的正常运转与吏卒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物质保障。在汉帝国的统治体系中， 候官上承都尉府、郡、朝廷以及中央机构的命令， 将其下达各部烽隧， 并贯彻、落实于吏卒的日常工作中。候官既是整个候官塞的信息中心和集散地， 又具有处理机构内部吏卒矛盾、审理和裁决吏卒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威和职责。
可以说， 学界对汉代边郡候官的性质和职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但汉帝国在内地所设候官的职能却有所不同。已有研究者提出， 在汉朝内地如京畿地区、地方郡国， 亦设置一定数量的候官， 目的是为了候伺地方诸侯势力、豪滑大姓、不法吏民的不轨行为， 充任镇压社会动乱的力量 （2） .具体而言， 这类候官的职能还包含哪些方面， 对其机构性质的判断是否完备妥当， 史籍中出现的为朝廷提供天象预警信息、占卜吉凶的候官与这类候官有何联系与区别， 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充分挖掘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资料的线索和信息， 选取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 还需要更多学者进行长期或专门讨论才能获得解决。
二、候官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王国维、劳？等人对候官的组织机构认识过程中， 大致勾勒出了候官组织的基本形态。如劳？曾编订了边塞职官系统的状况表、汉简中的候官隶属关系表等， 显示了候官系统的基本构成。他对王国维编制的敦煌郡边郡系统中的鄣塞机构职官设置做了重新梳理， 针对宜禾都尉、玉门都尉之下的候官乃至部隧情况， 与居延汉简所见居延都尉、肩水都尉之下的候官系统进行排列对比。对一些重要的候官， 如甲渠候官， 劳列出甲渠候官之下有六候 （实际为候官辖属的诸部） 五十三烽隧 （3） .劳的研究揭示了汉代鄣塞乃至候官体系的基本状况。但是， 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考古学遗址、简牍出土方位等空间因素与简文反映的机构位置关系， 研究取向上注重印证与补充史籍记载， 而对汉代边郡制度与组织系统全貌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 具体到候官方面， 出现了不少错漏之处。
从研究方法上看， 陈直与之前的学者有很大的共同性。他分析考证了居延汉简所见的官名， 将汉代边郡官制系统分为太守系统、都尉系统、属国都尉系统、县令长系统、候官系统、鄣塞尉系统等十八个系统。陈直认为， 汉代太守指挥都尉， 都尉指挥候官；候官之下有候长， 候长之下有隧长 （4） .陈直清楚地认识到了候官所处军政系统的基本关系， 但他误将候官和鄣塞分属不同系统。
由于综合运用考古学等研究方法， 重视考古资料、简牍文字、空间位置等各种要素， 同样利用居延汉简 （习惯称旧简） , 陈梦家对候官组织机构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5） .他明确指出， 候之治所称官或候官。每一候官所辖塞约百里， 戍吏有丞、掾、令史、尉史、士吏。尉史、士吏、令史都是候官的属吏。尉史与令史仅限于候官一级， 而士吏是低一级或部候的属吏 （实际上士吏是候官派驻诸部的戍吏） .同时他又认为， 士吏似乎直属于塞尉， 分驻诸部。候官之下的部隧机构， 部有候长、候史和士吏。部吏或主吏有七至十一人不等。部卒有一二十人或数十人不等。而其下的隧有六、八所不等。隧人数一二人或五六人不等。除隧长外， 隧史、助吏等下级小吏较为少见 （1） .此外， 陈梦家系统阐释了汉代的烽隧制度， 认为烽隧吏卒的主要职责有谨候望、通烽火、惊戒便兵等三种 （2） .陈梦家利用20世纪初西北汉简资料和研究数据， 揭示了包括候官这种候望系统在内的汉代屯戍体系， 候官组织内部的层级设置及人员状况较为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除了某些具体论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总体上看陈梦家的研究是明显的进步。
永田英正对候官的构成与规模的大致情况也做了推测。他认为， 王国维对候官之后秩级的推测是正确的， 候官机构除了长官候之外， 还有作为佐官的尉， 称塞尉或鄣尉， 武官中有士吏， 文官中有令史、尉史等数人， 候官的吏卒规模约100人左右， 一个候官的候隧数如甲渠候官所示， 至少有20个部 （永田称之为候） , 80个隧。候官管辖下的候隧， 大概有一百几十人的吏和四五百人的戍卒 （3） .相较陈梦家而言， 永田氏对候官构成的认识显得较为粗疏， 并且也有混同候官的下级部与候官之长候的现象。
