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统计发现， 送别类作品是岑参着力创作的一类作品。通过细读这些作品， 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形式上， 岑参喜用“三部式”或“两部式”惯例结构全文；内容上， 作品中文字的书写、典故的使用以及意象的选择等内容都显示出特征鲜明的创作路数。通过联系时代背景并梳理诗人生平行藏， 可以发现岑参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其作品形成程式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送别诗； 程式化； 岑参；
一、引言
对于岑参的诗歌作品， 学者大多关注其“雄奇瑰丽”的边塞诗作， 而对其送别诗创作关注甚少。经过统计， 《全唐诗》收录岑参作品共有388首， 其中送别作品就有130首之多， 可见送别诗是岑参着力创作的一种诗歌题材， 应给予相应的关注。通过细读这些作品， 笔者发现其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程式化倾向， 并认为这种程式化倾向或与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密切联系。
二、岑参送别诗创作程式化的具体表现
（一） 形式的程式化
对诗歌结构的关注， 古已有之， 而今人更甚。古有《文心雕龙·章句》：“启行之辞， 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 追媵前句之旨。”[1]1245将文章分为开头 （启行） 、中部 （中篇） 、结尾 （绝笔） 三部分。今有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认为唐代律诗普遍存在一种“三部式”结构惯例， 即唐代律诗大多“由主题、描写式的展开和反应三部分构成”[2]8.这些对诗歌结构写法方面的探讨， 体现着古与今、中与外的不同学者对诗歌结构的重视与强调。在细读岑参的送别作品后， 笔者发现其作品在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程式化特征， 具体包括“三部式”与“两部式”两种结构。
1 “三部式”结构
岑参送别诗中的“三部式”结构主要以赋笔叙事为主， 即以赋笔开篇， 首联、颔联介绍相送之人， 包括友人的姓名里贯、生平行藏、得意神态或失意情状等内容；颈联以描绘与主题相应的景色为主， 以丰富的景色描绘振响全篇， 唤起读者的感情；尾联则按照送别原因的不同， 或慰其仕途蹭蹬， 或期以平步青云。
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 （得阳字）
双凫出未央， 千里过河阳。
马带新行色， 衣闻旧御香。
县花迎墨绶， 关柳拂铜章。
别后能为政， 相思淇水长。[3]657
作品的前两联先摹状友人新近授官的得意神态， 首联用典对已经得到官职的友人表示祝贺， 颔联则从友人的服饰与坐骑着笔， 以“新马香衣”侧面点出友人新近授官的得意神态。颈联以拟人的手法写元城景色对友人的欢迎与期待， 看似写景， 实则以景物对友人的欢迎来夸赞友人的工作能力。尾联抒情， 先是劝诫友人勤勉为政， 后以寄托自己对友人的思念之情结尾， 意味渊永， 饶有韵味。
2 “两部式”结构
除了符合“三部式”结构外， 岑参还创作了一部分符合“两部式”结构的作品。所谓“两部式”结构， 实际上是“三部式”结构的浓缩， 即前两联写景开篇， 后两联叙事结尾。
送杨子
斗酒渭城边， 垆头耐醉眠。
梨花千树雪， 杨叶万条烟。
惜别添壶酒， 临岐赠马鞭。
看君颍上去， 新月到家圆。[3]467
作品的前两联描绘送别场景， 首联点明送行地， 颔联则形容周围景色， 以梨花怒放、杨叶吐絮渲染烂漫多姿的送别春景。后两联叙事， 颈联为友人“添酒”“赠鞭”, 表现出作者的不舍以及对友人的期许， 最后以作者远望抒怀结尾， 余韵绕梁。全诗前两联写景， 实际上是借景烘托， 抒发情感， 情感郁积到极致， 亟待勃发之时， 作者通过颈联“添酒”“赠鞭”、尾联伫立遥望的形式， 将这股浓郁的感情压制下来， 仅以伫立眺望的形式寄托自己的思念， 造成意味渊永的表达效果， 读后更觉意味无穷。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盛唐大家， 称高岑、王孟……岑七古间有杰句， 苦无全篇， 且起结意调往往相同， 不见手笔。”[4]65初次阅读上述作品， 笔者还能够体会到作品隽永的魅力与深情的特质， 但是随阅读数量的增加， 这类诗作的程式化倾向不仅使作品丧失了浑融一体的美质， 还使作品语言苍白无力， 语句呆板凝滞， 继而丧失了艺术感染力， 作品的价值也随之下降。
除了形式方面， 岑参的送别作品在内容方面也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倾向。
（二） 内容的程式化
正如明人许学夷所言：“五言律， 高语多苍茫， 岑语多藻丽……岑则句意多同。”[5]157-158岑参的送别作品在内容上也极具程式化， 主要表现在诗眼、典故的反复使用以及意象的重复选择方面。
在岑参的送别诗中， 关键词经常反复使用， 如在赴任而别的作品中， 作者必用“绶”“印”“袍”等字摹状友人新近授官的得意神态：
潘郎腰绶新， �上县花春。 （《送李郎尉武康》）
花绶傍腰新， 关东县欲春。 （《送秘省虞校书赴虞乡丞》）
草羡青袍色， 花随黄绶新。 （《送张卿郎君赴硖石尉》）
春草迎袍色， 晴花拂绶香。 （《送郑少府赴滏阳》）
