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沿海防御是一种不同于中世纪封建性质的， 以国家为主体建设并掌控的， 把沿岸堡垒与海军建设相结合， 具有明显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特征的国家防御体系。它反映了都铎王朝时期的社会转型特征。
关键词：英国； 沿海防御； 都铎王朝；
英国都铎王朝自亨利七世1485年登上王位， 到伊丽莎白女王1603年去世， 共历时119年。与中世纪比较， 该时期英国社会各个方面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此已有研究， 但仍然还有空间有待拓展或深化。例如， 作为近现代的海洋强国， 英国这一时期的沿海防御具有哪些明显的特征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然而到目前为止， 国内学者对此专题的研究还几近空白， 虽然国外学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但还多是单纯对火炮要塞自身的关注， 而把沿海防御与其他社会因素加以综合分析的着作并不多。本文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视角出发， 专门对都铎王朝时期沿海防御的时代特点进行初步探讨。
一、都铎王朝时期沿海防御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图
国家战略通常是指那些由国家统一实施的、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规划。但观察英国中世纪的沿海防御， 则很难发现其具有这样的战略特质。例如， 从诺曼征服开始， 在英格兰的东南沿海先后兴建有数以百计的城堡或城堡城镇， 有的地区表面上甚至也形成了一定的系统， 这在苏塞克斯地区最为明显。该郡被划分为以中心城堡为核心的五个军事区域， 这五个中心城堡分别是阿伦德尔、布兰伯、刘易斯、佩文西和黑斯廷斯， 每一个区域由一位贵族负责管理[1].但还不能据此认为这些城堡已经构成了一种有意识创建的国家防御体系。鉴于当时中央政权较低的集权程度和整个社会对地理知识的普遍匮乏， 认为当时就有一个“大战略”的观点， 显然不切实际。就其实质而言， 这些英格兰沿海的中世纪城堡还不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产物， 也不是某一更大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而是由“大小贵族孤立建造并掌控的私人防御建筑， 它们的社会控制和防御功能从来没有与当时社会的封建结构完全脱离。”[1]（300）这些城堡的位置， 除部分受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外， 绝大部分由封建采邑的分布特点决定。有能力建造城堡的贵族通常将其坐落在他们最重要的庄园， 术语为贵族领地的“首府” （caput） .“这种要塞城堡式防御网络渐渐地同封建主义联接为一体， 形成了与中央集权制相左的各种生活方式、防御体系和制度体系”[2].
与中世纪英国沿海防御相比， 都铎王朝时期的沿海防御则明显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图。首先， 亨利八世建造沿海火炮要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战略行为。1509年， 亨利八世成为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 继位不久， 他就开始改变亨利七世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为主的内外政策， 企图以战争和外交的手段干涉欧陆政治。1522年， 亨利八世与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结盟进攻法国， 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 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被西班牙打败， 亨利不愿看到西班牙控制法国的局面出现， 又决定与法国缔结和平协议。1527年， 弗朗西斯一世获得亨利的财政补助动身意大利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交战， 战争失败， 英格兰和亨利八世濒临破产[3].与此同时， 亨利八世还决定进行宗教改革与罗马天主教决裂。大量教会地产和财富遭到剥夺， 以至与罗马的关系不可调和。而后， 在教皇保罗三世的斡旋下， 德皇查理五世和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在1538年6月18日签订《尼斯休战和约》， 结束意大利战争， 并决定重新恢复教皇在英国的统治， 一时间来自欧陆的威胁显得十分严峻[4].总之， 亨利八世修建防御要塞的宏观背景就如16世纪的学者威廉·兰巴德所分析的那样：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是对教皇至高无上地位的直接挑战， 撼动了教皇神权专制的根基， 理所当然地让教皇极为愤慨；同时又因为其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严重冒犯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再有法国国王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 让儿子迎娶教皇的侄女， 把女儿嫁给苏格兰国王， 积极主动地与亨利的政治对头联姻结盟， 面对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 亨利八世完全有理由心存戒备。于是， “亨利八世决定依靠自己的防御工事， 快速而不计成本的在国家任何需要的地方建造城堡、炮台和堡垒”[5].