吴昌廉较早注意到甲渠鄣在汉代边郡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以“甲渠候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 对甲渠鄣的候官组织系统、甲渠鄣所辖部隧的职责作了详细考证。他还将鄣隧制度与汉代军制进行比较， 并阐述了鄣隧与郡府、汉廷的关系 （4） .吴昌廉对汉代候官的研究较为全面， 也比较深入。但是， 由于他利用的材料基本上限于居延汉简 （居延旧简） , 加上早期的简文存在不少误释的地方， 其不少论点有待商榷和补充。
在20世纪70年代居延新简出土公布之前， 学者主要依托居延汉简开展研究， 造成对候官组织和人员构成的认识并不确当。20世纪70年代以来， 我国先后组织了对居延遗址、敦煌马圈湾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 发现了大量汉简资料 （5） .此外， 在西北其他遗址的考察和发掘也有重要收获 （6） .多次考古发现， 使学界对居延地区乃至河西地区的汉代鄣塞烽隧分布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7） .居延新简、敦煌汉简、额济纳汉简等大批简牍资料的发现并公布， 为研究汉代候官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由于居延新简大多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 故其中涉及甲渠候官的第一手资料甚为丰富。李均明利用这些材料， 在汉代候官特别是甲渠候官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论文如《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 （上） 》《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 （下） 》《居延汉简居延都尉与甲渠候官人物志》等， 深入分析了甲渠候官的整体规模、人员构成、吏员俸禄及秩级情况， 讨论了候官、部、隧的隶属关系及组织关系、阐明了城鄣亭隧的分布及粮仓、驿置和厩的设置情况 （8） .在候官的组织构成方面， 李均明的研究成果大多坚实可靠， 为学界广为引用。但是， 其中的某些结论亦须修正。此外， 他的研究较少涉及日常运行、管理手段等认识甲渠候官机构不可缺少的方面。
宋会群、李振宏对汉代甲渠候官的建制规模和部隧设置亦有深入考证， 认为甲渠候官辖11部。这与李均明认为甲渠候官常设10部有所不同。虽然学者们多认为后者结论可能更为可靠， 但结合简文， 前者的观点也有可能是某一时期候官建制的特殊情况， 似乎不应完全否定。诸部内隧的设置、人员、部界范围等， 宋会群、李振宏得出的结论与李均明相似。不过， 宋、李对部、隧相对方位、可推定遗址的现在位置都一一剖析明白， 这有利于建立一种简明而直接的空间显示方式， 从而为更好地把握候官机构的存在形态和日常运转提供参照 （1） .
甲渠候官部隧设置问题也引起了日本学者吉村昌之的兴趣， 他把甲渠塞大致分为西部塞和东部塞， 这种划分基本等同于李均明、宋会群等人阐释的甲渠河北塞和河南道上塞的分别。在部隧的隶属关系方面， 吉村氏的观点也与前者相差无及。在部隧的具体方位和相对位置方面， 吉村昌之对个别部隧的判定更清楚、准确一些， 并以图式的方式加以显示 （2） .但整体上看， 没有超出李均明、宋会群、李振宏等人的研究。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候官所属烽隧的命名问题， 如：孙兆华、蒋丹丹认为甲渠候官序数隧和实名隧的职能无本质不同， 命名特点与汉代的人名、里名相似， 如体现汉匈关系对立、追求武功、追求长寿和吉祥等 （3） .黄艳萍根据烽隧的存在情况、所属候官、命名方法对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的烽燧进行整理和归纳， 认为烽隧命名一般以便捷性、鼓舞性、区别性原则为主 （4） .一些候官下属机构中设置有邮亭， 论者无多。侯旭东则利用简牍中的“日迹��”“出入名籍”与“�C”, 论证了肩水候官北亭与沙头亭的位置。他运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5） .
在候官的组织构成和戍吏的人员状况等方面， 一些具体的研究也有收获。在对候官之长候的考证中， 陈梦家曾考证了居延汉简中甲渠候官的11位甲渠候 （6） .而李均明、刘军结合新旧居延汉简， 考证出了25届共23位甲渠候， 并注意到了甲渠候的个人活动情况， 列出了甲渠候的任期， 为简牍断代和其他人物研究打下了基础 （7） .李振宏、孙英民对居延汉简中出现的人物以编年的方式加以考证， 涉及有确切年代的戍边人员一千四百余名；并以人物为线索， 按姓名、职务、籍贯、年代等方式对散乱的残简集中排比研究， 候官等屯戍戍吏的基本状况清楚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 大大方便了候官的综合研究 （8） .而这方面的工作中， 何双全《甲渠候官汉简人名索引》对认识甲渠候官人物亦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9） .
