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齐鲁大学发祥地本来不是问题， 但近些年某些不实之论借中国知网等现代媒体广为流传， 有贻害学界及公众认知之虞。查阅相关原始档案文献和着述， 从历史逻辑和史事逻辑纵横两个方面， 系统梳理齐鲁大学早期文、理、神、医四大专业发源发展脉络， 正本清源， 以彻底厘清齐鲁大学发祥地问题。
关键词：齐鲁大学； 发祥地； 历史逻辑； 史事逻辑； 登州；
《春秋》杂志2011年第1期刊发的《青州是齐鲁大学的发祥地》一文， 在中国知网等多家网站上线并广为流传， 至今未见有人提出异议。这一说法模糊了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西学东渐史、近代山东教育史、近代山东医疗卫生史诸多领域史实， 颠倒了事物的本来逻辑， 误导学术舆论。如不予辨伪指谬， 愧对海内外先贤， 相关重大史事混乱不堪之局， 亦将贻害学界和公众认知。
一、历史逻辑：基督教各差会踏足山东深入内地次序
鸦片战争后， 中国国际关系由传统的东方朝贡体制， 逐渐转变为条约体制， 步入近代门槛。基督教就是在这时第四次传入中国， 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不断繁衍开来。
鸦片战争前， 虽有基督教 （作者注：指新教， 下同） 传教士踏足山东， 但因中国官方禁教政策， 均未停留。战后， 基督教取得了在开放五口传教之权， 但内地和北方尚不得涉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 规定登州开放对外通商 （后改烟台） , 基督教获取了进入山东传教的权利。从现有资料看， 最早踏足山东的是美国南部浸信会 （1859年） , 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巴黎新教传道会 （1861年初） 、美国北部长老会与美国圣公会 （1861年春夏之交） 、英国浸礼会 （1861年夏） .[1]36-44这些差会最初到山东时， 无论在哪里登陆， 都是奔着登州来的， 因为《天津条约》规定登州开放对外通商， 因此登州就成了第一批来山东的美国南浸信会和北长老会在北方发展的基地。战后登州于1862年改烟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后， 登州的这一地位并未改变。这或许是因为在清政府或外国传教士眼里， 烟台那时只不过是登州下辖的福山县的一个港口。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外一系列条约， 虽有基督教可在中国境内随意传播的规定， 但除了中法《续增条约》 （《北京条约》） 中规定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田地， 建造自便”这一模糊说法外， [2]126并未有基督教传教士可以在内地租赁或买地建房等规定。因之那时基督教各差会在山东， 虽然也有传教士到通商口岸以外的内地传教， 但却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在登州、烟台以外的地方建立传教基地。中法《续增条约》关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可以在“各省”“租买田地， 建造自便”的说法， 首先是“各省”一词中外理解有歧义。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认为“各省”是指有通商口岸的各个省份， 具体还是指通商口岸；法国则认为是中国境内的“各省”各地， 无论是否通商口岸。值得注意的是， 中法和约的法文本中没有这一说法， 而在先前议订的中法和约即《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 如果对条约条文理解有歧义， 则须“以法文作为正义”[2]105.惜当时中国中央及地方官员均忘记或没有注意此节， 也没有幕僚属下提及此节， 仅围绕“各省”含义做文章， 最终在法国的强力坚持和要求下， 总理衙门于1866年照会法国公使柏德美， 谓“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 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 （此系卖产人姓名） 卖于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 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之人姓名。”[2]227此即法方所称之《柏德美协定》。事实上，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发还禁教时期没收的天主教教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准予天主教内地传教， 就等于已经准许天主教在内地置产了， 因为禁教之前天主教教产早已经遍布中国内地。况且， 既准予内地传教， 是否可在内地租赁或购买房产作为传教之必要设施， 本来就是个可以甚至应该双方协商的问题。所以， 严格说来， 《柏德美协定》只是在承认了已有事实的基础上， 对置产人身份作了具体规定而已。
