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1840年代为分水岭，中国历史进入了国家低迷的发展时期。国人的“历史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是一种“孤傲”的态度孤立于世界历史中；此后，是一种盲从和迷茫，延续至今。“历史世界”观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自文化精神深处的态度和哲学观点。
[关键词]“历史世界”观；研究；思考
1840年代后的中国历史，国家发展进入衰落期，饱受列强欺凌，民族和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西方的自然科学文明面前，农耕文明步步失败。统治中国的满清帝国无力对复杂多变的国家情势和国际局势做出适时而准确的判断和决策，经历了预备立宪的政治幌子后，满清政权内部自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崛起的汉族儒家精英在救亡图存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徘徊间选择了前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南方的革命集团达成和平协议，中华民国建立。但列强环伺下的民国，民族和国家都无从真正实现独立、富强。国人的“历史世界”观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发生了“坍塌性”的转变，从天朝上国一步跌为“蛮夷之国”.在救亡图存的要求下，向西方学习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学习”的过程中走向了过度的极端，选择性地遗忘了自身的历史文化，没有建立起属于自身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观点，完全是一种在西方的历史文明语境下讨论和研究中国历史和文明文化的状态。
一、突出例证与重要问题：对中国封建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对封建的认识，是关于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西方的历史所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现代的西方实际上是在日耳曼传统上叠加了希腊罗马文化演化而成的。9-10世纪前后日耳曼人在西方建立了一个经典的封建统治结构，其后经历了衰败，兴起了王权制或也叫绝对君主制，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就是从它发展而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五个社会历史的分期法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一直处于西方关于封建社会的论断中，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比西方更长一点而已---中国历史中间的2000年是一个封建社会，然后出现西方历史概念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宪政民主国家。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时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异，这个漫长的时间错位，导致我们在接受西方历史发展图式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其实，我们探讨中国历史，最终要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去，而且要用中国人曾经探讨中国历史的概念来讨论中国历史，这是中国文明主体性的意识，这个意识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决定性的认识。近代的100余年我们都是用西方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比如，中学历史中中国历史叙事的模式，就是借用了西方的现成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这让我们无法认清中国历史和文明本身，不知道我们生活在哪里？处于什么状态？对我们从哪里来不能形成一个具有自身文化文明依据的认识，就导致对我们要到哪里去产生了迷惑。探讨中国历史和文明文化要在中国的语境和脉络中才是真实的，不反对借用西方的理论，但要有一个内在化的过程。“封建”是周人所用的词汇，“建”就是建国，建诸侯，树立一个人作为君，这个君可以是公侯伯子男，也可以是大夫和士，实际上就是确定一个人的名位，这是“建”的涵义。“封”是封边界，有多种形式，“封”深层次上类似于现代明晰产权的行为。“封建”是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封建”最初是一个动词，如封建周公之子伯擒为鲁候。在周的“封建”涵义下，周王分封诸侯，周天子也是一个爵位，周王和诸侯之间不是一种绝对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共同关系，周王权威是有限的，周王和诸侯是一种不纯粹的如同秦制下君臣关系，不是命令服从关系，是伙伴关系，是朋友关系，《诗经》里面反复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孟子说，“天子一爵”,“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称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勋。’《书·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称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1]所以有“册名为治”,建立起君臣关系，这个关系中有一种责任和义务的涵义，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册”,即君臣关系的书面化和契约化。这些册名文书，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调节典范。周人实现了治理方式的巨大跃迁，殷人亲亲，讲求血亲关系，周人尊尊，是君臣关系。通过文书建立君臣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册文中得到体现，实际上实现了一定程度上双方都能审查对方是否违约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历史上人与人关系的巨大飞跃。这就让周人的治理范围较之殷人扩大了数倍，突破了血亲关系网络，在陌生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周人治理秩序的可扩展性是空前的。自然血亲关系是有边界的，而通过文书建立的契约关系是可以无限扩展的。所以，中国的封建制是一种更高层层次的治理模式和组织形态。土地只是中国封建制的一个部分，而关键部分则是“名位”和人。封建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土-臣关系。周代一直存在迁国现象，比如郑国，最初是在陕西关中一带，后来迁徙到了河南。鲁国，根据钱穆先生研究，最初也是在河南，后来迁徙到了的山东。迁国的历史现象说明，中国封建制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封建共同体的治理采用的是一个共和、协商的方式。君属于一种共同召集人，在横向上是一种多中心治理格局，纵向上是分层次的君臣格局。君臣关系的权力和义务是双向和相对的。中国的封建制度更多的体现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而西方的封建制则体现的是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国封建制度下的诸侯国可以迁国，不会影响到封国的行政运转，而西方则不可能。西方的封建是围绕土地分封进行的，是一种物质的契约型关系，双方关系的协调融洽靠利益分配格局调控。所以，中国“封建”后的社会已然形成强大的文化和政治一统的向心力，而西方则是分裂的离心力。
