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操家族精心构建了家族的谱系， 强调其自身所具有的曹参后裔身份和秦汉大族地位。综合比较、分析现存的几种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可以看出， 其内容一方面与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并不相符， 尤其是缺少了家族迁徙的关键记忆；另一方面也与曹操家族真实的宗族状况相距甚远。这些矛盾都和曹操家族有意攀附祖先的行为有关。谱系书写是中古时期极为重要的知识资源， 紧密关联着大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曹操家族先后多次改易家族谱系文本即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 表明汉末门第观念和贵族文化自觉的加强。值得注意的是， 攀附祖先的谱系文本中混杂了来自官方旧有和民间新造的姓氏学知识。
关键词：曹操； 曹参； 世系； 谱系；
Study on Cao Cao's Genealogy
Abstract:The Cao Cao family had deliberately constructed their genealogical text, so as to emphasize their identity as the descendants of Cao Can and their status as one of the big familie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After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everal extant genealogical texts of Cao Cao family, we can fi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texts' record of the family's various domiciles does not match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Cao Can family's life trajectory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period;above all, it lacks key records of the family's migra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texts' record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many of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the Cao Cao family.These contradictions are all related to Cao Cao family's intention to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ir influential ancestors.The writing of genealogy was a very important source of knowledge in medieval China.It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prestigious families.The Cao Cao family had repeatedly changed their genealogical tex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society.This indicate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etal value of“elitism”and nobilities'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tampered genealogical texts are mixed with various official, folk, old and new surname knowledge.
Keyword:Cao Cao; Cao Can; genealogy; source of knowledge;
2009年河南安阳市西高穴2号大墓被认定为曹操高陵 （1） , 围绕曹操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界与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与之相应的是，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组成课题组， 展开了跨学科合作的曹操基因调查研究， 试图以DNA检测为基础， 确定西高穴2号墓主人的身份。复旦课题组的努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2） , 但学界对于课题组的研究前提和研究方法存在不同看法 （3） , 争议的焦点之一即是对曹操身世的不同解读。曹操的身世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 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评说 （4） , 集大成者则是吴金华先生的研究 （5） .最近韩瘅、朱子彦等先生的系列文章则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旧题的探索 （1） , 其中曹操家族是否与曹参具有血缘关系正是热点问题之一 （2） .韩瘅先生一度认为曹操家族为曹参之后 （3） .但曹操家族对自身谱系文本中远祖书写多次改易的事实， 大大动摇了其为曹参之后的可靠性。他随后也谨慎地指出曹操家族与曹参的血缘关系存在事后附会的可能 （4） .在复旦课题组2011年、2012年先后发表的中、英文论文中， 以DNA的方法确认曹操家族与曹参不存在血缘关系 （5） .
以谱系为中心的士族个案研究成为近年来中古士族研究继续深入的重要方向。谱系书写作为中古时期重要的知识资源， 紧密关联着政治与经济利益。这注定时人的谱系书写均非随意的行为而是精心塑造的结果， 并且这种精细程度随着家族地位越高而愈益精致。相关姓氏书的编纂 （6） , 则标志着谱系书写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 具备了内在的逻辑系统， 形成了专门的技术学。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古时代士族的谱系构造， 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典故传说和人为攀附的痕迹。” （7）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 绝大多数的谱系书写均可以视为攀附的结果。前述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对家族远祖书写的多次改易， 以后见之明看， 正是中古时期攀附的典型手法。再精细的编排也不可能改变攀附的事实， 伪造的谱系必然会在文献中留下相互矛盾的蛛丝马迹。本文的意旨就是在确认曹操家族谱系书写并非随意攀附， 而是精心雕琢的前提下， 以曹操家族谱系文本为基础， 通过文献比对， 从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和曹操家族的宗族状况两个方面， 对曹操家族与曹参的血缘关系进行考订， 并为复旦课题组的DNA检测结果补充文献角度的证据。
