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早期华商开始向大洋洲岛国移民， 其移民方式具有多样性， 主要包括由探险者转化成的华商、由淘金工转化成的华商、通过“链式移民”发展成的华商等三种类型。华商在岛国主要经营零售业、种植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 先后涌现出了李谭德、梅屏耀、阿松和陈氏三兄弟等代表性的商业人物。华商的到来， 推动了大洋洲岛国的经济发展， 促进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提高了岛国的文明化程度， 为今后岛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早期华商； 大洋洲岛国； 历史影响； 移民； 经营；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 为适应招商引资、“走出去”战略以及加强中外交流的需要， 国内学界开始加大对海外华商的研究力度， 相关研究日益深化， 成果逐渐增多。以往， 学界十分重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等地区华商的研究， 对大洋洲岛国等“偏僻地区”1华商群体的关注十分有限。但随着南太地区成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合作伙伴， 关于该地区华商的研究也在逐步升温， 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巴布亚新几内亚 （以下简称：巴新） 、斐济、萨摩亚等国华商及其经营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2.学者们十分注重对现当代岛国华商规模及其产业类型的梳理， 但对华商移民史和经营特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对早期华商向太平洋岛国的移民过程、经营状况、代表性人物及其历史影响等进行系统梳理， 以期进一步丰富该地区华商研究的成果。本文的研究时段为1855-1917年， 即从1855年首位华商梅屏耀登陆大洋洲岛国开始， 到1917年英澳新三国瓜分德国在大洋洲的殖民地并排斥华商移民为止。
一、早期华商的移民情况
华商移民和经营大洋洲岛国的历史要早于西方殖民者。在16世纪西方航海家发现各岛国之前， 华侨华人已在巴新等临近东南亚的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只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方面的直接证据3, 目前， 学界对近代之前大洋洲岛国华商的活动还了解甚少。19世纪中期以来，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之中， 大批华侨华人开始搭乘外国商船下南洋探寻商机。在寻找檀香木、海参和玳瑁的过程中， 部分华侨华人陆续在南太平洋岛国定居并进行商业经营， 成为早期的岛国华商。
目前所知， 最早移民到大洋洲岛国的华商是斐济华商梅屏耀。他在1855年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驾船到达斐济列雾卡， 建立起“行利”商店， 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第一家华人商业公司。此后， 华商陆续到达大洋洲各岛国， 1870-1880年间， 李谭德在新不列颠开设了华商店铺和造船厂， 成为最早的巴新华商。1876年， 华商阿苏 （Ah Sue） 定居萨摩亚乌波卢岛， 并与当地居民合伙开办了一个餐馆。19世纪70-80年代， 宋昂在基里巴斯设立商站， 向悉尼出售椰干， 开拓了华商在大洋洲西部群岛的商业活动。1912年， 华商定居所罗门群岛并建立了一家裁缝铺4, 加强了华商在大洋洲中部地区的经营。
从地理分布情况看， 斐济、巴新和萨摩亚等国领土面积大、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能够吸引较多的华商定居。而图瓦卢、纽埃、瑙鲁和汤加等地区地理位置偏远、陆地面积狭小， 难以成为华商的首选移民目的地， 因此华商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其中， 汤加直到1974年才出现第一位华商5.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早期华商的移民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 由探险者转化为华商。云达忠认为， “早期赴南太平洋岛国的华侨华人是一批勇敢的冒险家。”619世纪初， 出海冒险的华侨华人受雇于西方殖民者的商船， 从事木匠和厨师等工作。他们在工作期满后， 往往迫于高额的返乡费用， 选择在岛国落地生根， 成为西方殖民者在岛上的代理人， 或独立经营商业公司。巴新早期华商多属于这种类型的移民。在1903年欧洲-新加坡-巴新、香港-巴新两条定期航线陆续开通后， 前往巴新定居的华商数量快速增长， 交易商人的数量由1903年的41人增长到1914年的182人7, 1909年华商还在拉包尔建立了岛国地区的第一个唐人街。其二， 由淘金工转化为华商。该类移民主要出现在斐济地区。1868年， 斐济维提岛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出后， 大量在澳大利亚淘金的华侨华人辗转来到斐济。他们用在澳期间积攒的资金进行商业活动， 逐步发展成庞大的商业群体。