对中西封建社会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关系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对传统社会的认识和态度。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闭关锁国政策破产，过去一直视为神话的“文化同化”也失去了作用，军事上冷兵器对热兵器的失败，共同加剧了我们对传统社会“落后”的认识，在不破不立的心态下，在文化理论上只能选择西方式“封建”形态的认识理论，导致近代以来在文化、制度以及心态上都走上了一条反传统的道路，中国是儒家文明的发源地，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地区，但近代以后，在儒家文化圈中是反传统最厉害的国家，五四运动直至以后的“文革”,都突出的反映了这一点。把中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积贫积弱问题都归结为传统儒家文化所形成的官僚架构和文人治国心态的惰性、贪婪，因为其导致国家缺乏创新。为救亡图存，只得一味的向西方学习，即使是忘记自身的传统文化也在所不惜，这种思维导致了一种物质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产生和无限度的蔓延，把历史当成了一种工具，在国家救亡图存层面上，这是一种爱国主义，在个人层面，则是一种厚黑学，导致国人缺乏历史主义精神，即终极人文关怀精神，“人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化的教育观念，人文教育是对培养人文精神，致力于人的道德精神价值领域的一切教育的高度抽象。”[2]
二、中西文明历史语境下的世界观思考
讨论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要有一个复杂的概念。在过去一百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思考，把秦的文明和传统当成了中国唯一的传统，但实际上中国文明的传统是有两个组成的，一个是周的传统，一个是秦的传统。他们都兴起于今日的陕西西部，但气质完全不同，所创造的制度内在精神也完全不同。简单的说，用现代的词汇表达，周的传统是中国一个自由传统，是文明的传统。秦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专制的传统，是一个反文明的传统。儒家文化基本是对周的传统的一个记忆，回忆周代的文明，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所以孔子要复礼，复周礼。这两个传统支配了中国的历史。秦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周的传统和秦的传统相互争雄战争的历史，这个斗争实际上非常激烈，甚至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这就是中国人的两种精神存在，这两种精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都能感受到。一种是文明的精神，一种是野兽的精神。一个是君子，一个是阴谋家，中国人的人格中包含着这两重因素，当君子的人格占据上风时，我们整个文明就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度，当阴谋家人格在社会人群心灵中占据主要格局时，社会就会不断往下堕落，就是物质主义，也有可能是相互的残杀。中国文明本身内在的复杂性，在讨论中国文明和文化时，不要以秦作为全部。秦只是一部分，还有周。
周是怎么建立自己的国家，怎么实施治理的。这涉及到古典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天命观和革命理论。“革命”实际上是中国最古老的政治词汇之一，革命的“命”实际上是指天命。什么是天命？尧舜在构造天下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构造天道信仰秩序。我们都生活在天之下，天是这个世界上最绝对的超越性的存在。所谓天下的万物都是由天所生。天命的关键是“天”是什么，“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3]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地实际是一个修辞手法，通常的就是天生万物。人有灵性，“灵”是什么？经学家认为是善，用现代哲学来理解，就是德行和理智，或者理解为一种善的本能，一种善的倾向与潜能以及理智的能力，应用理智对事物分析判断的能力，这就是万物之灵所在，人可以向善，这是人最本质的一个规定和文明的假设。这就是中国人伦理学最基本的一个命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被上天赋予了灵性。这也隐含了人要比其他物更高的一个观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3]人被赋予了灵性，但人与人之间还是有某些差异，有些人更聪明，有一些聪明的程度就低一些。这里，“聪”和“明”实际上是两个词，不是现代汉语中聪明的意思。聪是接受别人意见的能力，明是观察事务的能力，即能够接受别人意见以及能够洞察这个世界的人。也就是说，上天从道德上、人格上平等的人中间选择能力出众的人作为人间的君王。这个能力是接受别人意见的能力，聪和明的这个词语的顺序，表明了古人对一个君王的美德的认识，即一个君王最重要的美德并不是自己具有某种优先的观察事物的能力，而是听取他人意见的能力，综合其他人的意见做出决策，这才是君王最大的美德。相反一个自认为能力出众的人，永远都当不好君王。因为他会迷信自己，迷信自己的人是当不好君王的。上天从人格平等的人中间选择了这个最有意愿和能力听取别人意见的人作为人间的君王。君王统治其他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结构，有一个天，然后有一群人，在一群人中间有一个人又比其他的人要“高出来”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天到王到万民的结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君王就会滥用自己的权力，这是不合乎天意的，因为天生万物，天有好生之德，天愿意让每个人都能够维持生存而且能够实现自己内在的性，即“各正性命”,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内在潜能，要把自己善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这就是天赋予每个人的权力。用现代汉语表述就是每个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即使有一个君王，这个君王也不能损害我们的“性”和“命”.