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心雕龙》中“体”的概念有着多重的内涵， 其文体论在全书中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刘勰在文学批评中遵循“通辩”的思想， 由此可知刘勰的文体论深受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善于考镜源流， 注重发展趋向， 时代性的特征有迹可循。
关键词：《文心雕龙》； 文体论； 时代性；
《文心雕龙》在文体论方面有着十分清晰而严密的理论体系， 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集大成者，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以及《辩骚》中所论文体， 代表了魏晋时期文体分类的基本情况， 也代表着中国文体学在魏晋时期的兴起和不断成熟。《文心雕龙》中， 其“体”之含义覆盖甚广， 文体论渗透全书。本文旨在将刘勰文体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纵向放在历史中， 探究刘勰在文体论构建过程中展现出的时代性。
一、刘勰“文体”概念之辩
在“龙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其研究的主要方向一直专注于刘勰的创作论和批评理论， 关于文体论的研究价值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广大学者的发掘和认可， 研究过程中不断出现有争议性的论点， 最初的问题焦点在于《辩骚》篇是否应划入文体论之中， 发展至今， 学者们则开始对《文心雕龙》中“文体”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有了较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是注重文体客观之体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中提到：“盖刘氏分析文章体制， 其大旨有三：以文笔分类……以性质别体……无可分者则别为一类。”[1]150郭先生没有对文体进行明确的界定， 但可以看出其对文章体制的划分还是以文章的形式为基本界定。龚鹏程认为文体是“语言文字的形式结构， 是客观存在， 不与个人因素”[2]70-71.詹�A在《文心雕龙义证》中对“体”一字进行辨析， 认为“体”在《文心雕龙》中是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 有着三种内涵：一是“体类”之体， 即所谓体裁；二是“体要”, 即所谓“体貌”;三是“体性”之体， 体性虽也属于体貌之类， 但隐含的是作者的个人性情和风格[3]106.徐复观说：“文体……要先将外在的体裁加以内在化， 化为自己的性情， 再把它从性情中表现出来……题材的要求、目的已经不是客观的， 而实已成为作者情性的要求、目的， 并通过作者的才与气而将其表达出来。”[4]135-137这对刘勰文体论的认识是十分超前的， 这种全新的解读， 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作者和文人的主观关注， 尤为注重作者性情在文体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童庆炳据此理论提出了《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四层面说”[5], 他认为“体制”“体要”“体性”“体貌”四者是处于同一个层面的不同方面， 既而可以看出刘勰文体论所囊括的内容远不止《明诗》至《书记》二十篇， 也包含有关“体性”和“体要”内容的创作论部分， 这样的理论将刘勰文体论的覆盖面扩大到《文心雕龙》全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勰的“洞晓情变”是为了解作者主观性情方面的变化， 强调“曲昭文体”则是要求作者掌握文体的客观规律与法则， 文体创作和变化其实是为了做到情感表达与文体法则的统一[6].
