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比较分析金太宗时期勃极烈制度改革和清太宗时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改革, 发现这两个贵族大会议事制度均在王朝第一代继承者统治时期, 发生了相似的关键性转折:议事成员权力缩小、皇权渐趋加强。首先从社会现实、年龄因素、心理变化、汉儒熏陶四个方面探讨这种相似转折背后的原因, 进而从王朝军事斗争的不同走向分析相似性改革历程为何却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比勃极烈制度存续时间长100多年的不同结局。
关键词：金太宗; 清太宗; 贵族大会议事制度; 勃极烈制度;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金、清两朝初期的贵族大会议事制度———勃极烈制度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是王朝最高的中央决策机构。1115年, 金太祖建立勃极烈制度, 经金太宗变革, 于1135年金熙宗宣布废除, 施行仅20年。1616年, 清太祖建国前后,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已经存在, 经清太宗变革, 于1791年清高宗宣布废除, 施行156年之久。纵观这两个贵族大会议事制度的发展历程, 有一个相似的历史转折点, 便是在皇位第一代继承者金太宗和清太宗时期改革贵族大会议事制度。
一、勃极烈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改革比较
1. 金太宗对勃极烈制度的改革
在金朝, 诸勃极烈称号的含义与执掌, 有高低贵贱之分别, 其职能大体涉及辅佐、议政、司法、军事等, 担任过勃极烈官职的12名成员, 与皇帝之间或为兄弟, 或为叔侄, 或为父子, 并由多家族联合制向以太祖家族为主演变[1]478。勃极烈议事会成员数量, 前后有增减变化, 但异姓始终被排除在外, 权力都控制在金皇室和宗室的显贵手中。但是金太宗统治期间, 勃极烈制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首先表现在谙班勃极烈的选任迟迟未决。谙班勃极烈是皇位继承人之位。金太祖阿骨打宣布继承顺序为“兄终弟及复归其子”。“初, 太宗以斜也为谙班勃极烈, 天会八年, 斜也薨, 久虚此位。而熙宗宗峻子, 太祖嫡孙, 宗干等不以言太宗, 而太宗亦无立熙宗意。”金太宗迟迟不立继位人选, 意图撼动勃极烈制度对皇权的威胁。宗翰与宗干曰:“储嗣虚位颇久, 合剌先帝嫡孙, 当立, 不早定之, 恐授非其人。”“遂于宗干、希尹定议, 入言于太宗, 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 义不可夺, 乃从之, 遂立熙宗为谙班勃极烈。”[2]卷七1699由此可见, 金熙宗的继位, 是宗翰等诸勃极烈再三劝谏的结果。
其次表现在诸勃极烈递补异常。金太祖朝的勃极烈成员, 升迁调动正常, 出现职位空缺, 不久便会任命宗室成员补缺。金太宗在位期间, 除了谙班勃极烈和国论勃极烈出缺补充外, 其余诸勃极烈或死或升迁后不再递补。
最后表现在最高中央决策机构地位动摇。勃极烈制度的职能发挥, 被汉官制逐渐代替。“金朝废除勃极烈制度, 中央实行汉官制, 虽然是在熙宗登位后完成的, 但是在太宗末年已经进行。诸勃极烈成员官格换授的方案也应是太宗在生前确定”[3]。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年幼的金熙宗和海陵王相继上台后, 随即推行汉官制, 举国未发生大的动乱这一后人看似违背常规的事件。
2. 清太宗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改革
清太祖时期, 贵族大会的议事制度由双王共治, 再到八王共治,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血缘色彩浓厚。但是清太宗登基之后,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发生很大变化。
首先, 议政会议的举行时间不再固定。在清太祖时期, 每五日一次, 成为定例。而自清太宗以后, 虽史书无明确记载, 但可以肯定是不定期地举行。例如:崇德七年十月, 清太宗命和硕郑亲王等断理各部事务, 谕曰:“各部事务, 须尽心料理, 有不能决断者, 会同诸王贝勒议结, 如会议仍不能结者, 方许奏闻。诸王每日黎明齐集, 有事则奏, 无事各回衙门办理部事。倘有当议事务, 候旨齐集。”[4]卷六三869
其次, 议政会议人员增多。“上以经理国务, 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为八固山额真。总理一切事务, 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皆各领本旗兵, 行凡事皆听稽察。又设十六大臣……为之佐领国政, 审断狱讼, 不令出兵驻防。又设十六大臣……为之出兵驻防, 以时调遣所属, 词讼仍令审理。”[4]卷一27在八旗各设总理旗务大臣八人, 又别设三十二人辅佐, 与诸王共议国政, 清太宗时期议政人数不断增多, 议政处成员的权力随之下降。