人数由1888年的30人增长到1911年的305人8.其三， 通过亲属或同乡关系移民到岛国， 逐步成长为华商。该类移民被学者称为“链式移民”, 先期到达的华商往往充当“担保人”, 帮助亲属、朋友和同乡移民， 他们共同经营产业， 发展成家族式企业。该类移民多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 在带动华侨华人形成小股移民潮的同时， 进一步加速了岛国华商数量的增长。斐济学者贝茜·阿里曾评价“链式移民”时指出， “早期华商是小规模、缓慢的移民， 但当他们在一个地区定居之后， 很快就与中国建立联系， 他们的亲戚和同乡都会过来。”9借助这一移民方式， 斐济华商数量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达到910人， 巴新华商数量达到1 400人。
从华商的籍贯看， 广东四邑地区 （台山、开平、新会、恩平） 的华商数量较多， 其次是客家人， 还有一部分是海南人和福建人。其中， 台山的司徒家族和周氏家族、开平的陈氏家族在岛国的人数众多， 成为该地区的大姓。不同地区华商所掌握的手艺也有区别， 四邑人大多数是木匠， 客家人往往是厨师， 海南人多成为商船的水手。他们的聚集， 对华商产业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早期华商的商业经营及代表性人物
受到“链式移民”的影响， 早期华商主要集中在零售、种植业、造船和服务业等少数几个行业。具体情况如下：
（一） 零售业的经营情况
在城市地区， 华商一般经营杂货店， 他们在店中不仅销售中国商品， 还收购原住民的农产品。1873年， 《斐济时报》 （The Fiji Time） 上刊登了“行利”公司的一则英文广告， 从中可以看出华商在城市地区的经营情况。广告全文如下：
列雾卡茶行
行利公司
进口杂货和布料
上等红茶……2/0每磅
上等白毫……2/6每磅
所有布料均比其他商店便宜20%
承接各种家具木工活
高价收购海参和玳瑁10
从广告内容看， 华商杂货铺主要销售茶叶、布匹以及日用品等中国商品， 还会利用自己的手艺制作和出售家具， 丰富营业内容。为了进一步增加利润， 他们也会收购海参和玳瑁等岛国特产， 运回其他地区销售。多样化经营并增加收益是城市华商惯用的经营之道。
岛国华商有着独特的经营策略， 依托华商与香港建立的密切贸易往来， 他们可以通过代理人在香港以较低的价格批发货物， 辗转运到岛国以极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售， 利润十分可观。相比之下， 欧洲人和印度人经营的商店成本较高， 无法与华商进行竞争。在经营时间上， 华商会尽量延长营业时长。店铺一直从白天开到午夜， 即便打烊后， 他们也在店铺中睡觉， 顾客需要在夜间购买商品时， 只要敲门叫醒他们就可以。而欧洲人主要在白天和工作日营业， 晚上和周末都要休息， 因而顾客数量较少， 往往在市场上处于劣势。斐济议员海德斯特姆 （J.M.Hedstrom） 对华商杂货铺的经营方法表示担忧， 认为他们在岛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17年8月30日， 斐济立法委员会成员康普顿 （R.Crompton） 曾在议会上反映“华商目前遍布整个斐济， 最近一家印度人经营了20年的店铺因为承受不住华商的冲击， 已经被迫关闭了他在雷瓦河的分店。”11随着欧洲和印度店铺不断倒闭， 华商店铺数量不断快速增长。1913年， 斐济只有113家华商杂货铺， 到1917年已经增长到198家。到20世纪初期， 斐济商业已基本被华商控制， “在苏瓦的主要街道， 几乎三步一间华人店铺。”12
在乡村地区， 华商起初以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为主， 他们把钢刀、盐、布匹和珠子等商品带到原住民村庄中销售。此时岛国乡村仍然保持着公有制， 民众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 购买力十分有限。为了促成交易， 华商采用“以物易物”、赊账等灵活的方法， 交易原住民的椰干等农产品。华商还经常前往甘蔗种植区， 向印度契约工人出售生活生产必需品， 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
20世纪初， 随着岛国乡村之间的道路建设逐步完善， 华商开始选择区位较好的村镇开办交易店， 转变成经营店铺的“坐商”, 与城市商店一起形成庞大的华商网络。他们收购椰干等原住民货物的价格较白人店铺高， 且距离原住民村庄更近。巴新行政长官派斯布瑞基 （Pethebridge） 曾专程考察过华商的经营状况， 他在议会上描述道， “任何人开车出了拉包尔不到几里路， 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路过几个华商经营的交易店。他们住在自己盖的破茅草屋里， 屋前一定摆着一盘盘的椰干在太阳底下晒着， 通常会有一些感兴趣的原住民围绕在附近。店里出售的商品并不多， 只占一两个架子， 但他们还是赚钱的。原住民凭什么走两里路， 到白人交易店去， 他们只要走几步路， 就能把椰干卖给中国人， 价钱可能还高一点。”13因而， 华商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排挤了欧洲和印度商人， 几乎垄断了斐济和巴新等国的乡村市场。
（二） 种植业的经营情况