在文论家不断论证和新观点的提出过程中， 对刘勰文体论的理解也不断深入， 争论的焦点也一直是文体论中有关文类和才性的不同理解。这些灼见都是进一步研究刘勰文体论的重要理论支撑。
二、刘勰文体论的“当代”性
这里的“当代”指的是刘勰生活的六朝时代。研究刘勰的文体论， 先要探究刘勰构建其文体论过程中的主观目的性以及时代环境对他的影响。
从《序志》中可以看出，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出发点一开始是为了“树德建言”“敷赞圣旨”;而后文“而去圣久远， 文体解散， 辞人爱奇， 言贵浮诡， 饰羽尚画， 文绣�Q��， 离本弥甚， 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 乃始论文”则表明刘勰愿意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论“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改变当时“言贵浮诡”“离本弥甚”的浮靡文风[7]453.而《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 即广为认知的“论文叙笔”部分的二十篇文章是全书尤为关键的部分， 没有文体论就没有创作论、鉴赏论等， 也就没有文之枢纽， 没有《文心雕龙》[8]49.因而这两个写作目的也可以看作是刘勰创作文体论的目的， 是基于改变当时文风的浮靡， 与时代是密切相关的。
刘勰所处的宋齐梁时代， 政权更迭， 社会动荡， 豪门世族占据着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中心地位。刘勰出身并非显贵， 因而他迫切希望通过“论文”以实现“树德建言”的人生目标。
另外， 刘宋时代， “文学”开始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 “中国文学， 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 未尝别为一科。……具以‘文学’特立一科者， 自刘宋始”[9]62.刘勰选择研究“文章之用”的方向， 是因为文体这一概念在刘勰所处的时代是有现实价值的， 当时的文风流弊日益严重， 文学创作大多追逐新奇， 看重浮靡， “形式”“讹滥”之风盛行， 刘勰全面周到地研究各种文体， 意图挽救当时的文风流弊。
在刘宋之前论及文体的书中， 《典论论文》仅谈到八种文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涉及十种文体， “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 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 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 论精微而朗畅”;挚虞《文章流别论》涉及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伴随着刘宋时期“繁文缛节”的时代风气， “笺”“启”“碑”“志”以及“谐隐之文”等多种文体得到繁衍和发展， 原来这些论文体的着作所覆盖的文体已不再完备， 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 因而刘勰详论文体，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顺应时代的要求。
三、刘勰文体论的时代性特征
文学是反映时代的， 时代的变化也会影响文学的变化。在刘勰之前， 有部分文论家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的事实， 但他们还没有能够把文学内容的变化与社会时代的发展联系起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作家的才性是文章的决定因素， 并没有谈到环境和社会时代对作家的影响， 而“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则只是针对具体文体的文学风貌所作的描述， 是一种零散的、片段的描述[10]91.刘勰则在此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其《序志》篇中说：“若乃论文叙笔， 则囿别区分， 原始以表末， 释名以章义， 选文以定篇， 敷理以举统， 上篇以上， 纲领明矣。”[7]456这种“原始以表末”的叙述方式以及刘勰“溯源以鉴今”的意图， 是从文体的发生和发展中来看其主要特色， 体现了刘勰在对各个文体的发展历史梳理过程中的时代意识。另外， 刘勰承认作家才性的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刘勰明确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变化， 主要是外界社会环境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学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即“故知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原始以要终， 虽百世可知也”[7]456.
首先， 刘勰文体论的时代性特征， 体现在他对文体的溯源过程中。《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中， 刘勰一共论述了三十四类主要文体的发展演变， 这些文体大都产生于礼乐文明的土壤中， 且大都以实用性的功能而类分， 施用于特定的场合， 实现特定的目的， 对国家、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11].对于这些文体的溯源， 刘勰“文源五经”的基本思想贯穿全书， 一方面是遵从“五经”以及儒家经典思想来创作， 另一方面便是以“五经”为各个文体写作的规范和效法的标准。后文“故文能宗经， 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 二则风清而不杂， 三则事信而不诞， 四则义贞而不回， 五则体约而不芜， 六则文丽而不淫”[7]30-31则再次把“宗经”的思想细化到文章的“体”, 这其中“体有六义”的“体”, 涵盖的不仅是文章的范式和类别， 也包含了“体性”“体要”“体义”等几方面的内容。
