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符是东汉进入衰落时期著名的社会批判思想家。他继承与发扬古代四圣“天工人其代之”的管理思想，建立了以天道为末、人道为本的天人之学，以此为基础，形成人道有为的务本的管理哲学。在天人本末关系的整体思维下，他辩证对待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思想管理的关系，掘发了儒家“富则教之”民本管理理论的新内容与新意义。
关键词：王符; 务本; 民本; 管理;
作者简介： 王棋，女，安徽阜阳人，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易学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基金： 江苏省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6SJD720007）“今古文经视域下周易荀氏学研究”;
王符（公元约85-约163年）,字节信，号潜夫，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著名思想家、政论家，著有《潜夫论》。王符生活于和帝至桓帝时期。这一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君主孱弱，政治黑暗，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社会积弊丛生。《潜夫论》一书批判社会瘤疾，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宣扬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王符与崔��、荀悦、徐干、仲长统等思想家是东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王符的管理思想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认识王符的管理思想对我们把握东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的演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天工人其代之”的务本管理哲学
王符生活的东汉时代神学迷信思想盛行。官方以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把社会管理置于神学统治之下。从管理的本义是协调和组织活动这一点来看，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在东汉前期确实发挥了指导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这当中，从光武建国到章帝理政，东汉前期帝王们笃信神学，积极配合，与天相感互应，及时调整管理政策与措施，是他们社会管理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和帝以后，东汉中后期，天人感应神学理论的指导、协调与管理功能日渐式微。
王符对待天人关系问题，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没有摆脱神学影响，仍一定程度上迷信上天意志和神学力量；另一方面，他肯定了天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作用。王符思想上的这种复杂性典型地表现在“其哲学观是徘徊于‘天’、‘人’之间的。”[1]p21作为社会批判思想家，“当然，天人之间，他的侧重点还是在‘人’，认为‘人行’能‘动天地’。他反复引用《尚书》中的‘天工人其代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1]p21-22
“天工人其代之”是贯穿《潜夫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天工人其代之”的提法出自《尚书》的《皋陶谟》篇，与该书《舜典》篇“惟时亮天功”的哲学思想相呼应，表达了上古四圣皋陶与尧、舜、禹对国家治理、政府职能、百官职责的认识，是经学天人思想、民本思想的源头。“天工人其代之”这一命题蕴涵着四圣治国理政的共同哲学信仰与人文价值理念。王符遥承经学源头关于国家社会治理的思想，用“天工人其代之”这一命题作为《潜夫论》管理哲学的主线，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追溯秦汉思想的源头，“包括法家变法在内的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使三代以来的思维文化开始解体；同时在秦汉一统帝国来临的前夕，由于新的制度文化建设的需要，刺激了战国秦汉之际受命改制思潮的兴起。”[2]p13汉代天人感应、数术秘纬思想宣扬天命皇权的神秘性，一定意义上，它是用天道的神学性质障蔽天人关系的人文本质。汉和帝以后，天人感应论干预与影响下的皇权政治趋向衰落。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管理的变革来彰显人道，便构成了王符与其他社会批判思想家们的共同目标。
王符管理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试图突破天人感应、数术秘纬旧思维的束缚，阐释天与人的新关系，作为管理学的重要依据。王符重新探讨了宇宙的构成与演化。他说：“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眨�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3]p365文中关键词“元气莫制莫御”“翻然自化”，带有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烙印。王符用万物“莫不气之所为”的自然哲学对神学迷信做了一定的批判。王符宇宙论的新见解集中在自然哲学上。刘文英教授高度评价王符在汉代宇宙论发展史上的贡献，称赞王符是汉代“第一次提出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或气一元论。”[4]p225
依着王符的哲学思路，如果在自然层面天道恢复了阴阳的本义，地道恢复了刚柔的本义，那么人道如何实现仁义，就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他推演“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3]p367人得天地阴阳中和之气，才能与天地相待而成。即“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3]p366此处所说的人得中和之气，不是指人无所事事，像动物界那样自在生存、自发活动就能与天地和谐了，而是说人以主体自觉能动性开辟生存的新方式与生命的新意义。这正是王符申明“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3]p366的本旨所在。即人以参赞天地化育的人文方式作为生命的本质要求与体现，“天呈其兆，人序其勋，《书》故曰：‘天功人其代之。’如盖理其政以和天气，以臻其功。”[3]p366