其次， 建造沿海火炮要塞是一项耗时多年的系统工程。亨利八世建造城堡的两个高峰阶段为1539-1540年间和1544-1545年间， 最后尽管因为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外敌入侵的危险暂时解除， 但原有规划仍然被继续执行， 直到1547年， 整个工程才得以最后完成。其中主要城堡和碉堡共有20座左右， 按区域划分为埃塞克斯1座、肯特郡7座、苏塞克斯2座、汉普郡4座、多塞特郡3座和怀特岛3座。分别对泰晤士河入海口、多佛至福克斯通的海岸、苏塞克斯的拉伊港、肯特南海岸、多塞特海岸、索伦特海峡、南安普顿水域、怀特岛东南海岸等重点沿海区域实施保护。大多数火炮要塞集中在多佛海峡和索伦特海峡， 同时在通往朴茨茅斯 （Portsmouth） 和南安普顿 （Southampton） 的通道上， 形成了一道严密的沿岸防御链条。
再次， 开启近海防御和海外扩张之路， 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在都铎王朝之前， 英格兰的近海防御主要依靠的是“五港同盟”的海上力量， 其产权非王室所有， 且船小兵少， 战力不强。15世纪后期， 多佛能提供的舰船吨位最大只有120吨， 所承载的人数也只有20多人， 而像桑威奇及所属城市， 仅能够向国王提供一艘船[6], 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军事需要。新航道开辟后， 海洋利益愈见突出， 而西班牙长期垄断大西洋贸易， 这使得同为海上商业民族的英国无法容忍。为打破西班牙的贸易垄断地位， 扩大自己的海洋利益， 都铎王朝的历任国王都对发展海上力量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例如， 亨利七世决定在朴茨茅斯建造专属皇家的船坞， 由皇家直接主持建造大吨位的舰船， 近代英国的皇家海军由此起航。1545年， 亨利八世成立海上事务委员会， 任命专门的海军大臣主持事务[7].至此， 皇家海军不仅有了自己的船坞、自己的战船， 还专门开办了海军和船舶学校， 培养航海和造船人才。在国家层面设置专门的海军管理机构和政府官员， 标志英国近代海军逐渐走向正轨， 开始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后， 又对海军委员会进行了重要改革， 大胆起用新人， 促进造船技术、海战技术、航海技术的全面发展， 并在1588年的英西海战中最终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这足以说明此时英国的海上力量在历任国王的积极推动下已有了显着增强。都铎王朝时期的海军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而后的世纪中， 英国以此为起点， 开始由本土沿海防御转向近海防御， 并进而逐步走向蓝海， 最终成为称雄全球数百年之久的海洋强国。
二、都铎王朝时期沿海防御具有明显的国家公共属性
现代社会普遍认为， 包括沿海防御在内的国家防御属于国家公共事务， 在性质上应当属于国家所有， 是以国家为主体建设并管控的国家公共产品。但这在都铎王朝之前的中世纪英国， 乃至整个西欧都还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
中世纪英国在政治上还远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也根本不具备由国家统筹建造防御系统的中央财力。通俗地讲， 就是当时的国家还不成为“国家”.“无论按古代标准还是按现代标准衡量， 这种国家都是弱小的。有许多事情是国家所无力顾及的， 是在公共领域之外的， 是‘私人性’的。”[8]由于土地分封和相应的封君封臣制的形成， 各级封建领主“在或大或小的领土范围内， 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 代表或行使着公共权力。”[9]“城堡不仅仅是要塞， 还是住宅， 是显贵人物居住的宅邸。军事与民用功能的‘二元性’和它的不同于公共和社区性质的私属性， 使它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防御工事。”[10]不仅沿海地区的防御城堡是这样， 中世纪英国近海防御的典型代表“五港同盟”也是如此。当时， 皇家海军尚未建立， 主要依赖的是以“五港同盟”为代表的民间海上防御力量。其实质是若干沿海城市或港口联合起来， 共同按照封建传统与国王缔结契约， 这些城市通过向王室提供海军服务而获得政治、经济、司法等特权。该同盟最初只包括黑斯廷斯、桑威奇、多佛、罗姆尼和海斯等五个港口， 史称“五港同盟”.有关港口同盟的最早记录见于爱德华一世， 但其历史可追溯到忏悔者爱德华时期， 诺曼征服后又增加了温切尔西和拉伊海港。后来陆续加入的还有迪尔、法弗舍姆、福克斯通、福德维治、莱德、佩文西、西福德和坦特登等八座沿海城市， 以及另外二十多个较小规模的市镇[5]（196-197）。其防御范围从肯特北海岸的卡尔弗到苏塞克斯南海岸的西福德。
从政治层面上说， 这些具有封建私有属性的中世纪防御设施， 象征着权力分散， 诸侯割据， 具有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与维护领主局部利益的双重作用。在发生王室内乱或贵族反叛时， 城堡通常也可以成为危害王权和妨碍国家统一的工具， 城堡被攻占或摧毁也就成了反叛被平息的标志。例如， 由于休伯爵在叛乱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因此， 在他失败后， 他所遗留的邦吉 （Bungay） 和法拉姆灵厄姆 （Framingham） 城堡被充公并遭到破坏[11].再如达勒姆的主教休·德·普约赛特 （Hugh de Puiset） , 参加1173-1174年的反叛， 并且修筑城堡来反对国王， 在反叛被镇压后， “亨利二世命令将他的诺斯阿勒尔顿 （Northallerton） 城堡夷为平地。”[12]还有朴茨茅斯海港边缘的波切斯特城堡被莫德维控制， 成为威胁王权的工具， 莫德维在1173年发动叛乱后， 波切斯特城被收归王室[1]（152）。此外， “五港同盟”这种强烈私属性的海上武装因其自身的封建性质和较高的独立传统， 也时常“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例如， 在1067年的王室内战中， “五港同盟”就成了反对英王威廉派系的支持者；在1215年英王与大贵族的对抗中， 又站在了贵族一方；此后又参与了1259-1264年的男爵叛乱。以至王室不得不戒心常备， 不断对“五港”的封建义务进行细化， 加强对“五港同盟”的王室监管。