一、文献所见曹操家族谱系文本
裴松之曾经在《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中对曹操家族的谱系文本进行总结， “案蒋济《立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 《魏书》述曹氏胤绪亦如之。魏武作《家传》， 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故陈思王作《武帝诔》曰：’於穆武皇， 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 明帝从高堂隆议， 谓魏为舜后， 后魏为《禅晋文》， 称：’昔我皇祖有虞‘, 则其异弥甚” （8） .如此则先后有三种不同谱系文本出自曹操家族成员之手。第一种是《曹腾碑》碑文所主张的曹氏族出自邾说。裴松之称《魏书》记载与《曹腾碑》相同。这里的《魏书》应该是指王沈《魏书》， 翻检陈寿《魏书》完全没有曹氏族出自邾的记录。第二种是曹操、曹植等曹魏皇室成员所主张的曹氏族出自曹叔振铎说， 曹操是这一版本可知的最早提出者。近代出土的《曹真残碑》残存碑文中留有齐灭宋的记载 （9） , 符合曹氏出自曹叔振铎， 宋灭曹， 齐灭宋的叙事脉络。第三种是魏文帝、魏明帝君臣所主张的曹氏族出自有虞氏说。不过曹氏出自有虞氏说， 完全出于论证汉魏禅代合理性的目的， 政治色彩浓重。蒋济、裴松之早已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 即所谓“ （蒋） 济豺獭之譬， 虽似俳谐， 然其义旨， 有可求焉” （1） .《水经注》载《曹腾碑》的立碑时间是桓帝延熹三年 （160年） （2） , 此时曹操尚处童年， 显然不可能自作家传。据此， 《曹腾碑》碑文是已知时间最早的曹操家族谱系文本， 其在曹氏家族谱系书写体系中的权威性毋庸置疑。
《曹腾碑》原石现已不存 （3） .根据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注引的王沈《魏书》， 这份本于《曹腾碑》的谱系文本具体内容为：“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 陆终之子曰安， 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 存先世之后， 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 与于盟会， 逮至战国， 为楚所灭。子孙分流， 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 曹参以功封平阳侯， 世袭爵土， 绝而复绍， 至今适嗣国于容城。” （4） 文本肯定了曹操家族是曹参之后， 即与曹参的血缘关系得到了曹操家族的自我认可。不过与大量东汉碑刻中所保留的谱系文本相比， 这段文字显然缺少了部分内容。谱系文本的祖先书写一般具有远祖、近祖、服内父祖书写三部分， 这里则只有前两个部分 （5） .至于内容上， 首先曹参的籍贯是泗水郡沛县， 曹操的籍贯是沛国谯县， 虽然都地属沛国， 但沛县位于沛国北部， 谯县位于沛国西部， 两县之间的直线距离长达139公里 （6） .这暗示由沛县到谯县， 曹操家族必然存在家族迁徙， 不过王沈《魏书》的谱系文本中并没有反映。其次“至今适嗣国于容城”一句， 不像是谱系文本中的语气， 似乎更可能是王沈自己的补充。王沈在这里特别提到东汉时期曹参直系后代情况， 表明曹操家族作为曹参家族支系的自我定位。
如前所述， 《曹腾碑》碑文是曹操家族谱系文本的权威版本， 王沈《魏书》很可能省略了部分内容， 尤其是曹操家族的迁徙情况。蒋济曾明确表示自己见过《曹腾碑》， 且《水经注》着录过《曹腾碑》， 即北魏时碑石犹存， 王沈、陈寿与蒋济时间相隔不远， 应该也能见到碑文。但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虽记曹操为曹参之后， 并多出了王沈所无的曹腾、曹嵩情况， 却没有涉及曹氏家族迁徙。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对地位与曹操相当的刘备家族迁徙的记录：“先主姓刘， 讳备， 字玄德， 涿郡涿县人， 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 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 坐酎金失侯， 因家焉。” （7） 显然陈寿对于家族重要的来龙去脉不会漏书 （8） , 这就与他对曹操家族的记录形成鲜明的对比。陈寿作为一代良史， 对史料的处理向来极为慎重。从他完全没有提及曹操家族迁徙记忆的情况看， 不仅《曹腾碑》所主张的曹氏族出自邾说没有涉及家族的迁徙记忆， 曹操等曹魏皇室所主张的曹氏族出自曹叔振铎说很可能最初也没有涉及家族的迁徙记忆 （9） .两种说法只要有一种记录了曹操家族迁徙记忆， 陈寿就不可能缺而不书 （1） .然而顺着目前所见曹操家族谱系文本的逻辑， 沛县不仅是曹参的家乡和发迹地， 更是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聚族而居的主要场所。曹参家族正是以沛县为基础发展成为横跨沛、谯的沛国大族， 作为支属的曹操家族则在这一过程中从沛县迁徙到谯县。综上， 目前最早的曹操家族谱系文本《曹腾碑》碑文确认了曹操家族与曹参的血缘关系， 但是却没有涉及曹操家族的家族迁徙。而依据这份谱系文本的逻辑， 曹参家族发展为地跨两县的大族至少要经历一次家族迁徙。这样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就成为首先要梳理的内容。
二、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
《史记》与《汉书》提供了曹参活动的完整轨迹 （2） .在《史记》《汉书》中， 曹参最初均是以沛县当地豪吏的面目出现的， 家乡沛县即是曹参最初的活动区域。此后作为刘邦军事集团的骨干， 曹参常年转战于各地。刘邦称帝后， 封子刘肥为齐王， 曹参被任命为齐相。根据《史记》的总结， 曹参担任齐相共有九年时间 （3） .以常理度之， 这一阶段曹参应当主要在齐都临淄活动。曹参从胶西延请盖公后， “于是避正堂， 舍盖公焉” （4） , 即将自己的正堂让给盖公居住；在得知萧何去世以后， “告舍人趣治行” （5） , 即让侍者整理行装， 为前往长安接任做准备， 均可以印证这一点。担任汉相以后， 曹参自然受召迁居到长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史记》《汉书》均载有曹缆为汉惠帝试探乃父受罚的故事， 其中有“ （曹） 缆既洗沐归， 间侍， 自从其所谏参” （6） 的细节， 表明在长安任官的曹缆是与父亲居住在一起的。据此推测， 至迟到担任汉相， 曹参的家属开始与曹参一起生活。
曹参之后， 史籍中曹氏家族的活动轨迹就不像曹参这样具体了。其家族成员的活动大都散见于史籍各处， 颇为零散破碎。幸运的是曹参家族是少有的爵位承袭与两汉相始终的家族， 整个家族的世系比较明确。众所周知， 两汉时期存在列侯就国政策。出于稳固自身政权的需要， 汉文帝曾一度强迫大量集中在长安居住的功臣就国。此后这一原则虽然时松时紧， 但整体上两汉一直保留有这一原则 （7） .这就使两汉诸侯的封地应该与其居住地基本一致。在这一背景下， 通过曹参家族的爵位封地， 考察曹参家族在两汉时期的活动轨迹是行之有效的路径。两汉时期， 曹参家族先后拥有平阳和容城两个爵位， 平阳侯是曹参家族最初的受封爵位。建武初年， 曹宏作为西汉旧贵族率先投靠河北刘秀集团， 其平阳侯身份得到了刘秀的承认 （8） .故而在刘秀统一全国后， 曹氏平阳侯才避免了被夺爵的命运。汉章帝时期因曹氏平阳侯绝嗣， 曹湛作为曹参之后得到绍封， 不过爵位改封为容城侯 （9） .
