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是小说作品的主体，同时也是赋予人物情感意识的核心人物。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需要作者进行苦思冥想。契诃夫是短篇小说的巨匠。他的每篇小说总是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下面，本文就语层结构下契诃夫小说中的作者形象做出了简单探究。
关键词：语层结构； 契诃夫小说； 作者形象；
一、客观叙述下蕴含的情感色彩
作者依据叙事人来进行故事讲述，表面上看，叙事人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但其实并非如此。作者才是整个故事的引导者，叙事人应该以什么视角、以什么身份来讲述故事都是由作者冥思苦想构思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叙事人与作者相同，叙事人所诉说的话语也并不全是作者思想规范的映射。
契诃夫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小说主体向来都是从客观介入，同时又在客观介入的过程中掺杂了大量荒诞性以及表情性内容。契诃夫的小说作品在字里行间都表现得极为平静。但事实上，其内容却是错综复杂、风波迭起。作者虽然只是利用客观语言来表述叙事人的所见所闻。但是，文中却又蕴藏着大量契诃夫本人的态度。因此，想要明确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仅仅依靠文字间的揣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深入挖掘其作品。
《假面》是契诃夫的经典讽刺艺术作品，利用叙事人角度展开文章内容。叙事人的语言并不华丽脱俗，也并不破烂俗套，语言叙述情感相当于一条直线，毫无波动。作者就是利用叙事人的这种毫无波动的“直线”叙述来展开整篇文章的。“已是午夜十二点，几个没有跳舞、不戴假面的知识分子，围坐在阅览室里一张大桌旁，把鼻子和胡子藏到报纸里，在看报、打盹。”在《假面》这篇小说中，叙事人指出：“他们把鼻子和胡子埋进了报纸里。”这是为了展现知识分子专心读报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如果仅仅表现知识分子专心读报，那么为什么要加入“打盹”一词呢？虽然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但是，句子的整体意思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作者之所以这样叙述，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叙述人所叙述的“读报”以及“打盹”,成分是完全相同的，二者并不需要区分主次。围绕这两个动作相互展开，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看出，作者是在对知识分子行为上的嘲笑。
而后，在整个故事的高潮部分，知识分子与带有假面的人展开了冲突，所有知识分子都在放声大叫。在这一段故事内容中，叙事人一共用了四个“喊叫”.许多人认为叙事人已经词穷了，而只能重复一个词语。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文章虽然词语单一，却能够直接在读者心中映射出相应的画面，一连使用四个“喊叫”,直接将场面的失控状态表现了出来。[1]叙事人虽然所使用的语言内容都比较平淡，其中的情感意识却非常强烈。一般来讲，如果读者仅仅从字里行间的理解来看待小说，那么，读者很有可能与知识分子同队。但是，如果从客观叙述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作者实际上是在借由叙事人之口来揭露知识分子从不带假面，到离开房间带上“假面”这一过程中的虚伪。
二、局内叙述下蕴含的作者态度
局内叙述主要指文章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从局内人视角展开，叙述人在事件发生阶段的任何时间都在现场。因此，局内叙述往往没有客观叙述那么公正，其间掺杂了许多叙述人的主观情感，而并不像局外叙述人那样公平客观。[2]《嫁妆》是契诃夫的着名短篇小说，主要是为了展现女性的悲情色彩。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小说的主体剧情则是“我”的回忆，其中，叙事人“我”曾经三次拜访母女居住的小房子。小房子是小说中的重要道具。因此，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来为读者描绘小房子。“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此句话可以直接展现出房间主人的生活现状。后续在写到“我”的到访时，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女主人的惊慌失措：作者应用了“生人”“客人”以及“年轻人”这三个词语，表现出女主人公产生了巨大的惊慌。这与前文对小房子的描述相互对应。作者通过“我”的视角来勾勒出了女主人公闭塞而又空洞的生活境况。
在文中，“我”一共拜访女主人三次，但这三次却仿佛是女主人公生命的缩影。每次“我”到访之后，都能发现女主人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改变。在“我”第二次到访的时候，女主人公失去了丈夫；在“我”第三次到访的时候，女主人公失去了女儿。但是，女主人公的生活状态也是从未改变的：每一次“我”的拜访，都会看到女主人公在为她的女儿缝嫁衣。这似乎成为了女主人公生活的唯一动力。小说中并未直接表明女主人公的女儿已经去世。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中，依然能够发现她的女儿最终必然走向死亡。这在文章中是有明确表现的：“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马涅琪卡正值花季，但是，其外表年龄却与母亲相差无几。事实上，早在我初次拜访之后就产生了改变，马涅琪卡的爸爸去世是文章中母亲心性改变的伊始，母亲以及女儿的生活逐渐变得暗淡无光。因此，马涅琪卡的离世并非是作者狠心，而是必然之举。从马涅琪卡的角度来看，离世也只不过是脱离空洞而又封闭的生活罢了，似是离去，但又如同一种解脱。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叙述的内容就是作者心境的真实写照：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我”的叙述直接诉说出了作者对母女二人命运的同情。与此同时，“我”的诉说也直接引起了读者的思考：人的生活应该开放并且更具希望，而不是闭塞、空洞、乏味的。[3]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都含有大量的情感意识。如果仅仅停靠在浅层次的阅读当中，我们根本无法明晰其中的情感水准。契诃夫虚构了大量的叙述人，并且为叙述人提供了相应的发展方向，如此一来，作者就能轻而易举地表明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价态度。虽然，契诃夫的小说数量极为庞大，但小说中所蕴含的作者形象却是极具特色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明确领略到契诃夫叙述手法方面的规律，进而明确契诃夫在文章中所掩藏的个人情感。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作者形象与积极写作--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体性与文化自觉[J].中国社会科学，2017 （11） :151-165.
[2] 梁建冰，孟霞。维诺格拉多夫“作者形象”与布斯“隐含作者”在文本分析中的功能试探[J].跨语言文化研究，2016 （01） :174-178.
[3] 李珂珂。从叙事学角度解读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隐含作者形象[J].中外企业家，2016 （18） :25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