基督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虽然也享有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 但却没有在内地置产权利的明文规定。当时英美等国政府或鉴于中国官方和民间舆情， 从商业利益考虑， 不希望传教士们到处添乱， 并没有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支持基督教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 而是极力反对他们到内地传教。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 英美驻华使节还一再强调不支持基督教传教士到内地传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1871年依然明确“反对新教差会在条约口岸以外地方设立布道站”[1]67.美国公使镂斐迪1872年时还强调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不允许扩展旧有布道站或在内地设立新的布道站”[1]67.在这一局势下， 第一批来山东的基督教各差会传教士， 与本文相关的两大差会， 美国北长老会虽然有些人的足迹踏遍了“山东大部分地区， 但谁也没有试图在山东内地开辟布道站， ”[1]671880年代以前， 大本营一直在登州；英国浸礼会自1860年夏礼 （Hall） 和古路吉 （Kloechers） 登陆烟台， 至1875年李提摩太决定到青州建立据点之前， 虽有人做过很多努力， 在烟台周围以至深入内地黄县、潍县等地宣教， 但由于最初的两位传教士， 夏礼在烟台一带传教不到一年即去世了， 古路吉因身体原因返回母国荷兰， 其他继夏礼和古路吉到山东的几位传教士都或退休或去世、或因与母会的某些误解而离开中国， 既未能在登州或烟台扎根， 也没有在内地建立起根据地。[3]129-133[4]262-264无论是美国北长老会还是英国浸礼会， 1870年代上期以前都没有在山东内地建立宣教基地， 究其原因， 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直到1870年代上期， 英美政府不支持基督教传教士在山东内地开辟布道站， 到内地传教的传教士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
1876年， 中英因发生在云南边界的“马嘉理案”, 议定《烟台条约》， 其中第二端第三款规定嗣后“凡遇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 议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 可以逐细辩论， 庶保各无向隅， 各按本国法律审断。”[2]348这一条文不仅正式确立了观审制度， 扩大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 而且实际上等于支持传教士到“内地各省地方”传教了。至是， 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 不用再像过去那么担心中国地方官保护不利了。而随之而来的“丁戊奇荒”, 则为基督教深入内地提供了极大机遇。在这次中国北方大面积灾荒中， 基督教各教派或有组织地或个人分散进行， 开展了大规模的赈灾活动。浸礼会的李提摩太奉派赴山西赈灾， 刚到青州不久的仲钧安 （A.G.Jones） 负责青州赈灾；美国北长老会和南浸信会虽然没有有组织的活动， 但传教士个人或联合他人共同策划、分工合作， 或独自行动， 都尽可能地投身到了这次赈灾活动之中。像美国北长老会的隋斐士、莫约翰、倪维思、郭显德， 浸信会的高第丕等人， 都积极主动参与其中。[1]70-71[4]186-214传教士们深入内地的赈灾活动， 极大地消除了当地民众乃至地方官员同传教士的隔阂， 拉近了民教关系， 灾区民众很多人在灾荒期间信了教。英国浸礼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将青州建成了其在山东乃至中国北方的稳固传教基地。
至此， 问题已经很清楚， 美国北长老会自1861年设立登州布道站，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 在登州建成了山东乃至中国北方早期的传教基地， 英国浸礼会尽管踏足山东比美国长老会晚不了多少， 但由于浸礼会最初来的几位传教士， 在其他教派先行建立了布道站之后， 由于人员短缺， 未能在清政府允许的通商口岸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基地， 却迟至1870年代下期其他条件成熟后， 才得以在内地青州建立起传教基地。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基督教踏足山东是从沿海通商口岸开始的， 青州作为山东内地城市， 早期不能建立传教基地， 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大学发祥地了。历史车轮转到1878年时， 当浸礼会刚在青州建立起传教基地之时， 早在1861年即在登州设立传教基地的美北长老会， 已经成功地将一所小学建成了名动天下的大学---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是后来北长老会与浸礼会教育合作建成的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主体， 如是， “青州是齐鲁大学的发祥地”一说， 到底从何而来？