为了促进华商对岛国的开发， 早期西方殖民者往往不限制华侨华人移民， 并允许华商租赁土地， 但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1905年， 巴新的德国殖民行政长官要求， 华商只能在不适合白人经营的地区或人烟稀少的地区租赁土地， 从而达到引导华商进行开荒的目的。巴新华商陈乐在新爱尔兰岛租赁了华商第一块土地， 建起50公顷的兰投农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 他和弟弟陈齐又一起在附近开发了卡拉斯农场， 成为当地知名的农场主。此后， 更多华商参与到种植业之中， 租赁土地的数量不断增多。从目前掌握的数据看， 截至1914年， 已有32名华商租赁到土地， 平均每人的租赁面积为25公顷14.
在斐济， 1875年黄山姆 （Wong Sam） 最早在列雾卡租到10英亩土地， 租期10年， 每年租金12英镑， 用于发展种植业。此后华商纷纷租用土地建立农场。截至1917年， 共有60多名华商在斐租到土地， 每人租地的面积在5-50公顷之间15.在斐济， 华商租赁土地的主要目的是种植香蕉。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众对斐济香蕉的需求不断增长， 1899年华商王桑 （Wing Sang） 经营的乔治·郭·比尤 （George Kwok Bew） 公司每个星期要向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地区出口7 000束香蕉， 仍然供不应求。为了抓住商机， 华商开始不断增加土地租赁面积。永安泰公司租赁土地的总面积由100英亩增加到1 000英亩， 他们划出其中的一半用于种植香蕉， 在1902年的第一个季度便向悉尼地区出口了1万束香蕉16.为了保证香蕉供应稳定， 华商还在1910-1912年与原住民就香蕉种植问题进行了谈判， 达成了有利于发展香蕉种植业的共识。由于种植业利润可观， 在1917年之前， 该行业成为仅次于零售业的华商第二大产业。
（三） 其他类型的商业
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华商不断拓展业务范围， 经营起更多产业。除了传统的餐饮业、手工作坊、食品加工、裁缝和洗衣业外， 华商还进行了大胆的投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巴新华商李谭德从事的“房地产开发”业。他在1907年4月租下了拉包尔城中的17亩土地建立起唐人街， 将店铺出租给其他华商使用， 使之发展成为大洋洲岛国地区唯一的唐人街。萨摩亚华商约翰·阿穆经营汽车销售业， 1915年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对外销售福特汽车， 每辆185美元， 还免费教车主学习驾驶技术17.总之， 华商总能够根据岛国的经济条件和市场的需求做出改变， 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 华商代表性人物
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 大洋洲岛国出现了不少影响力较大的华商。他们不仅对华侨华人的移民模式和产业发展形成引导作用， 还对岛国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等产生一定的作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华商如下：
1. 巴新华商李谭德18
李谭德， 出生于广东惠阳， 又名阿谭。19世纪70-80年代跟随德国探险家贺欣兄弟到达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起初， 他在德国商人家中担任厨师。19世纪末， 李谭德开始进行商业经营。他在新不列颠的马杜比岛上开设了一家店铺和一个造船厂。当地原住民托来人所使用的第一艘大船便是由李谭德的造船厂于1899年建造的。1910年， 德国殖民当局正式将新几内亚的首府由列雾卡迁往拉包尔。为加快城市建设， 德国人委托李谭德雇佣中国工匠， 修建了大部分的拉包尔建筑。在拉包尔建设之前， 李谭德已于1907年4月率先租下城区的17亩土地， 租期为30年， 租金只是象征性的每年100马克19.在这块土地上， 李谭德修建了唐人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 华商只被允许在唐人街上进行商业活动， 他们不得不高价租用李谭德的店铺， 因此该投资为李谭德带来了巨额财富。
拥有大量财富的李谭德开始多元化经营， 逐步成为巴新的一个财团。到1910年， 他在拉包尔拥有一个批发零售商店， 两个船坞， 一家旅馆， 还有酒吧、赌场、妓院和烟馆等若干家店铺。此外， 他在新爱尔兰有几个椰园农场。
李谭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但他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对新移民的盘剥十分苛刻。新移民到达新几内亚后， 如果找不到工作， 往往需要在李谭德的船厂或店铺中过渡一两年。工作期间， 李谭德支付给他们的薪水非常低。据老华侨陈科回忆， 当时李谭德的每个造船厂都雇用了四五十个中国工人。虽然造船厂事先已经约定好每个月支付给每个工人10马克工资， 但实际上他们只提供食宿， 从来没有兑现过工资承诺。每年过春节时， 李谭德会送给每位工人一件新衣服， 支付20马克的“借支”, 再无其他的发放20.因此， 新移民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后， 便会离开李谭德的商铺， 到其他地区独立发展。李谭德的产业无形中成为新移民适应新几内亚生活和锻炼谋生技能的“中转站”, 对华侨华人经济发展有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1930年， 年迈的李谭德将产业出售后返回香港养老， 最终在香港病逝。
2. 斐济华商梅屏耀21