王符所说的“天呈其兆，人序其勋”，天与人逻辑上的先后性，和天人感应论神学思维下的认识是不同的。王符认为统治者私欲膨胀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天降灾异，做以警示。天人关系上，人祸是因，天灾是果。“若忽不察，是乃己所感致，而反以为天意欲然，非直也。”[3]p185王符抨击官方神学意识形态倒果为因，视天灾在前、管理在后，管理措施相当被动，仅是补救而已。王符对天人感应论提出新解，将天人关系理论框架的重心由天道向人事转移，以人道为本、天道为末。王符从本末哲学范畴的角度阐发天人关系新的内容，与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的人文精神相一致，也是顺应东汉新形势的发展，对《周易·文言》篇“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人之学做出的新阐释。王符转向自然哲学，但又不像道家那样偏重自然，而是把重心放在人文上。在如何以人道为本的问题上，王符吸收了《周易》天人之学基本思想。《周易》所谓的“先天”即先于天象，“后天”即后于天象。进一步看，“先于天象，这里指自然界尚未出现变化时，就预先采取必要的措施；后于天象，这里指自然界出现变化之后，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5]p14《周易》关于先后天的论述展示了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辩证统一关系，与《尚书》“天功人其代之”的思想一脉相承，凝聚了儒家的人文理念。
受到儒家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王符从哲学本末关系角度阐扬了“天功人其代之”的时代精神，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确立为人道为本、天道为末，对神学统治下的东汉帝国管理予以了一定的揭露与批判。王符尽管吸收了道家思想，但他并不把道家无为原则作为出发点，他所说的天人合一并不是通过道家无为而治的途径就能达到的。王符把治世之道理解为有为而治，主张用人道有为来反证天道自然。尔后的社会批判思想家们继承了王符积极有为的管理思想，并将积极有为作为管理者及管理活动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这是东汉哲学天人之学的新发展在管理领域的重要运用与体现。
二、“富则教之”的民本管理思想
史载“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6]p502王符虽仕途不顺，但是很有治国的抱负与眼光。王符把以人道为本的务本论作为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认为治国理政要切中根本。“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3]p14王符用务本论作为哲学基础，以新的本末观来建构与推进民本思想，发展了孔子“民富而教之”的管理思想。
关于社会生活基本领域中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领域的关系问题，王符运用本末论的哲学思维做了考察。王符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3]p210这一论断有着理论与现实上的双重依据。他把农民、农业看作是社会存在、国家发展的根基，把农业管理看作是管理天下的根本点，体现了重民、爱民的民本立场。他深刻指出：“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无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6]p503王符用人道为本、天道为末的哲学本末观分析少数人的生产满足不了多数人吃饭穿衣的社会问题，原因不在上天，而在人事上。当时社会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足，生产上不去，产量低下，不能满足民众最起码的物质需求。兼之官吏贪污腐败，残酷压榨老百姓养家糊口的生活资料，老百姓生存困难，社会就容易出现动乱。不能不说，王符的这一判断确实触及了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本质。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在明中叶以前以自耕农方式存在。这种经济形式中，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投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产量的高低，因此发展生产需要充足的劳动力。
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占少数，绝大多数人是被统治阶级。那么东汉帝国农业生产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呢？王符从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一个原因是经济领域内部管理不当。突出表现在农业和工商业二者关系本末倒置。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理应前者是本，后者是末。而当时经济政策却令“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6](p503)正是经济管理不当，造成产业结构本末颠倒，农桑生产萎缩。进一步讲，这是违背了圣人之道。“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3]p213爱惜劳动人民的生产时间，随顺季节变化及时安排生产，是圣人在《周易》中提出的参赞天地化育的基本要求与基本方法。王符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现实状况联想到了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过程使用的物质条件等等也是影响生产的条件，这些条件如果不充分具备的话，同样也会影响生产。故此王符批判奢侈之风，主张节俭管理。他痛斥道：“富者竟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今下浮侈离本，僭奢过上，亦已甚矣！”[3]p130-140
王符分析农业生产中导致劳动力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来自经济管理的外部，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思想管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失当。王符认为经济管理是政治管理、思想管理的基础，政治管理、思想管理对经济管理有反作用。政治管理、思想管理处理不当，对经济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或制约，甚至会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危机。他以司法为例，分析政治管理对经济管理的影响。他说“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J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6]p505王符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者离开田地去打官司，官司推延越久，就越耽搁劳动者复工生产。正是司法不公，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王符痛心疾首道：“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口受其饥者也。”[6]p505王符揭露和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从人们的生产活动探讨造成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表现出不同于官方神学的新思维，也展露出社会批判思想的锋芒。
