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赋与骈文是中国特有的两种文学样式， 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皆为“一代之文学”.虽然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体式特点和发展轨迹， 但同是介于韵文与散文的它们又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由于在汉魏六朝时期赋与骈文相继达到发展的鼎盛期， 二者不仅于此时各自确立了文体特征、奠定了文学成就， 而且在彼此的演进过程中又存在着相应的文体交互性。所以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体视域下进一步梳理赋与骈文的互动关系， 能够更好地把握二者的异同。
关键词：汉魏六朝； 文体； 赋； 骈文；
A Study on Fu and Parallel Prose from the Stylistic Perspective of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Abstract:Fu and parallel prose are two literary styles unique to China. Being dominant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ey are both referred to as “Literature of the Generation”. The two styles are both featured with their similarity either to verse or to prose, although they have respectiv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tracks.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are the peak age for Fu and parallel prose in their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time their stylistic features were formed and their positions in literary history established. The two literary styles were also correspondingly interactive in their evolution. In this view,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u and parallel prose from the stylistic perspective of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will contribute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eyword: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style; Fu; parallel prose;
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而又独特的两种文学体裁， 王国维将之概括为“一代之文学”, 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 汉之赋， 六代之骈语， 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二者的文学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既然赋与骈文相继成为“一代之文学”, 那么二者在文体结构上自然会相互渗透和影响。同时， 它们又都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 所以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 二者的文体形态界线与归属似乎又不太明晰。我们可以从一些文章的选集或总集中略窥一二， 如王志坚的《四六法海》、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等骈文选本不收录辞赋文类；姚燮的《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的《骈文类纂》、许��的《六朝文�e》等骈文选本又将辞赋文章列入其中；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散体古文选本同样选录辞赋类文章。另外， 当今一些学者在探讨赋与骈文的文类关系时亦有多种不同看法， 如姜逸波在《汉赋属骈文之一体》中说道：“汉赋是骈文之一体。”[2]其将辞赋归入骈文的一种类型；郭建勋、邵海燕在《赋与骈文》中则说：“赋与骈文显然是不同的文学体类。”[3]作者从整体上谈及赋类， 其将骈赋包含于赋体而不同于骈文；周悦在《论骈文骈赋之异同》一文中说， 骈文与骈赋“理所当然地应该分为两种不同的文体， 不可以一种文体视之。”[4]作者同样将骈赋看作辞赋的一类， 与骈文相对而立；而陈鹏在《骈赋与骈文关系考论》中则言：“骈文应当涵盖骈赋。”[5]124这些不同的文体观念， 体现着学界对赋与骈文内涵的不同认识， 同时也造成了对二者文类划分的模糊性， 究其原因， 主要是二者具有一定的文体相似性， 使得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在文类的归属上出现了混淆。所以， 明确赋与骈文的文体特征及关系， 区分二者的异同性， 对进一步确立赋与骈文的文体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文体渊源及特征
