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皮日休是生活在唐朝末年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文人，他的很多作品早已失传，能代表其文学最高成就及其思想的便是其自编集---《皮子文薮》。皮日休借《皮子文薮》这部自编集向后世传达其推崇的思想观念，进而全方位展示了晚唐时期的文学风貌。从皮日休《皮子文薮》的教育观念、道统观念以及文学观念可窥见文集所蕴含的思想内蕴。
关键词：《皮子文薮》；皮日休；思想内蕴；时代新解
皮日休是晚唐时期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诗歌上皮日休推崇白居易，诗歌多为和陆龟蒙等的唱和之作，表达了二人渴望散淡自处、归于自然，过着其乐融融、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的理想。而其散文则多用借古讽今等手法来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其代表作品《皮子文薮》则是皮日休本人于懿宗咸通七年自编的一部诗文集，其在“自序”中称文稿“蘩如薮泽”,因而命名为“文薮”.
《皮子文薮》共分十卷：第一卷赋，第二卷讽悼，第三卷文，第四卷碑铭赞，第五卷文论颂序，第六卷箴，第七卷、八卷杂着，第九卷书，第十卷诗歌。其内容丰富且有条理，各体兼备，全方位展示了晚唐时期古文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向。《皮子文薮》中的文章代表了皮日休的最高成就，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仅指斥了当朝政权缺失之处，且抨击君主专权之害，反映民生疾苦，表达自己的教育观念、道统观念、文学观念等。皮日休的诗文，辞藻虽不甚华丽，但却平淡而真切，别有一番风味，染上了晚唐的现实主义色彩，真实而全方位地反映了那个昏暗动乱的年代，诗人对社会灾难、民生疾苦、时局动态的关注。
一、教育观念
《皮子文薮》反映的最鲜明的思想当属皮日休的教育思想。皮日休出身于平民家庭，祖上几代务农，从小便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生活和成长的时代正值大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统治者荒淫无道、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皮日休一边以笔为刃，揭露狂征暴敛，关心百姓疾苦；一边将眼光投向寻求维护统治者政权、摆脱社会危机的治国之策，而一直为其所推崇的儒学则被他视为治国良策。
在他看来，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源在于儒家思想及其规范的失落和“异端”（指玄学、佛学、道学诸学说）思想的猖行。所以，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必振儒学，而教育是振儒兴国的重要手段。[1]他认为，儒学是经历代君王验证过的治国之本，正如其在《鹿门隐书六十篇并序》中写道：“仲尼修春秋纪灾异，近乎怪；言虎贲之勇，近乎力；行衰国之政，近乎乱；立祀祭之礼，近乎神。将圣人之道，多岐而难通也，奚有不语之义也？”[2]这句话强调了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和发扬这种思想的必要性。所以他在《请孟子为学科书》中主张“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3]由此我们得知，皮子主张科举考试中以《孟子》为主，把《孟子》提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认为孟子及其学说不偏离圣道，要尊崇并予以发扬光大。
由于《皮子文薮》是在皮日休入仕参加起义军之前写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对挽救唐王朝抱有幻想，从中能够读出皮日休在教育方面特别赞同韩愈的治学之道，他在《原化》中提出，自孟子“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_视，诟之于千百人内”,而�I卫着儒道，并“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4]他极力追捧韩愈的学说，认为韩愈是掌握儒学治学的唯一人，所以，要倡导正道，化民成俗，必设学立教。而设学立教，又必以儒学为教育内容。他主张要把韩愈的言论列入典籍，纳入太学课程，“以释圣人之辞，笺圣人之义。”[5]他说：“吾欲以明哲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数。吾欲以正讦之道兮，进忠贤而退奸竖。吾欲以醇酿之化兮，反当今而为往古。”竭力追随韩愈的“复古”主张。
在皮日休看来，教育不仅包括在学术上的教育更加包括道德教育问题。他赞同儒家学说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修身观念，在《皮子文薮》第九卷中的《鹿门隐书六十篇并序》中提出“夫知道，然后能修，能修，然后能圣。”[6]他推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提倡以德为本，认为有才无德之人，也仅仅是刁才和异端之人，心不善而行乱，都是有欠缺的。在《皮子文薮》中，他主张，人不应该只满足于“小善”“小才”,而要不断地“修人德，长大才”,只有这样才可以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德才兼备更重要的是要品行端正如一，坚决不能见异思迁，有所动摇。就像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赞美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他认为，当一个人处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做到洁身自好，身正心净，那么即使条件变得优越了，也不应该背离原来所具有的美德。在《鹿门隐书六十篇并序》中写道：“洁者，不观其穷，观其富也。慎者，不观其危，观其势也。苟当穷能洁，当危能慎，戒也，非真也。”[7]可见，皮日休的教育观念在品德方面认为，在人穷时廉洁，遇危慎重小心就认为此人品行高尚，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不过是人的一种本能罢了，更重要的是他是否在生活优越、处于优势的时候仍然能够恪守“洁”“慎”,只有这样才可以说他品行如一。
在《皮子文薮》中提出了较为新颖的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家庭教育，与当下社会时代风气紧密结合。他认为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父母要按照子女自身发展特点来进行，类似于儒家提倡的“因材施教”,要“顺其性”,对子女宽容慈爱。在《原亲》中他提出，“家法严而少恩，亲贤必刑，泯灭子女天性，丧失仁爱”[8]这些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他同时也很赞同孟子的“易子而教”,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希望教育顺乎自然，遵从天性的观念。