综合《史记》《汉书》以及清人钱大昭所做的补表 （10） , 曹参家族的爵位传承情况大致如下： （平阳侯） 曹参-曹缆-曹奇-曹时-曹襄-曹宗-曹喜-曹本始-曹宏-曹旷- （容城侯） 曹湛…… （缺载） .至曹宗为止， 虽然在具体人名上各书有所出入 （11） , 但史籍中曹氏世系爵位基本相同。不过在曹宗因巫蛊之祸而有罪国除后 （12） , 史籍记载出现了抵牾。根据《汉书·曹参传》， 曹宗之后， 绍封平阳侯的是曹本始， 时间是在汉哀帝元寿二年 （公元前1年） （1） .但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 曹宗之后、曹本始之前， 还有曹喜在汉宣帝元康四年 （公元前62年） 绍封为平阳侯。并且曹喜在《表》中被记为曹襄之孙， 曹本始被记为曹襄之玄孙 （2） , 而在传记中曹本始则直接被记为曹襄之孙， 正好处于《表》中曹喜的辈分。考虑到《汉书》的传记、《表》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解释的：汉《表》的修纂是在传记之后， 对比《表》、传记的记载就可以发现线索。《汉书·曹参传》在传末有“至今八侯” （3） 的记载， 按照传记的逻辑， 如果不计入《表》中多出的曹喜， 那么从曹参到曹宏正好传承了八代。而在《表》中， 曹宏之后还多出了曹旷的记载， 并明言“今见” （4） , 也就是曹旷才是与《表》的修撰者同时的平阳侯， 而与传记的编撰者同时的则是上一代平阳侯曹宏。班昭与马继得到了东汉政府的官方支持， 续修条件是私家修史的班彪、班固父子所不能比拟的， 前者很可能看到了更为详尽的材料， 因而别有所本， 从而导致《表》、传记部分记载的出入。正因为如此， 《表》的材料也就更为可靠， 对曹参家族爵位世系的梳理， 本文以《表》为准。曹喜虽然绍封为侯， 但是之后显然再次绝嗣国除 （5） , 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后嗣， 所以班彪、班固父子在修纂《汉书》时才会漏去。曹本始、曹宏、曹旷三代连续传承后， 曹氏平阳侯再度绝嗣。汉章帝建初二年 （77年） , 曹湛以曹参后人再度被绍封， 不过爵位被改封为容城侯， 汉和帝永元三年 （91年） 曹氏容城侯绝嗣 （6） .此后曹氏容城侯的具体情况不明，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曹氏容城侯必然得到了绍封， 否则不会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出现容城侯情况的记载 （7） .根据前述的梳理， 结合两汉列侯封地与居住地应该基本一致的判断， 可以推测曹参之后， 平阳和容城是曹参家族重要的活动区域。
不过， 正如之前提到的， 所谓两汉列侯就国是一个时松时紧的政策， 不同时期的实行情况各不相同， 需要更为细致的考订。对于汉初曹参家族的活动， 特别是曹缆的情况， 陈侃理先生曾做过详细的考订。根据他的考订， 曹缆是汉文帝在政治上的打击对象， 他必然属于文帝强制就国的列侯行列：“曹缆死于文帝后元三年， 子奇嗣侯， 死于景帝三年。终文帝之世， 曹氏不显。至景帝时， 曹缆之孙曹时才得以尚平阳公主， 其子襄于武帝时又尚卫长公主， 回到了与曹氏贵族身份相称的地位。” （8） 很显然， 在家族地位再度得到承认之前， 曹参家族必然遵循列侯就国政策在封国平阳生活。曹奇只能以平阳侯的身份领兵解齐国之围 （9） , 正反映了此时曹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失落以及被排除在政治中心长安之外的现实。不过在曹时选尚平阳公主后， 曹氏家族的居住地发生了变化。按《汉书·外戚·孝武卫皇后传》的记载， 汉武帝就是在从霸上回长安的途中， 于平阳公主家临幸卫子夫的 （10） , 即平阳公主在长安地区拥有宅邸且居住于此。而曹时后来也有因病就国的记载 （11） .换言之， 病重前曹时应当与平阳公主一起在长安生活。由此可以推测， 在家族重新进入到政治中心后， 曹参家族的活动重心开始移回长安。不过此时曹参家族与封国平阳的关系仍然密切， 否则曹时也不会在重病后回到平阳居住。事实上， 还有其他的事例说明曹参家族与平阳的密切关系。《汉书》载， 卫青之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 以县吏给事侯家” （12） , 霍去病、霍光之父霍中孺“河东平阳人也， 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 （13） .即郑季与霍中孺均以本贯县吏的身份给事平阳侯家。虽然两人给事的地点应该是平阳侯在长安的宅邸 （14） , 但这种以本贯县吏身份给事侯家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平阳侯与平阳的特殊关系。这说明在两汉列侯就国政策下， 文帝到武帝初的大约五十年间， 有三代到四代曹氏平阳侯一直或一度在封地平阳生活。值得注意的是， 这差不多五十年时间， 对于曹参这些汉初军功集团成员而言， 正是其家族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可以想见， 在封国平阳， 曹参家族的宗族也必然有所发展。伴随着宗族的发展壮大， 族内分化是自然会发生的情况。对于曹参家族宗族内血缘越来越远、地位越来越边缘的支属而言， 平阳逐步变为他们的注籍地， 成为他们新的家乡。因此， 两汉时期平阳一度存在曹参家族宗族组织是毋庸置疑的， 并且这些曹氏族人是以平阳为中心活动的。但是作为家族发展的中坚、家族政治地位的保持者， 如曹时这样的曹参家族核心成员及其家庭， 在家族政治态势好转以后开始逐步返回长安。
前述第五代平阳侯曹襄尚武帝女卫长公主， 以曹时情况观之， 曹襄必然与公主一起在长安生活 （1） .因罪国除的第六代平阳侯曹宗， 其在巫蛊之祸中的罪名是“与中人奸， 阑入宫掖门” （2） , 同样表明其在长安活动。这就说明曹时因病归国后， 至少到乃孙曹宗时， 平阳侯家庭已经主要在长安活动 （3） .此后， 曹参家族的核心成员与其家庭则定居在了长安周边的杜陵地区。按《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曹喜是以杜陵公乘的爵位在元康四年 （公元前62年） 绍封为平阳侯的 （4） .作为绍封的人选， 一般而言曹喜与曹参的血缘关系较近， 即曹喜是曹参家族的核心成员之一 （5） .曹喜的户籍改为杜陵， 揭明元康四年 （公元前62年） 前后曹参家族核心成员及其家庭已经定居在长安周边的杜陵， 并注籍于此。《表》中曹本始以杜陵公士的身份绍封为平阳侯， 再度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这并非是曹参家族的特例， 秦铁柱先生曾经对元康年间 （公元前65年-公元前61年） 诏复家的功臣子弟籍贯进行统计。在123例失侯绍封人选中， 有92例的籍贯位于关中 （6） .这表明西汉时期绝大多数列侯之家即便是就国归乡， 在数代以后， 其家族的核心成员及其家庭因各种原因仍然会再度迁回关中地区生活。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 列侯就国政策的效力是不断减弱的。就曹参家族而言， 先后居于长安及周边的家族核心成员和其家庭实际上呈现一种衰落的趋势， 曹喜的公乘爵到曹本始的公士爵， 爵位的下降凸显了这一点。不过长期定居在三辅地区， 曹参家族重新在三辅地区形成宗族同样是可能的， 从而形成杜陵、平阳两个曹参家族后裔聚居区。至于东汉时期， 列侯就国的制度遭到了极大破坏， 列侯就国更多的是在非常态条件下发生的， 如建武六年 （30年） , 光武帝“始遣列侯就国” （7） , 但主要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中只有邳彤和耿纯明确在此年就国 （8） ;芜湖侯傅昌则是因遭母忧而被要求之封 （9） ;更多的情况下， 就国是针对列侯的一种惩罚手段， 窦宪兄弟就是在政治失势后被逼就国的 （10） .曹参家族是否在容城生活， 由于《三国志》记载所限， 具体的情况难以明了， 最多只能猜测曹参家族中的容城侯家庭有可能因就国原则迁往容城。
