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工诗人”与“打工诗”这样的字眼始终贯穿于许立志诗歌创作之中。一方面质疑与剥离“打工诗人”这一带有文化想象意味的称谓之不合法性，同时也看到，许立志的诗歌创作又是宿命般地偏狭，故乡与他乡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打工与写诗之间，许立志“在而不属于”式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焦虑也相伴始终，让他的诗歌成为典型的“身份之诗”.
关键词：身份认同；打工；身份之诗；许立志
许立志，生于1990年6月7日，广东揭阳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中山等地打工，2011年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公司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后调至物流岗位。2014年2月合约期满后曾赴江苏谋职，不久返回深圳。9月30日堕楼辞世。其诗歌生涯始于2010年左右，有少量作品发表。
这是2015年3月出版的许立志遗着《新的一天》[1]扉页上的作者简介，在报纸、网络、微信等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许立志被冠以“草根诗人”“底层诗人”“打工诗人”等称谓，评论者们也对这些人进行了“群落化”的归类研究，有关许立志诗歌的关注、评论和传播，似乎与这一身份也不无关系。问题是：“打工诗人”“打工诗”这一类称谓的合法性内涵是什么？在流传过程中，“打工诗人”这样的称谓是不是有意识地成为“赚取”社会关注的生长点？许立志诗歌文本与身份认同之间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有必要首先剖析一下许立志的“身份”.
一、诗人身份：话语型塑与“被消费”的时代景观
“文化身份问题的提出总是在与异质文化的交往中浮出意识层面的：一种是共时横向文化交往中产生的异质感，另一种是在异质文化影响下经历史转型所产生的文化缺失感或危机感。”[2]在一个泛文化并置的时代，一个诗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不仅是诗歌的困境，更是社会学的、伦理学的、美学的困境。纵观当代新诗，以海子自杀为界，海子之前（以朦胧诗为上限），可以视为英雄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时代，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启蒙者、救世主自居（与五四类似），这种产生于文革后期的知识分子情绪在发展的后期，以评论者喻为“精英意识”的姿态呈现，海子的自杀，意味着这种理想主义的终结。90年代以后，诗人们需要重新确定（追逐）新的文化身份，很多人认为，海子的自杀也是文化冲突的产物，就是这个道理。从许立志的生活状态看，打工、返乡、写诗、自我放逐与被边缘化的感觉伴随其极其短暂的一生，他的内心总是有意无意地拒斥着什么，他与诗坛、与所处的城市总是处于“在”而不属于的边缘，这种“故意”的疏离和拒斥，显示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与困境，而自杀则是这一感受的幻灭与主动放弃。
没有一个诗人是纯粹的“诗人”,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成功了的”或者“显赫”的诗人身份往往挤掉了他的社会角色。比如，作为图书管理员的博尔赫斯，作为外交官的帕斯或者作为高校教师的西川……在说起他们的时候，人们只说诗人博尔赫斯、诗人帕斯、诗人西川而不说图书管理员诗人、外交官诗人、教授诗人云云。对许立志短暂的人生历程，大概可以梳理出这样三个话语层级：“许立志”---“打工诗人”---“自杀诗人”,很显然，这是一个被不断“塑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刻意忽略了地理的、自然的许立志，而凸显了社会的、伦理的许立志，甚至，有意无意忽略诗学、美学的许立志，而强化了有消费点“打工”和能引起社会关注的“自杀”的许立志，可以看到，当作为社会身份的“打工”和具有伦理意味的“自杀”字眼与“诗人”粘合在一起的时候，许立志的诗学身份就这样被塑造为又一个能指，成为一个逐步满足知识分子身份想象的结果，以此赚取的只有一种隐含的、预谋的“消费效应”和关注度。
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打工诗人”有两层可能的所指：打工者中写诗的人和诗人中的打工仔，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荒谬的语言悖论，因为，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里，无论从社会分工还是个人角色看，谁都是打工者，上面提到的图书管理员是，外交官、教授亦是。诗人就是诗人，为什么还有打工诗人，底层诗人之说？以此类推，那就会有庙堂诗人和上层诗人了？！究其原因，能把一个语言悖论附加在许立志身上的是精英立场和文化想象的魔力，这种精英立场具体到许立志身上，一方面是以精英眼光划界和命名，把“诗人”一词牢牢巩固在精英们的生活圈，另一方面则是以“精英化”的名义维护既得的传统和文学史书写者的话语权。这就和“作家与女作家”“男人、女人、第三性”这类命题一样荒谬，但总让人习以为常，只有清除附着在许立志诗学身份中的精英立场和世俗偏见，才能还原其诗歌生态，走近真正的诗人许立志。
二、身份之诗：绝望生存与死亡谶语相交织的生命写作
