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爱》； 狂欢化； 复调；
Morrison's Carnivalization: A Bakhtinian Interpretation of Love
Abstract:Toni Morrison is a famous black female American writer. She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93 and Love is her eighth book. Through Mikhail Bakhtin's carnivalization and polyphony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witty, grotesque, d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well as polyphony in language to reveal the carnivalized artistic features in Love. Meanwhile, it discusses the co-construction of the author, text and readers to the novel, and carnival spirit in Morrison's novels.
Keyword:Toni Morrison; Love; carnivalization; polyphony;
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 1931-） 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具实力的美国黑人女作家， 并因“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 把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写活了”而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第八部作品《爱》延续了作者早期作品中对历史、种族、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关注， 以黑人社区及家庭中的爱为主线， 再次探讨了黑人女性的压迫与抗争及黑人群体的命运与出路。《爱》中人物关系复杂， 人物形象新颖， 故事情节扑朔迷离。莫里森坚持一贯的写作风格， 运用多种叙事方法将故事原委交代清楚， 其塑造的诙谐怪诞、双重性构建性质的人物形象与“复调”特征的人物语言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谋而合。本文基于狂欢化及复调理论， 对《爱》中人物形象及语言进行深入探究， 旨在展现莫里森小说创作的精湛技艺及狂欢化精神。
一、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简述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主要包括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三个方面。不同于欧洲历史上被称作“谢肉节”的狂欢节， 巴式的狂欢节是“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1]250, 以游戏的方式诙谐地取笑官方神圣， 反对等级界限与封闭教条， 体现了主张平等与自由更替的民间视角， 体现出一种“欢快而自由地看待世界的诙谐观点及其未完成性、开放性以及对交替和更新的愉悦”[1]97.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的总和”[1]61, 主要指加冕和脱冕。“狂欢节上出现通常由小丑扮演的滑稽国王、滑稽教皇等临时角色， 往往是昙花一现之后就被脱冕”[2]26.加冕与脱冕两者不可分离、合二为一， 鲜明地表现了狂欢式交替与更新的精神。“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1]61, 而“所有类型的狂欢化都建立在一种相同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之上， 即在对话式的开放语境中表达自我、释放自我， 走出封闭的意识， 摆脱恐惧， 脱离官方形态语境的控制”[2]3.
二、人物行为的“诙谐与怪诞”
“笑”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 巴赫金将民间文化中的笑谑与文学中的诙谐和怪诞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狂欢化喜剧理论， 为解读文学作品中的荒诞不经、脱离常规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狂欢式的笑“既指在狂欢节广场上响起的嘹亮笑声， 又指渗透着狂欢节世界感受的民间诙谐”[2]41, “既是欢乐的、兴奋的， 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 既埋葬又再生。”[1]14.