皮日休在教育思想上坚定不移地�I卫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他倡导韩愈学说，不仅为当世之用，为儒学复兴，为今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他的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吸收玄学、佛学等学派的积极因素，从而为缓和阶级矛盾，重振儒教，振兴朝纲，为朝廷不断输入有用人才、新鲜血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道统观念
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中不仅表达了鲜明的教育思想，更通过对儒家学说的鼓吹和发扬，表达了他一以贯之的道统观念。皮日休在其教育思想中大力主张民本主义，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人推崇孟子及其理论主张，但孟子的着作《孟子》却并未被列入当时的官订教材之列。然而皮日休特别强调了虽然《孟子》不是经书，但其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却与经学的精神不违背。正如他在《请孟子为学科书》一文中指出：“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又率于子者，则圣人之盗也。”[9]又如“伏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苟若视也，不谢汉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圣化无补，则可刑其言者。”[10]
在皮日休看来，孟子所提倡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商汤、周武的统治方式相同。他从统治者的角度阐述了《孟子》思想虽然有“君轻”,但其轻的是昏庸无道之君，其阐述的学说虽然深奥，但其思想“功利于人亦不轻”.他认为，在当时那个国家衰败之际应该“救时补教”,使儒道可行，圣化可补，并能有效地抵制庄、列等荒唐、方外之言的困扰。在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中，皮日休表达其通过文道合一、树立权威等方法来重新弘扬已经处于劣势的儒教道统。他觉得，自己所处的朝代之所以会走向衰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儒家所倡导的传统思想观念、道德秩序被破坏、被遗忘，而只有恢复儒家道统，重新建立中央君主的权威，整肃道德风气，将已经歪曲的伦理纲常摆正，并以恢复儒家伦理纲常为己任，传达自己的道统观念。对此，他推崇韩愈的复古观念，以及因此而给自己所作文章带来的巨大借鉴意义。
他在《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中指出：“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造化，补时政，系公之力也。”[11]他主张学习韩愈誓守道统的坚定决心和突破传统束缚的勇气，来坚持最正统的“儒术之道”,坚持孔孟学说。
皮日休赞同庄子的性善论，他认为人性中存“真”,因而恢复人的真诚本性是义不容辞的，要坚守善良，相互信任。在《相解》中，皮日休提出，“噫！立形于天地，分性于万物，其贵者，不过乎人乎！”[12]由于社会的复杂变化，所以人会在现实社会中受到影响，会有很大可能与皮日休所推崇的“善”背道而驰，故而让百姓受到教化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需要，而此时，文道合一就变成一种需求。
皮日休认为，要坚持文道合一，保证民化的顺利进行，除了要奉行儒家传统文化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追随圣贤之人的品行，学习和仿效圣人的言行举止，为此他特别提出了践行的标准，如在《原化》所云：“圣人之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其质也，道德仁义；其文也，诗书礼乐。”[13]他坚信，要想大治天下，恢复礼乐至关重要，因而守礼是他心目中的不二选择。身教言行并且潜移默化地对百姓施以教化，将二者协调一致，方可让百姓返璞归真。
这种思想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更深刻地体现在对百姓的教育中。皮日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将自身文道合一，达到文学和思想上的切合。统治者要对百姓开诚布公，不欺不骗，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仁政德治，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凝聚众民心，而不是像前人那样，仅仅以口头教化做幌子。皮日休在强调人性本善的同时并不否认人性中恶的存在，但他建议统治者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皮日休将文纳入道的系统之中，他认为，文必须有政治内容，要可以经世致用。他在《自序》中说得更为明白，他宣示《文薮》诸篇，“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这种为文的态度，正和“缘事而发”以及“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相呼应。[14]他认为只有这样，将优雅的语言文字和统治者所实施的道统思想相结合，进而才能将道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文学的本质远远超出文学本身所有的书面形式和其借文字传达给读者的思想内涵，作为教化百姓传达观念的载体，文学应该承担起肩负天下苍生的使命，与道相统一，并树立自身所具有的权威，让天下有识之士时刻不忘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皮子文薮》这部自编文集中，皮子借助自己的书或讽悼等文学形式向当世政权统治者以及和他有着相同志向的文人墨客全力表达这种一以贯之的道统观念。无论是其讽喻的杂文还是歌咏唱和的诗歌作品，他都能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地发出自己渴望重建道统的最强音，为实现自己建功立业、报效朝廷、重振朝纲的决心与勇气。
三、文学观念