梅屏耀， 1835年出生于广东台山， 又名梅百龄。1852年， 他乘船前往澳大利亚悉尼淘金。在澳期间， 听闻斐济群岛盛产玳瑁、海参和檀香木等名贵产品， 便用积蓄买下一艘小帆船， 于1855年独自驾船来到斐济， 成为第一个定居斐济的华人。1882年， 梅屏耀返回香港， 与台山籍女子林玛丽结婚。随后， 两人一起返回斐济。林玛丽也因此成为斐济的第一个女性华侨。
梅屏耀夫妇在列雾卡创办了一家商店：“行利”士多， 成为斐济最早的华商店铺。该店铺之所以引发学界关注， 是因为1873-1882年间， 它多次出现在《斐济时报》的广告板块中。从1873年的广告看， 当时“行利”经营的主要产品有海参、茶叶、玳瑁、家具、布匹等。但到了1880年， 仅出售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不再经营家具、玳瑁和海参等业务。
由于梅屏耀对斐济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至今斐济国家博物馆中仍保存着不少梅家的家庭照片。从照片中看， 梅家均穿西式服装， 男性没有扎辫子， 证明他们都已经加入澳大利亚或斐济国籍， 融入大洋洲岛国的生活中。1896年左右， 梅屏耀离开斐济， 可能返回了故乡， 很可能病逝于祖国。但目前在中国和斐济两地都没有发现他的墓碑。在他离开后， “行利”士多也逐渐衰落， 最终倒闭。
梅屏耀的子女数量多， 他们作为第二代移民， 并未跟随父亲返回中国， 而是继续留在了澳大利亚和斐济生活工作。
3. 萨摩亚华商阿松22
阿松 （Joseph Ah Soon SNR） , 1874年出生于广州市。移民萨摩亚之前， 已经在德国巡洋舰“鸬鹚号”上担任了5年伙食管理员， 期间学会了德语。1897年， 阿松定居萨摩亚首都阿皮亚。他首先在殖民总督威廉·索尔夫家中担任厨师， 业余时间也为他人做木匠活。后来， 阿松与另外一名华商阿桂合伙做生意， 并娶了阿桂的大女儿为妻。
早期， 阿松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及零售行业， 他主要出售丝绸、瓷器、樟木箱子、鸭、酱油、咸鱼、花生油、干鱿鱼、莲子、腌萝卜、豆豉、瓜子和咸鸭蛋等中国商品， 还在周围海域捕捞和收购海参， 晒干后出口到中国。同时， 他还开过裁缝店和租车行， 经营过香蕉种植园。1932年， 阿松病逝。他并没有像大多数第一代华侨华人一样返回祖国， 而是“落地生根”, 安葬在萨摩亚。
4. 陈氏三兄弟及其“链式移民”
陈氏三兄弟， 即老大陈乐 （又名陈大喜） 、老二陈齐 （又名陈大欢） 、老三陈均 （又名陈大耀） , 祖籍广东台山。陈乐1870年出生， 青年时前往新加坡谋生， 在一艘德国船上做厨师。1894年定居于新不列颠岛， 在岛上为德国殖民官员担任厨师。1897年， 陈乐帮助老二陈齐移民巴新。从1901年开始， 两兄弟在约克伯爵群岛上经营交易店， 1902年又帮助老三陈均再移民巴新。
1905年， 陈乐在新爱尔兰岛租了50公顷土地， 建立“兰投”农场， 成为首位获得租赁权的华商。1906年陈齐也来到新爱尔兰岛， 与陈乐一起开发农场。后来， 陈齐独立经营， 在旁边开发了一个新的农场“卡瑞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后， 陈乐开始扶持华人教育事业， 出任华语学校董事直到去世。
陈齐1881年出生， 在定居巴新之前， 他的移民经历与哥哥十分相似。他先去新加坡做工。1897年在哥哥的帮助下再移民到巴新。初到巴新时在德国人休斯女士家中当了两年厨师， 1899年才开始从事椰干贸易。随后， 1901年陈齐前往约克伯爵群岛， 与大哥陈乐一起经营农场， 成为当地有名的农场主。
老三陈均1888年出生， 他没有像两个哥哥一样先去新加坡历练， 而是直接在1902年移居到巴新。1902-1907年， 陈均在教会学校接受了系统的教育， 随后回到家乡结婚， 并携带家眷返回巴新， 在唐人街经营商行。由于德语和英语水平较高， 他常与白人进行交易， 经济实力逐步壮大， 在财力上超过了两位哥哥。到20世纪20-30年代， 陈均已经成为当地华人领袖， 还把商行生意做到了香港和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陈均把生意交给儿子陈秉达， 自己到香港安度晚年， 最终在香港终老23.
从上述华商的经商经历看， 早期华商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 他们大多有过在西方殖民者商船上服务的经历， 这为他们熟悉西方语言、培养谋生技能、适应岛国社会等都有较大的帮助作用。其二， 他们大多白手起家， 通过不断的摸索成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商人。无论是李谭德、梅屏耀、陈氏三兄弟还是阿松， 他们在最初移民时都较为贫困， 通过不断地探寻商业， 一步步从经营小店铺发展到经营农场、造船厂甚至销售汽车等高端行业。
三、早期华商对大洋洲岛国的历史影响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是大洋洲岛国传统社会瓦解、秩序重塑的社会转型时期。华商的出现及其在岛国地区的经营活动， 在塑造了自己产业结构的同时， 对岛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关系以及文明化程度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一） 推动了岛国经济的发展
1. 重振了大洋洲岛国的香蕉种植业， 保护了脆弱的生态环境