较为全面地对甲渠候官所属官吏人名及任期情况进行系统整理的是罗仕杰， 他对甲渠候官候、尉等长吏、候官的文书吏如掾、令史、尉史， 部隧官吏士吏、候长、隧长等人名及任职年代分别进行整理， 并以表格的方式加以显示， 对学界认识甲渠候官人物及关系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当然， 随着肩水金关汉简的公布， 其中与甲渠等候官有关的资料丰富了候官研究的取材范围， 相应的对候官人物的研究也更加有利， 罗仕杰的甲渠塞人物研究也须要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以人物研究为基础， 深化对候官机构活动与变化、日常运转的理解， 有助于加深对汉代边郡社会的认识 （1） .
在候官之长候的编年研究方面， 侯旭东在陈梦家、李振宏、孙英民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肩水金关汉简等新材料， 将肩水候的任职者与任职时间做了梳理， 包括五任候、六位代行候事者、二位守候， 时间跨度近80年；并讨论了候行塞或出缺时的人事安排和“以私印行事”问题。侯旭东认为， 与候的私人关系在候指派代行候事官吏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而与官吏个人的秩次、能力无甚关联。侯旭东注重从文书的封装、书写和递送形式等方面解读例行文书， 其观点有说服力， 值得重视 （2） .长久以来， 学界认为肩水候驻在地湾。郭伟涛分析了封检、文书、邮书简中反映的肩水候驻地情况， 提出肩水候官位置确定， 而肩水候驻地不同时期存在移动的情况， 这一新见应予以肯定 （3） .
对于候官所属部吏职责和基本状况， 不少学者有所关注。刘军以甲渠候官之下临木部为例， 论述了候长的职责， 认为候长是候官下属诸部的负责人， 职能主要是指挥边塞诸隧巡逻和候望， 防御地方侵扰， 处于邮驿路线的候长， 还要对邮书的传递负责 （4） .永田英正讨论了候史的职掌及职务分担问题， 认为候史是候官下级的部中仅次于候长的吏， 辅佐候长进行巡查和日迹， 候史的本职是书记， 担负包括部所属各隧的全部书记这一重要任务 （5） .候史起到候长的副贰和文书官的作用， 这是正确的。但候史未必担任各隧的文书工作。因为居延汉简中的隧， 是有能力制作文书的， 以隧为单位向候官呈报簿籍文书的例子在简文中多见 （6） .
于振波论述了基层边塞防御组织候长、隧长的任职资格、爵位、权责、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 认为候长、隧长爵位均属民爵， 大多经济收入较低， 都属于役吏， 具有亦民亦吏的特征 （7） .分析结论允当。孟志成对候长、候史的任用和奖惩、候长隧长待遇等问题作了探讨， 认为候长任用权归都尉府， 隧长任用权在候官一级。候官在日迹、秋射、隧务等日常工作方面对候长、隧长管理严格， 奖惩分明。其说大致可从 （8） .高荣、张荣芳认为候长与候史之间不是一般的主官与属吏的关系， 候史常以候长副贰的身份处理部内各项事务；候长总揽所部各燧， 候史则主理一燧或数燧；候长空缺或不在署理时， 由候史代理其职 （9） .这些研究基本上理清了候官中部的吏员职责及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发表关于地方行政及军政系统吏员的论作， 对深化关于候官戍吏的认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刘晓满提出， 秦汉时期令史普遍设置于县级政府机构， 东汉时仅仅设置于候官， 其最基本职能是掌管文书簿籍， 参与各种具体政务处理 （10） .李迎春认为， 尉史在汉初主要是尉的直属吏， 西汉中期之后演变为县廷和候官之吏， 以辅佐令史处理文书、直符等日常行政事务为职 （11） .王之璞认为， 士吏设置于候、尉之下， 或驻候官鄣戍卫， 参与起草部分文书；或被派驻烽隧加强防御力量， 并代候、尉行使管理权 （12） .
此外， 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对候官机构及组织体系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值得肯定。如罗仕杰、邢义田等分别运用全球定位系统、卫星遥感观测等新技术， 结合考古调查报告， 对额济纳河下游居延屯戍区的烽隧城鄣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在确定屯戍区内城鄣亭隧遗址， 包括候官鄣隧遗址的空间位置、分布情况， 推定具体城鄣亭隧遗址方面， 收获喜人， 对重建汉代屯戍区的边防系统、推进候官研究， 亦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1） .