综合以上， 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可以大致归纳为：最初曹参作为县豪吏活跃在家乡沛县；担任齐相时生活在临淄；担任汉相以后， 曹参及其家属居住在京城长安；汉文帝实行列侯就国政策后， 曹氏一族一度被迫回到封国平阳；此后的一段时期中， 曹参家族在长安、平阳两地活动， 随着家族规模的扩大， 边缘化的支属定居在平阳， 而参与政治的家族主支再度定居于三辅、关中等西汉核心区域。即从文献角度出发， 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为沛县-临淄-长安-平阳-长安、平阳-杜陵、平阳， 至于容城， 只能有限地推断曹氏容城侯家庭可能会迁往那里生活。
三、文献所见曹操家族宗族状况
如上所言， 自曹参早年离开沛县以后， 文献中没有曹参家族在沛县或沛国活动的记录， 且两汉时期曹参家族主要的活动地区也与沛县或沛国无涉。这就与前述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调和这一矛盾， 肯定曹操家族与曹参之间的血缘关系， 有三种可能的解说：其一是在漫长的两汉岁月中， 在别处生活的某支曹参家族重新迁回故乡沛或直接迁往谯县居住， 经过繁衍后逐步形成谯县曹操家族；其二是曹参遵循“留一子守坟墓”的社会传统 （1） , 自己迁出沛县后在家乡留有照看祖坟的血脉， 历经两汉时光后， 这支血脉孕育出谯县曹操家族；其三是虽然曹参作为刘邦集团的重要成员离开了沛县， 但是仍有其他族人留在沛县生活， 曹操家族正是这些族人的后代， 这一可能与曹参身为沛县豪吏的记载相符。然而细绎曹操家族谱系文本， 上述三种可能在曹操家族谱系文本的书写体系下均不可能成立。
家族迁徙与家族留守均是两汉时期谱系文本中极为重要的宗族记忆。这一时期的三辅名族京兆韦氏就曾详细记录了家族每一次的迁徙与留守。《汉书·韦贤传》首先载：“韦孟， 家本彭城……徙家于邹。” （2） 这是韦贤五世祖韦孟从彭城迁居到鲁国邹的记忆。之后“ （韦） 贤以昭帝时徙平陵， 玄成别徙杜陵” （3） , 这是韦贤、韦玄成父子分别徙居平陵和杜陵的宗族记忆。在《后汉书·韦彪列传》中则载有：“初， （韦） 彪独徙扶风， 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 （4） 韦彪是韦贤玄孙， 韦义是韦玄成曾孙， 这表明， 甚至到东汉时期， 韦氏家族仍然清晰地保留有家族迁居的宗族记忆。关于留守的宗族记忆， 《韦贤传》中也明确有“ （韦） 贤四子……次子舜， 留鲁守坟墓” （5） 的记录。两汉时期扶风耿氏、上党鲍氏、颍川辛氏等其他大族可考的谱系文本中也无一不保留了家族迁徙与留守的记忆 （6） .与曹操家族同尊曹参为先祖的敦煌曹氏在谱系文本中也有家庭播迁的记录， “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竟， 子孙迁于雍州之郊， 分止右扶风， 或在安定， 或处武都， 或居陇西， 或家敦煌。枝分叶布， 所在为雄” （7） , 这一迁徙甚至是敦煌曹氏谱系文本书写中家族与曹参之间联结的关键环节。而目前所见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并没有曹参之后家族迁徙和留守的记忆。事实上这一文本自身所暗示的家族迁徙都无迹可寻， 更何况其他的家族迁徙和留守记忆。换言之， 在曹操家族谱系文本的书写下， 解说一与解说二均不能成立。至于解说三更是直接在逻辑上自我否定了曹操家族作为曹参后代的可能。即倘若解说三成立， 曹操家族是曹参留在沛县居住族人的后代， 但曹操家族仍然不是曹参的直系后代， 两者之间并没有曹操家族谱系文本中所称的直接血缘关系。
实际上， 如果从汉末曹操家族的宗族状况出发， 则可以更为直观地发现端倪。汉末乱世宗族组织日益强化， 如颍川荀氏就曾以宗族为单位完成了举族迁徙的大规模行动 （8） .一些较小的宗族组织， 如和曹操家族同处谯县的许氏家族， 也在许褚的率领下“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 共坚壁以御寇” （9） .反观谯县曹操家族的宗族组织在汉末“天下乱”的外部压力下是完全崩坏了的。《三国志·魏书·曹休传》中的一段记载：“曹休字文烈， 太祖族子也。天下乱， 宗族各散去乡里。休年十余岁， 丧父， 独与一客担丧假葬， 携将老母， 渡江至吴。” （1） 描述了汉末战乱中， 曹操族子曹休与老母、门客脱离宗族组织， 独自背井离乡避难的悲惨情景。更为重要的是， 这并非是曹休一家的单独行为， 而是谯县曹操宗族的整体行为， 文中所谓“宗族各散去乡里”正指明了这一点。与曹氏宗族组织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曹氏家族中的一些族人是具备收整族人、结寨自保能力的， 如“ （曹） 仁亦阴结少年， 得千余人， 周旋淮、泗之间” （2） “ （曹） 洪将家兵千余人， 就温募兵” （3） .然而他们却放弃对宗族的保护， 而是以乡里少年、自家仆僮为主要对象结成自己势力。特别是作为曹腾继承人、在曹氏宗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很可能就是族长的曹嵩， 在面对宗族生存压力时， 同样选择抛弃族人， “子 （曹） 操起兵， 不肯相随， 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 （4） .在宗族组织进一步强化的汉末大背景下， 上述都表明此时的谯县曹操家族宗族组织并没有充分发展。这显然是与曹操家族谱系文本中作为曹参后代、历经两汉的沛国大族书写相矛盾的。
最近宋杰先生发覆史事， 对曹操陈留起兵的细节作了周密分析， 指出曹操在陈留起兵前曾先返回故乡谯为起兵做准备， 但却遭到了豫州地方官员的镇压， 族人曹邵事败被杀 （5） .这一史实大大增强了曹操家族宗族组织在汉末战乱中所承受外部压力的强度。众所周知， 即使汉末宗族组织日益强化， 仍然难以直接与国家机器相抗衡。这样前述曹操家族宗族组织的崩溃， 就必须考虑国家机器所带来的额外压力。宋先生分析， 豫州地方官员对曹氏家族的镇压主要是黄琬的行为 （6） .曹操于中平六年 （189年） 九月初返回谯县准备起兵事宜， 黄琬则最晚于九月底进京擢升为司徒。此后豫州刺史一度空缺， 接任刺史的孔胄则属于反董卓阵营。也就是从时间上看， 曹氏家族所面临的强压力最多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曹洪传》中的细节也表明曹氏家族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力有限。初平元年 （190年） , 曹洪追随曹操征讨董卓， 在荥阳为董卓部将徐荣所败。兵败后， 曹操先返回张邈等人屯兵的酸枣， 之后前往扬州募兵。曹洪则直接返回故乡谯县， 随后率领家兵千余人同样前往扬州募兵 （7） .换言之， 曹洪从谯县带出的千余名家兵是属于其自家的武力。这就表明经历豫州地方官员的镇压、在曹操起兵以后， 谯县曹氏宗族此时仍然拥有结寨自保的能力。然而， 曹洪这样的族中强力人物依然没有对宗族进行保护， 而是任由宗族组织崩溃， 再度印证谯县曹氏家族宗族组织发展的不完善。