王符不仅看到政治管理对经济管理的反作用，也看到思想管理对经济管理的反作用。神学思想泛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人们“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3]p125政府大肆宣扬神学迷信，连妇女也深受蛊惑，盲从巫术宗教，这是影响与制约妇女劳动生产的重要原因。神学让人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常见手段是诱骗病人相信只有皈依神灵，才能得到护佑与救治。在神学的鼓吹与欺骗下，“妇女羸弱，疾病之家。……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3]p125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口自身的生产。东汉统治者在思想统治上不是用科学与神学斗争，反倒宣扬神学来压制科学，对社会生产无论是物质资料生产还是人口生产都构成负面阻力。这是东汉和帝以后国力日衰的深层根源。
由上可见，王符把演绎推理天人关系的整体思维运用于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他从社会经济、政治与思想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深度分析国家管理失败的原因，揭示了“生产少则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的深刻道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具有警示意义。王符接受儒家“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管理思想的影响，将民本的内涵拓展到物质生活领域以外政治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他用人道为本、天道为末的哲学思维来探讨社会的全面治理，希冀通过社会改革来开创田无忧患、政平讼治的中兴局面。
在管理的基本要素管理者、管理、管理对象中，王符的重点当然是在管理者、管理这两个要素的变革上。王符呼吁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负起改变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社会责任。王符引用《周易》的相关论述说：“《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为本，君以臣为基，然后高能可崇也。”[3]p172他认为从君主到官吏都应学习经典，效仿圣人，提高管理能力与水平。在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下，即使德才不能兼备、仅有才而德不足者，量才而用，也是无妨社会公序良俗的。史载王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交往友善。王符结合众人未得以重用的亲身经历，断定“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主之朝。”[3]p151在选拔人才上，既然“圣人纯，贤者驳，周公不求备，四友不相兼，况末世乎？”[3]p155选拔人才，应“各以所宜，量材授任。”[3]p158
为达到以民为本的社会管理目的，王符尤重臣对联系君、民所起的纽带作用。认为臣对上是被管理者，对下是管理者，其职责应上有功于天子，下有益于百姓。因此之故，“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选练也；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3]p207在官员的升黜问题上，王符告诫君主应赏罚分明，公正无私。而列侯承袭先人之爵、卧食重禄、素餐尸位，郡守制地千里更盛于列侯，对于中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出现“只知太守国相，不知有天子”的局面。这些都是政治体制造成的管理难题。如何突破这些难题，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内容。鉴于社会这些隐患的存在，司法更应发挥协调利益矛盾的作用，惩治邪恶黑暗势力，为良人吉士提供权益保护与正义支持。而当世最高统治者迷信天人感应，频频下诏一律大赦，对奸人冗吏网开一面，恶人不能修心悔服，继续为非作歹，危害社会。王符提醒最高统治者：“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3]p190即是说，采用以法治国的道术，应辩证看待权变与常道的关系，而非割裂二者，孤立运用权变原则。离开常道，一味追求权变，必定走向法治的反面。这是王符在社会治理上对权变原则的新理解。此处，王符也间接批判了天人感应论中人的消极被动的一面，倡议管理者发扬“天工人其代之”的积极能动的治理精神。“夫天道赏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将以诛邪恶而养正善，而以逞邪恶逆，妄莫甚焉。”[3]p188
两汉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经常骚扰边疆，掳掠烧杀，空城的惨剧一幕幕出现。身为甘肃人的王符本着民族国家的大局与民众的根本利益，反对放弃边疆，建议向边疆移民，发展当地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在边疆问题上，“惟桓帝时皇甫规、段�G、张奂诸人屡与羌战，而其《救边》《边议》二篇乃以避寇为憾。殆以安帝永初五年尝徙安定、北地郡，顺帝永建四年始还旧地，至永和六年又内徙。符，安定人，故就其一乡言之耶？然其谓‘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宏农为边，宏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则灼然明论，足为轻弃边地之炯鉴也。”[3]p489-490可见，在处理民族矛盾问题上，王符统观社会整体形势，在全局当中权衡利弊，以民族社稷、民众福祉为根本，做出的移民、安民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是充满管理智慧的。
综上所述，从务本到民本，王符继承与发展古代“天工人其代之”的管理思想，形成了以天道为末、人道为本的哲学新思维，对批判与肃清宗教迷信神学思想的流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正如仲长统《昌言》指出的，治天下之本、理生民之要，“完全不在神秘的‘天道’之中，而在‘人事’之中。”[4]p337王符将哲学新创造运用于管理学，阐发了一套务本、民本的管理哲学。他深刻地看到经济管理与政治管理、思想管理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抓住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两个基本方面，从生产出发批判与纠正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存在的失误，贯穿着重民、爱民、利民的朴素思想，洋溢着浓厚的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王符人道有为的民本管理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工作亦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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