三、候官系统的内部管理
在一万余枚汉代鄣隧遗址出土的简文中， 反映候官系统日常工作的占有大部分， 这为学界认识候官的内部管理提供了条件。不少学者的论着对候官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多少有所涉及， 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候官。
在对居延汉简簿籍简牍按出土地点、书写格式进行分类集成的基础上， 永田英正提出， 从簿籍标题上可以看出， 候官要求候 （应是部） 、隧提出各种吏卒名籍、勤务记录以及物品清单等， 表明候官负责候隧的管理和运作 （2） .某种意义上说， 永田氏所做的简牍集成， 大部分是候官机构日常管理工作的记录。永田英正从中得出统属候 （部） 隧的候官是行政文书作成的最末端的基层机构。利用各种书式的簿籍文书进行相互核对以及其他的簿籍审核制度， 实际构成了汉代文书行政的重要部分 （3） .按照永田氏的观点， 文书行政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 这也反映了候官等屯戍机构行政管理工作的实质， 实属卓识。
候官的人事管理方面， 永田英正提出， 候官等军事机构对吏卒的管理、控制机制是非常完备的。在人事权方面， 候官之长鄣候无人事权， 候官少吏的人事任免权在都尉府 （4） .其论可从。李天虹则进一步讨论了候官的人事权问题， 认为候官少吏的任免制度可归纳为四个方面：被任用的吏， 身份一般是已经为吏、曾经为吏及平民除任为吏三类；除吏的资格包括文笔好、身体好、家境好等条件；吏职被免的原因有不称职、犯罪、身体久病、家境贫寒等；任免权归都尉府， 但候有时有候官少吏的任免权， 少吏出缺时候请都尉府令邻县调补， 则任命权归县。李天虹的观点是对候官任免权问题的丰富和补充 （5） .
在候官的管理制度、奖惩制度方面， 李振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汉代屯戍管理制度方面的论文， 深入分析了汉简文书对屯戍机构内部管理的意义， 不仅为我们认识候官的内部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而且有不少内容直接反映候官对部隧吏卒的管理状况。如李振宏认为， 戍吏日迹簿、劳日的计算办法、秋射中的赐劳和夺劳， 构成戍吏劳绩制度的主要内涵；考查一般戍吏的劳绩， 依据的是吏病及视事书卷制度；上计考课制度， 是考核各级戍吏劳绩的重要手段， 而候望系统中由候官主持上计考课；戍吏除迁黜陟制度中， 候官署下的各级官吏， 确定其功劳的实际权力在候官 （6） .经过对屯戍管理工作的条分缕析， 理解汉代候官等屯戍机构内部复杂繁琐的日常工作变得有章可循。在屯戍机构戍卒管理方面， 李振宏指出， 各部编制包括戍卒失亡名籍、病卒名籍等戍卒名籍， 戍卒日迹簿、省卒日作簿等簿籍文书， 并由候长或候史按时上报候官， 接受候官的管理、督查和控制， 同时， 候官对戍卒是否勤于职守、被兵情况， 是否熟知烽火品约等工作状态， 进行督查和考核， 执行严格的奖惩， 最终实现对戍卒有效的管理 （7） .论证精到， 足以采信。
从简牍记录看， 吏卒的日常工作和活动构成候官日常运转的基本面貌， 也是候官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吏卒的日常活动方面， 学界对边塞吏卒日迹巡查、候望备虏、追捕逃犯、邮书传递、运输营建、修治器物、治理河渠等活动研究较多， 这些研究描述了候官等边塞机构人员活动的整体面貌， 揭示了汉代候官的工作实态 （1） .而一些学者则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屯戍机构的行政法规和管理手段方面， 如刘军、均和分析了“行塞”这种对边塞屯戍工作例行检查的管理手段的内容和意义 （2） .李均明分析了居延汉简中的行政召会， 认为召会通知、召会登记、召会应对、违约惩罚等构成文书行政的主要内容 （3） .实际上， 行塞和召会作为候官等屯戍机构最重要的行政手段， 对候官的日常管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张文瀚注意到候官的运行机制问题， 他以汉代居延屯戍区的甲渠候官为研究对象， 着力于候官机构日常工作的分析， 探索了文书掌控、行塞和召会等三种重要手段对候官日常管理的意义， 进而勾勒了汉代边郡候官的运行机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代军事机构的运行的核心问题， 不仅候官以这样的方式管理部隧吏员， 都尉府甚至如张掖郡等边郡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实现对下级机构的管理的。这种研究路向有别于前人之处在于， 不仅关注候官的基本职能， 而且在微观的层面， 尝试揭示汉帝国统治实现的途径。这样的研究角度亦应引起重视 （4） .