曹操家族选择曹参作为攀附的对象不外乎是因为作为刘邦龙兴的重要功臣， 曹参在担任汉相期间， 政治清明国家兴盛， 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在汉末重视门第的氛围下， 曹参是曹姓家族攀附的最佳选择之一。曹参之于曹操家族的另一个优势， 则是两个家族的籍贯都集中在沛国， 这样一个直接交点的存在， 无疑大大增加了曹操家族追述曹参为家族先祖的说服力。而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对家族远祖的多次改易以及自我定位为曹参家族支系， 均是中古时期攀附的常用手段。就此， 已经消解了曹操作为曹参之后的可能性。
但是前辈学人对于曹操家族在谯县属于大族序列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就像多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安徽亳县地区发现的谯曹氏家族墓葬， 无论从规模还是形制上看， 均不是一般家族可以营造的 （8） .虽然曹操家族大族的身份可以确认， 但曹氏在当地成为豪族的时间点还可进一步讨论 （9） .首先， 从司马彪《续汉书》所载的曹节事迹来看， 至少在曹节时期， 曹氏在当地的身份仍只是一般的富家翁 （1） .其次， 正如田昌五先生指出的， 亳县墓葬墓砖和残碑中对曹腾的歌颂， 提示了曹氏兴起的时间 （2） .最后， 目前可以确定身份辈分的亳县曹氏家族墓葬字砖材料， 均局限在与曹腾同时期的曹氏人物， 曹鼎是曹洪伯父， 曹褒、曹炽是父子， 而曹褒为曹腾之兄 （3） .《水经注》还记载曹嵩、曹炽之弟曹胤的墓也在这一带 （4） .即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所知亳县墓葬涉及的曹氏成员都是曹腾的平辈或小辈。换言之， 这些人只是凭依曹腾的权势而仕宦也是极有可能的， 毕竟宦官子弟布列朝廷是东汉中叶以降的政治常态。而前述汉末曹操家族在乱世中松散的组织形式更凸显了其宗族组织发展的不成熟。这是因外部压力而中断上升趋势的发展中宗族的典型形态。质言之， 谯县曹操家族的兴起需要推迟到曹腾时期。就此可以得出结论， 曹腾、曹操家族在沛国谯地区属于当地大族序列。但是这一家族是否与曹参家族具有血缘关系则值得商榷， 目前无论从基因角度还是文献角度， 曹操家族与曹参家族都应该不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从曹腾到汉末的几十年间， 曹氏在当地兴盛发展为大族， 这是东汉宦官家族发展的普遍路径。
四、余论
《后汉书·宦者传》李贤注中曾指出《东观汉记》中存在为宦官孙程等人攀附先世的情况 （5） .结合曹腾非曹参之后的现实， 曹腾的攀附确凿无疑。这一攀附的直接结果就是《曹腾碑》所书并被王沈《魏书》所保留的曹氏家族谱系文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曹腾碑》中攀附的祖先书写并没有被曹腾的后人曹操、曹植等曹魏皇室所继承。前已揭明， 曹魏皇室最初所采用的祖先叙事文本是曹氏族出自曹叔振铎说 （6） .曹操所做的《家传》和曹植所做的《武帝诔》均已失传， 《曹真残碑》也损坏严重， 但东汉时期另一个曹氏家族敦煌曹氏同样采用了曹氏族出自曹叔振铎的祖先叙事。通过《曹全碑》的碑文， 姑且可以参考有关曹氏出自曹叔振铎的书写。其具体内容为：“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 翦伐殷商， 既定尔勋， 福禄攸同， 封弟叔振铎于曹国， 因氏焉。” （7） 和《曹腾碑》比较， 两种叙事一个尊陆终为远祖， 一个尊后稷为远祖， 显然有不同的知识来源， 东汉社会至少同时流行两种不同的曹氏姓氏起源 （8） .
《东观汉记》是东汉一朝的官方史书。《东观汉记》中所记载的孙程等宦官的先世攀附， 显然具备官方背景， 这应该是在重视门第氛围下， 得到政府支持的东汉宦官普遍行为。由此推论， 曹腾的祖先攀附行为也很可能得到了东汉官方的助力。而这也有迹可循。《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春， 越子使舌庸来聘， 且言邾田， 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 三子皆从。” （9） 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等先生都曾对平阳的地望作过研究， 他们的意见是春秋时期山东境内有两个平阳， 《哀公二十七年》的平阳位于当今邹县境内， 这一平阳一度属于邾国 （10） .而邾国正是流行于东汉的曹氏家族传说中起源地之一。属于邾国的平阳也让人联想到汉初受封为平阳侯的曹参。如果从曹氏家族出自邾的传说出发， 就不难理解汉初曹参被封为平阳侯的动机， 这一方面迎合了曹姓姓氏传说， 另一方面也包含了衣锦还乡的美好愿望。但是随着岁月的变迁， 虽然邾、平阳、曹氏这些相互交织的姓氏记忆仍然在社会上流传， 地理上却时过境迁。在知识匮乏的汉初， 虽然想将曹参封于属于故邾国的平阳， 但最后却被置于名不符实的河东平阳。这样曲折的背景知识在东汉社会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掌握的。《曹腾碑》刊刻了与曹腾相关的两条诏策， 佐证东汉政府是碑文的知识来源。反观曹氏族出自曹叔振铎说最显着的特点就是与曹氏之间的显性联系， 这应该是这一说法能够在汉末社会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帝国边陲的敦煌曹氏亦采用了这一传说， 足见其影响力之巨大。
曹魏皇室成员舍曹氏族出自邾说， 而选择曹氏族出自曹叔振铎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当时社会的主流。这一事实表明东汉的谱系文本知识来源存在一个学术下移的过程。一方面是过去掌握在官府手中的姓氏学知识逐步流入民间， 以姓氏书的形式广泛流行， 《潜夫论·志姓氏》和《风俗通义·姓氏》正是其中代表， 这是东汉社会门第观念兴起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也开始从自身需求出发建构姓氏学知识， 部分民间姓氏学知识甚至取代艰难晦涩的官府姓氏学知识， 成为社会的主流， 曹魏皇室的选择正是这一趋势最好的注脚。正如沈刚师所指出的， 这一时期的祖先书写体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 （1） , 官方与民间、旧有与新造的知识共同构成了两汉祖先书写庞杂的来源。当然， 曹魏皇室在祖先书写上的改易， 更彰显了汉末三国时期门第观念日渐加强的趋向， 东汉的豪族已经具备了向魏晋士族发育的文化自觉意识。
注释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 《考古》2010年第8期， 第44~45页。
