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别从背景、身份、视角三个角度，探讨了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情境，在此历史情境之下的现代文人的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文学的视角问题。
关键词：背景；身份；视角；现代文学
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出的中国现代文学注定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立人，二是立国。伴随着现代文学的产生，独立的现代文人也随之出现，在立人与立国的双重追求下，现代文学的创作视角也发生着阶段性的变化。
1、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背景
晚清的封建文明已然落后，近代中国止步不前，面对颓势，晚清政府的内部开始了两次调整和变革，一次是洋务运动，一次是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坚持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向西方学习，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封建制度，只是学习西方之表，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了。继之而起的维新学人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向封建地主阶级的一次抗争，但由于当时思想的局限性，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19 世纪中期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两代学人在民族苦难面前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和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主动向西方学习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甚至是西方的政治体制，从器用到制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但最后都归于失败。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思考变法失败之因，认为症结是“民智不开”，其根本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思想的落后，中国要完成大业，必须首先开民智，改良群治，而开民智的工具和武器就是新小说，于是他发动了“小说界革命”。1902 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创刊，他发表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强调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民族进步的重要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界革命”从政治的角度赋予小说功利的目的，特别是重视政治小说对民族变革的作用，借新民以兴国，这里面已经有了通过思想革命的成功进而完成政治革命成功的意图。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帝制统治，但由于现代民主的思想基础薄弱，即便是掀起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自身也没有办法做到彻底地反封建。经历了这场革命，在形式上，帝制被取缔了，但深埋在人们心中的奴性思想却依旧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对旧的封建思想、文化、体制、道德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冲击，才能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于是发动了以启蒙为任务的思想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学界也酝酿着一场大的革命。作为新文学的理论倡导者，胡适和陈独秀分别从形式与内容对新文学提出了要求。1917年，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开始的第一篇文章，旨在创造新文学的新形式。
之后不久，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和革新社会的工具。可以看出，新文学的发起者对怎样建设新文学的看法是不同的，表现在他们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胡适立足于改良文学的内部，陈独秀则要通过对新文学的革命性的建设实现政治革命的目的。
2、中国现代文人的身份
由于受到儒学传统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以文章取仕的传统就更进一步地从话语权力层面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传统的中国文人通过写得一手好文章，走上了为官入仕的道路，接近庙堂之高。李欧梵认为，那个时代“成为一个着名的文人，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声誉，却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效益。
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家从不用他的作品赚钱，他也不愿意为了商业用途而写作。因此，文人最高尚的形式只是一个士大夫，有着较高雅及文学性的一面，而文学更经常地只不过是一种消遣或嗜好”。可见，“文人”的身份只处于边缘的状态，仕宦是古代文人追求的第一身份。做个文人、写写文章，只是文人追求仕途的工具、手段、方式，跻身庙堂之高、与庙堂成为一体，是他们的最终追求。
近代以来科举制度废除后，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庙堂之高的道路被官方以话语权的形式终结，他们被迫或者主动地放弃了之前的精英身份。其时，近代报刊业早已兴起，特别是文艺副刊和文艺报刊也已流行。走出庙堂的近代士大夫文人，受生计所迫，开始从事诸如记者、文员等普通职业，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来赚取稿费得以谋生。随着与报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文人逐渐地在民间获得了生存进而是精神上的价值，即，文人不仅获得了安身立命的物质资本，而且，他们曾经对庙堂的种种失望和被庙堂冷落、排挤、打击而造成的空虚，此刻在心理上也得到了安慰。报刊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另外一种方式，在收入上是可观的，随着报刊的发行、文章的传播，文人的声誉和影响力也在扩大。
总之，近代文人在脱离庙堂之后，在民间找到了广阔的生存空间。经历了清末以来的文学改良运动，在启蒙文化的情境中孕育出来的“五四”文人，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进行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与依附于庙堂、歌功颂德的仕宦文人不同，“五四”文人对庙堂采取批判甚至是对立的态度。同时，又与游走于民间、依靠通俗写作甚至于媚俗的报刊文人不同，“五四”文人通过文学对民众进行启蒙和唤醒的工作，批判民众身上的劣根性。也就是说，“五四”文人既独立于庙堂又独立于民间，无须媚上，也不必媚俗，他们依托《新青年》等杂志，撰写文章，发表关于政治、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现代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人的这种独立身份又是建立在救亡救国的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即立人的目的是立国，启蒙的目的是救亡。在这种中国式的启蒙的情境中，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之路虽然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曾经热闹地发生过，但随着“立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而终归于沉寂。现代文人纷纷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政治救亡的洪流之中，反映时代、政治、阶级内容的革命文学进而发展成为主流。因此，现代文人的独立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
3、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
受“五四”启蒙传统的影响，文学家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的是两大主体：农民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20 世纪 40 年代大众文艺传统的确立，明确地将农民群体作为文学作品的正面形象加以歌颂，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要求知识分子做人民大众（农民）的小学生。
无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人所开创的精英文学传统，还是时代政治要求之下的大众文艺路线，尽管二者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有着鲜明的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农民与知识分子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具体而言，精英文学对民众的感情基调是同情加批判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于爱和同情之外更侧重于批判民众身上落后、愚弱、麻木、奴性等晦暗的一面；大众文艺路线则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抬起头来，以小学生的姿态去赞美农民精神世界里质朴、诚实、善良、勇敢等明朗的一面。两者所关注的群体都是农村农民，但视角是根本不同的。精英文学侧重于表现农村农民的落后性，文学所发生的作用是唤醒其麻木和奴性的状态，激发其反抗的精神，为民主革命培养群众基础。大众文学主要从正面歌颂农民，农民已然成为时代的主人，而不是精英文学中需要改造的对象了。
精英文学笔下的民众和大众文艺路线之下的民众都是带有他们各自要求的民众，是对生活中的民众的真实状态的某一方面的典型化处理，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无论是艺术化的民众还是政治化的民众，都与生活中的民众有着一定的距离。而老舍大约是站在以上这两种视角之外的作家，因为在创作中所表现的主体是城市平民，老舍牢牢地占据了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成为城市平民的代言人，他的创作也成为一座城市庶民文学高峰。他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写作，描写了底层市民的各色人等，再现了这一群体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生活的艰辛、偷生的屈辱、懦弱的性格……老舍是将他们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来写的，再现的是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会呼吸的人，呈现出来的是民众的本真状态，既没有精英文学高高在上的俯瞰式的对民众的批判，也没有政治路线指导之下的大众文艺对民众的无条件的美化和抬高，老舍笔下表现的民众就是生活中的民众，他们身上不但有善良、真诚、勇敢等等正面性的性格，也有胆小、苟且偷生等等民族的劣根性，老舍全面地展示出了民众身上的这两个方面。
总之，现代文人是在现代文学发生的背景之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文人身份，并且在现代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2]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