相较于中世纪时期防御工事的私属性， 都铎王朝时期沿海防御工事具有明显的“国家公共属性”.例如， 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 英国刚刚经历完被称为“贵族坟墓”的玫瑰战争， 贵族实力大为削弱， 王权增长， 亨利八世在海岸修筑火炮要塞， 这类防御工事已经不再属于某位领主私人所有， 而是属于这个国家， 是国家整体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产物。它们只具有军事功能而没有民用功能。这类要塞就是一个兵营， 没有普通民众居住， 也没有平民的日常生活， 与现代我们见到的军队驻地没有本质区别。但这些要塞却与中世纪城堡有很大不同， 当然不仅仅是设计上的不同。此时的防御要塞已经基本失去了封建意涵， 因为， “它们并不为周边的庄园和行政区域服务；全部的海岸防御工事都由王室建造和支付费用；国王指派它们的指挥官并派遣军队驻扎。”[1]（300）毫无疑问， 此类要塞的建造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公共行为， 是由国家规划与兴建的完整的公共防御体系的有机构成， 是国家提供并掌控的公共产品之一。
三、都铎王朝时期沿海防御主要依靠国家武装力量
在中世纪英国， 国家的军事力量主要来源于国王分封的以服军役为条件的贵族与骑士， 统帅这些骑士的司令官往往就是封君。当时驻守在沿海防御城堡中的核心战力就是这些封建武装， 例如， 尤 （Eu） 伯爵封地的60位骑士负责黑斯廷斯城堡的护卫， 他们分成四组， 每组每次执勤一个月， 全年轮到3次。而像多佛这样的大型城堡， 驻军则需要由若干贵族联合提供， 日常驻军平均大约在22或23位骑士左右[11]（204-205）。这种军队在性质上属于封建领主的私人武装。在中世纪普遍实行封建军役制度时， 很多伯爵可以把成百上千匹装备齐全的战马带到战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传统的军事组织逐渐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到中世纪中后期， 能够随时召集装备几十个骑士的大领主都已经屈指可数了。历史走进了都铎王朝， 英国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基本形成， 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 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同时， 在火炮技术、战术组织等方面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 中世纪的战争形式也开始转变为近代战争的形式。不同的社会条件孕育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新兴的军事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亨利七世于1504年颁布了《取缔家兵法》， 认定豢养家兵为犯罪行为。在英国的宗教改革之前颁布这样的法令， 使贵族失去了对武器和人员的直接控制， 对都铎王朝逐步强化中央集权意义重大。因为它使听命于贵族的臣民的数量骤减， 转而使听命于君主的人数骤增。有破有立， 亨利八世时期， 在取缔私人武装的同时， 英国开始更加注重对国民防御体系的制度建设， 不仅组织建立了国内的信号报警系统， 修筑沿海火炮要塞并派兵驻守， 还要求地方必须向中央编制并呈报地方百户村、教区的姓名登记册， 作为国家掌握国内军事力量来源的重要依据。“国王当时已经拥有统率全体臣民的绝对权力， 因此， 他一有危险就可以更换军官、征集军团、随心所欲地组成任何规模的部队。”[14]这些由国家直接招募的军人通常驻扎在边境地区和海岸沿线的城堡里， 他们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 而且其可靠程度丝毫不逊于那些封建骑士。随后， 国家开始设置征兵监督官， 1550年， 亨利又在各郡设立了郡督一职。刚开始郡督是根据战事需要由国王临时任命的， 1585年以后， 各郡的郡督职位常设化， 专门负责国民军的征集、武器的监管和维修。1588年后， 又开始设立副郡督， 协助郡督工作， 到16世纪末， 地方上都已经设立了永久性的国民军指挥机构。