第三, 削弱议政贝勒的权利。天聪三年改为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直月。天聪五年, 又颁布《离主条例》。天聪六年, “上始南面独坐”, 八旗诸贝勒率大臣“照旗分以次朝见”, 同时设立六部。[4]卷一一150
3. 勃极烈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改革的相似性
综合以上对于两太宗朝贵族大会的变动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金太宗与清太宗在位时期, 贵族大会议事制度较金太祖与清太祖时期发生惊人的相似转折。
首先表现在贵族大会成员权力大大减小。金太宗是通过缩减成员数量的方式, 清太宗是通过扩大成员人数、分散权力的方式。有趣的是明明看似相悖的措施, 结果却都是加强了皇权。
其次表现在最高中央决策机构地位动摇。金太宗和清太宗在位时期, 在不断打压贵族大会的同时, 金太宗采纳宋朝汉官制, 清太宗则采纳汉官建策, 仿明制设立六部。设立的汉官制, 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中央行政机关。
最后表现在王权不断加强。金太宗、清太宗想方设法削弱贵族大会议事制度的权力, 利用汉官制, 力求把政治、军事、司法等重要权力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无疑看来就是以加强皇权为目的。
二、金太宗与清太宗对贵族大会议事制度相似性变革的原因
金、清虽相隔几百年之久, 但贵族大会议事制度均在王朝开创者的继任者在位时期, 受到不同程度的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造成两次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当时都面临激烈的社会变动。
天会五年灭北宋后, 新占领的封建地区地方机构呈现不统一。官制混乱, 官吏升迁调动不便, 作为地方机构的猛安谋克的不适应态势影响到中央的情况, 勃极烈制度受到严重挑战[5]。与金太宗时代相似的是, 清太宗时代是满族由奴隶制生产关系到封建制生产关系过渡的急剧而又十分复杂的阶段[6]226。在王朝不断向南征伐的过程中, 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 管辖人口的骤增, 金朝和清朝国内经济成分都产生巨大变化, 高度发展的封建租佃式地主经济逐渐在全国占主要地位, 民族结构也由汉族取代女真族和满族成为王朝的主体民族。金太宗和清太宗在位时期, 本民族落后的奴隶制政治制度与汉族发达的封建制经济体制的矛盾日益尖锐, 改革官制势在必行。
社会现实的变动是王朝疆域扩张的必然结果, 那么贵族大会议事制度的改革为何发生在金太宗和清太宗两位王朝继任者者的身上, 却不是其他皇帝在位时期呢?以下从年龄因素、心理变化、汉儒熏陶等三个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可能性。
1. 年龄因素
金太宗于“辽太康元年乙卯岁生……收国元年七月, 命为谙班勃极烈。太祖征伐, 常居守……天辅五年, 赐召曰‘汝为朕之母弟, 义均一体, 是用汝贰我国政。’……天辅七年八月戊申, 太祖崩。……九月丙辰, 即皇帝位。”[2]卷三47-48即金太宗生于1075年, 1115年时担任谙班勃极烈时已40岁, 1123年即位之时48岁。“天会十三年正月己巳, 上崩于明德宫, 年六十一”[2]卷三66, 虽然金太宗在位仅13年, 但1125年灭辽, 1127年灭北宋, 势力大大扩展, 中原汉地也处于其控制之下。由此可见, 金太宗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 其威望足以震慑群僚, 这使得金太宗完全有手腕有能力在不使朝局动荡的前提下, 削弱贵族大会议事制度。
清太宗“诞于壬辰岁十月二十五日申时, 乃明万历二十年也。……天命元年, 太祖以上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理机务, 多所赞画, 统军征讨。……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 太祖高皇帝崩……上即皇帝位, 诸贝勒大臣文武官员行朝贺礼时, 上年三十有五。”[4]卷一22-25即清太宗生于1592年, 1627年登基时35岁。“在位十有七年, 寿五十有二”[4]卷六五911, 皇太极善于用人, 谋略颇多, 从小即随父兄南征北战, 统治疆域基本囊括整个东北, 较努尔哈赤时期扩大, 可见其军事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金太宗与清太宗, 一生经历大致相同。均从小追随父兄从军打仗, 对内作为贵族议事会的重要成员, 积极为朝政出谋划策, 二人有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两位皇帝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时登基为皇, 灵活多变地改革贵族大会议事制度, 从而加强了皇权。
2. 心理因素
(1) 金太宗的心理变化