皮日休生活在晚唐时期，当时淫靡文风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而皮日休借着古文革新运动的东风，面对这动荡的现实社会，创作了一系列的讽刺小品文来针砭时弊，讽喻现实，而在诸文人提出的文艺理论中，皮日休的成就较为突出。他推崇的儒学之术、道统和文统等思想观念都与韩愈相近，他的主张以批判现实为主，借而以“文”为手段来推广自己的学说。他在《读司马法》中写道：“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乎？汉魏尚权，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15]字里行间，他充分肯定了百姓生活的正当权利，虽然他肯定韩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方面的主张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规定，但皮日休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人性化的主张，他以激昂的笔调讽喻时弊，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进而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
因为皮日休在政治上提出“民本”思想，因而在其文学主张上他与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所倡导的文学思想非常相像，他非常欣赏白居易的主张和诗歌创作风格，在《白太傅》中，他赞扬道：“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天下皆汲汲，乐天独怡然。天下皆闷闷，乐天独舍游。高吟辞两掖，清啸罢山川。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仕若不得志，可为龟鉴焉。”[16]他全面肯定了白居易的主张，借对白居易的政治抱负、人生想法、文学作品等方面的肯定，进而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人生抱负、文学创作原则等。皮日休的小品文虽多为针砭时弊、讽喻时政之作，但其诗歌却多是和陆龟蒙等人的唱和之作。虽然有人评论说“这些唱和诗自然只是玩弄技巧、掉书袋的，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爱在诗歌中发议论、说道理，而缺乏生动鲜明的形象；又好用典故和硬生词句。”[17]后人对他的这部分无聊的类似文字游戏的“杂体诗”“唱和诗”都持有批判的态度，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更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纵然这些作品可能某方面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
在初唐时期，韩愈就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复古主张，对当时那个盛行绮靡诗风的文化风气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这种文学复古主张思想所带来的一股清凉之风并没有持续太久，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文学主张，但是到了晚唐时期，皮日休却一反当时的时代大潮，坚定不移地跟随着韩愈的脚步，不仅赞同其“文以载道”的主张，更加大力赞赏其“不平则鸣”的学说。虽然这种思想在当时昏暗的社会背景下是逆流而上的行为，但面对当时残酷的政治环境、动乱的社会环境以及那个提倡绮靡的文化环境的阻挠，皮日休正是从这一系列大背景出发，坚定不移地发扬自己以儒学为主的文学观念。
他在《文薮序》中提出了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观念：“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继，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18]表达了他赞同韩愈的“文以载道”之说，并将它进一步发扬成“文以致用”的主张。由于皮日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人，故而他推崇《诗经》的现实主义手法，并且多方面加以学习，并仿效于《诗经》。他学习《诗经》的多样化艺术风格，并且将这种风格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他的《皮子文薮》十卷中就能体现出来。“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H从浮艳诗，作得典诰篇。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19]
皮日休的诗文理论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文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宋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系列的理论基础，他所提出的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等方面对前人观念的拓展和创新，创造出了丰富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其文学理论主张在晚唐诗文革新运动中起着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作用。
皮日休的自编文集《皮子文薮》在内容上全面反映了唐朝末年逐步走向衰亡的过程和历史趋势。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同时也表达了对百姓民不聊生的同情，并提出了相关的治世之道来警示君王。由于皮日休一生留下的着作皆已失传，故而《皮子文薮》成为考察皮日休教育观念、文学观念、道统观念等其他观点想法的主要依据。由于《皮子文薮》创作时期处在皮日休入仕参加起义军之前，所以皮子在其着作中表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挽救唐朝末年的危亡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更加张扬儒家的思想，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并寄予崇高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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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彭庭松。《文薮》道统观新论[J].鲁行经院学报，2003（1）：122.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