作为狂欢化文学的重要标准， 狂欢式的笑也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莫里森用诙谐的人物、荒诞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笑声来调节气氛， 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小说中柯西葬礼上的笑便具有明显的狂欢化特征。留心、克丽丝汀、梅三人“拙劣的表演”使整个葬礼变成了一场加冕、脱冕的闹剧。克丽丝汀想把戒指戴在柯西手上， 又被拦住时， 克丽丝汀爆发了。在被L制止后， 惶恐中， 她收起了刀， 只冷冷地看着。倒是梅把“留心那顶郝思嘉式的帽子扯下来扔到空中”, “太棒了。有人笑起来……”[3]122.死亡的恐怖被诙谐所削弱， 并以一种“滑稽怪物”[1]46的形式重新登场。作为葬礼主角的柯西完全被抢去了风头， 人们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了科西家三个女人的争斗上。此外， 梅由于害怕民权运动会破坏她辛苦获得的一切， 逐渐精神失常， “不过在那一刻， 当梅把留心的蠢帽子扯下来， 在全世界面前摘下这个假王后的王冠时， 她到达了清醒的顶峰”, 留心的脱冕与梅的加冕相伴而生， “像人们在狂欢节上可以短时地摆脱等级限制而进入随心所欲的狂欢和恶作剧一样， 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人们借助调侃将自己从压抑中释放出来。”[2]35这样的人物行为， 体现出狂欢化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 巴赫金认为“拉伯雷式的怪诞”不是静止的， 而是在变化中呈现出双重性：“同时表现着消逝和新兴、垂死和诞生；它在一个身体上表现两个身体， 即新细胞的繁殖和分裂。”[1]62在此基础上他指出， “怪诞人体是开放的人体， 与古典的、封闭的人体相对， 是自由的、孕育的、无拘无束的自然人体。”[2]68《爱》中年轻、生命力旺盛且富有自主精神的朱妮尔则是开放的人体的典型代表。作为小说中最大胆的女性形象， 她丰满的身体从一出场便吸引了桑德勒·吉本斯的目光。“他记得她走近时鞋跟敲击水泥地的声音， 还有她站在那里时臀部的角度， 她身后是圆滚滚的太阳， 她脸上是车库的灯光。”[3]12叙述者L也称她为“那个不穿内裤的姑娘”, “她走路的样子好像一只黑豹……她还穿着那件皮夹克， 下身改穿了长裙， 不过几乎是透明的， 靴子上摆动的是一片花哨的空气。她的私处在红色大丽花与满天星之间一览无遗。”[3]79朱妮尔集原始、宁静、野性之美于一身， 以其丝毫不加掩饰的女性特征使书中男性人物为之倾倒。她具有不可阻挡的诱惑力， 既稚嫩又成熟， 打破了年龄， 甚至美与丑之间的界限， 并用这个身体征服了所有男人的理性。“将高级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层面。”[1]24也正是巴赫金“拉伯雷式的”怪诞人体的典型狂欢化属性。
三、人物性格的“双重性构建”
在《爱》中， 莫里森塑造了许多复杂多样、难以以好坏定论的人物。在小说中， 同一个人可以既是天使又是妖妇， 这一点与狂欢化理论中人物性格的双重性构建十分相似， 即“同一意象中的对立面失去了其原有的对立的本质， 而是彼此介入， 形成一个既彼又此的混合体”[2]177.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 双重性是指“在一个人身体上表现两个身体……在一个人体上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和程度突出另一个新的人体”[1]31.《爱》中的克丽丝汀便是人物性格双重性构建的典型例子。
在父权制社会下， “女性不幸沦落为男权社会话语下的符号， 女性的人格和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 同时也被划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型--毫无性欲的乐于助人的天使和魔鬼掌控下性欲旺盛的妖妇。”[2]102-103克丽丝汀便是这样集天使与妖妇特征于一身的女性人物。在父权制枷锁的禁锢中， 克丽丝汀渐渐从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无家可归者”.她曾三次逃离丝克镇， 一九四七年最后一次逃离家时， 她“带走了四个新秀丽箱子， 里面装着她觉得自己需要的所有东西。一九七五年回来时她只提了个沃尔玛购物袋， 里面就是她的全部家当”[3]103.她曾三次追求爱情， 无论是与厄尼尔·侯德、果子、抑或是里奥医生， 但却遭到了不断的背叛。在马尼拉的妓院， 克丽丝汀初遇上等兵厄尼尔， “甜点还没上， 他们就计划好了未来”[3]113, 可他们的婚姻却以厄尼尔的背叛收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美国社会都在躁动， 为争取黑人权利而斗争， 克丽丝汀也在这样的氛围里找到了生活的勇气与目标， 尤其是黑人激进青年果子的出现， 让她“不再是爱吵架的妻子， 多余的情妇， 没人要的讨厌的女儿， 被忽视的孙女， 可以随时抛弃的朋友”[3]199.“山地靴在游行时穿的越来越合脚， 背包在静坐时给她依靠。火热的兴奋感与目标感鼓舞了她。”[3]199但是当这个激进的黑人男性团体中的某人强奸了一名17岁的大学生志愿者， “果子”们什么也没做， 他们互相袒护并害怕处罚伤害男性之间的友情， 克丽丝汀再次感觉到了背叛， 并与果子分开， 成了里奥医生的情妇。