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体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代表人物在认识和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与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管理思想与治理方略，从而构筑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思路、发展脉络与实质内容，构建、推进且创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深刻认识与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重要管理思想对推进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中国梦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并阐释关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管理理论形成、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条件、内容、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体部分是在不断实事求是地概括与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主要代表人物管理思想的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之所以重点研究主体部分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是因为在今日之中国，国家发展、经济进步、民族兴旺直接受到主要历史人物的影响，其中执政党的领袖人物在中国特定情形下往往对相应时期的主体或主流思想起着关键及引领作用。当然，着重研究主要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并不表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只有这些代表人物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必要选项。
一、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
任何管理思想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与特定代表人物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最初被动或主动学习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到现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也都是在充分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基础上，依托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而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每一特定管理理念、主张与理论都与相对应的客观环境及重要代表人物紧密联系，有着各自的历史烙印与思想特征。
研究主要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主要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的考察、梳理、概括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脉络和大致内容才得以显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体部分才得以形成、发展与丰富。历史地看问题，主要代表人物各自独特的管理思想与治理方略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扩展与深化，同时也推进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创新。正确认识主要代表人物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探究其管理思想起到的历史作用，对准确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构建、发展与创新很是重要。
研究主要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要重点研究执政党领袖人物的管理思想。纵观当今世界，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无论世界各国，执政党的思想及理论是国家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执政党领袖人物的思想对相应时期的主体或主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是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中国，执政党领袖人物的思想内容与理论偏好则具有更直接、更广泛、更重要的影响力，切实关系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事业的成败。重点研究执政党领袖人物的管理思想应当是深入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首先项与关键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意义，也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只局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这种研究方式不过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体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必要、客观选项而已。
研究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应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管理思想的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可将其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把握脉络、精于评论”.既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以辛亥革命以来管理理论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内容、条件为研究对象，就应当而且必须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真实的历史状况。理论是历史的函数，人物是理论的载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重要思想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人的地位、角色与作用具有关键性，特别是主要代表人物的影响与意义。既有社会背景和理论内容，又有代表人物，这样的理论研究才“有血有肉”.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与环境，也不能离开具体的代表人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科学的基本方法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才可能是现实的、逻辑的、公允的，因而才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管理思想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必然离不开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其每一特定的观念、思想及理论都是与相应代表人物密切相关的，且各有其特点、发展与创新。研究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对于深入理解与把握不同时期、相同主旨或相同时期、不同主旨的管理思想与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进而为中国的管理现代化及其理论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营养。
（一）孙中山管理思想---走向共和
孙中山的管理思想侧重于社会革命，主要着作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三民主义》等，基本理念与主张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其后的“三大政策”等，其重要意义与特征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推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现代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三大政策”,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概括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和历史趋向，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较为客观、先进、适合的管理思想与理论的系统表述，具体体现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以及民生主义的管理思想。
民族主义，中国现代管理的基本前提。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基本的层次，并率先被孙中山最早提出。孙中山强调“吾党主义有三，民族主义冠焉”（1）。应当说，民族主义的实现是中国实施现代管理的基本前提，没有民族的独立，何谈民权与民生。民族主义在这里，既是政治概念，也是管理概念，也正如孙中山所言：“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2）事实证明，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则对帝制垮台与实现共和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他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为民权与民生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推动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民权主义，中国现代管理的实现主体。革命家与思想家一身而二任的孙中山积极主张在中国废止“军权至上”,改行民权主义。他所强调的“民权”,即人民的权利由人民自己管理。这样的“民权”,既是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实现主体，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本质认识。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3），强调“专制国家，其利益全属于君主，共和国家，其利益尽归于国民”（4）。孙中山还把“主张民权”与“时代潮流”紧密结合起来，提出“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5）。可见，在孙中山的认识中，民权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的管理现代化过程中也是具有普适意义的。
民生主义，中国现代管理的本质要求。孙中山将中国的大同主义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民生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形态，这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的本质要求。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国家得以实现民生主义，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为了在中国实现民生主义，孙中山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两个基本办法：“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6），这是民生主义中的土地纲领和经济纲领。首先，农民民生的实现是中国民生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那么土地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7），对土地进行管理的关键就在于其能够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其次，节制资本一方面要节制私人资本，避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要发达国家资本，才能从根本上发展自己的经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管理思想包含着对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包含着中国现代管理的本质要求，追求中国由贫弱走向富强。