知人论世，对许立志诗人身份的分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好地走进他的诗歌世界。所谓身份之诗意义有二：一是许立志近乎“偏执”的诗歌创作本身并未走向更加宽广的生活（领域），而许却深陷其中并乐此不疲；二是许立志的“偏执”似乎是一种近乎宿命的遭遇，客观上，媒体以“打工”命名和消费这些诗人，而从主观上看，许立志们也没能真正摆脱这种“设定”,这就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欲罢不能，成为诗人短暂一生始终难以摆脱的阿喀琉斯之踵，让其诗歌成为一份绝望生存与死亡谶语相交织的生命实验。
（一）故乡与打工地二元同构的流浪生活与乡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壮大，打工者群落应运而生，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为生计奔波劳碌，穿梭在异国他乡的大街小巷，为城市建设增砖添瓦，但在他们心里自己永远是“异乡人”“外来者”,是城市灯红酒绿生活的“他者”（甚至，所谓的当地人也会有这种陌生化的感觉），有时候，他们“把乡村的一切默默诵读”,有时候“躲在厂区一隅的车间”,有时候“目睹一辆货车运走产品/里面装着一海洋的辛苦”,在这种近似流浪的城乡二元结构生活中，约略可以寻见许立志们的心路历程与现实境遇，许立志用极其现实主义的笔墨触及了大工业社会发展中个体的体验，以此折射社会的问题和发展需要每一个个体付出的代价，在这一点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立志的诗歌经验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见证和典型性体现，不仅具有强烈的审美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新的一天》所收录的187首诗里面，包含有“异乡人”“乡愁”等倾向性词语的诗作将近一半之多，这些诗从不同层面反映着背井离乡的苦涩和蕴涵在魂牵梦绕里面的“乡愁”.
“我在担忧什么，一张暂住证还是一个/明天早晨的馒头/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被昏暗的灯光呛到咳嗽不止”（《担忧》），“暂住证”是一个迷失在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里身份不确定的象征。
“想家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凝眸万家灯火/谛听对面楼，炒菜的声音/或低头黯然，或抬头看天/任凭那弯弯的月亮/一次次地/把我瘦瘦的乡愁/割出血来”（《乡愁》），写尽了心灵迷失的困苦和漂泊无依的孤独。
“在城市漂泊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自己像一位古人”（《古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不仅错厄了城市与乡村，也错厄了古今。
“异乡人站在十字路口/想着该往左还是往右”（《异乡人》），“多年前/他背上行囊/踏上这座/繁华的都市/意气风发//多年后/他手捧自己的骨灰/站在这城市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进城务工者》），“置身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开往南方的火车》），在城乡之间、故乡与他乡之间，诗人的流浪感与来自于身处底层社会和诗歌写作之间的身份质疑，都从客观上加重了诗人的身份焦虑。
我的生命已活过两轮/我应该知足了/剩下的最后几天/我回到了我的村庄/带着一垛松松垮垮的年龄和疾病//昔年破败的祖屋/在我的亲人们相继离开以后/不知从哪一夜起/也塌得只剩下半堵墙了/呵，真是懂事的半堵墙啊/即使塌，也要塌成一块墓碑的样子。
---（《团聚》）
据秦晓宇讲，许立志自杀前并没有回过家，他以诗歌的方式“回家”,以诗歌的方式与亲人团聚，也可以说，他以诗歌的方式先验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二）生命写作：当代中国的“恶之花”与“荒原”
在《新的一天》的序言中，编选者秦晓宇有这么一段话：“在今天，农民工诗人已然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许立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大部分农民工诗人倾向于运用质朴平实的语言、经验主义的方式来直抒胸臆，场景化地书写‘到处潜悲辛’的打工生活与工厂世界，在‘有诗为证’的意义上揭示底层的生存处境，表现出浓郁的自传色彩。”[3]
打工者们“进入一个名叫城市的地方/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一根没人要的骨头”（《失眠》），“像蛆虫爬满尸体/我被世俗笼罩着/1来/使我时刻濒临窒息”（《黎明之前》），这种类似波德莱尔《恶之花》里所描述的虚假的繁荣与肮脏的城市病让人如此噬心。诗人用几乎是德国诗人海涅一样的控诉姿态和艾略特《荒原》里呈示的精神荒漠一样的笔触书写当代中国一代打工者的悲苦，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能把打工生活写得如此系统广泛而痛彻心扉，丰富而让人感同身受。
这些“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疼痛的光在珠江三角洲弥漫，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他们“在车间寻找萌芽的空间”,“幸运或者不幸，溶进了发展中的工业废水”,甚至有时候，“生活”如“凌迟”一样，“凸凹不平的伤口”“等待工业废水将它灌满，拭目以待明年今日全身都开满腐烂的花”,“曾经有过的理想，在打工生活的海面上浮浮沉沉”,但仍然关注着“存在与价值”,高喊着“工业区啊，我无处安放的明天”.