二、史事逻辑：齐鲁大学各学科初创先后顺序和成效
《青州是齐鲁大学的发祥地》一文， 不仅违背历史逻辑， 把青州说成是齐鲁大学的发祥地， 而且认为“齐鲁大学的四个科系都起源于青州， 对山东近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文章没有具体说明齐鲁大学的哪四个科系起源于青州， 看来对齐鲁大学早期历史并不熟悉。
早在1920年代， 齐鲁大学自办刊物就曾刊文明白无误地指出齐鲁大学的源头是登州文会馆， 谓文会馆是“小齐鲁”, 其时“规模虽小， 各科具备， 试引而伸之， 即一大学之模型也……故登州文会馆， 即小齐鲁大学也。”[5]18（1）当齐鲁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立案后， 随即刊布《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 明确宣告“本校之创设， 实发轫于山东登州之文会馆。”[6]这说明此时合办齐鲁大学的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九个基督教差会一致认定齐鲁大学起源于登州。齐鲁大学早经自己认定“发轫于山东登州之文会馆”, “发祥地”怎么会是青州了呢？
当然， 齐鲁大学的起源或“发祥地”, 简单地说是登州， 似乎不能令人信服， 因此有必要简单追述一下齐鲁大学各学科的源头。
在华宣教的基督教各差会， 由于宗派、国别不同， 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宣教事工， 原本都是各干各的， 办学都是在各自宣教区自己搞自己的。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发起联合办学， 在中国历史甚至基督教宣教史上， 都可谓是破天荒之举。齐鲁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际性大学。这一创举是先为部分有前瞻性新思想的人发起策动， 继而为中国社会局势的变化所促成。
从具有前瞻性新思想之人策动方面看， 最早发起迁移学校及合作的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路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路思义在中国的事业， 就像他的中文教师仔细琢磨给他起的这个中文名字一样， 是个“追寻正义、美德之人”, 一生不懈努力， 追寻上帝恩惠遍布天下良策。正所谓“路”者， 路也；“思”者， 渴望、想望、寻求之意， “义”乃美德、正义之谓也。[7]84-85早在1898年11月， 刚来一年多、第一次参加北长老会山东东部差会年度会议的路思义就提出将文会馆迁移至“一个更中心的位置”进行扩建， 以方便北方各地学生入学， 使学校发展得更好。同时建议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差会合作办学， 以获得更多经费和师资力量。但这个建议除了和他同年来的卫礼大 （Mason Wells） 赞同， 其他人此时都表示反对。[7]100-102在他的不断努力说服下， 先是西部差会1899年年会集体赞同路思义关于迁校的设想， “强烈”要求“在济南府建一所基督教大学”, 会议以决议形式决定“要立即提出在济南府建一所大学的建议”, 同时认为“实现这一设想的最好途径是将登州文会馆迁移济南。”[7]106[1]137继而1900年北长老会西部差会特别会议还“就这一问题拟定了一份关于迁移登州文会馆的报告。”[1]137[7]107是年秋季， 义和团运动刚刚结束， 避难韩国回来聚集烟台的传教士们， 举行山东北长老东、西差会联席会议， 面对现实， 反思以往， 重新充分讨论了路思义关于文会馆迁移问题。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议决“将登州文会馆迁至潍县， 一旦时机成熟立即着手实施”.路思义虽然对会议没有赞同他关于文会馆迁往济南并与其他差会广泛开展合作的主张深感失望， 但并不气馁， 而是继续做工作， 同时也开始与在青州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仲钧安积极沟通， 策划合作事宜。[7]107-108
从中国社会局势变化方面看， 历经义和团运动， 来华传教士细心地观察到中国社会迎来了新时期， 山东尤其明显。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 “张开双臂欢迎”义和团运动时期逃到沿海各地及国外的传教士返回宣教地， 当面对他们表示：“你们离家避难好几个月， 不管怎么说我都觉得没脸。在义和拳这件事上， 中国愚昧， 愚昧至极。”[1]135页下注随时接见甚至宴请在济的传教士和外国人， 邀请文会馆第二任馆主赫士赴省城创办山东大学堂……总之， 他们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官员和人民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态度， 发生了令人愉快的变化。”[1]135-136[4]335正是在这一形势下， 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决定要整合资源迅速发展高等教育。