里奥医生送她“白色香肩”, 她“曾以为那是独一无二的礼物， 是一位体贴的追求者私密的举动”[3]101, 但结果克丽丝汀又被新情妇所取代。克丽丝汀作为妓女却保留着对爱情的渴望与坚贞， 富有爱心与牺牲精神， 勇于创造自身的命运。尽管最终以名声扫地与失败告终， 但是莫里森让自己的人物走出了“二元”对立的架构模式， 使看似矛盾的属性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展现出来， 模糊了天使与妖妇之间的界限， 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这样的人物刻画， 体现出狂欢化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叙述中的“对话与复调”
除了纷繁复杂、令人难以用好坏定论的人物形象， 莫里森小说中的多角度叙事及叙事声音， 也使她的小说更加耐人寻味， 体现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中的对话性原则， 即指不同人、不同意识间的“同意或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 问和答的关系。”[1]249当不同意识通过声音开始说话时， 就形成了复调。
巴赫金认为复调指“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 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1]4.在《爱》中， 莫里森采用了双重叙事， “由故事外叙述者的叙事和人物叙述者L的叙事相互补充。”[4]188简·瓦特研究了故事外叙述者叙事， 指出“莫里森故意违背故事外叙述者可信的叙事常规， 设计了具有男权思想的隐含作者”[4]188.小说共分为九章， 每章节标题都指向灵魂人物柯西， 使他具有了朋友、陌生人、恩人、情人、丈夫等多重角色。小说虽以女性人物形象为中心， 但女性人物聚焦的中心却在于探究柯西的欲望。隐含作者故意在前八章将有损柯西形象的负面信息隐藏， 尤其隐瞒了导致柯西家族女人之间仇恨的原因， 让读者产生真相就是维达口中“一个英俊威严的男人任由一群斗来斗去的女人摆布， 让她们把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都毁掉”[3]40的错觉。柯西成为小说灵魂人物， 宛如小丑般穿上国王的华服， 带上高贵的王冠， 形成加冕之感。而在末章， 莫里森解释了女人之间仇恨的原因， 即柯西对留心的性骚扰及留心由于经济原因和对克丽丝汀的友情而成为柯西妻子的内幕。尤其是小说结尾处， 两位老得“恨”不动的女人冰释前嫌， “我们本可以手拉手生活下去的， 不用到处找老爸”[3]232, 颠覆了柯西的神圣形象， 颠覆了前八章的男权叙事的权威， 正如狂欢节上贫民扒下加冕者身上的帝王服装， 摘下冠冕， 夺走其他的权力象征物， 还要讥笑他， 殴打他， 而形成脱冕之势。以上两种叙事安排交相呼应， 体现了狂欢化理论中的对话性原则， 表现了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
《爱》中跳跃的意识及模棱两可的信息也为读者提供了无穷的阐释空间， 体现出对话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读者与小说间的对话。《爱》从多个视角讲述， 时间上也来回穿梭。这一方法“导致了叙述上的刻意遗漏， 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神秘的氛围， 让读者无法得知角色过去的某些重要秘密”[5]44.莫里森把留心与克丽丝汀的四次争斗、留心与柯西的婚姻、克丽丝汀的逃离与成长、梅一步步走向精神失常、L对遗嘱的更改、柯西之死、遗产之争等多个内容安排在不同章节， 给人以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印象， “就像安置巨大的马赛克的碎片， 读者读小说则像在做拼图游戏一样， 一边听从她的引导， 一边运用自己的智慧， 参与整个图形的建构”[5]44.面对众多彼此交错声音的反复叙述， 读者难免会有莫衷一是之感， 而在读者反复咀嚼这些文字， 重构这些故事的过程之中， 对文本的理解和领悟也会大大提升。小说意识流式的叙事风格， 邀请读者对小说情节进行完整和重构， 鼓励读者与小说意识、作者进行对话， 包罗万象， 使一元走向多元。
结语
《爱》以黑人社区中柯西家族的兴衰及遗产争夺为背景， 以社区及家庭中的爱为主线， 再次探讨了黑人女性的压迫与抗争及黑人群体的命运与出路。以巴赫金的狂欢化及复调理论对小说中诙谐怪诞的人物行为、双重性建构的人物性格以及带有“复调”特征的人物语言及叙事风格进行分析， 使小说人物走出二元对立， 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 叙事模式更加多样。而小说情节看似支离破碎， 实则匠心独运， 鼓励读者与小说意识、作者进行对话， 强调了作者、文本、读者对小说情节完整性的共同构建作用， 从而建立起对话式的开放语境， 不仅体现出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重要方面， 更体现出了莫里森小说创作中的狂欢化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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