2 复旦课题组的成果可以参看韩瘅：《曹魏皇室世系考述》， 《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11~19页；韩瘅：《曹操家族DNA调查的历史学基础》，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4卷， 第46~52页；李淑元、李辉：《从牙齿磨损度推断安徽亳州元宝坑一号墓主身份》，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4卷， 第53~56页；王传超等：《Y染色体揭开曹操身世之谜》，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1年第5卷， 第107~111页；王传超等：《目前的Y染色体揭示了1800年前皇帝曹操的祖先》 （Wang CC, et al., “Present Y chromosomes reveal the ancestry of Emperor CAO Cao of 1800years ago”） , 《人类遗传学杂志》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 第57卷， 第3期， 2012年3月， 第216~218页；王传超等：《曹操叔祖的古DNA结果与曹操后世子孙相符》，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3年第7卷， 第61~63页；王传超等：《曹操叔祖的古DNA与其后代相符：目前的Y染色体揭示了1800年前皇帝曹操祖先的补充研究》 （Wang CC, et al., “Ancient DNA of Emperor CAO Cao'granduncle matches those of his present descendants:a commentary on present Y chromosomes reveal the ancestry of Emperor CAO Cao of 1800years ago”） , 《人类遗传学杂志》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 第58卷， 第4期， 2013年4月， 第238~239页；文少卿等：《古DNA证据支持曹操的父系遗传类型属于单倍群O2》， 《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第617~625页。课题组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曹操家族拥有特殊的Y染色体单倍型；2、曹操与曹参没有血缘关系；3、曹嵩是曹腾在家族内过继的养子。
3 对复旦课题组研究前提和研究方法的反思， 参看潘伟斌：《以曹氏家族DNA“反推”曹操DNA要慎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1月14日；葛威：《关于曹姓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第626~632页。
4 根据吴金华先生的总结和评说， 历代考据学家主要有何焯、潘眉、卢弼、李景星、周寿昌、林国赞等。具体参看吴金华：《三国志校诂》，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第1~2页。
5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 第1~2页。
6 具体参看韩瘅：《曹魏皇室世系考述》， 《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11~19页；韩瘅：《曹操家族DNA调查的历史学基础》，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4期， 第46~52页；朱子彦：《存世曹氏族谱与曹操后裔无关--与复旦“曹操墓人类基因调查的历史学研究”课题组商榷》， 《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79~87页；朱子彦：《曹操身世与曹氏谱牒考述--兼与复旦历史与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再商榷》， 《人文杂志》2014年第4期， 第81~88页；王胜鹏：《曹操家族血缘考论》，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第34~37页。
7 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不过却简单归结为汉末攀附行为， 没有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如田昌五：《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 《文物》1978年第8期， 第46页。
8 其主要的依据是：首先， 沛县是曹参的家乡也是其发迹地， 曹氏家族世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 扩张成沛国大族无足为奇， 曹操家族正出自其中一支；其次， 陈寿作为掌握西晋官方谱牒的良史， 毫无疑问地记述曹操为曹参之后必有所本；最后， 《水经注》所记载的谯县曹腾家族墓以及70年代安徽亳县考古发掘的曹操家族墓群都表明曹操家族为当地大族， 印证了前述作为曹参后代沛国大族的判断。具体参看韩瘅：《曹魏皇室世系考述》， 《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12页。
9 韩瘅：《曹操家族DNA调查的历史学基础》，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4卷， 第50~51页。
10 王传超等：《Y染色体揭开曹操身世之谜》， 《现代人类学通讯》2011年第5卷， 第110页；王传超等：《目前的Y染色体揭示了1800年前皇帝曹操的祖先》 （Wang CC, et al., “Present Y chromosomes reveal the ancestry of Emperor CAO Cao of 1800years ago”） , 《人类遗传学杂志》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 第57卷， 第3期， 2012年3月， 第218页。
11 王符《潜夫论·志姓氏》和应劭《风俗通义·姓氏》是其中的代表。
12 范兆飞：《胙土命氏：汉魏士族形成史论》， 《复旦学报》2016年第3期， 第6页。
13 为营造汉魏禅代舆论， 苏林、董巴在上表中曾称“魏之氏族， 出自颛顼， 与舜同祖， 见于《春秋》世家”, 即曹丕时代此种说法已经出现。裴松之在总结时疏忽了这一点。分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62页；《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裴松之注， 第455~456页。
14 《曹真残碑》， 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二册， 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版， 第194~197页。