孙中山倡导的“五权宪法”（即主张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和考试权五权分立）既是他三民主义的体现与实现形式，也是其实现社会管理的模式与方式。为了能在社会管理方面“驾乎欧美之上”,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风潮盛行之时，孙中山却提出“五权宪法”.孙中山认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8）。他认为，在中国古来便有“御史台主持风宪”,即中国式的监察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9）。中国历史上的“考官制度”,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官员选拔制度，草根与平民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的管理”.在孙中山对于“五权宪法”的开拓性阐释中，包含着他对政府监督机制和官员选拔制度的深刻认识与别样重视，这些现代管理方面的重要思想，值得我们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思考和借鉴。
其后与“三民主义”相联系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进一步明确并完善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治理思想，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与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一致的。
（二）毛泽东管理思想---富民强国
毛泽东管理思想侧重于建设强国，主要着作有《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管理思想所涉猎范围之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其根本目的都是对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追求。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体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中国现代管理的必然阶段。毛泽东认为，由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社会状况所决定，中国只能走一条符合特殊国情与社会实际的特定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主张“城市武装起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0）在“两步走”的实现过程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其不可跨越的过渡阶段，而其最终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规定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体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新民主主义的内涵、特征与逻辑贯穿于此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全过程与总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一化三改”作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即用1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两大转变”.以建设现代化和管理科学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逐步展开并随之深化。
中国式工业化道路，中国现代管理的核心内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要求党和政府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切实做好各方面的管理工作，使社会与经济管理客观、科学、适合、有效，否则，将直接影响政权的巩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建设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
应当说，1956年前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走自己的道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将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及其关系问题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十个重大关系之首，并做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整体思考，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1）认为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实质问题。在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认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12）这里，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苏联在国民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开辟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且正确的工业化道路的国民经济管理之路。可见，毛泽东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毛泽东晚年调查研究少了，对于当时的社会关系、阶级结构的变化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定位，逐步演化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成为中国现代管理及其理论的误区与错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实际上也是一场现代管理的失误与灾难。应当说，无论正确的管理思想还是错误的管理理念实际上都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批判其错误性的同时，关键在于要从中汲取教训，以引领和指导我们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与管理。
（三）邓小平管理思想---改革开放
邓小平管理思想侧重于改革开放，主要着作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深刻阐释了中国怎样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有特色、有逻辑、有实效的富民强国之路。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不仅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而且赋予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的生命。
初级阶段论，中国现代管理的历史定位。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探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有历史阶段，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阶段，是从一个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的阶段。科学认识我国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国情的特点有二“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13），“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4）。这些对于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把握，无疑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改革开放，中国现代管理的必然选择。在充分认识中国国情与历史定位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并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国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的必经之路。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一是调整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把握住比例和速度、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搞好综合平衡，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二是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并充满生机和活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行政体制改革，关键是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管理问题，无一不是现代管理的思路与战略问题。邓小平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解决我们党如何领导现代化建设，包括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对外开放，就是要让我国经济面向世界，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市场，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尽早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国现代管理的运行平台。“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遭到了巨大破坏，跌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尽快富民强国成为全党和人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导向的改革使得这些问题找到了出口，也使得中国现代管理有了适合的运行平台。邓小平在充分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与宏观管理的思路、战略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要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要在中国发展，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去完成本来应当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任务，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由之路是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为中国现代管理及其理论提供了运行平台与理论基础。
（四）江泽民管理思想---德法结合
江泽民管理思想侧重于社会稳定，重要阐述有“稳定压倒一切”“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三个代表”等，强调“法治”“德治”对于“稳定”的作用。江泽民社会治理思想中关于“德”与“法”的结合，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现代化建设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依法治国”,中国现代管理的基本要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6）可以说，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与社会，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的基本要求。法律以其规范与强制手段，对人们的行为与活动进行要求与管理，是一种硬约束。“依法治国”不仅在多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中国现代管理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依法治国”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新阶段，是实施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以德治国”,中国现代管理的精神保障。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7）“以德治国”就是要通过道德的“教化”作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调节与规范，是一种软约束。可以说，道德与法律是相生相存、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法律能够加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道德能够提高人们的素质水平，从根本上维护法律的强制性。道德是底线、法律是准绳。江泽民的“以德治国”思想，是更好地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的精神保障，为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五）胡锦涛管理思想---科学发展
