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前后《时报》中有关此事件的舆论报道为分析对象, 将事件爆发前后《时报》中有关日本、国民政府以及中国民众对于事件的反应进行一个细致的梳理, 对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的国内舆论以及事变的大概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九一八; 舆论; 分析;
一、对于“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有关报道
“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关东军蓄谋发动已是共识。且在战后的军事审判中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也已亲口承认。
在事变爆发的前夕, 《时报》对于日本准备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种种迹象已有相关报道。1931年9月15日其刊载了一篇名为《咄咄!日陆军部借口所谓中村事件, 准备武力侵略》的文章:
东京十四日电:土肥原大佐到东京报告并开陈意见已毕, 领受军部当局重要训令, 与柴山少佐接洽后, 定今日自东京出发返往。途中将在旅顺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中将会见, 传达训令。训令内容极为秘密, 据观测中村事件, 倘华方未有诚意, 关东军将有所动云。
这篇文章的作者通过分析土肥原贤二到东京述职及其返回途中在旅顺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会见的信息得出如果中国方面在中村事件方面处理不好的话日本就会诉诸武力。
日本欲侵略东北是早已制定好的国策, 无论是否有中村事件的发生, 日本都会实施其侵略计划, 只是时间不同而已。1927年7月25日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给昭和天皇的所谓“田中奏折”中就赤裸裸的写到“惟欲征服支那, 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支那。”所以中村事件只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实施侵略计划的借口。
自中村事件发生之后,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频繁调动兵力并举行大规模演习, 且擅自进入东北乡屯, 蹂躏乡民。1931年9月17日《时报》刊载:
自日方宣称中村大尉在兴安屯垦区内被害后, 高唱派兵入满, 东北各地日军首领, 亦若大事临头, 准备一切。因之议言蜂起, 谓日方预定计划, 如中村事件不得圆满解决, 即派军一联队入兴安县, 同时, 另派二十联队分驻四平街、长春二地, 用以征服我国, 而达到田中政策派兵入满蒙之计划。虽为传闻, 不能认为无因也。当此中日外交多事之秋, 东北各地日军, 几无日不演习野操, 从前尚预先通知我地方当局, 近则不顾一切, 随时随地调军入我乡屯, 蹂躏乡民。
对于这则新闻我的理解是:
(一) 关东军欲以中村事件为借口, 进而实施其蓄谋已久的侵略东北计划。
所以他们“高唱派兵入满, 关东军各将领准备一切。”
(二) 关东军违反常例, 在不通知地方当局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且“入我乡屯, 蹂躏乡民。
”其意应为试探东北军底线, 为其不久之后的侵略做准备。
检索史料得知“九一八”事件是由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两参谋密谋的, 除他们二人外, 在关东军内部则无一人知晓。而作为日本在华公使的重光葵对此事应当也是不知情的。其在1931年9月18日当天发表了一份声明:
最近中日两国发生种种不快事件, 而中村事件尤为其中最不幸事。日政府对于此等种种事件, 正谋以国际手段, 不伤及两国邦交和友谊的解决。中村事件, 虽性质极为重大, 但此事件若只就此事件速谋适当解决办法, 当亦不难解决。关于中村事件, 有日军队已有动员计划云云, 此事全然无根, 当系有所为而实传云。
因为与蒋介石会面以及发表声明是重光葵在对于“九一八”即将爆发的情况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所做出的, 因此其言行对于国民政府、中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迷惑是相当大的, 这样对于关东军发动侵略是极其有利的, 其遇到的无论是中国政府的武力亦或是国际舆论方面的抵抗都是最小的。但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将发动事变的消息完全隐瞒是否是这个原因, 我全然不知。
最终在1931年9月18日晚十时许日本关东军炸毁了位于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路并诬赖是中国军队所为, 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关于事变时的情况, 《时报》亦有报道:
沈阳十九日电通讯:东北军之沈阳北大营, 自今晓来受日军猛攻发火。
南京十九日本报电:日军侵占北大营营房后, 并将迫击炮库炸毁, 片瓦无存, 日军炮弹炸死人民无数。
日军袭击北大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切断东北和关内的交通和通讯。对于此《时报》的刊载较多, 笔者选取了一些:
北平十九日本报电:北宁线十九日开通车仅售山海关票, 关外列车均不通行。
南京十九日本报电:铁部接北宁路局电告, 形势严重。
哈尔滨十九日中央社电:沈阳无线电台被日军强占, 十九日晨八时起不能通报。
日军切断东北与关内的交通与通信无非是想要防止中国国内部队快速增援东北以及防止有人将具体情况向外界传递。不得不说日军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十分有效的, 但是这些也暴露出了日军在事变爆发之前已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不然其在战争爆发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如此之迅速。
二、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反应的有关报道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这是明显的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事件, 但是南京政府所采取的却是不抵抗政策。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蒋介石下达的还是张学良下达的, 对此史学界颇有争论。对于“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维护中国主权所采取的的措施《时报》进行了大量的报道。1931年9月20日《时报》刊载:
北平十九日本报急电:辽宁省政府主席戚士毅, 十九日晨电张学良。十九日晨六时, 日兵大队由大门入城, 分占各行政署, 我军民始终未抵抗。同日晨天未明二时, 日主力部队在商埠大事 (肆) 焚掠, 我军警无抵抗, 又袭击我北大营地方, 全城陷于混乱状态。