通过梳理可见， 诗人对“印”“绶”“袍”等字眼的使用可谓不厌其烦， 如此反复使用， 一是为了点出友人新近授官的事实， 点明题目， 二是以“青袍”“金印”“黄绶”等字眼描摹友人得意的神情与姿态， 大有奉承、恭维之意。
“用典隶事”本来是送别作品中的一大特色， 诗人可以借助相应的典故抒发自己对友人的情感， 但在岑参的送别诗中， 有些作品所用典故反复出现， 如作者常用“飞凫”“五马”“驷马”等典故点明友人新近授官的事实：
凤去妆楼闭， 凫飞叶县遥。 （《崔驸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得苗字） 》）
千家窥驿舫， 五马饮春湖。 （《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
使君五马天半嘶， 丝绳玉壶为君提。 （《西亭子送李司马》）
驷马辞国门， 一星东北流。 （《送颜平原》）
其中“飞凫”典故原指县令乘飞鸟面见皇帝的逸闻传说， 后以此代指县令；“五马”典故出自汉乐府诗《陌上桑》， 后多以此代指官员；“驷马”指古代尊贵者乘坐的马车， 后以此表示地位显赫的人。这些典故在岑参的送别作品中大多都是为点明题旨而服务的， 使原本坦白直露的阿谀之意能够以委婉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过于频繁地使用却使作品的可读性及其艺术价值有所下降。
宋人姜夔在《白石诗说》中讲到诗歌的结构写法时说：“作大篇， 尤当布置：首尾匀停， 腰腹肥满。多见人前面有余， 后面不足；前面极工， 后面草草。不可不知也。”[6]9可见古人对律诗的腰腹部分， 即律诗的二三联是十分看重的。通过细读岑参的送别作品， 笔者发现其作品的二三联大致可划分为“送迎模式”与“秋蝉模式”.
所谓“送迎模式”, 是指作品中存在的以拟人化手法写就的“景物迎送友人”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大量出现在送别友人赴任的作品中。比较明显地突出“迎”字的， 有“县花迎墨绶， 关柳拂铜章” （《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 （得阳字） 》） 、“海云迎过楚， 江月引归吴” （《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 、“春草迎袍色， 晴花拂绶香” （《送郑少府赴滏阳》） 等。字面上没有突出“迎”字， 但构思与前者相仿的， 有“县中饶白鸟， 郭外是黄河” （《送崔主簿赴夏阳》） 、“千家窥驿舫， 五马饮春湖” （《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 等。这类“送迎模式”一般是作者遥想友人即将抵达的目的地景色， 或为友人描摹赴任后的生活图景， 以清丽淡雅的风格描写目的地景色， 显示出作者对友人赴任后的期待以及艳羡之情。
“秋蝉模式”多见于因干谒、漫游、下第而别的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 作者因感于友人前途未卜、分别距离较远、离别之后难以再见等因素， 所以多在作品中加入“秋”“蝉”或与其相近的提示时间与物候的词语， 在突出友人前路漫漫、旅途艰辛的同时， 为整首作品平添几分辛酸的意绪。如“野店愁中雨， 江城梦里蝉” （《送陕县王主簿赴襄阳成亲》） 以“野店”遇“雨”的辛酸处境， 突出友人旅行途中的寥落失意的感受；“出关策匹马， 逆旅闻秋蝉” （《送颜少府投郑陈州》） 以“逆旅闻蝉”凸显出友人投书干谒时的艰辛与苦楚；“匹马关塞远， 孤舟江海宽。夜眠楚烟湿， 晓饭湖山寒” （《送李翥游江外》） 以途中“湿”“寒”的感受， 凸显友人漫游江外时的辛苦。
梳理岑参的送别作品， 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程式化倾向。近年来有学者曾对造成这类程式化特征的原因进行探讨， 认为是唐代送别宴饯传统导致诗人不得不探索出一种快速作诗的模式， 以免因作诗较慢而遭受惩罚。此论有一定道理， 但其应用范围较窄。笔者细读岑参年谱， 认为可以从岑参的身份入手， 解释其送别作品出现程式化倾向的原因。
三、岑参送别诗创作程式化的原因分析
文学作品出现程式化倾向的原因， 与创作者频繁创作此类文学作品有关， 而作者频繁创作此类文学作品又受时代的影响。所以， 造成岑参送别诗程式化倾向的原因似乎可以从唐代送别诗的兴盛与岑参着力创作送别作品两方面来说明， 前者是岑参送别诗出现程式化倾向的时代原因， 而后者则是影响岑参送别诗出现程式化倾向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创作何种题材作品可能是受时代影响， 而如何创作这类作品则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果。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旅行、离别之作， 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7]143有学者统计， 《全唐诗》有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 其中送别作品大概有五千首之多， 足见送别作品是唐人热爱创作的一类作品。造成唐代送别诗兴盛的原因有很多， 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唐人喜好创作送别诗的传统大概是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产生的， 岑参也有可能受此影响。这一点诸多学者都有专文论述，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在此笔者仅讨论造成岑参送别作品程式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岑参的身份认同。
