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淮军援沪后，大批引入西洋武器装备部队，并聘用洋教习教练洋操，推动了淮军在训练制度上的相应变革，开创了中国军队仿效西法练兵的先河。淮军的训练特点是重技术、重队列、重阵法，而轻视思想教育。由于军官培养与军事训练相脱节以及在军事制度上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淮军对西方训练方法精髓的掌握。
关键词: 淮军 军事训练 武器装备
一、淮军对勇营制度的改造淮军为曾国藩一手所创，所以初建时一切营制、器械之制皆仿照湘军，“公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但淮军进入上海后不久，即开始装备洋枪洋炮，使原有完全仿效湘军的营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 一) 西式装备的大规模引入淮军初建时使用的火器与湘军相同，只有鸟枪、抬枪和劈山炮。这些火器仍属于前膛枪炮的范畴，技术较为落后。而这一时期的欧美国家，由于技术革命的推动，枪炮在设计上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改进。如枪管由滑膛改为线膛，增大了射程，提高了命中精度; 点火方式主要采用触发式点火，这种方式具有点火迅捷且不受气候影响的优点。太平军在攻占苏常后，曾通过在沪的军火商，从外国人手中进口了大量较为先进的洋枪洋炮，其中尤以李秀成部装备最多。李鸿章率领淮军进入上海与太平军接战后，对于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及远”印象极为深刻，并逐渐产生了淮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的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美等外国列强为保护他们在上海的利益，组建了一支装备和训练都较为近代化的新式武装———常胜军。咸丰元年( 1851 年) ，清廷默许“借师助剿”之策，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制定了《会防章程若干条》，规定常胜军应与上海的清军一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李鸿章到上海后，很快同常胜军在行动上联合起来。李鸿章在亲眼目睹了常胜军的训练和武器演放后，大为叹服，认为洋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尤其是在攻打嘉定的战役中，“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在震惊于洋枪洋炮神奇之余，李鸿章更“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并发誓要“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随后，李鸿章通过联络洋人代购，委托同僚采办，派人奔走于纽约、香港、广州、上海等国内外军火市场，通过购买等途径，获得了大量洋枪洋炮，使淮军的装备得以迅速改进。同治元年( 1862 年) 八月，在淮军程学启部建成的一营洋枪队中，装备洋枪 300 多支，劈山炮 40 门。一年之后，李鸿章在准备部署攻打苏州时，淮军全军人数 5 万有奇，各营洋枪总计 1. 5－1. 6 万支2460，平均约 3 人有 1 支。到同治三年( 1864 年) 五月，淮军主力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 4 军 1. 5 万人，装备洋枪 1 万余支，刘铭传所部 7000 余人，洋枪 4000 支。
到镇压捻军起义时，淮军陆师已 5 万余人，约有洋枪 4 万余支，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分，而主要采用了西式装备。随着 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各国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武器技术得到质的飞跃。此时的李鸿章仍竭力追求外国新式武器，“闻外国有一器新出，一法新变，未曾不探求而写放( 仿) 之，以教练将卒”。淮军的武器装备，也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更新而更新。洋枪由前膛枪更新为后膛枪，洋炮则由前膛短炸炮更新为长炸炮、后膛钢炮。光绪三年( 1877 年) ，又添购克虏伯后膛钢炮 140 尊，仿德制成立新式炮队 19 营。光绪十年( 1884 年) 正月，李鸿章鉴于“西人制造后膛枪炮日新月异，其速率之猛，准头之远，几于无坚不摧。……我仍因陋就简，……不思变计，得失利钝之悬殊不待烦言而决”的考虑，将所部各营“一律操用克虏卜、阿摩士庄等炮，��ㄊ康谩⒐�乞开思、毛瑟等枪”。这些枪炮的列装，使淮军的装备更为精利。