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候官下属部的情况， 如齐银生认为候部的运作和吏员管理是边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候部的运作分担了候官的负担， 为烽隧起带头作用， 候部重视吏员的严格选拔， 为边塞培养了人才 （5） .孙兆华等对居延屯戍区甲渠候官下属的�C庭部的命名、屯戍活动时限、地位的特殊性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6） .总体上说， 以部为个案的研究较少， 涉及部与其他屯戍机构关系方面的研究仍显欠缺， 这限制了对部的机构运作特征的充分认识。
四、候官的后勤管理
后勤工作主要为整个候官机构的运转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 简牍中有关于候官机构钱、粮、兵器等各类物资的预算、运输、贮存、发放等内容的记录， 学者们据此探究汉代边塞候官等机构的物资消耗和后勤供应等问题， 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在候官吏卒的服装供应方面， 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 大致分汉朝政府承担供应和吏卒个人配备两种情景 （7） .而学界的研究也基本证明了候官吏卒的廪食、食盐配给标准 （8） .在吏卒的兵器配备方面， 初师宾、陈鸿琦、赵沛、张小锋、李天虹、张显成、黄登茜、韩勇等对边塞吏卒的兵器装备情况有较为深入的考证， 这些研究基本理清了候官等边塞军事机构兵器等主要物资的来源、装备、配置、管理状况 （1） .关于候官候及属吏的俸禄问题， 劳、陈直等都曾做过研究， 虽有收获， 但结论亦有不当之处 （2） .陈梦家对居延汉简中所见的俸例和俸禄问题的分析和考证则显得十分透彻和清晰。他对候官档案中的奉名籍依奉钱多少顺序加以排列， 从候、塞尉等长吏以至基层部隧少吏， 奉钱高低及不同时期的多少变化， 以帛、谷等代奉情况， 均有精当的分析和议论， 汉简中反映的候官等机构吏员的奉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3） .这一方面， 谢素珍 （4） 、王廷恰 （5） 、施伟青 （6） 等对居延屯戍机构的官俸问题亦有讨论， 丰富了对该问题的有关认识。
一些研究汉代军事后勤、军费问题的论着， 如黄今言《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 （7） , 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 （8） , 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等 （9） , 有助于我们对汉代边塞候官后勤问题的认识。其他一些利用汉简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论着， 数量较多， 涉及汉代边塞地区粮食、商品、物价、财政、社会消费方面， 对认识候官的后勤问题也有所帮助 （10） .在前人研究积累的基础上， 张文瀚从汉代甲渠候官的后勤管理诸环节入手， 分析了候官的物资消耗总量和供应问题、候官机构的财权问题， 得出财政和经济手段对候官等军事机构实现有效管控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并试图揭示汉帝国军事经济制度、财政制度在边郡地区的贯彻和执行状况， 这是以往学者很少涉及的层面 （11） .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 一些利用居延汉简进行综合研究的着作， 如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 马先醒的《汉居延志长编》 （12） , 赵宠亮的《行戍备役---汉代河西边塞吏卒生活研究》 （13） , 日本学者富谷至的《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14） , 孙占鳌、尹伟先编的《河西简牍综论》 （15） , 等等， 也为我们认识汉代候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五、以往候官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从以上简略评介可以看出， 随着简牍学的发展， 汉代候官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淀。不过， 迄今为止相关成果虽然不少， 但对候官进行专门或系统研究的论着仍不多见。目前所见研究汉代候官的论着， 从材料选取上多以简牍为主， 研究目标集中在汉代边郡候官。大量存在的汉代印章、封泥等与候官有关联的材料， 能够更正学界关于汉代候官大多设置于边郡、内地无候官的认识局限， 促使重新思考候官与汉帝国的政治布局和战略考虑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此有所讨论， 但深度和广度不够， 专门的研究仍属薄弱。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对汉代候官进行专门或系统研究的论着不多， 研究结论方面也存在不少有待商榷、修正和补充的地方。汉简的发现和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相关的研究论文和着作数以千计， 近年来仍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 遗憾的是， 虽然经过了不少研究者的梳理、总结和补充， 但相当数量被证实的成果、结论、判断并没有被后继的研究者充分吸收和梳理。不少研究者自说自话和有意无意地忽略不仅是对前人研究不够尊重， 也是今天简牍学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另外， 以往对汉代候官机构的基本职责、设官分职等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基本属于静态的、传统的制度史领域的研究， 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历史时期候官设置和运行的动态变化。对候官的起源、性质、演变过程， 候官的财权和经济职能， 与汉政府的统治体系如郡国、都尉、县和乡等各级机构和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1） , 存在明显不足。
2.学界以往的研究以简牍资料为主， 把学术视野局限在汉代边郡候官方面， 主要为西北边郡地区的候官。研究材料最多的甲渠候官， 研究者的工作也基本上局限于考证甲渠候官的机构组成、职掌、人事管理、后勤供应、日常运转等方面。忽视了简牍、印章、封泥等资料中反映的为数不少的汉朝疆域内其他地区候官的情况， 如汉帝国的南部边境， 内郡及诸侯势力强大的郡国候官的设置。和边郡一样， 汉政府在内地广置候官， 作为汉帝国政治战略的重要部分。虽有学者作了初步研究， 整体上学界对候官维护汉帝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对候官历史作用的意义认识不足 （2） .