其次， 刘勰文体论最重要的时代性特征则是体现在对各文体发展演变的论述过程中。《文心雕龙》中论及文体的篇章中， 往往不单是辨别其文体， 而差不多是成了一篇篇小规模的分体“文学史”.在此应提及童庆炳的“四层面说”, 并希望据童先生的理论从“体制”“体要”“体性”“体貌”多方面来予以论证， 现罗列几点， 以证此说。
第一， 论“诗体”的时代性。
《文章流别论》曾谈到诗：“古诗率以四言为体， 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 后世演之， 遂以为篇。”意为古代诗歌以四言为主要体式， 偶尔有一句二句间杂在四言之中， 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 以此为一篇篇诗文。《文章流别论》举例说明诗的特点， 却并不深入。而刘勰在《明诗》篇谈到诗体的流变， 则显得更为明晰， 有了较大的进步。《明诗》说：“及大禹成功， 九序惟歌；太康败德， 五子咸怨：顺美匡恶， 其来久矣。”[7]56意思是谈及夏禹治水成功便有诗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 兄弟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怨恨。刘勰抓住了诗歌用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这种时代性的功用。“暨建安之初， 五言腾踊， 文帝陈思， 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 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 狎池苑， 述恩荣， 叙酣宴， 慷慨以任气， 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 不求纤密之巧， 驱辞逐貌， 唯取昭晰之能。”[7]60在谈及五言诗的活跃之时， 刘勰也是抓住了建安时期， 政治的动乱造成了文人爱好风月、慷慨多气、唯取昭晰的时代特征， 同时也抓住了当时动荡的现实、离乱的社会现状使人产生的渴望安定和统一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及正始明道， 诗杂仙心；何晏之徒， 率多浮浅。……江左篇制， 溺乎玄风， 嗤笑徇务之志， 崇盛忘机之谈之志， 崇盛忘机之谈。”[7]60-61对晋代文人浮浅绮丽的诗， 刘勰则是归结于“仙心”“玄风”和“忘机之谈”, 这实际上代表着魏晋玄学的学术思潮对诗的影响， 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性特征。经过前文的论述， 得出“若夫四言正体， 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 则清丽居宗， 华实异用， 惟才所安”这样的结论。《诗经》多为四言， “四言正体”实为“宗经”, “流调”属于“体式”而非指格调[12]72, 因而“五言流调”是指诗歌体式的流变。在这种流变之中， 刘勰充分看到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学术思想以及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对诗体流变产生的影响， 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第二， 评“乐府”的时代性。
刘勰将《乐府》单独列为一章， 并不是将乐府和诗完全割裂开， 把乐府作为独立文体和诗、赋等并列来讨论， 而是注意到了乐府和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把乐府作为诗的一个大类别来讨论[13], 其中从“夫乐本心术， 故响浃肌髓， 先王慎焉， 务塞淫滥。敷训胄子， 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 化动八风”[7]67可以看出， 刘勰一开始就看到了音乐用以表达心情的社会作用， 并着重提到了当时历代帝王对乐府诗这一“体式”作品音乐教化作用的重视， 这种富有时代性的观点一直贯穿整篇。后文有云：“迩及元成， 稍广淫乐， 正音乖俗， 其难也如此。……至于魏之三祖， 气爽才丽……观其北上众引， 《秋风》列篇， 或述酣宴， 或伤羁戍， 志不出于杂荡， 辞不离于哀思。”[7]67-69论及元帝、成帝时的淫乐， 究其原因是当时的时代， 雅正的音乐不能适应一般人的爱好， 所以难于发展。到曹魏时代， 无论是叙述宴饮或哀叹出征， 内容都不免过分放纵， 句句离不开悲哀的情绪， 这都是建安时代社会动荡而分化， 士人追求功业无门， 文人慨叹人生、寄情创作的时代缩影。再有一点， 《乐府》的选篇和议论中透露出刘勰对民间文学的轻视， “饥者歌其食， 劳者歌其事”这种评语也展现出刘勰在文学评论中的局限性， 而对这种局限性， 笔者认为恰恰是由于刘勰受其生活的时代所影响， 注重“立言”, 希望实现更为高远的人生理想， 因而更注重文学的功用性。忽视民间文学价值的这种局限性也如其特别重视骈俪体的文体与修辞一样， 反而展现了非常深厚的时代烙印。