( 二) 装备更新对编制的影响“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促使原有组织编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正如王�]运所说: “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
1． 洋枪队的设立淮军营制初仿湘军，每营 500 人，仅有抬枪、小枪 120 余杆，其余皆用刀矛等冷兵器，十分混杂。但到上海不久，便成立了洋枪小队。初时李鸿章仅使各军编组洋枪小队，尚未改动营制。至同治元年( 1862 年) 九月，李鸿章首先在程学启所统三营中改一营为洋枪队，并在每哨中添加劈山炮二队。这是在洋枪装备不多时的特殊编制，但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此后，淮军各营陆续将原有的抬枪、刀矛、小枪队改为洋枪队。每营所配洋枪多则 400 余杆，少则 300 余杆。到同治三年( 1864 年) 末江南范围战事结束时，淮军虽不像李鸿章所说的全是洋枪队，但已经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部队改用了洋枪，也可以说基本洋枪化了。由于李鸿章坚持“练军练器”，使淮军不仅超越湘军成为清军最精锐的部队，而且比之太平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李鸿章得意地说: “苏贼无劈山炮，专恃洋枪”，而淮军“遇贼交锋先以劈炮拥洋枪而行，屡获幸胜。
改编后的淮军装备情况为: 每营有洋枪28 队，洋枪每人1 杆，每队除伙勇外，11 人持有洋枪，加上各哨官勇计 20 人，合计全营共有洋枪 328 杆，洋枪兵占全营战兵总数的 71. 6%。此外，每哨编 2个劈山炮队，全营共有劈山炮队 10 队，每队有炮 4 尊，全营共有劈山炮 40 尊，炮兵占全营战兵总数的 26. 2%。尽管此时淮军所用洋枪仍系前膛枪，但已改为铜帽底火，射程与火力都数倍于旧式鸟枪。
2． 炮营的建立西式装备引入后的淮军军事训练图 1淮军各营除改用洋枪之外，又进一步淘汰劈山炮，而改用洋炮。李鸿章到上海后，惊叹洋兵的“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并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逐渐领会到“西洋兵法以炮为主，枪为辅，煞有至理”。同治二年( 1863 年) ，李鸿章在致曾国藩信中说到，“西洋炸炮，重者有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人，分给各营教习……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
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同治二年( 1863) 正月，淮军亲兵护卫营，即张遇春的春字营中已有炮队 200 人参与战阵，这是淮军成立的最早的正式炮队，成为中国炮兵制度的发轫。其后淮军各大枝营头，先后建立起各自的炮队。同治三年五月( 1864 年 6 月) ，淮军程学启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营。后又接管常胜军炮队 600 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 6 营，计刘秉璋部 1 营，刘铭传部 1 营，罗荣光部 1 营②，刘玉龙部 1 营，余在榜部 1 营，袁九皋部 1 营，均装备了西洋开花炸炮。当时淮军所购用的，“皆系前门枪炮，其中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
3． 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淮军长夫之制仿效湘军，每营设 180 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李鸿章认为: “若长夫太少，运用不敷，必致有器与无器等。西洋营制每军另有做工运物之人，名曰工兵队。工兵即长夫也，用以筑台、浚濠、修路及一切力作，而使正兵专练枪，各国欲强兵，断无用兵而不用夫之理”。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使淮军长夫的任务更为复杂和专业化，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淮军在武器装备以及军队兵种方面的“西化”措施，使它的战斗力强于其他清军，李鸿章曾这样夸耀: “敝军枪炮最多而精”，“是以所向披靡”。在维护清朝统治方面，淮军起了特殊的作用，成为新军建立之前清廷最为倚重的一支军队。