3.学界以西北汉简文书为主要资料的候官研究， 乃至其他汉代军政组织机构的研究， 近年来似乎走入困境。学界在利用西北边塞出土的简牍文书资料研究汉代社会方面， 尽管以实证、考据为主要方法， 关于社会生活、名物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论着众多， 但选题鲜亮、宏观、体现简牍学发展方向的似乎并不多见。汉代边塞屯戍机构遗址出土的数万枚简牍资料尽管数量庞大、内容丰富， 并且仍有新材料不断公布， 但这些材料仅有数量上的积累， 整体上很难说存在质的变化。学界对汉代边郡制度的认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人们的认识似乎与劳？、陈梦家、永田英正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性质上并无本质的不同。近年来的研究趋势表明， 以新旧居延汉简为主的研究渐趋冷落， 若无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数万枚简牍资料将趋于沉寂， 居延汉简百年来繁盛的研究局面也将不复重现。当然， 这些简牍资料的价值仍待充分挖掘。
4.不少研究者对简牍中汉代候官带有高度重复性的日常琐事缺乏兴趣， 对其中体现的运行机制问题亦缺乏应有的探索。出土文书反映的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运转情况， 尽管有学者做了一定的研究， 在候官的运转机制方面有所创获， 但仅仅局限在候官对部隧下级实行日常管理的手段方面， 尚未把候官放置于边郡统治体系内， 从候官与郡、都尉、县及其他屯戍机构关系中探究其日常运行机制。而汉代候官的日常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是由各种简牍簿籍文书记载的细碎琐事体现的， 西北边塞遗址发现的这些簿籍文书， 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屯戍机构带有高度重复性的日常活动记录， 因而在传世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今天多数研究简牍和汉代历史的学者， 对屯戍机构年复一年、缺少变化的日常工作也不感兴趣， 故这一方面的论作甚为罕见。然而， 正如有些学者所说， 汉代“帝国统治的基调是反复出现的各种日常活动， 包括各种文书的处理， 巡行视察活动、定期举行的仪式性与非仪式性活动， 如朝会、祭祀、廷议、上计， 各种物资的收集、调运等等”, “贯穿帝国历史的恰恰主要是这类带有高度重复性的日常琐事”, “欲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华帝国的形态与统治机制， 不能不对作为基调的日常统治加以研究” （3） .如此看来， 汉代候官每天从事的工作虽然单调乏味， 但恰恰是这些“贯穿帝国历史”的日常琐事构成了汉帝国边郡防御的“基调”.我们若要更全面地认识汉帝国的边郡防御和边郡统治， 则不能不对当时屯戍机构的日常工作和运行机制加以研究。
分析可知， 出土文献所见的候官， 大多是汉帝国境内广泛存在的重要军事防务组织。具体某一时期汉代某些区域候官的设置与兴衰变化， 背后联系着汉帝国政治形势与政治策略的变化。因此， 今后的汉代候官研究， 需要在对各类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候官作全方位的梳理、排比、分类和考证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变化， 分析候官与汉代政治的关系， 以全面认识和评价候官的历史作用。针对简牍等材料充裕的汉代甲渠候官、肩水候官等候官， 亦可以选取为个案， 以候官的日常运转为中心， 展开综合性研究， 以使全面认识汉代候官的基本形态， 为汉代基层军事组织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参照与比较的样本， 进而认识汉帝国统治的形态与机制。同时， 总结汉代在维护边境和内地地区的稳定、治理地方军事机构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今天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和军队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充分占有出土文献资料， 采用新角度和新方法， 汉代候官这一领域将会有非常宽阔的研究前景， 对研究汉代社会历史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1 张文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候官探究》， 《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第99~105页。
2 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候官》， 《史林》1973年第5号， 后收入氏着：《居延汉简研究》， 日本京都：同朋舍1989年版。永田氏的另一篇专论《再论汉代边郡的候官》亦收入该书。该书中译本见永田英正着， 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71~415页。
3 奥雷尔·斯坦因着， 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325~449页；奥雷尔·斯坦因着， 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487~607页。
4 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汉文文献》 （E.Chavannes, Les document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 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13年版。
5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 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119页。
6 劳干相关论着有：《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第159~180页；《释汉代之亭鄣与烽隧》，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第501~522页；《汉代边塞的概况》， 《边政公论》1944年12月第3卷第1期， 第48~69页；《汉代的郡制及其对于简牍的参证》， 《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 台北：台湾大学1952年版， 第29~62页；《居延汉简考释之部》，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版， 第37页。
7 陈梦家：《汉简缀述》，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46~47页。
8 永田英正着， 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 第371~414页。
9 方孝坤：《候官职能述补》， 《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 第62页；《汉代候官的诉讼职能--基于居延新简的考察》， 《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第51~56页。
10 张文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候官探究》， 《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第99~105页。
11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 第38~39页。
12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121~129页。该书撰成于1962年5月。
13 陈梦家：《汉简缀述》。该书共收入14篇论文， 撰写时间从1962年初到1966年。其中的《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 发表于《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第55~109页。
14 （2）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 《汉简缀述》， 第37~96、153~178页。
15 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候官》， 永田英正着， 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 第371~395页。
16 吴昌廉的论着主要有：《汉居延甲渠鄣塞研究--居延汉简与汉代边郡研究举隅》 （硕士学位论文） ,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78年；《汉代边郡鄣隧组织--汉简与汉代边郡制度之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83年；《汉代边郡障隧制度之真相》， 《中国史新论》 （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 , 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汉代边郡“部”之组织》， 简牍学会编辑部：《简牍学报》1985年第11期， 第165~174;《汉简所见之候官组织》， 《简牍学报》1985年第11期， 第137~164页；等等。遗憾的是， 吴氏的硕博论文没有公开发表， 只有内容摘要可见， 不能进一步参考利用。
