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要论述了徐松学术来源与其在摘戍伊犁之前的经历密切相关。摘戍伊犁时期其学术无论是从研究方式还是目的来说，主要是延续考据学的研究路子进行的，在其扛鼎之作《西域水道记》中表现尤为明显，其中关于其写作目的以今证古表现十分突出，将摘戍伊犁时期前，任职京城时期嗜好金石之学都运用到学术研究中，这些都是考据学的研究范畴，而其摘戍归来后仍旧以朴学齐名京师，可见其学术仍旧是考据学。
关键词：徐松；西域水道记；以今证古
关于徐松的学术研究，以往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强调徐松在西北史地学派中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贾建飞《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为代表，该文辟有专节论述了徐松在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这一学术团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有，郭丽萍的《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一文，也是探讨徐松与道光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关系，该文以徐松为例透视了道光时期西北史地研究的转型，并指出了关于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的特点是面向现实。此外，该文还强调了徐松等人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与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学术目的是不同的，指出了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其二，聚焦于徐松本人研究，这方面研究最早是陈垣先生的《记徐松遣戍事》[1],最新的关于徐松本人的研究，以朱玉麒的一系列文章为代表，其近期所刊《徐松遣戍新疆案过程新证》[2]与《徐松遣戍伊犁时期的新史料》两文中指出，徐松的研究成果与其七年伊犁遣戍有关，并利用最近公布关于徐松遣戍生活相关的清宫史料，全面呈现了徐松案由弹幼到初审、再审、拟罪、定雌的全过程[3].其三，以《西域水道记》为切人点，探讨徐松学术研究趋向，这方面研究成果以牛海祯的《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学术特点》[4]为代表，该文在充分肯定徐松《西域水道记》价值的基础上，指出了徐松研究趋向走出书本，进行实地考察，以及依照方言重新考订西域山名、水名，为西北史地研究的贡献。此外，尹俊耸的《从<西域水道记>的成书看徐松的学术转向》[5]一文亦是以《西域水道记》为切人点，探讨徐松学术转向过程。总之，关于徐松的学术转向的论述，不乏新意，不管是从嘉道之际的整体学术趋向还是从徐松的个人学术来说，都将徐松流遣新疆作为其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则希冀跳出传统的解释模式，从徐松早期的生活，师友交际圈中搜寻其学术转向的起始，致力于西北史地的渊源。
一、徐松其人与早期求学对其学术趋向的影响
据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载：“先生，徐氏字星伯，行九，原籍浙江上虞侨居大兴，遂为大兴人。嘉庆乙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陕西榆林知府，卒于道光戊申，年六十八。先生学识阂通，撰着精博，负重望者三十年，所居在顺治门大街厅事前古槐一株天婿空际，颜之曰`荫绿轩‘,读书处曰`治朴学斋’朝野名流相见恨晚而身后遗书散佚殆尽，荃孙修顺天府志采访先生事实求传志不可得，《哉辅通志》所采较详细而抵悟亦不免，谨诊次右以所着书目附焉。”[6]101一102缪氏所编的徐先生事辑，简要介绍了徐松的一生，及其个人着述的流传，并且指出了徐松齐名朝野的原因，主要因其治朴学。关于其开拓西北舆地之学并未提及。我们从徐松早年学术经历来探讨其所涉西北舆地之学的具体情况。