二、淮军的军事训练“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日益完善以及军队人员质量上的不断变化，对战术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淮军的训练，原承袭湘军。在普遍地更换了新式洋枪洋炮的同时，李鸿章也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陆军的练兵方法和攻防战术。他认为“近日德国陆兵雄视五大洲，实以操演布阵为根所谓洋炮，又称炸炮、开花炮。这种炮又依自身管长短分为长炸炮和短炸炮两种。长炸炮，指的是加农炮，其炮身管长，一般约为口径的 16－25 倍，其规格多以炮弹重量来区分，有12 磅、24 磅、32 磅等多种。12 磅以下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 1000 米，最大射程 3500 米。24 磅以上的为重炮，多用于攻城或装备要塞。这种炮威力大，射程远，命中精度也比轻炮好。短炸炮炮口朝天，状如怒蛙，当时又称“田鸡炮”，即现在的迫击炮。这种炮炮身短，口径大，身管一般为口径的 6－12 倍，发射时多固定于 45 度角，用加减装药来定射程的远近。这种炮由于炮身短，重量轻，机动性能好，故适用于野战。同时，由于弹道弯曲，对遮蔽后的目标具有较大的威胁，也用于攻城。
常胜军裁撤后遗留下 600 人的整营炮队，有大炮 30 余门。淮军接收后，由罗荣光管带。本”，应当讲求兵法以图自立。同时，他主张“多置利器更要讲求操法，有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在进驻上海后不久，淮军的教育、训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 一) 主导思想曾国藩亦重视武器装备性能的更新与提高，曾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聘请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科技人才，如华蘅芳、徐寿等人研制改进武器装备。不过曾国藩所用心思的着力之处，只在如何制造和改进旧有火器，而不是仿造西洋新式武器。而且曾国藩对于洋枪洋炮的威力始终持怀疑的态度，“洋枪不甚得用”是他对洋枪洋炮的基本认识，即使后来在淮军的影响下，湘军不断改装洋枪，也只是被动而为。这种顽固保守的思想，阻碍了湘军装备的更新步伐，亦使其训练始终未走出传统模式的窠臼。
相对于曾国藩的迟疑，李鸿章对西洋装备的大力引进却表现得异常明智和果决。而且李鸿章不仅关注西洋装备，对于西洋军队临敌时的整齐静肃，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要求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对于曾国藩所提出的江南大营“和( 春) 张( 国梁) 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月三日之败”的问题，李鸿章在认真分析和考察后认为，江南大营“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随着李鸿章对洋枪洋炮认识的不断深入，其训练的主导思想逐渐偏离了乃师曾国藩练兵的轨道。
几乎与装备的更新和营制改进相同步，淮军在进驻上海不久即采用了西方近代军事方法──即所谓“练洋操”。淮军刚到上海时，李鸿章应英国海军提督何伯所请，将薛焕旧部千人交何伯选派的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训练，练成后改为会字营。继之因法军要求代练，李鸿章从当地练勇拨出 600 人，交法国军官庞发在徐家汇( 后改为高昌庙) 训练，即为后来的庞字营。李鸿章后以“洋人练兵过费，且征调掣肘，恐将来尾大不掉”为由，拒绝再将淮军拨交外军教练。李鸿章主要是担心外国教官“揽权嗜利”，“久则外国多方揽扰，渐侵其权，不容中国管带官自主，亦不肯绳勇丁以中国之法。”其后的淮军训练主要以聘请洋员担任教习为主。同治元年( 1862) 十一月，淮军刘铭传部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同治二年( 1863 年) 以后，李鸿章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以至“传习日久，颇窥奥妙”。先后有金思立、华乃尔、马格里、吕嘉、陆国费等 20 多名英法军官入淮军充任教习。这些外籍教官大多出自常胜军，只有少数教官是投效的英法军官。光绪十年( 1884 年) ，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 24 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这些洋教习带来的较为先进的军事训练思想和方法，使淮军军事训练向近代化跨越了一大步。