西方殖民者在开发大洋洲岛国时往往“刀耕火种”, 其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导致香蕉种植园大片荒漠化。到了19世纪末， 香蕉种植产业已经到了消失的边缘， 香蕉出口量急剧衰落， 1908年斐济只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了几吨香蕉24.随着华商接管辛加托卡谷地的香蕉种植园， 香蕉产业再次在岛国繁荣， 重新成为斐济等国重要的对外出口农作物， 被破坏的环境也得以恢复。在1908年斐济立法委员会上， 议员萨瑟兰 （W.M.Sutherland） 曾评价过华商的贡献， “辛加托卡谷地盛产香蕉， 这里本已被欧洲人废弃了， 是华商们重新进行了开发， 目前斐济繁荣的香蕉出口产业是华商们努力的结果。”251970年斐济独立后， 斐济议会把香蕉画入国徽， 可见香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26, 也从侧面体现出华商对当地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
2. 培育了岛国的新型产业
华商移民大洋洲岛国之前， 各岛国依然保持着部落式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 自给自足， 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华商到来后， 主要从事餐饮、木工、商贸、种植园、造船、机械等多个行业， 不但为岛国带来了新的工具和技术， 还带来了新的产业和管理方法。同时， 通过雇佣原住民， 将最新的经营理念传播开来， 帮助岛国初步建立起近代化的产业。
3. 提高了岛国的城市化水平
在华商到来之前， 大洋洲岛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开始， 整个区域内没有一座近代化的城市。华商在各岛国定居和经商， 通过发展商业来带动经济发展， 又通过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 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拉包尔、科可波、卡维恩、莱城、马当等城市的兴起。其中， 华商建立的拉包尔对大洋洲岛国城市化的示范作用尤为明显， 20世纪初， 澳大利亚一位军官曾经描绘过该地区的场景， “拉包尔就好像是一个东亚小城， 不知道华人用什么魔法把它移植到了新不列颠岛。在里面有6间商店、几家餐馆， 还有裁缝店和洗衣店， 还有制靴子的、卖肉的、烤面包的、木匠和机械师……每个人都有去那里消费的理由。”27正是由于华商带来的经济繁荣， 才推动了大洋洲岛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 促进了大洋洲岛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1. 加强了岛国与中、澳、新市场的贸易往来
进出口贸易是华商的重要经营产业， 在经营过程中， 华商在岛国、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网络， 加强了岛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于澳大利亚与岛国之间的华商网络， 潘翎曾概括为， “悉尼成为华商在太平洋的活动中心， 而大溪地、列雾卡、拉包尔即是代理商与货品集散的辅助中心。20世纪初， 列雾卡的华商在斐济岛各地建立起商业网。”28而华商通过在香港进口茶叶和丝绸， 向中国和日本出口椰干、玳瑁、海参， 将大洋洲与东亚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29.在19世纪中后期， 大洋洲岛国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成为大洋洲和亚洲贸易中的重要一环。
2. 加深了岛国民众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理解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朱迪通过调查发现， 岛国原住民一向对中国颇有好感， 85%的原住民对中国人持十分积极的态度， 认为中国人工作努力、勤奋、聪明、有才能、值得信赖、慷慨、冷静、整洁30.他还发现， 在新爱尔兰岛的山区， 华人举行葬礼时， 死者的原住民朋友会痛哭流涕， 体现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友好关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 但早期华商在与原住民的经济交往中彼此信赖， 无疑助推了岛国民众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全面认识， 促进了大洋洲岛国与中国之间的尊重和互信。
（三） 提高了岛国的文明化程度
1. 改善了岛国的社会环境
在19世纪之前， 大洋洲岛国文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 经常有关于原住民“吃人肉”的传闻爆出31.在西方殖民者开发岛国初期， 面临着物资都极为匮乏、环境极为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等多方面的挑战。华商作为大洋洲岛国的早期开发者之一， 在改善社会环境和提高文明化程度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 华商为岛国引入芋头、黄瓜、木瓜等蔬菜， 丰富了岛国民众的食物来源。其次， 华商还改善了岛国民众的居住条件。1917年6月13日斐济召开的酋长委员会上， 泰勒乌酋长洛克·推 （Roko Tui Tailevu） 曾经指出， 斐济村落里的房子都是在华商那里工作赚的钱建好的32.再次， 华商还教会了原住民中草药知识、洋泾浜英语、火枪使用技术等33, 开拓了原住民的视野， 提高了他们的文明化程度。