在徐松年谱中，提到其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其九岁时，应童子试学使者金士松取人邑痒，五十九年甲寅，十三岁，是年梦至一地，境极清幽后滴伊犁住亦园与梦境同，嘉庆五年庚申，二十岁，是年举行恩科中举人房考检讨张问陶考官刘权之、英和、陈嗣龙；十年乙丑，二十五岁，会试中进士房考口口口考官朱硅、戴筒亨、恩普、英和，殿试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一名改庶吉士；十三年编修人直南书房，十四年己巳，二十九岁，派人全唐文馆，钞《河南志》《宋会要》《中兴礼书》；（嘉庆）十五年庚午，三十岁，充文颖馆总纂，成《唐两京城坊考》简湖南学政（案庚午系更换学政之年，清秘述续湖南通志同哉辅通志列传以为十四年误），这段时间正是徐松高中进士，春风得意之时，先是改为庶吉士，而后人直南书房，而后派为全唐文馆，以至文颖馆总纂。
徐松是在考据学派的氛围中成长的，其在童年时候曾随时任学政的叔父徐立纲生活于安徽，师事于左眉。徐松后在左眉《静庵遗集》序中写道：“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于先生。未几，未卒业。越十年，嘉庆庚午，秋闹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7]左眉为桐城人，师承姚鼎与刘大柑，为桐城派传人。不过徐松并没有遵从师业“笃嗜诗古文词”学术之路，其曾对左眉说：“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考据，不复以文词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松学术趋向是考据。因此有后人刘声木言：“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8]其中进士之后一系列学术活动及其学术成就便是明证。如徐松在中进士后，徐松所做的工作基本是在考据的范畴之内，如其考订《唐两京城坊考》，辑录《宋会要》《中兴礼书》等等，这些都是在朴学影响下进行的。其在《唐两京城坊考序》中提到“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蚌错，而东都盖闽如也”[9].可见其考据之目的是为读史服务的。其所辑录《宋会要》正是乾嘉时期的辑佚之风所影响。其次，徐松在中进士后，曾经拜访过同为大兴人的前辈大学者金石学家翁方纲，他们一起讨论了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徐松与翁方纲的族人、笃好金石碑拓的翁树培也有交往，据记载，翁树培曾赠给徐松一份《唐王仲堪墓志》拓本，徐松十分喜欢，让工匠拓写了几十份，分赠友人。徐氏还利用辑录《宋会要》之便，查找其所藏宋代湖南宁远人乐雷发《雪矶丛稿》，关于乐雷发之记载，可惜未果，而后在其担任湖南学政时才从当地的方志记载中发现了乐雷发所撰的“试策一道，《游紫霞岩赋》一首”,这些史料后被补进《雪矶丛稿》。在湖南桂阳，徐松还看到了南汉大宝四年（961）的铜钟，并记录了铜钟上的文字[10].从中可以看出，徐松对于金石学研究也是不遗余力。这些学风都是在其早年的受业中得到的传承。
二、滴戍伊犁期间并非其学术转向
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三十二岁，为御史赵慎珍所纠滴戍伊犁，由嘉峪关过镇西府，手榻裴岑记功碑（按：此榻本今归吾友章硕卿），十八年癸酉，三十三岁，到伊犁寓城南宣背门南墉第三舍署曰老芙蓉庵戍馆，撰新疆赋。十九年甲戌三十四岁，冬与同戍白观察（朱尔赓额）射猎于二道河。二十年乙亥，三十五岁，将军松文清（松箔）于嘉庆七年淮任十一年请修通志未允因派知县汪廷楷编纂事实为初稿后，又属郎中祁韵士排纂成书一十二卷名曰伊犁总统事略，十四年卸事，十九年再任命先生重修，因周历南J匕两路再加考订。八月，塔什巴里克庄阿挥孜牙墩作乱，杀伊勒百楚卡伦侍卫走出边，将军督官兵剿瓣。先生摄幕府旋擒孜牙敦于伪塔克山山穴中，事平。冬自伊犁赴喀什噶尔于沙图阿瑞军台度岁，二十一年丙子三十六岁，正月五日，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假馆参赞公所，秋腹还伊犁，先生携开方小册置指南碱记山川道里下马绿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骚卒台弃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经年风土备悉，纂《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七岁，与成都龙燮堂（万育）订交，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九岁秋随晋齐将军晋昌校猎北山，在戍六年期满，蒙恩释放回籍[6]105一106.上述年谱中所提到徐松滴戍伊犁六年，后经朱玉麒考证其应为在戍七年[2-3].