后经广泛磋商， 1902年6月13日， 美北长老会与英浸礼会各三名代表在青州举行联席会议， 就联合办高等教育问题商定办法。这次会议的结果， 拟定了两大差会联合办学的具体原则和方式， 《教务杂志》以“山东联合办学计划：英国浸礼会与美国北长老会合作准则”为题， 刊载了这次会议的成果。[8]在涉及这一联合办学问题时， 人们常常就以这次会议出台的“准则”为依据叙说齐鲁大学的早期历史， 大多没有注意这个“准则”只是两个差会的六名代表拟定的初稿， 或者说是个建议， 还不是两大差会今后联合办学确定不移的“准则”, 尚须经山东英浸礼会和美北长老会乃至各自的母会审批确认。而事实上， 随着合作办学进入实施阶段， 1902年的这份“准则”是不断修订完善的。
针对1902年两个差会代表商定的在三所学院联合开展教育事工及如何联合的原则和具体办法， 两大差会提出了一些无关宏旨的修改意见， 均接受了这一“准则”或者说是建议。1902年的这份联合办学“准则”, 仅表明两大差会要“在三所学院联合， 即设在潍县的文学院、设在青州府的神学院和一所医学院， 医学院的地址和具体办法待定”;规定“三所学院由两大差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 管理， 董事会向两大差会负责， 最终管理权归两大差会母会。”[8]4171904年正式出台的“联合教育事工准则”, 虽然进一步明确指出两大差会“同意联合组建三所学院， 即设在潍县的文学院、设在青州府的神学院以及一所地点和具体办法待定的医学院”, 依然没有明确联合这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名称， 主旨内容没大的变化， 仅在细节和条文顺序上做了一些调整， 增加了“修正案”一款。[9]
从齐鲁大学刊布的早期档案资料看， 确切地说从英美山东的两大差会确定联合办学后共同发布的文献资料看， 1906年之前， 极有可能联合后的三个学科最初并没有固定的中文名称， 联合组成的综合性大学也没有确定的中文名称， 甚至也没有确定的英文名称。以往各种回忆文章或着述所说的各种名称， 是后来才有的， 是把后来确定的名称用在了初合办之时， 叙述起来虽方便了， 但与历史事实不符。1904年商定公布的“准则”, 至少在1905-1906年、1909年正式修订过两次。从1907年和1910年刊布的档案文献看， 1906年始早期齐鲁大学确立联合三所学院组建综合性大学， 英文名称为“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 中文名称为“合会学局”, 医学院地址确定在济南；三所学院仅确定了两所学院的中文名称， 即潍县的“广文学堂”和青州府的“神道学堂”.1907年的董事会决定此后各学院应“翻译董事会所有对中国人有直接影响的告示， 并印刷分送两差会各布道站”.1909年， 再次修订“准则”, 改定联合三所学院组建的综合性大学名称， 英文名称改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中文改称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正式确定了三所学院的中文名称分别为“广文学堂”“神道学堂”“医道学堂”.1910年， 董事会还发布特别通告， 设计启用大学印章。[10-11]至此， 联合办学的三所学院最终正式确定了英、中文名称， 早期齐鲁大学始正式成型。关于这一发展变化过程， 拟另专文讨论。这里试根据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资料， 对组建早期齐鲁大学的三所“学堂”的源头及先后顺序和成效， 做一认真梳理， 正本清源。
首先考察一下广文学堂， 即迁往济南并校后的文理科 （school） , 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后的文、理两大学院 （college） .广文学堂是由登州文会馆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而成的， 但这种合并并非是两所大学合并， 而是一所大学与一所高中程度学校的合并。
查文会馆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1864年在登州府城 （今蓬莱市区） 创办， 初称“Tengchow Boys'Boarding School”, 当地人称其为“蒙养学堂”, 历经艰辛， 1872年底或1873年初发展为“Tengchow Boys'High School”, 这次改名没有相应的中文名称， 按字义为“登州男子高等学堂”, 实际上是发展到了中学阶段。1877年初， 始改称“Tengchow College”, 中文名称确定为文会馆。狄考文自己认定达到了大学水准， 授予三名毕业的学生大学文凭；同时打报告申请办大学。1881年， 美长老会山东差会认定其为大学， 向美国母会提出办大学和更改校名申请， 1884年正式获准， 英文改称“Shantung College”, 中文名称依旧称登州文会馆。[12]此后， 文会馆声名鹊起， 戊戌维新时期原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 （W.A.P.Martin） 奉清廷旨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 与狄考文商定聘用文会馆“毕业的12名年轻人做教习”[13]62[14]46.总之， 在迁移潍县之前， 文会馆早已成为“中国所有学校中， 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中最好的学校。”