2. 提升了岛国民众对商业化的理解
在与岛国民众的经济交往过程中， 欧洲殖民者不够积极。斐济学者贝茜·阿里曾经指出， 白人不动脑筋做土着民的生意34.华商将岛国原住民视为主要的顾客和服务对象， 在交易过程中将“以物易物”、赊账等交易方式介绍给他们， 推动了岛国民众对商业的认识水平， 为20世纪中期大洋洲岛国商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1 李毅夫：《世界民族研究导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 第285页。
2 中国台湾学者吴燕和主要关注巴新华侨华人问题， 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1880-1980） 》 （台北：中正书局， 1985年版。） 一书中对华商的亲属制度与商业成功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后来， 他又在《家乡在何处》 （David Yen-Ho Wu, Where Is Home?, Taipei: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1.） 一书中用专门章节对华商民族性及其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探讨。斐济学者贝茜·阿里在《斐济华侨华人》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一书中对18世纪中期以来华商的经营模式及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系统探讨。中国学者翟兴付在查阅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出版了《萨摩亚华侨华人今昔》 （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 梳理了19世纪末以来萨摩亚华侨华人从契约华工向华商转型的艰难历程。新西兰学者云达忠 （Bill Willmott） 先后发表了《太平洋国家华侨华人的类型 （Varieties of Chinese Experience in the Pacific） 》 （Terence Wesley-Smith ed., China in Oceania:Reshaping the Pacific?, New York:Berghahn Books, 2010.） 、《南太平洋诸岛的华人起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南太平洋国家华人的经济角色与文化认同》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对华商经济的起源及其主要类型进行了探讨。王聪和吉伟伟的《南太平洋岛国与华侨华人的互动发展研究》 （《八桂侨刊》2018年第3期） 分析了岛国属性对华人经济的影响， 角度新颖， 富有创新精神。
3 在16世纪西方殖民者到达太平洋诸岛国之前， 华侨华人便已经到达巴新等国， 并与当地原住民进行了交往和贸易。1605年西班牙航海家奎罗斯发现巴新时， 在航海日志上对当地的见闻进行了记载：“岛上的渔民村落中， 我们发现有中国人习惯使用的铁鱼叉、鱼钩和鱼线等， 还发现了瓷器和用两根藤管制造的风箱， 这都证明中国人很早就来到这里， 并进行了通商和贸易活动。”参见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版， 第84页；Tetsu Ichikawa,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Strategic Practices in Sojourning”,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ume 2, Number 1, May 2006, p.114.
4 云达忠：《南太平洋诸岛的华人起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5 Terence Wesley-Smith ed., China in Oceania:Reshaping the Pacific?, New York:Berghahn Books, 2010, p.41.
6 Bill Willmott, “Chinese contract labou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 vol.27, （2004） , pp.161-175.
7 吴燕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1880-1980） 》， 台北：中正书局， 1985年版， 第32页。
8 Judy A. Wo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in Fiji,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Sydne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pril, 1963, p.112.
9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49.