胡锦涛管理思想侧重于科学发展及其可持续，重要论述有“两个务必”“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方式、方法、手段及其过程应是客观、务实、有效、持续、科学的，只有过程的科学才能确保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会偏离正确方向。
科学发展观，中国现代管理的基本理念与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其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换言之，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过程是不折腾。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战略，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指导思想。实现现代化必须用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不科学的理论只会继续再折腾。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最核心的意义在于把握好“发展”与“科学”的关系：既要科学发展，又要发展科学。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对于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管理方面的理念、认识与经验进一步归纳、概括、深化与升华，才能体现“科学化”的现代管理的本质诉求。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还很年轻，有待时代化、科学化、系统化、大众化，其自身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坎坷与挫折，增强客观性、科学性、有效性极为重要。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紧紧抓住“科学化”这一核心范畴，以“民生与发展”为主线展开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全部内容。
“八荣八耻”,中国现代管理的基本底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治理与管理，治理与管理也离不开道德思想的指引，只有以道德为前提与基础的治理与管理才是有理、有力、有序、有效的，才能使治理与管理目标得以圆满实现。胡锦涛概括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简称，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的是非线，他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18）“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既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界定了标准，也为中国现代管理实践划定了底线。有了这一底线，加之“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务必戒骄戒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践行不但具有正能量，而且有了广度、力度、深度与可持续性。
（六）习近平管理思想---筑就梦想
习近平管理思想侧重于实现“中国梦”,重要论述有“市场决定”“五位一体”“治理现代化”“解放社会活力”“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等，集中体现为“筑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全面吹响了治国理政的“集结号”.“筑梦理论”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内容与本质上是一致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筑梦理论”是涉及全局的理论，侧重于“怎么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侧重于“为什么这么做”.
“顶层设计”,中国现代管理的逻辑与要求。“顶层设计”源自工程术语，指最高层次的解决问题之道。习近平将“顶层设计”引申到社会治理与经济管理过程中，表明了现代管理的重要逻辑与基本要求。现代管理讲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传导，概括而言就是“顶层设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19）改革开放近40年来，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面临“攻坚战”.之前的“摸着石头过河”及“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式的改革程式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改革要求，这就是“顶层设计”的重要意义所在。通过“制度设计”“法律规范”“程序约束”等方式强有力地推动改革进程，才能取得实质性、创新性、持续性进展。“顶层设计”对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意义重大，当然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决定性”,中国现代管理的环境与平台。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是对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政府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重大理论突破。从客观考虑，“市场决定性”自然也就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管理的环境与平台，这要求社会治理与经济管理一定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要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要防止只注重市场而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从此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到现今的“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差，彰显出中国“市场导向”改革的坚决态度与经济体制转轨的巨大进展，同时也规定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架构与核心内涵。
“治理现代化”,中国现代管理的目标与愿景。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1）即“治理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现代化”.从“管理”到“治理”,主张协商民主、强调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的目标与愿景。相比于“四个现代化”充分凸显国家硬实力而言，“第五现代化”更加注重国家软实力，既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主体、组织、结构、模式与系统全方位的现代化；也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者素质、理念以及治理方式、方法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要求全面、科学、民主、有序、适合并有效。从统治到管制、管理到治理，治理现代化比以往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而言，则更显科学、文明与进步。
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协商民主”,中国现代管理的特征与方式。习近平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有事好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22）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时代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伟大进步。“协商民主”体现着非单一主体性、平等性、包容性、商讨性、相向性、监督异体性以及比“选举民主”更大的广泛性与民众性，是中国现代管理推进民主与科学管理的重要特征与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人民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民主形式，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通过平等对话、讨论与协商等进行决策，从而真正体现公民的意志，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协商民主”也体现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解放社会活力”,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质与目的。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23），精到地指明了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质与目的。近40年的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解放”---解放思想，到党的十三大“第二解放”---解放生产力，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三解放”---解放社会活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层面的活力不断得到解放、释放、增强与更新。现代管理的宗旨与本质是什么？就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通过现代管理的各种职责与传导功能，包括各层面、各环节的管理操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并努力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解放社会活力，一是政府活力；二是企业活力（主要是国企）；三是公民活力。可见，“第三解放”是全方位、全覆盖的。大到国家活力的解放，小到个人活力的解放，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蕴藏在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充分迸发，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提供充足的动力。当然，这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基本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位一体”,中国现代管理的布局与方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形成“五位一体”（24）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与治国方略，自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的布局与方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五位一体”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施“治理现代化”的体现，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有重大现实意义。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次明确作为执政党的治国理政大方略，开了“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先河。与此同时，习近平深刻指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5）首次从理论上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与民生的联系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新，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别开生面，新意多多。