金太祖在位时期, 群臣奏事, “撒改等前跪, 上起, 泣止之曰:‘今日成功, 皆诸君协辅之力, 吾虽处大位, 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 再拜谢。凡臣下宴集, 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2]卷七十1614金太祖是在众人的拥护下登基, 且国家初创时期很多重要军国事务, 诸勃极烈均从旁协助, 对此金太祖心存感恩, 对诸勃极烈甚为敬重。
而金太宗在位时期, 情况则有所不同。无论是按照兄终弟及的世选制度, 还是太祖生前的遗命, 作为谙班勃极烈的吴乞买, 都有名正言顺的继位资格。因此, 他不同于阿骨打对待勃极烈议事成员的感恩心态, 而更多的是理所应当。况且, 吴乞买本身军事政治经验十分丰富, 继位之后的他更加注重加强手中的权力, 但皇权时常受到威胁。譬如, “金国置库收积财货, 誓约惟发兵用之, 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 谙班告于粘罕, 请国主违誓约之罪, 于是群臣扶下殿, 廷杖二十毕, 群臣复扶上殿, 谙班、粘罕以下谢罪, 继时过盏。”[7]卷一六五1194一事, 勃极烈制度约束皇帝的个人独裁和为所欲为, 从国家大局看来自然是有利无害的, 但当众廷杖二十这类事情, 无论对何人而言, 都是极其有伤颜面之事, 更可况被廷杖的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种种事端促使他削弱勃极烈制度, 采用汉官制。
(2) 清太宗的心理变化
清太祖时期, 天命七年 (1622年) , 努尔哈赤言“今命尔八子为八和硕贝勒, 同心谋国, 庶几无失, 尔八和硕贝勒, 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之大位, 若不从尔等言, 所行非善, 则易置之, 更择善者立焉。……若入而见君, 勿一二人见, 其众人毕集, 同谋议以治国之政, 务期斥奸佞, 举忠直可也”[8]卷八117, 可以看出共治国政的八王权力极大, 甚至谁为大汗都可以共议。
“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 太祖高皇帝崩。大贝勒代善子贝勒岳托、萨哈廉兄弟共议至其父代善所告曰:‘国不可一日无君, 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得冠世, 深契先帝圣心, 众皆悦服, 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翼日, 诸贝勒大臣聚于朝, 代善以其议告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贝勒……皆喜曰‘善议’, 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以此, 我们可以看出努尔哈赤驾崩之前并未指定皇太极嗣位, 而是要八王共同推举新汗。从皇太极的回应中, 也可以看出这一事实:“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 我宁不畏皇考乎?’”[4]卷一24
从以上清太宗登基的情况, 可以看出, 皇太极的汗位是在诸贝勒大臣的拥戴之下得到的, 皇位的合法性是议政王大臣会议里的贝勒共同赋予的。如果今后继续实行八王共治国政, 按太祖皇帝遗命, 要择更善者, 皇太极或将面临舒尔哈奇等人的下场。此外, 在皇太极登基不久, 莽古尔泰拔刀相向, 阿敏欲率旗出走, 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皇太极的皇位是极其不稳固的, 皇太极深感汗权受到掣肘。
随后皇太极以稳健老练的手腕, 打破了努尔哈赤的八王共治的祖训。天聪九年 (1635年) , 德格类病卒, 十二月即兴大狱, 议定已逝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囚禁阿敏, 将镶蓝旗旗主贝勒易为依附自己的济尔哈朗, 处心积虑培植年幼的多尔衮、多铎兄弟, 想尽办法削弱议政王权力。通过一番手段, 最终皇太极实际上控制了两黄、两白、两蓝六旗, 势力也渗透到了镶红旗, 以绝对优势控制八旗[9]。至崇德元年 (1636年) , 进一步成为唯我独尊的皇帝, 皇权大大加强。
金太宗与清太宗登基之初, 都不同程度受到贵族大会议事制度名正言顺的制约。但如若采用汉官制, 辅佐皇帝的中央机构和文武百官, 只是传达和执行皇帝的意志, 且权力分掌, 互相牵制。随着皇权与臣下权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皇帝内心的耻感让其反抗意识与日俱增, 最终他们出于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各方势力, 压制贵族议事成员权力。
3. 汉儒熏陶
金太宗和清太宗一生, 都曾受到过儒学熏陶, 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皇权独尊等思想逐渐被二人接受, 而汉儒们提出的一系列加强皇权主张, 正是两太宗推进贵族大会议事制度变革的重要一环。
(1) 金太宗时期