身份本是社会学名词， 意为“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一个位置”[8]113, 其按照获得的先后顺序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先赋身份， 一类是自致身份， 先赋身份是指个人出生时受遗传及其家庭因素影响获得的社会身份， 自致身份是指个人通过努力奋斗获得的社会身份。作家在获得每一类身份后， 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即身份认同， 这种对身份的认同通过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旨趣以及观察社会的视角， 同时影响其艺术创作。
借用西方的“前理解”理论来说， 在作者获得对生活的全面理解之前， 身份因素必然会影响作者对生活的前理解 （这种前理解通常以期望、义务、责任等形式出现） , 限制作者观照生活的视域， 影响作者对生活的理解， 继而影响作者的文学创作。从这一层面来讲， 身份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岑参而言， 专情于送别诗创作可能是受唐代送别诗创作传统的影响， 但真正创作专属于自己的、具有鲜明程式化倾向的送别诗， 是受其身份影响所致。
岑家因参与政治变革， 遭受灭顶之灾， 家道衰微破落， 所以岑参早年就过上了贫寒艰辛的生活。从《感旧赋》记载的“志学集其荼蓼， 弱冠干于王侯”“我从东山， 献书西周， 出入二郡， 蹉跎十秋”[3]437可以看出， 出身于贫寒之家、获得了寒士先赋身份的岑参很早就过上了为谋求仕进而干谒诸侯、交游名士的生活， 而正是这种干谒的尝试， 使得岑参“幸逢时主之好文， 不学沧浪之垂钩”.也许是受贫寒身份的影响， 岑参逐渐形成了好与人交往的习气， 而这种习气自然使其经历了许多分离聚散的场景， 为岑参大量创作送别作品提供了客观条件。
岑参在成年之后， 曾担任过的官职也对其作品产生了一些影响， 即自致身份对其作品的影响。出塞北庭期间， 岑参取得了北庭节度判官、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等自致身份， 在这些自致身份中， 监察御史一职虽然官位品秩不高， 但作用相当于皇帝耳目， 权限很大。《唐会要》称， 监察御史在分察地方时， “州县祗迎， 相望道路， 牧宰祗候， 僮仆不若”[9]1346, 可见担任如此要职的岑参， 自然受到边塞同僚们的迎合与奉承， 也就有了丰富的交际机会， 进一步为其创作送别诗提供了条件， 岑参在此期间， 创作了大量的送别作品。
公元759年至761年间， 岑参被贬虢州担任长史一职， 在此其间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送别作品。“长史”一职， 据《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记载， 此官职“多以位置闲散与贬谪官员”[10]212, 所以这份工作可算得上是一份清闲的职位。这一时期的岑参， 或与诸公同游别业 （《春半与群公同游元处士别业》） , 或侍宴于虢州西亭 （《虢州西亭陪端公宴集》） , 或者干脆弃置俗务、徜徉山林之间 （《林卧》） .可见， 此时期的岑参由于官职清闲的原因， 多尚交游风气， 而正是这种频繁的交游， 使其经历了更多的聚散离合的场景， 也就为其创作送别作品带来了客观条件。
岑参的先赋身份带给其交际的习惯， 使其拥有了许多交际离别的现实条件， 而自致身份的获得， 又进一步延续了这一现实条件。可以说， 正是岑参先赋身份、自致身份的影响， 使其面对许多送别离合场景， 也就有了大量创作送别作品的条件。在岑参进士及第至第一次出塞期间 （744-748年） , 共创作11首作品， 其中送别作品有8首；在岑参第一次自塞上返回长安至第二次出塞间 （751-753年） , 共创作24首作品， 其中送别作品有15首；在岑参第二次出塞期间， 共创作31首作品， 其中送别作品有14首；在岑参被贬虢州时期， 共创作43首作品， 其中送别作品有22首。
可以看出， 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送别作品都是岑参着力创作的一类文学题材， 其创作数量之多、创作频率之高， 或许是导致其送别作品出现程式化倾向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 为了更好地应对频繁的送别场面， 诗人必须在诗的结构、语言甚至典故的选择与组合等方面都总结出一定的路数， 以实现应酬交流的最佳效果。
四、结语
诗是语言的舞蹈， 是自由创作的典范， 而形式与内容的僵化都是对诗的审美层面的暗伤。但送别作品是重视接受的一种文学类型， 送别诗的主要功用是要作者在短时间、短篇幅内传达出对友人离开的不舍和挽留的情绪， 这就要求送别诗的创作者需要照顾到读者也就是接受者的能力是否能够接收到这样一种“信息”, 因此， 岑参以一种程式化的结构与内容架构全篇来创作送别作品， 这或许会使诗作在审美方面的价值大打折扣， 但这无疑也是符合诗人的创作初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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