( 二) 训练内容1． 思想教育淮军初建时，李鸿章对曾国藩所倡导的思想训练之法尚能比较遵从，并有意推广湘军营制营规、劝戒浅语、爱民歌、解散歌等。他对曾国藩表示: “惟恃此水陆万人相依为命，训练将士不使少染陋习”。后期淮军亦有类似的举动，如光绪初年，淮军盛军统领周盛传编纂了《严禁樵采谕》、《讲求操防谕》、《营弁操谕》、《严整营规谕》、《训将领谕》，并编《盛军训勇歌》，要求弁勇“敬畏长上”，“效忠朝廷”，争取“荫子封妻”，落个“好名声”，似乎淮军完全继承了湘军重视思想教育的衣钵。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淮军不仅没有落得“好名声”，而且缺乏纪律、作战时掳掠地方，有学者甚至认为“淮军本无精神纪律之训练”可言。淮军后期军纪更加败坏，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如在朝鲜时，卫汝贵所部盛军“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在辽东战场，淮军的纪律状况同样如此。奉天府府丞李培元上折反映他的见闻，其中特别提到“淮军万不可用”，因为“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况功名—55—李元鹏/西式装备引入后的淮军军事训练已定，习气已成，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从前攻打发捻贼，有子女帛货，我兵故以战为利，今与倭寇战无所得，故不利于杀贼而利于扰民，见贼愈怯者，扰民愈甚”，甚至“抢掠淫暴，无所不为”。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淮军将领多为行伍出身，没有湘军那种“忠义血性”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淮军将领缺乏湘军将领的理学素养，只能凭借功名利禄来驱使士兵，所以士兵皆以获利为目的。“正因为精神颓废，淮军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纪律，平时闹饷扰民，战时争夺战利品。也正因为精神空虚，淮军始终未能树立起刻苦训练的作风，虽然它的教育训练具有新的意识，但却无法转化为真正的战斗力。” 部队训练湘军对新兵训练较为重视，但训练时间也仅一至两个月。李鸿章认为: “外国募兵之法，须操练六个月乃使出仗，其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据此，淮军规定新兵训练时间为6 个月。
淮军所习洋操主要包括打靶、队列、战术三个方面。其中打靶为掌握洋枪洋炮所进行的射击训练，主要内容包括测距、各种姿势的瞄准、击发以及枪炮保养等。队列训练主要有大小横队、纵队、四面转法以及行进和停止等项目。除了枪法，其余一切阵法、号角、口令等俱采用西方军队成法，根据《周武壮公遗书》记述: “步队洋操之法，必定可分可合，身法、足法、手法，齐走齐止，一人如此，千人亦如此。阵式变换，或分或合，相敌而动，如出一气，方为精妙”。由于当时所聘洋教练“鸣角出令皆夷语”，在实际训练中困难不少，一度颇为影响军心士气。淮军各部有鉴于此，在镇压苏州地区太平军之后，各自组织人力翻译了洋操口令。刘秉璋、潘鼎新、丁日昌、周盛传等，都将翻译后的口令刊刻成书，分发军中使用。
淮军的战术训练，是在湘军传统战术训练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战术精神而形成的。在实际操练中，李鸿章常常听取部下的合理建议，对西式操法加以改造。据《昭忠录》记载，张遇春“尝见夷兵步伐整齐而行阵嫌过密，请之抚军( 即李鸿章) ，将营哨改编枪炮队，参用连环法以疏之，士卒称便。”所谓连环法就是成交叉队列行进，显然是汲取了湘军鸳鸯阵法的长处。
中法战前，淮军盛军在新农镇操演炮法，所演操法“炮马驾车驰骤而前，枪队继进约打冲锋。五六里前后门炮连环轰击，仍依口令退回。打三进三退后，马队伏起两面包抄，而前追击约七八里，依次收队。”可以看出，当时淮军训练已开始注意多兵种间的联合演习，且操演娴熟。受邀阅操的德国军官汉纳根对这次演习的评价是: “与德国操大同小异，进退尚整气，亦静而不嚣”。
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从德国聘请一批军官来华教练淮军，先至者李宝等人奉命检阅驻防在天津小站的淮军盛军。检阅结果是，“炮队三营步伐止齐，似尚许可”，“至所演洋枪( 队) ，经该员阅视，据称现在德新式微有不同，……似大同小异，俟德弁到后，稍事变通，无不合度”。不久，德员康腊克等到营，每营拨弁勇 12 名，交“伊等教操，不过七八日即可成熟”，“操规无须更改”。“窥该洋弁之意，亦知卑军习操已非一朝，不过量为指授，以完教习之责”。从洋将对盛军的评价，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淮军的训练离德国陆军新式操法相去不远。
淮军将领比较注意对训练方法和战术的总结和整理。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先后编成《洋枪队大操图说》、《枪炮操练图说》、《操枪程式十二条》等具有条令性质的训练操典。《洋枪队大操图说》由潘鼎新编纂。潘鼎新于同治元年( 1862 年) 随李鸿章赴上海，所部陆续换装新式枪炮，战术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当时淮军“统兵将领，简练精良，自成步伐，以口令代金鼓”，颇令人耳目一新。潘鼎新又以“所部五千人合操之，演为枪阵，凡十有五。夜则心揣手摹，以指画被; 旦则亲督旗号，试之演场。务使整散互施，离合交应，循环往复，万变无穷”。后以图配说，编成此书，于同治七年( 1868 年) 付梓。李鸿章看了抄本后极为高兴，并指示将“小操各条亦须一一绘图立法，核定妥本，尽先发刻，以便传示”。同治十年( 1871 年) ，丁日昌又组织编绘了反映淮军步、炮、骑兵战术的《枪炮操练图说》，经李鸿章签署刊发。从该操典的内容看，当时淮军的战斗队形已远远超出中国传统阵法的范围，与潘鼎新杂糅中西所创的“洋枪操法”相比也有很大进步，基本体现了当时欧洲军队所普遍采用的纵队战术的精神，重视发扬枪炮火力。《枪炮操练图说》是对淮军具有约束力的一部条令性质的操典，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淮军的战术思想。从兵种上说，其战术可以分为步兵战术、炮兵战术和骑兵战术。前者最为重要，其次为炮兵战术。