我几乎是爬着到达车间，这昼夜不分的刑场/他们宣扬的青春与梦想，多么动听，多么嘹亮/让我打卡上班接近人间天堂，气质招展的十八层//夜色中我打开体内的白炽灯，这咳嗽的霓虹/照亮机台黝黑的内脏，再划破血管/夜班的血管，车间的血管，工厂的血管，祖国的血管/再拔出骨头，白色的骨头，瞌睡的骨头，历史的骨头/我年轻的面容在血管与骨头的罅隙里悄然隐去/血流声也不再铮铮淙淙了，倒是咳嗽一天比一天响亮/多少个夜班过后，我最大的梦想，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每个人类沉沉睡去的凌晨，我跟工友们睁开青春的一对伤口/这黑色的眼睛啊，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吗？
---《夜班》
毫无疑问，在这首以来自顾城《一代人》的灵感作结尾的诗作里，能感受到甚至比顾城更加深刻的苦痛和更加具体的生活体验。这种偏执得近乎夸张的书写令人不禁要问：祖国啊，我们该如何安放这些咳血的青春？
尼采说过，世界上最好的书是用血写成的，后来，这一句话深得晚清才子王国维的赞赏。国家不幸诗人幸，古今中外，诗穷而后工，左丘失明、孙子膑脚、流放的普希金、情困的叶芝……千古词人一块垒，“穷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辞难工”.诗就是心灵的自我拯救。所谓“生命写作”的含义有二：首先，诗歌是一种生存困境中的心灵拯救，面对无边现实，诗人无处可逃，在功能上，诗歌就是心灵的救命稻草；其次，对诗人来讲，诗就是宗教，诗人对诗有着“歌尽人亡”的虔诚与悲壮。许立志的诗歌就是这种生命写作的试验之作，在这一点上，许立志与海子有异曲同工之处，海子晚期诗作里浓烈的死亡意识在许的诗作里屡屡重现，而谶语一样的诗句已经不是不幸言中而是心之所属的牺牲美学。
“我爷爷被活活烧死/享年23岁/我今年23岁”（《谶言一种》），死亡与身份息息相关，身份焦虑的极致就是幻灭，就是死亡。在这里，许立志的“死亡”首先是身份的，其次才是生命的。当生活已然在别处，而故乡已成为回不去的所在，诗人的自我认同只有“死亡”存在时，这种死亡意识就从精神层面心理层面逐渐渗透到肉体里面，生命如此强大啊，强大到只有自杀才能把它了结，所以死亡只有自杀，这是典型的“诗人之死”.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这首被反复引用的诗作，以触目惊心的意象和让人如芒刺在背的情感表达深刻而着称，如果说检验一首诗艺术纯度的最高标准是视其所包含的人血的含量的话，这首诗就是血滴子，就是许立志带血的呐喊。
反复翻检《新的一天》里收录的许立志的将近两百首诗作，尽管有些诗作的艺术水准还不是很高，意象选择与情感表达宿命般地狭窄、直白，早期略显冗长散漫而晚期更加精短决绝，但许立志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的良心，是这一时代少有的真诚而执着的诗人之一。
参考文献：
[1]许立志。新的一天[M].秦晓宇，编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2]张宁。文化认同的多面性[M]//周宪。中国文学与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
[3]秦晓宇。一颗螺丝掉在地上[M]//许立志。新的一天：序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