15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裴松之注， 第456页。
16 郦道元原注， 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卷二三“阴沟水”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第364页。
17 根据施蛰存先生的考证， 《曹腾碑》应该损失于金元时期。具体参看施蛰存：《水经注碑录》，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215~216页。根据相关史料， 《曹腾碑》碑阳与碑阴均有碑文。郦道元曾提及《曹腾碑》题名及碑阴诏策， 却没有提及碑阳碑文， 但至少说明《曹腾碑》北魏时犹存。洪适《隶释》中着录了《曹腾碑》碑阴诏策， 但碑阳碑文此时已经磨灭不存。另《水经注》言在曹嵩冢北有碑， 此碑应以《曹嵩碑》为宜， 但郦道元称该碑碑文与《曹腾碑》同， 似又不是《曹嵩碑》， 时代玄远具体已不可考。具体参看郦道元原注， 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卷二十三“阴沟水”条， 第364页；《费亭侯曹腾碑阴》， 洪适：《隶释·隶续》卷一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158~159页。
18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 第1页。
19 沈刚师总结汉碑中的祖先书写内容可以分成先秦远祖， 服内父祖， 主要指五世以内服属未尽的父祖辈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秦代以后的近世祖先三类。本文对沈师总结的名词多有借用。具体参看沈刚：《虚实相间：东汉碑刻中的祖先书写》， 待刊。
20 这一距离是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之《东汉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刺史部地图》大致测算出的。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第44~45页。
21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第871页。
22 陈寿详细记录家族迁徙的还有鲍勋、辛毗、刘焉、刘繇、士燮等人。分见《三国志·魏书·鲍勋传》， 第383页；《三国志·魏书·辛毗传》， 第695页；《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第865页；《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第1183页；《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第1191页。反而是谱系可疑的人物， 陈寿往往只记录家族祖先， 而不涉及迁徙记忆。如《孙坚传》：“孙坚字文台， 吴郡富春人， 盖孙武之后也。”尤其是盖字， 很能反映陈寿对此的态度。具体参看《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 第1093页。
23 曹操家族后续的谱系文本很可能会追加之前所无的家族迁徙记忆， 但从史源角度显然越早的版本越接近原始情况。关于曹操家族两份谱系文本之间的关系， 详细论述见余论部分。
24 陈寿在《三国志》编修过程中的写作倾向也值得注意， 对刘备家族迁徙情况的记录， 必然有陈寿对故国同情的影响， 但前提是刘备有可资记录的家族迁徙资料。考虑到《三国志·魏书》中所存在的回护情况， 即便出于政治回护的动机， 陈寿也应该记录曹操家族的迁徙情况， 故而《三国志》中曹操家族迁徙情况的缺席， 只能出于可资参考资料的缺失。
25 具体参看《史记·曹相国世家》，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2021~2032页；《汉书·曹参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013~2022页。
26 （4） （5） （6） 《史记·曹相国世家》， 第2029、2029、2029、2030页。
27 好并隆司先生对西汉初年列侯就国政策有详细论述， 具体参看好并隆司：《西汉皇帝支配の性格と变迁》， 《历史学研究》1964年第1号， 第13~25页， 后收入其着：《秦汉帝国史研究》， 东京：未来社1978年版， 第202~209页。
28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第532页；《汉书·曹参传》， 第2021页。
29 《后汉书·韦彪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917页。
30 具体参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881~882页；《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第531~532页；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光武明章和安顺冲功臣侯表》，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 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 第1863页。
31 出入主要集中在第四代平阳侯的姓名上， 其姓名在史籍中计有三种， 分别为�础⑹薄⑹伲� 三字因形近而讹， 故难以确定为何字。本文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作“时”字。
32 《汉书·五行志上》， 第1334页。
33 （3） 《汉书·曹参传》， 第2021页。
34 （4） （5）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第532页。
35 《后汉书·和帝纪》， 第172页。
36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 第1页。
37 陈侃理：《曹缆与汉初政治》，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第61页。
38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司马贞《史记索隐》， 第2006页。颜师古认为此处平阳侯为曹襄， 从时间上看断无可能， 当从司马贞。
39 《汉书·外戚·孝武卫皇后传》， 第3949页。
40 （12） 《汉书·卫青传》， 第2490、2471页。
41 《汉书·霍光传》， 第2931页。
42 侯旭东先生指出郑季与霍中孺给事的地点应该在长安。具体参看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 《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第24~25页。