17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 《文物》1978年第1期， 第1~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附录《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第51~92页。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隧遗址调查报告》，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62~84页；魏坚：《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遗址调查与发掘述要》，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1~2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 （一） （二） （三） （四） （五） , 上海：中西书局2010、2012、2013、2015、2016年版。
18 如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的木简》，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 第1~14页；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的简牍》， 《汉简研究文集》， 第15~33页；李岩云：《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 《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 第132~138页；杨俊：《敦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 《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 第88~92页。
19 吴�q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20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35辑，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第81~92页。
21 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部燧考》， 《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第14~20页。该文收入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 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第149~165.
22 吉村昌之：《居延甲渠塞的部隧设置》， 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2001》 （下） ,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第709~723页。该文可能刊出时作了处理， 文中提到的“甲渠塞部隧设置图”并未显示出来。
23 孙兆华、蒋丹丹：《早期中国边塞防御组织再认识--以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为中心》， 《南都学刊》2015年第5期， 第1页。
24 黄艳萍：《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燧”及其命名探析》， 《敦煌研究》2016年第1期， 第116~122页。
25 候旭东：《两汉张掖郡肩水候官！北亭位置考》， 《湖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第32~40页。
26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 《汉简缀述》， 第37~95页。
27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36辑，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第24~45页。
28 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9 何双全：《甲渠候官汉简人名索引》， 载氏着：《双玉堂文集》， 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版， 第770~879页。
30 罗仕杰：《居延汉简甲渠塞人物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1年。
31 侯旭东：《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甘肃简牍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简牍学研究》第5辑，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180~198页。
32 郭伟涛：《汉代肩水候驻地移动初探》，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第14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第129~173页。
33 刘军：《甲渠塞临木部候长考--兼论候长的职责》， 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1辑， 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184~191页。
34 永田英正：《“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考》， 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1辑， 第177~183页。
35 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 《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 第16页。
36 于振波：《居延汉简中的燧长和候长》， 《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第9页。
37 孟志成：《候长、隧长的任用和奖惩》，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简牍学研究》第3辑，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212~215页；《汉简所见候长和隧长的待遇》，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2年第1期， 第25~28页。
38 高荣、张荣芳：《汉简所见的“候史”》， 《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第15页。
39 刘晓满：《秦汉令史考》， 《南都学坛》2011年第4期， 第14~19页。
40 李迎春：《汉代的尉史》，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第5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第467~480页。
41 王之璞：《西北汉简所见的“士吏”》 （硕士学位论文） , 西北师范大学2015年。
42 罗仕杰：《汉代居延遗址调查与卫星遥测研究》， 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邢义田：《全球定位系统 （GPS） 、3D卫星影像导览系统 （Google Earth） 与古代边塞遗址研究》， 载氏着：《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第205~257页。
43 （3） （4） 永田英正着， 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 第397~414、322~323、414页。
44 李天虹：《居延汉简所见候官少吏的任用与罢免》， 《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 第65~72页。
45 李振宏：《居延汉简中的劳绩制度》， 《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第57~71页；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 第1~41页。
46 李振宏：《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戍卒管理制度》， 《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第24~30页。