另外， 伊丽莎白一世向海盗颁发“私掠许可证” （Privateering Commission） 一事虽只是权宜之计， 但在军事角度也可以视为是英国在特殊时期为加强国家海上力量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中世纪之前，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 海盗行径只是少数海上冒险家的个体行为。但在16世纪已经有所不同了， 海上掠夺越来越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大买卖， 海盗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海上武装力量。此时， 在英国皇家海军实力还较为薄弱的形势下， 伊丽莎白女王不落旧套， 向约翰·霍金斯 （John Hawkins, 1532-1595） 、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约1540-1596） 等海盗船长颁发“私掠许可证”, 并指派其指挥英国舰队。这一行为意义重大， 其实质是政府授权当时本国的民用船只， 在战争期间可以攻击和劫掠敌国的商船， 是对私掠行为公开化和合法化的政府背书。因为， 按照当时的国际法规定， 有了这种许可证， 就相当于海盗船已经被政府征用了， 意味着海盗被抓捕后， 要给予战俘待遇， 没有了上绞首架的危险。实质上， 这些有证书的海盗，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时英国国家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证国家对新型军队的有效控制， 都铎王朝在初步建立起了国民募兵体系及海军管理机构的同时， 还开始了严格的制度建设。如在对防御部队的管理方面， 明确规定：没有国王特殊许可， 城堡长官每月离岗时间不能超过八天；港口员工请假不能超过三天， 缺勤时必须要有顶替者。城堡长官和副官以及当天的所有执勤人员， 每天早、中、晚必须在城门广场集合点名；执勤人员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超过驻军的半数；任何针对驻军成员的法律诉讼只能由海军上将负责；任何士兵在大门、城墙或在晚上斗殴， 将开除并关进监狱。无论是要塞驻军， 还是海上武装， 都要听命效忠于国王。每逢季度之初， 部队都要集合起来集体宣誓：保证忠诚于国王及其继承人， 上报听到的任何有损国王、国家和要塞的言行；遵守要塞的规则， 揭露军队中违规的士兵；不隐瞒且揭露随从人员的任何争论和争端， 服从海军上将、长官和副长官的命令。对违背誓言者要给予监禁和其它严厉的惩罚， 等等[3]（39-40）。由此可见， 这种新型的军事力量与中世纪的封建军队比较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此时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是国王的军队， 要对国王宣誓效忠， 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只对领主效忠的封建私人武装。
四、结语
对海洋国家来说， 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如何对沿海地区实施有效防御的问题。单纯从防御方式上看，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与中世纪英国的沿海防御似乎并无二致， 都是以陆上防御和海上防御相结合为基本方式， 即在沿海陆地上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 还维持一定数量的海上防御力量， 以抵御企图登陆的敌人[4]（30）。然而，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 两个时期的沿海防御在战略发展方向、掌控主体和军队性质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沿海防御最重要、最显着的时代特征就是突出了主权国家的地位，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沿海防御的规划和发展角度看， 体现了国家从本土防御到近海防御， 再到走向蓝海的战略意图；从沿海防御设施的建设和管控主体上看， 具有明显的国家公共属性；从沿海防御的军队性质上看， 主要依靠的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代特征有着丰富的社会意涵， 因为在这些不同表现的背后， 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变化， 体现的是英国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和社会性质的转变。
都铎王朝时期在英国史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既是中世纪社会的终结， 又是近现代社会的发端。在此期间， 历任国王积极推进重商主义政策， 大力支持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 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 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同时， 又通过政治与宗教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 促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里， 中央集权代替了地方分权， 税收、司法、国防、战争都属于国家事务， 只有国王及政府官员才能行使这些属于国家的权力。国家主权的观念更加明晰， 即“在国内不承认封建割据权力， 在国际上不承认普世权力”[15].在都铎王朝时期即将结束之际， 英国的中世纪色彩日渐淡薄， 虽然还远远不够完善， 但国家一体化的迹象已经日益明显。“英国已经完全走出了旧时代， 向着现代民族国家大踏步地前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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