赋， 就其文学性而言本为诗歌中的六义之一， 而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出现， 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即荀子以“赋”命名而作《赋篇》。对赋之形成演变，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则有经典性概括：“赋也者， 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 宋玉《风》《钓》， 爰锡名号， 与诗画境， 六义附庸， 蔚成大国。……命赋之厥初也。”[6]134道出了赋来源于诗经， 发展于楚辞而成。班固《两都赋序》曰：“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 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7]《汉书·艺文志》则云：“不歌而诵谓之赋，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8]皆言及赋之功用与性质。皇甫谥《三都赋序》曰：“触类而长之， 故辞必尽丽， 然则美丽之文， 赋之作也。”[9]此言及赋之审美特征也。《文心雕龙·诠赋》曰：“客主以首引， 极声貌以穷文。……夫京殿苑猎， 述行序志， 并体国经野， 义尚光大， 既履端于倡序， 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 首引情本；乱以理篇， 迭致文契。……至于草区禽族， 庶品杂类， 则触兴致情， 因变取会， 拟诸形容， 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 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 奇巧之机要也。”[6]134-135由此可看出汉赋之内容及结构体制。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诗言持， 赋言铺， 持约而铺博也。”[10]86“楚辞按之而逾深， 汉赋恢之而弥广。”[10]93从这种文体间的比较中可以发现， 赋区别于其它文类的特有属性即是铺排。《文心雕龙·诠赋》所言：“赋者， 铺也， 铺采�の模� 体物写志也。”[6]134正是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定其体性。
骈文虽是兴盛于六朝时期， 成为“一代之文学”, 但文体名称的确立却相对较晚， 并且对其称谓， 历来也叫法不一， 如“今体、俳语、四六、骈语、骈偶、俪语、俪体、骈体”等等， 直到清代才以“骈文”指称而定其性。但无论对其名称如何界定， 始终都是围绕着“对偶”这一基本文体特征而命名的。《说文解字》曰：“骈， 驾二马也。”段玉裁注曰：“并马谓之俪驾， 亦谓之骈。并、骈皆从并， 谓并二马也。……骈之引伸， 凡二物并曰骈。”[11]《春秋左传·成公十一年》：“鸟兽犹不失俪。”杜预注：“俪， 耦也。”孔颖达疏：“俪， 两也， 故为耦。”[12]所以， 骈文就是这种以对偶句为主而构成的一类文章。这不仅是骈文的基本体式结构， 而且也是其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最主要特征。当然， 除了对偶以外， 骈文还有其它特征---使事用典、辞藻华美、音韵协谐。但纵观骈文的整个发展史， 后三者在不同的骈文作品中呈现出或强或弱的不稳定性， 唯有“对偶”才是骈文的本质性文体特征。[5]122
其实这种丽辞偶语在上古至春秋时期， 就已大量存在， 但对它的使用多不是有意为之， 且往往混杂于奇句单行文字之中， 而究其文体渊源来说， 可追溯至楚辞《离骚》。孙梅在《四六丛话》中有云：“屈子之词， 其殆《诗》之流、赋之祖， 古文之极致， 俪体之先声乎？”[13]45其意谓骈俪之体的形成是经由楚辞的孕育， 通过汉赋的发展， 最终而成为独立的俪体。所以他又言道：“自赋而下， 始专为骈体， 其列于赋之前者， 将以《骚》启俪也。”[13]46因而， 从其所言中既可以看出六朝骈文与汉赋皆发端于楚辞， 又可以明晰骈文与辞赋之间的文体关系， 即骈文由汉赋脱胎而成。正如于景祥先生所言：“正因为赋宜于铺排、宜于华丽多姿， 所以中国古代文学的骈化首先是从辞赋开始的。”[14]刘麟生先生亦言：“以文体论， 赋最有助于骈文。”[15]27由此， 赋与骈文的文体关系即已明确。赋， 本为诗歌的一种使用手法， 经由楚辞的孕育演变， 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原作修辞、润色而用的骈偶句式， 通过诗文古体的酝酿， 借以辞赋的拓展升华， 渐次形成一类特殊的文章体裁---骈文。
二、汉魏六朝时期赋与骈文的互动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 汉赋与六朝骈文有着密切的文体关联。姜书阁先生曾说：“秦、汉以后， 骈文渐兴， 而汉赋实启其端， 故论骈文不能舍赋。”[16]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汉魏六朝时期是赋与骈文共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两者在对偶、辞藻、典事、韵律等方面有着相似的追求和探索， 因而骈文与赋在具体的作品创作中， 往往形成一种彼此影响、渗透的互动关系， 同时也反映着时代更迭下， 文人创作心理变化的发展轨迹。
（一） 辞赋促进骈文的确立
赋作为“铺采�の�”“体物而浏亮”的一种文体， 在铺陈排叙的艺术追求上相对于其它文体更容易导向对偶句法的应用， 因而也促使这种修辞手法逐渐发展成熟。对此， 金�香先生则言：“辞赋之英杰， 实骈文之极轨， 舒骈俪之言， 而有驰骤之势， 无形貌之滞， 而有准衡之归， 名流各尽其长， 偶体于焉大备。”[17]像班固的《两都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这类辞赋“英杰”中都有大量的俪辞偶句散见于行文之中， 虽然这些对偶句式起始在辞赋中并不占主要成分， 但随着辞赋创作的发展， 这种句式结构已然普遍开来， 并影响其它文体。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即说：“六朝的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 都‘骈丽化’了， 议论文也成了辞赋体， 纪叙文 （除了少数史家） 也用了骈丽文， 抒情诗也用骈偶， 纪事与发议论的诗也用骈偶， 甚至于描写风景也用骈偶， 故这个时代可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18]由此可见， 汉代辞赋对六朝骈文的确立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可以说赋提供了骈文形成所需的最基本的养料和发展空间。《文心雕龙》载：“自扬马张蔡， 崇盛丽辞， 如宋画吴冶， 刻形镂法， 丽句与深采并流， 偶意共逸韵俱发。”[6]588“唯贾谊�f赋， 始用�i冠之说；相如上林， 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因书立功， 皆后人之范式也。”[6]615刘勰从辞藻、音韵、使典等几方面总结了汉赋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 虽然这些都是为了铺叙而使用的一些修辞手法，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骈文独特体性的构成。