[15]9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广德书院创办于1884年， 1886或1887年添设大学部， “到十九世纪末， 也发展成为一所很好的大学。”[16]33[17]英国浸礼会的法思远在他自己编定的浸礼会山东差会简史时曾明确记述说青州寄宿学堂“男校建于1894年， 女校建于1897年， ”[4]266没有提及还有一所比这更早的高等学堂， 更不用说是大学了。事实上， 法思远说的这所男校， 就是广德书院。郭查理 （Charles Hodge Corbett） 在他所着的《齐鲁大学》一书中， 也明确记载：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城里及周围乡村原来建有一些小学校， 1894年建了一所男子寄宿学堂， 1897年建了女子寄宿学堂。男子寄宿学堂就是广德书院， 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学、圣经、数学、地理、唱歌、初等科学和伦理道德”, 只字未提增设大学部的事情， 只是说“后来加设了英语课， 增加了一个小型实验室， 有一架四英寸望远镜”而已。[18]39
英国浸礼会山东差会1895年的年度报告在介绍关于“青州男子高等学堂” （The Native Christian Boy's High School） 的情况时， 说：
关于青州高等学堂 （the City High school） , 这是学校扩充和新校舍建设以来的第一年工作情况。根据汉语惯用法， 我们给学堂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但尚名不副实， 我们将努力做到名实相副， 学校的名称是“广德书院”, 意思就是美德传播学院。[19]5
很显然， 1895年报告的是1894年浸礼会在青州的学校扩充后确定中文名称为“广德书院”, 实际上就是个“High School”, 那个“college”只是“根据汉语惯用法”而使用的与中文“书院”的对应词， 并非是说这所学校是大学 （college） 了。英国浸礼会与美北长老会合作办学后组建的董事会共同发布的齐鲁大学早期档案中， 屡屡提到与文会馆合并的学校是库寿龄夫妇创办“Tsingchow High School”, 从未出现过有一所college与文会馆合并。直至1912年， 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董事会刊发的档案披露“前青州府高等学堂毕业生”时， 用的也是“Tsingchow High School”这个名称。在详细列举了毕业生姓名后 （共计26名） , 特意在小括弧中说明：“除上述学生之外， 还有40名学生学完了七年全部课程， 但没获得毕业文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在说“前青州府高等学堂”时后面也加小括弧标明“现在并入潍县的广文学堂”[20]92-93.尤为重要的是， 与其他所有学堂不同， 包括葛罗培真书院没合并前培养的神职人员， 都清楚标明了取得文凭或资格的年份， 唯独青州府高等学堂 （广德书院） 的毕业生没有标明毕业年份；而且， 也没有交代这些毕业生领到的是什么文凭， 为什么这26名有文凭， 而其他学完全部七年课程的40名学生没有， 难免令人疑窦丛生。
以上事实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广德书院学制七年， 是“高等学堂 （也就是中学） ”, 不是“大学 （college） ”, 合并到广文学堂的是广德书院的高中部里的当年毕业生和部分教职员及实验设备， 这所学校在与文会馆合并前， 相当于1872底或1873年初文会馆的前身“登州高等学堂 （Tengchow Boys'High School） ”.只不过到了1915年， 首次在合作办学的大学董事会刊发的档案里以“Kwang Teh Shu Yüan” （广德书院） 名字出现 （以前都是使用“Tsingchow High School”这一名称） , 而且有了广德书院26名名毕业生的具体职业。同时也标注说还有40名学生学完了全部七年课程， 但没有文凭。与1912年档案公布的“前青州高等学堂毕业生”名单一样， 依然没有标明毕业年份、领到的是什么文凭。这显然是后来追认的有文凭的毕业生名单， 很可能是后来在与广文学堂合并之后补足了应该学习的大学课程补发的文凭。此前历年董事会刊布的档案都没有这种说法， 即便如此， 这些学生中只有一名在神学院教书， 是个牧师， 其他有几名在中学教书， 或经商、做医学助手等等。[21]65因此， 至今所有关于广德书院1886或1887年添设了大学部， 在与文会馆合并前就成了大学的说法， 其实都是或根据后人回忆资料或误读浸礼会1895年年度报告的以讹传讹之言。当然， 从法理上讲， 并不能说广文学堂就是文会馆， “联合教育准则”规定得很清楚， 除了联合办学的领导机构董事会由双方同等数量人员共同组成、双方互相提供各学堂教师和学生宿舍、承担相关费用等以外， 最关键的是两差会联合开办的各学堂“应尽可能地提供等额外国教员”[10]3.换言之， 广文学堂是两个差会合办的， 英国浸礼会可以提供大学教师， 教授大学课程， 只是广德书院还没有发展到开办大学的阶段。事实上， 广文学堂最初的外籍教师也是两个差会各占一半。[22]10-11