“金用武得国, 无以异于辽, 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 有非辽世所及, 以文而不以武也。”[2]卷一二五2713元代名臣脱脱在序言中的这番论述, 可看出金朝的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孟古托力先生曾撰文论述金朝儒家文化的分期问题, 指出金太祖至金熙宗天眷末是该政权逐渐理解知儒、用儒、重儒的深远意义, 并实践的重要时期。三者密切衔接乃至重叠, 这是北方民族诸政权汲取儒家文化的规律性运动。文章指出女真族接受儒家文化始于金景祖完颜乌古乃时期[10], 既然乌古乃时期已经开始吸收儒家文化, 那么其子孙金世祖完颜劾里钵、阿骨打、吴乞买等人, 应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培养起来的, 同时这种儒家的观念也渗透到执政理念之中。
金太宗作为金朝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非常重视学习和吸收中原比较先进的封建文化。北宋灭亡时, 金太宗就令金兵“悉收其图籍, 载其车辂、法物、信仗而北”[2]卷二八691, 可见他对中原封建文化的吸收是不余遗力的。同时, 金太宗还千方百计网罗辽、宋、渤海等国有汉文化素养的各级官吏和学士到金为官, 如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韩�P等, 对传播封建文化, 制定封建典章制度、官爵品秩, 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金太宗还仿辽宋制, 以科举取士, “凡词赋进士……其设也, 始于天会元年十一月, 时以急欲得汉士抚辑新附, 初无定数, 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 八月凡再行焉”[2]卷五一1134, 并且考试内容完全是中原化的。
(2) 清太宗时期
清太宗从小即开始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其成长环境及文化背景意味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训练, 对汉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11]清太宗继位后, 一改清太祖时期屠戮汉人的政策, 招揽到一批汉儒为清朝服务。这些汉儒大多认为不改变旗主并立的八分现状, 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的统一, 因此纷纷倡导改革[12]。譬如, 胡贡明上疏言“太祖时方草创, 土地、人民、财用皆与诸贝勒均之。今尚沿此习, 上虽有国, 实不啻正黄旗一贝勒耳。一人寸土, 上与诸贝勒互不相容。十羊九牧, 即有中原不可以治。出师得财, 当以三属上, 七分畀诸贝勒……权得以自操, 而人心亦归于一。”[13]卷二三九9512。沈文奎、李栖凤、宁完我、李伯龙等先后纷纷提出定官服:“制定衣冠, 能别尊卑, 差贵贱, 即是制度。国体威严视斯, 人心系恋视斯, 纲纪法度, 风移俗易, 莫不视斯”[13]卷二三九9514。清太宗积极采纳这些建议, 由此尊卑益显, 逐渐把诸王置于臣子的地位, 实现了“南面独坐”, 既加强了君权, 同时也限制了满洲旧贵族的专横。
三、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比勃极烈制度存续时间长的原因
勃极烈制度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最终都走向灭亡, 但问题是:相似性地变革祖制, 为何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存续时间, 却远远多于勃极烈制度100多年?这应该从金太宗、清太宗时期及随后王朝的军事斗争走向中窥探缘由。
1. 金朝军事斗争的减弱
金太宗时期, 灭辽和北宋后大举南下追击赵构, 从扬州到明州再到海上, 无所获返程途中在镇江遭遇宋军阻击, “横尸十五里, 统帅兀术穷蹙”[14]卷三六五11378, 后来即使转战到江宁渡过长江, 但南方的地理生活环境让女真人颇感不适, 国内厌战情绪高涨。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 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也非常激烈。1135年金太宗死后, 年幼的金熙宗上台, 主战派宗翰去世, 主和占据上风。自此之后, 金与南宋几次议和, 最后划江而治。
金朝统治集团在进入中原内地后, 摆脱了之前渔猎游牧等生活不稳定的状态, 中原的繁华富庶让女真人颇为享受, 与中原汉人频繁通婚, 学习儒家传统文化, 汉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金朝统治阶层也以模仿汉人为荣, 女真风气愈益消磨淡化, 在与南宋的军事斗争连连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后, 女真上层的军事斗志逐渐丧失, 取而代之的是耽于享乐, 沉迷于中原汉文化不能自拔。与此同时, 勃极烈制度这一本身需要军事政治斗争等现实需要才能更好发挥作用的贵族大会议事制度, 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加之金熙宗完颜��、海陵王即位后,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相继对完颜氏贵族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贵族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因此, 勃极烈制度仅仅存在了20年, 便退出了金朝的历史舞台。