从上文年谱中可知，徐松在嘉庆十七年，因赵慎珍所纠，从湖南学政任上，被遣送伊犁滴戍，在途中所经镇西府还不忘手榻裴岑记功碑，可见其对金石学之执着。而后十八年，至其老芙蓉庵戍馆，开始撰写《新疆赋》。其丝毫未见影响。而后十九年被伊犁将军松箔所器重，奉为编修重修《伊犁总统事略》，藉此得以周历南北而考订。大多学者将该事件看作为徐松学术转向的关键，其原因是徐松在受命编修《伊犁总统事略》之后，其研究方向转向西北舆地之说，并且开始注重实地考察并将实地考察成果应用于学术研究之中，《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等着作便是明证。其实不然，徐松学术并非转向，而是对清代考据的进一步发挥。
（一）徐松滴守伊犁学术旨趣仍旧是考据
徐松滴居至伊犁，依然继续考据学的研究。从事实地考察主要因为新疆并没有多少可供徐松这样一个老派考据学家所使用的现成的文献。这在徐松西赴新疆，途径洛阳，在那里其遇到老朋友陆继格①，老朋友以“惟君职清暇，庶望着述成”“塞外鲜文籍，易助考巅精”[11],的诗句感慨徐松着述生涯的挫折和变故，似乎在预示徐松至伊犁将无用武之地，考据将无从做起。可见在老友心中考据文献对徐松的意义。徐松本人也有所预感，正如徐松自己所言：“志西域水道难于中夏者三：一曰穷边绝激，舟车不通；二曰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三曰书缺有间，文献无征。”徐松当时首先从文献考订出发，实地搜寻资料，也是为了考订文献而服务的。这些在其《西域水道记》中都有所显示，以及《汉书西域传补注》。徐世昌《清儒学案》中也指出《汉书西域传》为历来治《汉书》中最难厘清，“颜师古注未能赅备，后之考西域者多未亲历者，耳食相袭，讹误滋多。”[12]习徐松在《补注》中“驳荀之误”“正颜注之疏”对河源、道路的补充、解释，也没有超出梁启超所说“校勘、订正、补其遗闽”②等类别的工作。
（二）徐松学术方法依旧是沿着考据学派的路子进行
从学术的研究方法来看，《西域水道记》与《汉书西域传补注》仍是考据学派的范畴之中。其一，在《西域水道记》写作中固然是其实际考察的结果，但是其写作中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了以今证古的含义。如，其在《西域水道记》卷一罗布淖尔，指出罗布淖尔者，黄河初源所淳储也。进而利用《尔雅》中指出河出昆仑《河图始开》：“昆仑之墟，河水出四维”,昆仑者冈底斯也，进而与《一统志》相接论证昆仑，即阿褥达山也，进而纠正辩机《西域记》所载：“赡部洲之中者，阿那婆苔多池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注云：“阿那婆苔多池，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褥达池，讹。”释氏《西域记》《水经注》《括地志》咸言阿褥达即昆仑，盖阿褥达之与昆仑，为儒释之异名，而昆仑之与冈底斯，又古今之易号也。从这些引述可以看出，徐松以今地来证古地的意图十分明显，该卷主要证实《西域记》中所载该地的相关地名记载。此外，《长春真人游记》③《元秘史》《元圣武亲征录》等文献得自钱大听等人的录副与辑存④、《华严经音义》为孙星衍、减庸等人校刻刊行⑤，也为徐松所采纳，并依此来考订《西域记》中对阿褥达山的错误认识，《西域水道记》卷一所载：“惟慧苑《华严经音义》云：准《经》，香山顶上有阿褥达池，四面各流一河。”本《经》为说，其义较长。是阿褥达山即香山，不当如辩机分为二也[13].