“核心价值观”,中国现代管理的规范与准则。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新时期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新的凝练，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进行阐述，“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6），“三个倡导”规范了新时期新阶段道德与公德建设的现实着力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为中国现代管理提供了规范与准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选择的差异性与需求的多样性愈加凸显，从而更加需要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作用，引导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定价值取向、体现合约性的基本规范。无论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应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激励全体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建设而不懈奋斗。这不但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应当是中国现代管理及其理论的基本践行与不懈努力。
“四个全面”,中国现代管理的总体战略。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正式提出“四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是新时期新阶段新常态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总布局与总战略。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增列了全面从严治党，第一次为执政党规定了要求与路径，从而确保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无疑，“四个全面”也是中国现代管理及其理论的总体战略与实质内容。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现代管理的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现代管理的方式，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现代管理的关键，全面实现小康是中国现代管理的目的。
“一带一路”,中国现代管理走向国际。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7）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8），即“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新形势新常态开放与外交的大思路、大战略、大格局，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管理问题，是中国现代管理走向世界的体现。“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化合作发展的大理念，是中国与有关国家进行双、多边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化大平台。一方面，“一带一路”是关于交流、协作、发展、民生的模式与方式，同时也是开放与外交管控以及国际关系管理的思路与战略，因而不能不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与方面。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腾飞之路，又是造福相关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由此，中国现代管理及其理论走向了世界。
三、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意义
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其构建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思路与基本内容，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管理论的精神与实质，有助于系统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有助于客观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逻辑与方向，不断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丰富与进步。
构筑思路。无论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还是中国现代管理理理论的核心范畴，都可以从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中得以体现。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管理思想，以民生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和核心；到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强调建设伟大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及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战略，对内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实行开放，走共同富裕之路；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直到习近平有关“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无不体现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民生与发展”这一理论主线的内涵和以“科学化”作为核心范畴的基本精神。正是有代表人物一系列管理思想对民生与发展的阐释与追求，以及代表人物管理思想的日益科学化，才构筑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思路与内容。
引领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体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与影响，执政党的理念、思路与战略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事业的成败，其领袖人物对当政时期及其后的主体思想或主流思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引领着此时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与内容取舍，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对于当时管理思想的影响都是难以磨灭的；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应与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基本内容应符合执政党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所设定的规范与目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体不可能脱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管理思想而发展，也不可能全盘都是对于执政党领袖人物管理思想的解读，但其代表人物管理思想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引领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奠定内容。依据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以及代表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看，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往往奠定了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西方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思想因为社会情况的不同一般成为其管理理论的主体或主流。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管理思想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最早内容。当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准备时期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形成时期的重要理论前导也应被纳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早期研究与内容中来，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实现形式诞生了；紧接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实现形式邓小平理论也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实现形式的习近平“筑梦理论”也初成体系。这些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作为各自思想及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内容。
所有这些，均表明考察、认识、理解与研究不同时期重要代表人物管理思想之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学术意义以及之于实现新阶段新常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意义。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页。
（2）（8）（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第331页、第445页。
（3）《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6页。
（4）（7）《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9页，第320页。
（5）（6）《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页，第12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11）（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页，第400页。
（13）（14）（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第126页，第373页。
（16）（1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第196页。
（18）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8页。
（19）（24）（27）（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第10页、第287页、第292页。
（20）（21）（2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第23页，第16页。
（2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讲话，习近平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25）习近平2013年4月视察海南重要讲话。
（2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参考文献：
[1]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6）。
[2]王毅武。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3）。
[3]王毅武，李晓琳。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1）。
[4]王毅武。论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定位与实现形式---兼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J].琼州大学学报，2011,（1）。
[5]王毅武，吴磊。论孙中山以来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5）。
[6]陈丕衡，张静。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1）。
[7]皮永华，陈哲。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2）。
[8]王毅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2）。
[9]王毅武。论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质与特点[J].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1,（5）。
[10]《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