此外，光绪元年( 1875 年) ，盛军统领周盛传参照西法拟订《操枪程序十二条》，对新式洋枪的使用、保护诸法作了明确规定，后也被李鸿章下令印行颁发北洋各军使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淮军在接受西方战术的同时，惯于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改造西方战术，将之附会于传统阵法之中，衍生出许多新的阵式。如潘鼎新部淮军演练的“洋枪队大操”阵式就达 15种以上。它们主要以方阵为基础，又改造出诸如回旋阵、大圆阵、撤星阵、八字阵、八卦阵、工字阵、四锐阵等阵形。虽然名称各异，但立意与功效是大体相同的。共同特点是让兵力抱成一团，士兵四面应敌，实际上不脱中国传统战法之窠臼。光绪九年( 1883 年) ，驻德公使李凤苞曾对这种现象加以评论: “咸同以来，各省练军竞尚西国操法，习其分合进退，颇能步伐整齐，而间或能用己意，多设旗帜，甚至杜撰阵势，渐至徒饰观瞻。惟平定发逆之后( 按: 此处指太平军，实则应该是捻军) ，深知方阵跪伏，实足以防御马队而已。岂知西国炮械日精，方阵一式，亦久作筌蹄之具耶。”
结论在湘军主力陆续裁撤后，淮军成为清廷实际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支柱力量。晚清后期的主要战争都是以淮军为主力进行的，从镇压捻军到抗击八国联军都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淮军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军事训练的最高水平; 而李鸿章和淮系将领对于军事训练的基本认识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尽管他们的认识仍未触及军事近代化的本质，但已经具有了较为主动的变革意识，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训练改革也已经步入近代化的门槛。淮军的训练开创了晚清近代军事训练的先河，其历史意义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淮军在训练上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具体表现为:
其一，缺少具有近代意识的军官群体。
“军队近代化的必需条件是部队的技术教育，尤其是官佐的技术教育”。李鸿章也认为“练兵先须选将”，而“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然而，晚清的新式军事学堂教育比西式军事训练晚了 20 年。这就意味着，担负淮军主要职位的军官，绝大多数仍是行伍或武举出身。在淮军最初成军各营营官中，只有举人( 潘鼎新) 、廪生( 张树生) 各 1 人，其余多出身团首、降将或防军，这些人具有变革的热情，却缺少变革所需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西法训练的认识往往只停留于表象，而未及训练的本质。不断试图以各种传统阵法改造西式战术就是淮军军官不谙西法的明证。
其二，重形式而轻实效。
不可否认，淮军的战术训练已经具有不少近代化的因素。如方阵中拉大了士兵间距，减少层叠，改变射击方式，企图以此来增加火力密度，减少伤亡，这与清军传统战法明显不同。然而淮军的训练从本质上讲仍是重形式而轻实效的，往往以“步武枪法一律整齐”为律，而不以满足实战需要作为军事训练的根本目的。所以会出现训练时常有掩护、包抄、侧击战术，而临阵时“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
其三，训练与指挥相脱节。
淮军以统领、营官、哨官领指挥之责，而训练之责则交由洋教习充任。这意味着，负责调度指挥西式装备引入后的淮军军事训练的淮军各级军官并不主导军事训练。这一方面是由于淮军中下级军官少有真正熟悉西法者，另一方面也与淮军主要将领对于指挥与训练之间关系认识不清有关。如当德国军官考察盛军时，提出营哨官应主持变化而不应与兵勇同伍的质疑时，周盛传的答复是“须知绿营武备废驰，即为将领官习太重，不与士卒同甘苦，今正宜力矫此弊”。营官与士兵一同训练能否矫正军官积习不得而知，但将调度指挥之责放到一边，而将自身作用等同于一般士兵，却与近代军官的职任重心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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