其二，金石与文献互证，如其利用汉《吴仲山碑》[13]402中所载“出人敖祥”为颜师古所言“翔与祥同”提供实例指出，“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祥为翔也。以后汉《裴岑碑》[14]182所载有海祠之文，来证实淖尔即在府城西北四十余里，古之蒲类海。以《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质疑《唐书·方镇表》中所记载张淮深的卒年之误[14]162,又以《索勋纪德碑》指出《唐书·方镇表》之失载[14]165.这些都是利用金石碑刻之文以证传统文献中错讹之处。
其三，将小学研究应用于西域之研究。《西域水道记》关于空格斯河记载：“空格斯河又西流，迁特穆尔里克岭南，其岭水自北来人之。特穆尔里克岭亘空格斯、哈什两河间，段氏若膺说隆字意云：`两川之间必有山焉，是为坎象。坎者，陷也。高在下间为陷，故一山在两川间者曰山绝坎，又谓之隆也。‘特穆尔里克岭正隆之谓矣。岭阳之水人空格斯，岭阴之水人哈什。两河自原及委，山径可通。”该段中引用段玉裁注文之处[15]217,可见徐氏利用小学文字之学，小学即是乾嘉考据学中的应有之义。这些都表明，徐松的学术始终如一是沿着考据学派的路子走的。
因此，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及《汉书西域传补注》所着的方式依旧是传统的史志的写法，其写作主要以今证古，每到一处，必翻检古书所载，并且搜罗碑文，以金石之学与文献两相印证，解决不少西域的地名问题，也利用小学研究成果。这些学术路子，在其早期成长求学中都能找到影子，如其在滴戍伊犁之前，任《全唐文》总纂时候，所着《唐两京城坊考》中就有以今证古的影子，其金石学利用在其京城为官之时也有所显示，如其曾经求教于金石学家翁方纲，并与其酷爱金石族亲翁树培交好并受赠碑拓等，而且徐氏一直都有搜寻金石的爱好，上文有所提及，而后，将金石学引人到《西域水道记》写作中不足为奇。这些写作路子，基本是沿着乾嘉考据学的路子进行的，处处都有考据的影子，其学术方向，就其写作的思路及其方法来说，应该是考据学的延续。其同年邓廷祯在其序言中谈道：“予同年星伯先生，好古与稽，嗜奇成癖。西清东观，早播有用之书；北辙南辕，远涉无雷之境。积殊方之驹隙，决亘古之狐疑，撰成《西域水道记》。”[15]3从中可看出，徐松在同年眼中形象是好古与稽之人。
三、结语
徐松本人的学术之路，一直有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子。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徐松早期师从桐城派左眉，但是并没有将古诗词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是将考据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后这个目标一直影响着他，在其高中进士之后，选人全唐文馆亦以辑古为好，而后即使滴守伊犁也不忘搜集碑记，在其滴守西域所着《西域水道记》中也有所体现。徐松学术之路一直是在沿着早年受学所立之目标前行的。
注释：
①陆继格（1772一1834），字祁孙，号霍庄，别号修平居士，江苏阳湖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江西贵溪知县。精音韵，喜金石，工诗文，撰有《崇百药斋文集》等。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犯、333页，梁启超借用王鸣盛说法指出：“大抵校勘前史文名之讹歼，其一也；订正其所载事实质矛盾错误，其二也；补其遗缺，其三也；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于省览，其四也。其着述门类虽多，精神率皆归于此四者。”
③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听全集（九）·潜研堂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页，《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长春真人西游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5页记钱大听于乾隆年间自《永乐大典》中发现《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钱竹汀得此二书，录存副本。
⑤缪荃孙撰，孙安邦点校《云自在盒随笔》卷四中记：“《华严经音义》二卷，徐星伯先生藏北藏本，陈东之校定，属徐远峰刻之。此书自孙渊如辑《仓领篇》，任幼蕴辑《字林》征引及之，学者始知有是书。藏君东合校东藏、北藏刊行。”见山西古籍出版社2996年版，第228页。
参考文献：
[1]陈垣。记徐松遣戍事[J〕。国学季刊，1936,5（3）（1936年9月）：141一150.后收入：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着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71一381.
[2]朱玉麒。徐松遣戍新疆案过程新证[J].西域研究，2015（4）：169一177.
[3]朱玉麒。徐松遣戍伊犁时期的新史料[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5,34（2）：30一33.
[4]牛海祯。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学术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2（2）：57一59.
[5]尹俊耸。从《西域水道记》的成书看徐松的学术转向[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8.
[6]缪荃孙，编。徐星伯先生事辑[M].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刀本社影印室，辑。乾嘉名儒年谱：第14册。北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7]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M].同治十三年桐城方氏铅印本。
[8]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M].徐天祥，点校。黄山：黄山书社，1989:179.
[9]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M]//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卷首。张穆，补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1.
[10]缪荃孙，辑。寻阳长公主墓志跋[M]//星伯先生小集。民国九年江阴缪氏烟画东堂小品本。
[11]陆继格。徐同年松官湖南学政被动、遣戍伊犁、相见洛下、诗以送之[M]//崇百药斋文集：卷八。光绪四年兴国州署重刊本。
[12]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四一[M]//星伯学案。北京修统堂本，1939.
[13]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M]刀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M]//西域水道i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
[15]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M]//西域水道i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