43 《汉书·淮南王传》在议定刘安罪行时， 有列侯让参与讨论。根据王先慎考订让为襄字之误， 此人即平阳侯曹襄， 则又补充一条曹襄在长安生活的证据。转引自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第117页。
44 （4）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第532页。
45 根据此前的记载， 平阳公主一直生活在长安。不过考虑到平阳公主后来又嫁给卫青， 且曹时有因病归国的记录， 将曹氏核心家庭集中在长安活动的时间点推迟到曹襄、曹宗时更为慎重。
46 以常理度之， 曹喜应该就是曹宗之子， 但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并没有明确这一关系， 需要审慎对待。
47 秦铁柱：《两汉列侯问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南开大学2014年， 第227~232页。
48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第51页。
49 分见《后汉书·邳彤列传》， 第759页；《后汉书·耿纯列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 第765页。
50 《后汉书·傅俊列传》， 第782页。
51 《后汉书·窦融列传》， 第820页。
52 如舂陵侯刘仁上书希望将封国从零道迁到南阳的同时， 就表示要“留子男昌守坟墓”.具体参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注引《东观汉记》， 第560页。
53 （3） （5） 《汉书·韦贤传》， 第3101、3115、3107页。
54 《后汉书·韦彪列传》， 第920页。
55 分见《后汉书·耿传》， 第703页；《三国志·魏书·鲍勋传》， 第383页；《三国志·魏书·辛毗传》， 第695页。
56 《曹全碑》， 高文：《汉碑集释》，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472页。
57 《三国志·魏书·荀�４�》， 第308页。关于秦汉时期宗族活动的情况， 可以参看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 《新史学》1995年第6卷第2期， 第1~44页， 修订稿收入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第88~121页， 再订稿收入其着：《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第394~435页。不过侯旭东先生依据人类学概念， 提出汉魏六朝时期基本不存在宗族组织。具体参看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第205~236页， 后以《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为题， 收入其着：《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第64~65、106页。
58 《三国志·魏书·许褚传》， 第542页。
59 《三国志·魏书·曹休传》， 第279页。
60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第274页。
61 （7） 《三国志·魏书·曹洪传》， 第277页。
62 《后汉书·曹腾列传》， 第2519页。
63 （6） 宋杰：《曹操陈留起兵史迹考辨》， 《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第15~19、17页。
64 具体参看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 《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第68~72页；韩瘅：《曹魏皇室世系考述》， 《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12页。
65 田昌五、关尾史郎先生也都认为谯县曹氏家族的发迹应该是在曹腾时期。具体参看田昌五：《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 《文物》1978年第8期， 第47页；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 《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第71页。
66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司马彪《续汉书》， 第1页。《后汉书·皇后纪·献穆曹皇后传》载曹皇后讳节， 曹操中女。按侯康、梁章钜考证， 如曹腾父名节， 曹操不应复以名其女， 节、萌字形相近， 曹腾父当名曹萌。转引自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488页。
67 田昌五：《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 《文物》1978年第8期， 第47页。
68 亳县曹操家族墓葬字砖具体情况， 参看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 《文物》1978年第8期， 第32~45页。
69 郦道元原注， 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卷二三“阴沟水”条， 第364页。
70 《后汉书·宦者·孙程传》李贤注， 第2514页。
71 由于魏文帝、魏明帝时期曹魏皇室再次改易了远祖书写， 故而选择曹氏族出自曹叔振铎说是曹魏皇室第一次改易远祖书写。
72 《曹全碑》， 高文：《汉碑集释》， 第472页。
73 吴锐先生在其新着中对曹操家族的谱系建构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理路与本文有所不同。具体参看吴锐：《中国上古帝系构造》， 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 第612~624页。
7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第1732~1733页。
75 具体参看裘锡圭、李家浩：《战国平阳刀币考》， 《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第36页；吴振武：《〈古玺文编〉校定》第683条，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第263~264页。
76 沈刚：《虚实相间：东汉碑刻中的祖先书写》， 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