2. 清朝军事斗争的持久
清朝的军事斗争此起彼伏, 不仅有明朝残余势力的抗清战争, 陕西、甘肃、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方也绵延不断爆发反清起义, 持续9年的三藩之乱及前后70年之久的准噶尔叛乱, 使得清廷统治者不得已多次动用重兵围剿, 战争贯穿有清一代。在这样的军事环境下,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虽然被清太宗以种种方式削弱, 但清世祖和清圣祖都是冲龄继位, 这又给议政王大臣会议死灰复燃的机会。
多尔衮等人的专权极大威胁皇权, 顺康雍乾四帝纷纷采取措施变革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顺治帝遗命改变亲王辅政传统, 变为索尼、鳌拜等非爱新觉罗氏的满洲贵族担任辅佐大臣。康熙帝设置南书房, 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沦为办事听差的机构, 甚至从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至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 , 因为没有亲王的存在而名为“议政大臣会议”。雍正帝设立军机处, 议政王大会会议的权力被架空。直到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 时, 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因有名无实被取消。
大规模的战争催生民族意识, 民族是战争的产物!而对比金、清两朝, 我们可以看到, 清朝长期持续的战争让满族统治者头脑时刻保持清醒, 即使采纳汉官制, 也绝不可以全面汉化。议政王大臣会议持续时间长久, 也许正是清朝统治者在战争面前采取的保持本民族特色的重要步骤。
结语
金朝的勃极烈制度与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革历程。这两大贵族大会议事制度均在第一代继承者统治时期, 发生了相似的关键性转折:议事成员权力缩小、皇权渐趋加强。正如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条定律一般, 汉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 面对先进的封建文化而做出的必然的抉择,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比勃极烈制度存续时间长达100多年, 但最终都走向了被汉官制取代的结局。对比研究金朝和清朝管理机构的民族特色, 对当下国家治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提供了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3]杨保隆.试谈废勃极烈制度的最初动因[J].社会科学战线, 1994 (1) :185-192.
[4]图海.清太宗文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程妮娜.金初勃堇初探[J].史学集刊, 1986 (2) :18-23.
[6]王钟翰.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G]//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7]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8]觉罗勒德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9]李鸿彬, 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 1982 (1) :154-163.
[10]孟古托力.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J].满语研究, 2001, 33 (2) :63-76.
[11]史革新.皇太极时期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J].河北学刊, 2008, 28 (6) :58-64.
[12]成积春.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天命思想的演变[J].史学集刊, 2005 (1) :34-39.
[1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76.
[1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