其次， 看看齐鲁大学早期的神科---“神道学堂”.神道学堂前身是青州英国浸礼会的葛罗培真书院 （Gotch Robinson Memorial College） , 初创于1886年， 是一个为培训牧师、布道师、教师的“小型训练所”, 学制五至六年。后来学制延长为七年，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师范， 或称之为预科， 学制四年， 后三年为神学， 全部完整学制七年， “除少数特殊情况， 不招收二十岁以下的学生入学”.1893年， 利用英国布里斯托市爱德华·罗宾逊 （Edward Robinson） 夫妇为帮助开展他们的父亲“终身为之献身的事工”而捐献的一笔钱扩建了训练所。罗宾逊夫人的父亲是布里斯托浸会学院院长、着名的希伯来语学者、法学博士葛奇 （F.W.Gotch） 牧师。罗宾逊先生的父亲以利沙·罗宾逊 （Elisha.Robinson） 慷慨大方， 好善乐施， 是同一座城市的长官和商人。罗宾逊夫妇所表现的“孝道”, 极受中国人尊崇， 扩建后的训练所改名为“葛罗培真书院”[23]1-4[20]7.据最初创办“训练所”的怀恩光记述， 葛罗培真书院从1886年创办训练所算起， 截至1904年， “由于 （回国） 休假、建造校舍、义和拳乱几次中断， 总计有四年时间， 因此实际办学时间不足十三年。”[23]3-4一说创办于1885年， 训练所时期学制五年， 1877年， 增设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科 （school） , 1891年首届毕业生六名， 在母会代表团访华时按立为牧师。[18]36
葛罗培真书院在浸礼会与美北长老会合作办学后， 直到1917年迁往济南， 一直在青州， 合作办学后成为齐鲁大学早期三大学科之一的“神科”, 那是不是说青州就是齐鲁大学早期的神科发源地呢？问题远非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因为：其一， 如前所述， 齐鲁大学早期的三个学堂 （学院） 都是合办， 相互渗透， 各个学堂的外籍教师也都是等额的， 北长老会的赫士至少在1907年、1908年还代理神道学堂监督 （校长） .其二， 也是更为关键的， 作为齐鲁大学早期的神道学堂， 并非是在合办后简单地由葛罗培真书院转换名称而成的。据合作办学后1912年学校董事会刊发的档案可知， 美北长老会早在合作办学之前“约二十年时间里”开办了五期神学班， 先在烟台和登州由郭显德、狄考文、梅理士教授， 继而在潍县和沂州由赫士、柏尔根、方维廉、伊威廉教授， 培养神学毕业生“二十七名， 这些学生大部分在文会馆学习了部分或全部课程”.同一年的档案还详细记录了两个差会认可的截至1905年各自培养的神学毕业生姓名， 计长老会教士馆等共培养神学生32名， 首批毕业生毕业时间为1874年， 三名， 第二批毕业生是1890年毕业的， 七名， 以后还有数届毕业生， 每届毕业生或多或少。葛罗培真书院共培养神学生31名。另有26名短期培训生。[20]8,78-80这里所谓“约二十年时间里”, 不是一个从起始到1912年的时间概念， 而是五期神学班的办学时间约数。事实上， 美北长老会培训神学生始于1871年之前。史载倪维思1862年到登州后， 就主张设立神学院 （教士馆） 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传道， 在登州未能实现这一夙愿， “同治十年搬到烟台， 因见郭牧传道之手续， 内有教教之法， 就是春秋二季下乡传道， 夏冬二季便把所教之教友或望道者， 召集烟台来， 设立班次， 规定课程， 郭倪二人轮班教授。”[24]1681885年， 烟台、登州又“公同成立正式之教士馆”, 1906年， 美北长老会教士馆与葛罗培真书院正式合并。早在教士馆正式成立之前， 北长老会即由倪维思、狄考文、郭显德等分别指导有志并经批准做教士者学习， 然后经过差会考试， 通过的授予牧师、长老之职， 像仲允升、袁克仁、林青山等， 都是个别指导， 短期训练班学习， 并经考试合格后授予教职的。后来的栾月鹤、张玉峰、邢道明、于志圣等则是在教士馆成立后正式入馆学习毕业出来的。[24]323-325,262[20]78-79教士馆毕业的这些学生， 有些是文会馆早期毕业生， 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人众所周知的， 如在教士馆学习做神职人员的邹立文、李秉彝 （义） 、于志圣、张玉峰、丁立美、贾玉铭等， 其中丁立美、贾玉铭后来成为中外着名传道人和神学家。
由上可见， 美北长老会在烟台、登州办神学培训班至少始于1870年代初， 正式开办教士馆是1885年， 1890年已经培养出了后来享誉中外的传道人和神学家；葛罗培真书院初创于1886年或1885年， 1894年始扩建为培真书院；1905年正式合并前与烟台和登州培养的两大差会认可的神职人员差不多。由于登州、烟台美北长老会建立传道基地早， 又有文会馆做依托， 虽然合并前葛罗培真书院作为神科教育规模相对较大， 形式较正规， 但美北长老会培养神职人员要早于葛罗培真书院， 正式合并时美北长老会培养的神职人员还比葛罗培真书院连同其扩建改名之前培养的多一名。
最后， 考察一下齐鲁大学早期的医科。齐鲁大学早期的医科 （医学院） 与合作办学的上述其他两科稍有不同， 最初几年间一直没有确定地点， 直到1906年才正式成立， 确定济南为办学地点。这种犹豫不决和最终确定在济南， 恐怕是有原因的。