47 相关论着主要有张春树：《汉代边塞上吏卒的日常工作》， 载氏着《汉代边疆史论集》， 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年版， 第143~170页；于豪亮：《居延汉简中的“省卒”》， 《于豪亮学术文存》，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213~217页；吴昌廉：《汉代塞上隧卒之职责》， 《简牍学报》1985年第11期， 第175~189页；李振宏：《汉简“省卒”考》， 《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 第8~12页；王震亚、张小锋：《汉简中的戍卒生活》，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2辑，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12~118页；李天虹：《居延汉简薄籍分类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21~135页；张俊民、李永平：《汉代边境巡逻制度浅析》， 《西北史地》1989年第2期， 第23~31页；赵沛：《居延汉简见西汉时期西北塞日常勤务制度》， 《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 第17~25页；等等。
48 刘军：《汉简人事管理研究之一--行塞举与离署申报》，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1辑，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93~97页；均和、刘军：《汉简举书与行塞考》，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2辑， 第149~154页。
49 李均明：《居延汉简所见行政召会》， 载氏着：《简牍法制论考》，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130~139页。
50 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 《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 第14~28页。
51 齐银生：《从甲渠候官简牍探析候部的运作及吏员管理》 （硕士学位论文） , 西北师范大学2015年。
52 孙兆华、蒋丹丹：《说“�C庭”》， 《鲁东大学学报》， 2017年第2期， 第65~70页。
53 相关论文主要有：冈崎敬：《论汉代边境兵士的被服》， 《东洋史研究》1953年第3号， 第256~273页；上官绪智、刘玲娣：《秦汉时期的士兵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考辨》， 《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第64~67页；赵沛：《居延汉简所见边军的服装配给与买卖》， 《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第86~90页；等等。
54 相关论着主要有：管东贵：《从汉简看汉代边塞的俸廪制》， 《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 台北：食货出版社1979年版， 第458~495页；森鹿三着， 金立新译：《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廪名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100~112页；马建华：《从河西汉简“廪给簿”试谈边塞吏卒生活》， 《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 第30~39页；徐扬杰：《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 《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 第66~71页；李天虹：《居延汉简吏卒“廪名籍”探析》， 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3辑，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第328~338页；邵正坤：《汉代边郡军粮廪给问题探讨》， 《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第11~15页；朱奎泽：《汉代西北屯戍系统粮食分配问题探析--以汉简资料为中心》， 《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 第48~59页。
55 相关论着如：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 参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 第142~222页；陈鸿琦：《前汉边郡障塞兵器探微》， 《简牍学报》1985年第11期， 第235~256页；赵沛：《居延汉简所见〈兵簿〉〈被兵簿〉--兼论居延边塞兵器配给》， 《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第20~29页；黄登茜：《汉简兵簿与汉代兵器论考》 （硕士学位论文） , 西北师范大学2001年；李天虹：《居延汉简薄籍分类研究》， 第90~120页；韩勇：《汉简所见边塞兵器装备及其管理制度》 （硕士学位论文） , 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56 劳干：《关于汉代官俸的几个推测》，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1年第3期， 第11~22页；陈直：《西汉屯戍研究》， 载氏着《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15~16页；陈直：《居延汉简综论》， 载氏着：《居延汉简研究》， 第21~23页。
57 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 《汉简缀述》， 第135~147页。陈梦家据居延汉简列出汉武帝之后屯戍机构不同等级吏员月奉表， 其中仅列出候的俸禄为3000钱， 居延新简有候月奉6000钱记录， 如简EPT5·47“五凤四年八月奉禄簿”中有“候一人六千”, 可补充。
58 谢素珍：《大湾出土之汉代“奉用钱簿”》， 简牍学会编辑部：《简牍学报》1980年第7期， 第445~456页。
59 王廷恰：《居延汉简中的俸钱名籍》，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第53~57页。
60 施伟青：《汉代居延戍边官吏的俸钱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第8~14页；《汉代居延官俸发放的若干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第103~114页；《关于汉代居延官吏同官异俸的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第1~6页。
61 黄今言：《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第63~69页。
62 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第86~102页。
63 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第91~104页。
64 相关论文如：陈直的《居延的物价》《居延简中所见庸工价值》《边郡黄金代替货币问题》， 收入氏着《居延汉简研究》；张南：《西汉居延边塞货币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1986年第3期， 第43~48页；罗庆康：《〈居延新简〉所记的西汉物价研究》， 《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 第1~6页；杨剑虹：《汉代居延的商品经济》， 《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 第160~167页。
65 张文瀚：《汉代甲渠候官的后勤管理》，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第111~120页。
66 马先醒：《汉居延志长编》， 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年版。
67 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68 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9 孙占鳌、尹伟先编：《河西简牍综论》，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0 探讨候官这样的军事机构与地方民政系统关系的文章， 仅见徐乐尧：《汉简所见边郡军事与民政系统的职权关系》 （《简帛研究》第1辑， 第173~176页） 一文， 其中讨论了候官属吏的任免权归属等问题， 但其论点需要商榷。
71 张文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候官探究》， 第99~105页。
72 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 《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