作为辽宁省省政府主席的戚士毅, 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到在面对日军侵略之时全然没有抵抗。致使日军轻而易举的占领沈阳, 使得中国大量军民遇难, 惨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哀。其实查阅史料可知, 关东军当时参加“九一八”侵略事变的兵力并不多。“关东军计划以一部兵力袭击北大营;以主力袭击奉天城内的督军公署。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 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 日本方面的夜袭必然失败无疑。倘若当时的东北军誓死捍卫国家主权, 关东军的袭击计划定然不会成功。
张学良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紧急召开会议, 讨论应对政策。
北平十九日本报电:张学良十九日晨在协和医院召开紧急会议, 吴铁城、李石曾、张继等重要人物均参加。决取不抵抗主义, 听凭各国裁判, 并电告顾维钧汤尔和分赴驻平各使馆说明日人暴动真相。
这两则新闻的报道, 说明张学良已经准备坚持不抵抗政策, 并寄希望于国际调停。这不免让国人痛恨。作为一个泱泱大国, 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组织人民、军队去反抗, 而是任其为之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寄希望于国际调停是不能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
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不止张学良一人, 在《时报》有关于南京政府的报道中亦有显示国民政府也有这方面的计划。
南京十九日本报电:外交部十九日晚电告出席国联会施肇基、王家桢、吴凯声三代表。令将日本强占沈阳之暴行及我方受害情形向国联会报告, 请主持公道。
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公之于众, 在舆论上站住脚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国际环境下, 完全将希望寄之于国联恐怕不是一个良策。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联合全国各族人民, 一致抗日。
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变发生之后也曾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抗议, 但是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三、中国民众对于“九一八”的反应
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永远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因为中国民众明白只有将一切侵略者赶走, 中国人民才会有幸福安定的生活。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人民广布大江南北。面对此次日本的侵略, 英勇的中国人民自然不会屈服。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 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活动。表达自己的心声, 《时报》对此报道颇多。上海市商会在获取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召开了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问题:
本会经第十次执行委员会决定, 定于本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上午九时假上海市商会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凡本市奉准许可设立之团体务各备具正式公函推定代表两人届时准时到会讨论国难临头。幸各注意, 特此紧急通知。
在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上海市商会就决定召集各团体代表, 讨论抗日救国问题。不能不说这是国人爱国的一个具体表现。“九一八”爆发时正直上海召开全民运动会, 《时报》便刊载了运动场上的情况:
日本历年积极提倡体育, 一心在谋我。今乃完全暴露矣。上海全市运动会正待结束, 忽来惊人消息, 日本出兵占领沈阳, 东北诸省情势危急。观众既无心留恋, 记者亦无心再为详尽之记载, 略已经过, 分别如左。
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说的与事实可能不符, 但是这恰恰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痛恨程度。全国人民都在关心东北局势, 关心东北的国人们。在“九一八”事变中惨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众多军民们, 关内同胞亦为他们的遭遇感到伤心, 并为他们举行了哀悼仪式。
汉口二十日本报电:各界为沈阳事件, 定于二十一日在省党部开大会, 将请中央实行革命外交。并电粤方息争御辱。各团体一致下半旗, 人民戴黑纱, 为死难者同胞志 (致) 哀!
当时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广东派系党员还在因为派系之争准备大动干戈。武汉各界人民呼吁政府能够团结一致, 共御外辱。在当时这不仅仅是武汉人民的心声, 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内心的呼喊。倘若国家内部不能团结在一起, 还何谈将侵略者赶出国土之外呢!
结语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之事件。自“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 在1945年终于迎来了近百年来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第一次胜利。分析《时报》对当时日方、中国政府对“九一八”事件反应的报道, 有助于我们对事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更有助于我们铭记历史, 放眼未来。
参考文献
[1] 佟冬, 阎希文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2] 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J].史学月刊, 2003, (08)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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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畅.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J].史学月刊, 2003, (08) :7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