经查在济南办医校培养医务人员的聂会东 （James Boyd Neal） , 1883年到登州。据称“其热诚魄力及恒性， 甚为一般教士所尊敬， 称颂不已”, 不仅把原有医院、药房办得有声有色， “日渐发达， 又能破除功夫教授一切助手， 使之练习研究， 成为有用之副手， 能独立治病。”[24]179郭查理的《齐鲁大学》一书， 则说他本来就是奉命到“山东登州文会馆创办医学系”的， 在“掌握了汉语之后即招收了五名学生”, 利用登州城里东大寺极不方便的几间小屋子， 一边行医， 一边教授学生， 无论多艰苦劳累， 从不间断。在1889年“门诊病人4277名、住院病人58名、治愈41人”这样一个十分忙碌的年份， 也还“给学生上八个月的课”.1890年奉调济南后， 恰值北长老会济南差会利用文璧 （J.S.Mc Ilvaine） 临终前的捐赠购买土地并建起了一座医院---文璧医院 （Mc ILvaine Hospital, 又称马氏医院） .1892年， 医院正式开业， 聂会东随即招了一届新医学班， 是年回国度假时， 医院交由范大夫 （Issac L.Van Schoick） 负责， 医学班送往沂州府由章嘉礼 （Charke F.Johnson） 负责教授。翌年返回济南后， “重新充满活力地开展工作”, 扩建医院、建造了学生用房。“在1890年至制定与英国浸礼会合力办学计划的1902年这些年间， 他自己教四个年级， 共计20名学生， 偶尔有一些同事帮忙……”[18]45-50.这说明聂会东在济南的医学校， 早在与英国浸礼会合作办学之前， 已经相当成功了。1909年的时候， 还有不少其他地方或其他差会有一定医学基础的人到济南来继续学习。如美国美以美会所在地的泰安、美国公理会所在地的临清和德州庞家庄， 都有一些或在北京受过初等医学教育， 或在通州医学校毕业的人到济南继续深造。[11]54
事实上， 美北长老会早在1871年 （清同治十年） 即“遣柏德森大夫驻登州立医院”, 其后或易人或无人照管， “迨至一八七八年， （光绪四年） 十二月， 又遣克利斯姑娘来设医院以慰人心。直到一八八二年 （光绪八年） 十二月， 始行离职， 迁于日本。她在登州医院 （原址设于东大寺） 曾雇一中国助手， 见习既久， 亦能行医。女士去后， 彼则自设药肆卖洋药， 以西法治病， 利市三倍。”[24]179聂会东就是在此基础上， 于登州大力开办医学教育， 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招收的五名学生中有三名学完了全部课程毕业。在齐鲁大学早期档案中第一次以大学董事会名义刊布的档案中， 记述说“1890年， 聂会东完成了一个班三名学生四年教学任务， 并在医院带他们实习了两年。这是八个年级约四十名学生的首批毕业生， ”把这三个人算作是连同联合办学后直至1912年“八个年级、共计约四十名毕业生中的首届毕业生”.查该档案列出的医学毕业生的名单， 详细列出的仅有七届三十八名学生， 没有1912年的毕业生。在两大差会医科合并办学前， 即截止到1905届毕业生， 计26名， [20]94-95占1912年以前所有毕业生的一半多， 显然都是聂会东在登州和济南教授的， 绝大部分是在济南培养的。对于人们所说的青州浸礼会施医院建于1885年， 差不多同时附设了医学堂， 至今没有资料表明青州英国浸礼会医校有毕业生， 最起码没有比聂会东在登州还早的毕业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大差会1906年选定济南为医学院地址， 不仅符合有些传教士计划将来大学整个迁移济南的设想， 无疑也是对聂会东等在济南医学教育成就的肯定。
三、结论
从前述基督教踏足山东深入内地的历史逻辑和齐鲁大学各学科初创先后顺序及成效之史事逻辑看， 关于齐鲁大学的发祥地问题， 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历史逻辑告诉我们， 近代基督教到山东， 最初根据中外约章的规定， 只是在通商口岸登州和烟台落脚， 不能在内地建立传教基地。尽管罗马天主教先是根据中法《续增条约》中文本中模棱两可的说法， 不仅到内地传教， 而且在内地置产， 1866年又依据中法所谓《柏德美协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内地传教置产， 但基督教起初并没有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跟进， 也立即到内地传教置产。虽然他们根据相关条约可以到内地传教， 但不能置产即不能在内地立足 （其实基督教是可以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到内地传教置产的） .而且直到1870年代初， 英美两国政府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不支持基督教到内地传教。直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和随后接踵而至的“丁戊奇荒”, 为基督教顺利深入山东内地打开了通道。在这样的背景下， 英国浸礼会虽然踏足山东与美北长老会时间差不多， 但由于其早期在烟台的宣教士或病故， 或退休， 或由于与差会误解而离开， 未能在烟台建立起稳定基地， 直到1875年李提摩太选中了青州， 才在随后而来的有利形势下， 于青州站稳了脚跟。而此时美北长老会已经在登州办学十年有余了， 与烟台郭显德合作培养神职人员， 设立小型医院并同时培养医学助手也已多年。如是， 作为与美北长老会合作进行高等教育之英国浸礼会所在地青州， 怎么就会成了齐鲁大学的发祥地了呢？
美国北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合作办学共同推动发展起来的齐鲁大学， 早期各学科创办先后顺序及成效， 只要认真查阅相关着述特别是档案文献资料， 就会清楚。美北长老会是近代山东基督教第一大差会， 英国浸礼会紧随其后， 稳居第二。这两大差会在传教、办学、培养现代医学人才、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等方面都不遗余力， 成就显着。然而由上述历史逻辑所决定， 英国浸礼会不是因为能力和人物财力不济， 而落后于美北长老会， 而是由于建立稳固的传教基地晚， 各项事工有计划地开展得晚。