怎么保证这个君王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伤害我们的“性”和“命”?接下来又提出另外一个原理，“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天是照顾万民的，民有什么样的愿望，天就按照这样的愿望去进行奖励或者惩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天能够听取万民的愿望。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民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民所听到的。天能够听到万民的他之所愿，而且天只听万民的。天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没有感官，以万民的视力作为自我的视力，以万民的听觉作为自我的听觉。也就是天通过万民来感受社会治理的状态。万民做出的判断就是天的判断，她会做出执行这样的判断，这个判断主要是针对“君”的。所以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结构，这是一个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结构，民必须服从君王，因为这是秩序的需要，如果民不服从君王，那么这个政治秩序就会解体，但是君王的权威不是绝对的，万民就是君王最终的判断者，这个判断会由天来执行，所以在政治神学上民是高于君的。这样的结构就是“革命”的理论依据。归根到底就是，天有生生之德，人要“各正性命”.一切的秩序都要依照这两个原理安排，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权力，但这个权力要服从我们每一个各正性命的一个内在目的，因为这个目的在最后决断的时刻高于君王，因为这个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即天赋人权，天赋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任何人不能剥夺，如果有人要剥夺，我们就推翻她，这个就是“革命”理论。这就是武王伐纣《泰誓》里面的话，“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3]民首先是天的民，君王受上天委托来治理民，要真正表达对天的敬意，要在现世中所做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善待人民，让民“各正性命”.民不是君王的民，遗忘天的信仰，就会骄傲，就会滥用权力，给民带来灾祸。《泰誓》的文体类似于一个司法控诉书，向上天控诉。上天给君王施加了一个理论和法律义务，君王违背了天命，所以这个时候受到侵害的民，就可以在上天面前控诉君王。民要反抗，必须要找到一个正当性，这个正当性一定要超出现世的结构，赋予一个超越人间的力量，民最终的自由、尊严和权力，就必须要有一个终极和绝对的依据。不能诉诸于个人的欲望，比如“我想要自由”,这是软弱没有力量的，因为你的欲望的正当性无法证明。这就是天命理论的重要性。民要反抗暴政，是天的惩罚。革命不是暴乱，不是反叛，是执行上天的判决，革命是有道德上的不可抵挡的性质，代天执行天的判决。民作为天的子民，对暴君的惩罚，不是要推翻一个王朝，是要矫正暴君的不当行为，不是追求自身利益，这就是天命的全部意义。君王制定的法律低于上天赋予的法律，即天命或是天道。
而西方自然科学文明则是坚信可以通过某种近似推理的手段，去“发现”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西方的历史观是建立在数学逻辑形式的基础上，西方自然科学文明妄图通过数学逻辑形式手段“计算”出未来历史的走向，可以清晰地推断出一个发展规律，一条如同数学的公理或定理的推论，是必然存在的。这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观，把人的精神思维忽略不计，当然这所产生的自然科学文明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了巨大的改变，工业文明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前进，但其所带来的危害同样给人类带来了深重后果。
三、结语
在近代中国遭受苦难之际，西方的自然科学文明被顺势所接受，为救亡图存之用。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都最大地使用了我们文明的历史，或极端的固守，或极端的否定，或所谓的体用结合。在现实的需要面前，历史被最大程度地使用着。对于其“有用”的历史被奉之为至高无上，对于其“无用”的被无情地抛弃，其实质是一种纯粹的工具论思维，看重的是其当时的实用性，把历史的“真实”一面进行了人为的变动，削足适履，生搬硬套。[4]不论是固守传统不变，或是完全否定，还是所谓的中体西用，都是站在一个角度去观察思考中国儒家文明所以一败涂地的原因，即西方的强大，而相对地忽视了对自身的思考。“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聚积知识，而是为了运用知识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用以表明人怎样和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怎样和为什么取得成功和归于失败。”[5]无论是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改革开放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观点都囿于西方中心论中，即使是其后引进的文明多样性和整体史观仍然如此，最终的研究落脚点实质上都是以西方文明发展为评论依据。在我们的“历史世界”观中缺乏一种建立在自身文化精神信仰体系上的观点和看法。近代以来所谓的社会“革命”,是在参照西方历史的发展上认为革命是一种不破不立的推翻手段，在中国传统的理念里，“革命”是一种恢复秩序的手段，即所谓的法律手段，战争只是革命的一部分，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和全部。牧野之战只是商周革命的一部分，周以一个边陲小邦打败商王国，不是靠武力，而是得到了其他诸侯的支持，是一种人心所向。在对世界史的研究中，要建立其属于自身的一套认知和哲学体系，“一个国家之所以是这个国家而不是另外的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另外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绵延相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这样在世界史中认识和理解中国史才能形成属于自身文化的认识，而不是嫁接于别的文化，“对于传统，我们可以赞同，可以反叛，但都不能真正的离开。”[7]这样，对世界史的研究才能真正得到属于自身的认识，指导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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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尚书·泰誓[EB/OL].http://www.guoxue.com/book/shangshu/0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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