10 Judy A. Wo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in Fiji,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Sydne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pril, 1963, p.90.
11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106.
12 郭又新：《南太平洋岛国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初探》， 《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
13 （3） 吴燕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1880-1980） 》， 台北：中正书局， 1985年版， 第35页， 第32页。
14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p.261-262.
15 Ching-hwang Yen, Ethnicities,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thnic Chinese Worlds, London: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7, p.385.
16 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 第14页。
17 （3） （4） 吴燕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1880-1980） 》， 台北：中正书局， 1985年版， 第25-30页， 第72-73页， 第29页， 第73页。
18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p.11-19;Judy A.Wo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in Fij,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Sydne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pril, 1963, pp.88-91.
19 翟兴付：《萨摩亚华侨华人今昔》， 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年版， 第16-19页。
20 吴燕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1880-1980） 》， 台北：中正书局， 1985年版， 第67页。
21 “Trading by Chinese and other Aliens”, Fiji Legco. Debates, April, 1918, pp.56-59.转引自Judy A. Wo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in Fiji,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Sydne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pril, 1963, p.98.
22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50.
23 王光年：《斐济华人》， 《华裔世界》2004年第2期。
24 David Y. H. Wu, The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1880-1980,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8.
25 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 香港：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1998年， 第291页。
26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49.
27 Judy A. Wo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in Fiji,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Sydne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pril, 1963, p.215.
28 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 第14页。
29 （4） Bessie Ng Kumlin Ali,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 p.55, p.26.
30 吴燕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1880-1980） 》， 台北：中正书局， 1985年版， 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