第三， 谈“论说”的时代性。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把相近的两种文体合为一篇， 因而《论说》篇也谈及了“论”和“说”两种文体。虽是两种文体， 但其目的都是试图说服人的志意， 最终所达到的效果与感发意志相通[14].其中对历代论说文的评述中， 刘勰认为议论文要“弥纶群言， 而研精一理”;提倡“师心独见， 锋颖精密”;强调“辨正然否”, 反对讲歪道理而主张以理服人等。这其实正是体现了议论文“言志以服人”的社会功能：“说者， 悦也；兑为口舌， 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 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 太公以辨钓兴周， 及烛武行而纾郑， 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7]172刘勰以“悦”解“说”, 抓住了先秦辩论家善用寓言服人的时代特点， 正是汉魏以后的杂说对前代文学继承和发展出的时代精华。《论说》中提及商代伊尹、郑国烛之武、鲁国端木赐等多个演“说”家的先例， 刘勰对“动言中务”“喻巧而理至”的辩说是予以肯定的， 总结了古代“论”“说”体的文学的特点， 也赋予了其新的时代解读：“是以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斤利者， 越理而横断；辞辨者， 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 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安可以曲论哉？”[7]170这对反对当时空洞而不实的浮靡文风有着相当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四， 谈时代感强烈的谐隐文。
谐辞隐语本出自民间， 被古代文人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 因而很少有文论家对这类文体加以论述。在《乐府》篇中， 刘勰在所评述的篇章选择上透露出对民间通俗辞曲和文学的忽视， 但这里却单列《谐隐》一篇， 看似矛盾， 实则更为深刻地透露出刘勰“着眼时代”和“重文从今”的思想。此篇开篇谈及：“夫心险如山， 口壅若川， 怨怒之情不一， 欢谑之言无方。”[7]132这里刘勰便点明谐隐之文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它对百姓怨怒情绪的表现， 接着“昔华元弃甲， 城者发�目之讴；臧纥丧师， 国人造侏儒之歌……又蚕蟹鄙谚， 狸首淫哇”[7]132, 通过筑城人作“�其目”的歌来嘲笑华元、鲁国人作“侏儒”的歌来讽刺臧纥败仗、成地人用“蚕则绩而蟹有匡”的谣谚来批评不给哥哥穿孝的弟弟等多则史例， 证实了“苟可箴戒， 载于礼典， 故知谐辞�言， 亦无弃矣”的观点。可以看出， 在注重文体“宗经崇古”的思想之外， 刘勰同样重视契合时代， 作用于时代的文体作用， 因而有《谐隐》篇末“古之嘲隐， 振危释惫。虽有丝麻， 无弃菅蒯”[7]138的慷慨直言， 形象地指出， 文体虽多， 但正统的“丝麻”之文与好似“菅蒯”的谐隐文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与“文辞之有谐隐， 譬九流之有小说”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深刻地体现了刘勰主张文学应该为政治和道德修养服务的时代性观点。
《时序》曰：“故知歌谣文理， 与世推移， 风动于上， 而波震于下者也。”[7]396意思是说， 文学的体制、思想和内容都是随时代的推移而变化的， 将文学与社会政治、与时世发展的密切关系说得十分形象生动。再如“观其时文， 雅好慷慨， 良由世积乱离， 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概而多气也”[7]404, 这里提出的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对作者的影响， 这显然也说明了时代在文学的“体性”中起到的深刻影响。“自中朝贵玄， 江左称盛， 因谈余气， 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迪遭， 而辞意夷泰， 诗必柱下之旨归， 赋乃漆园之义疏。”[7]408这句指出的是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对魏晋时代文学体制和内容产生的深刻影响， 可以看出不同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 也是刘勰的文体论中影响文体要素的一个重要原因。“孝武崇儒， 润色鸿业， 礼乐争辉， 辞藻竞驾。……魏武以相王之尊， 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 妙善辞赋。”[7]399-404在这里， 刘勰所关注的点是不同时代的帝王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文学体例的发展：武帝尊儒， 因而与儒家学说相关的文学创作成为当时的主流；好华丽的文辞来粉饰功业， 便推动了汉赋的产生和兴盛；曹氏父子对诗赋的提倡， 促进了建安时期诗体和赋体文学的发展。这样鲜活的案例一一列举出来， 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对文学体例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
四、结语
刘勰文体论继承了《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的方法， 同时对《典论·论文》和《文章流别论》关于文体的分类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并对文体的演变和部分文体的基本要求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刘勰在对文体的“体貌”“体要”和“体性”进行系统的构建过程中， 以时代的变迁为轨迹， 充分考虑到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学术等各种不同因素对文体流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这正是刘勰文体论时代性意识的突出之处， 其文体论鲜明的时代性思想也基本上存在于每一种文体、涵盖了刘宋之前的每一个朝代， 丰富而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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