作为齐鲁大学的文、理两科及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后的文学院和理学院， 众所周知是由美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合办的广文学堂发展而来的， 但广文学堂的主体是登州文会馆， 浸礼会的青州广德书院， 1894年才正式建成定名为“Kwang Teh Shu Yüan” （广德书院） , 浸礼会自己的年度报告特别说明这个“college”的叫法是为了应对汉语惯用法， 并非是说这所学校就是真正的“college” （大学） 了。齐鲁大学早期档案中有关合作办学提到这所学校时， 一直都使用英文名称“Tsingchow High School”, 郭查理在《齐鲁大学》一书中谈到在潍县的广文学堂由两所学校合并时， 使用的也是这个名称。换言之， 即都把这所学校视为中学。只是到了1915年， 为了开列毕业生名单时， 才例外使用了一次“Kwang Teh Shu Yüan”这个名字。更为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广德书院成立之时， 登州文会馆已经是广为认可的大学十多年了。
基督教美、英两差会合作办学早期的神科， 是由美北长老会的教士馆与英国浸礼会的葛罗培真书院合并而来的。从形式和规模上看， 浸礼会在青州的葛罗培真书院更正规一些， 但从培训神职人员的时间上看， 美北长老会要比英浸礼会早十多年， 教士馆正式建立与葛罗培真书院同在1885年 （一说葛罗培真书院晚一年） .尽管美长老会早期开办的那些神学班不是长期连续不间断开办的， 但其培养的神学生都是经过美北长老会差会严格考试合格后才被任命为神职人员， 齐鲁大学早期档案中也都承认其为神学专业的合格学生， 其中有的还成长为中外着名的传道人或神学家。因此， 早期齐鲁大学的神科也非发源于青州， 而是发源于登州和烟台。如果硬要追寻发祥地的话， 虽然登州的狄考文、梅理士都参与了早期神学生的培养， 但烟台的郭显德是创始者， 烟台才是齐鲁大学早期神科的发祥地。
至于说齐鲁大学早期和后期均负盛名的医科， 无论从医院的创设和医务人员的培养、医校的创设看， 还是从培养医学生时间的早晚和数量的多寡看， 问题也都很清楚。医院的创设和医务人员的培养方面， 登州始于1873年， 青州始于1885年。医校的创设， 登州虽然条件简陋但教学较正规， 几乎与青州同时 （登州从聂会东培养的两大差会都承认的齐鲁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推断， 或比青州要早一年） , 但在1902年达成合作协议之前， 美北长老会的聂会东自己就已经教了四个年级的医学生， 目前尚未见到青州的医学校培养出正规医学毕业生的记载。从聂会东1890年转赴济南的事实看， 齐鲁大学早期医科的基础应是在济南， 青州无论如何也不会是齐鲁大学医科的发祥地；如查聂会东来山东传教行医的历史事工、追溯医科的起源， 则发祥地无疑在登州。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 齐鲁大学有两个附设教育机构确实起源于青州， 这就是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和师范科。齐鲁大学社会教育科以广智院为核心， 其前身是怀恩光1887年在青州建的小型博物馆， 时称“博物堂”, 展出动植物标本、宣传西方现代科技和自然科学知识， 也兼宣讲基督教。1894年， 怀恩光转赴济南建起了同一模式但规模更大的博物馆，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广智院。广智院在与美北长老会联合办学后， 发展为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然而， 事实上， 这种形式的社会教育， 烟台的郭显德办得更早， 也具一定规模。早在1866年， 郭显德就在烟台当时较繁华地段的广仁街开办了博物馆， 兼设基督教宣讲堂， 效果很好， 成熟阶段每年平均8万至9.5万人参观听讲。[4]204[25]164狄考文1880年代在他的《官话类编》挣了钱之后， 自己投资在登州城里也建了一个类似的教育机构。[26]245-246不过， 郭显德的博物馆没有参与合作办学， 一直留在烟台；狄考文在登州城里类似的教育机构未能长期维持下去， 当然也谈不上参与联合办学。所以， 齐鲁大学社会教育科的发祥地只有一处， 那就是青州。师范科是为培养教会农村小学教师设立的， 宗教当然是其主要教学内容， 但不容否认的是它有教学法教育， 开山东师范教育先河。齐鲁大学早期的师范科虽然不属于高等教育学科， 可在师范教育方面又有所发展， 其发展历程和历史贡献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括说来， 作为现代综合性大学的齐鲁大学早期各学科， 文、理、医三大学科的发祥地均是登州， 从发源的角度看， 与青州无关；其早期的神科及神学教育， 也发源于登州和烟台， 至于带有浓郁宗教教育色彩的师范科， 与社会教育科一样， 不是高等教育， 为齐鲁大学早期的附设机构。故说“青州是齐鲁大学的发祥地”, 毫无道理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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