除此之外， 汉赋在内容与结构等方面对六朝骈文的具体创作亦有所影响。例如， 骚体赋常用的“兮”字句式， 多为六朝骈文所吸收， 如“蕙帐空兮夜鹤怨， 山人去兮晓猿惊” （孔稚��《北山移文》） 、“怨复怨兮远山曲， 去复去兮长河湄” （江淹《别赋》） ;汉赋的“主客问答”式结构， 也为骈文创作有所借鉴， 如陆机的《吊魏武帝文》便是作者以自己与客人的问答论辩的模式， 来伤悼魏武帝曹操， 并评价其功业的一篇骈文佳作；辞赋铺叙手法的运用， 在六朝骈文中也有一定的继承， 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中：“南则积山万状……东则砥原远隰……北则陂池潜演……西则回江永指。”“则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等句与“其东则有蕙圃……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其西则有涌泉清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 （司马相如《子虚赋》） “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 （班固《西都赋》） 之句在空间铺陈、事类排列方面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鲍照的《河清颂》、萧纲的《南郊颂》等篇亦是如此。当然， 汉赋对六朝骈文的影响是多层次的， 不仅仅局限于这几点， 在许多六朝骈文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汉赋的文体印迹。对于这种文体的关联性， 孙德谦则从文人创作的心理延续性对其做了解释， 说道：“汉之文人胥工于赋而猎其材华者， 不能不取赋为规范， 故六朝大家， 宜其文有赋心也。”[19]其言甚是。
（二） 骈文之于辞赋的影响
汉魏至六朝期间， 骈文的文体特征不断趋于完备， 并逐步脱离辞赋而独立发展起来。在骈文兴盛的这一过程中， 辞赋同样反受其影响， 吸收着这种新兴文体的创作规范， 所以当辞赋严格遵循骈文体制特征进行创作时， 一种新的辞赋体式便产生了， 即骈赋。在这个一切都“骈偶化的时代”下， 使得古赋一变而为骈赋。因而六朝的赋作比起汉代的辞赋更为追求形式美， 以往的汉赋虽然也有对仗成分， 但仍以散句为主， 但到了六朝的骈赋则句式整齐、属对精工， 且多以四六对仗为主， 如“镜台银带， 本出魏宫。能横却月， 巧挂回风。龙垂匣外， 凤倚花中。” （庾信《镜赋》） “日下壁而沉彩， 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 望青楸之离霜。” （江淹《别赋》） 其语句整饬工丽、偶对精巧、了然于目。
骈文追求典事的化用， 而且形式多样， 除明用之外， 又有暗用、反用、借用、活用等。王运熙先生指出：南北朝时“大多数文人认为， 大量用典， 是增加骈文文采的一个重要手段。”[20]所以在这种文风下骈赋相对于之前的汉赋在隶事用典方面更为繁巧、圆熟， 如庾信《灯赋》一段：
况复上兰深夜， 中山醑清。楚妃留客， 韩娥合声。低歌着节， 《游弦》绝鸣。辉辉朱烬， 焰焰红荣。乍九光而连采， 或双花而并明。寄言苏季子， 应知余照情。
此段用了上兰、中山、楚妃、韩娥、游弦、九光、苏季子等典故， 几乎一句一典， 或明或暗， 虽隶事较多， 但文气疏朗并无壅滞之感。“子胥死而吴亡， 种蠡存而越霸， 五�l入而秦喜， 乐毅出而燕惧。” （扬雄《解嘲》） 较之汉赋这种直接用史实铺陈的用典方式， 《灯赋》典事运用则更自然、巧妙。
虽然汉赋在辞采的富丽上亦有所追求， 但在更为讲究形式之美的六朝骈文的影响下， 赋作的藻绘则以绮丽、华艳为能事。正如祝尧《古赋辨体》所言：“其中间之赋， 以铺张为靡， 而专于辞者， 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21]35例如， 梁元帝《采莲赋》描写采莲的场景：
紫茎兮文波， 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 素实兮黄螺。于时妖童媛女， 荡舟心许， ��首徐回， 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 船欲动而萍开。
赋中起首便用“紫茎”“红莲”“绿房”“翠盖”“黄螺”等色彩鲜明之词来藻饰采莲之氛围， 把环境渲染的十分绮美， 语词精约而丽靡。清人许��评之为：“体物浏亮， 斯为不负。”[22]
在骈文创作盛行的文风之下， 辞赋的行文结构往往也受其影响， 有所变化。汉赋一般由序言、赋文及乱辞三部分组成， 赋之序言多是以简短的散句形式介绍写作背景及作者感怀， 与赋文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随着骈偶意识逐步成为时代风气， 本身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序文亦渐骈化， 所以， 六朝时期的赋序不少成为偶对精工的骈文佳作， 且多能独立成篇。如陆机《豪士赋序》、潘岳《秋兴赋序》、谢灵运《感时赋序》、孙绰《游天台山赋序》、谢�I《思归赋序》、鲍照《观漏赋序》、庾信《哀江南赋序》《三月三日华林园射赋序》等， 皆是此类。这种将赋与骈文统一于一篇的创作观念， 亦可以说明赋与骈文交互影响的文体态势。同时， 在体制上， 六朝骈文多小品、小启之作， 因而辞赋的创作也逐渐改变了以往的鸿篇巨制之形态， 转而以精巧、倩丽为能事 （汉末抒情小赋已开其端） .所以刘麟生先生指出：“在体裁方面， 六朝骈文， 亦有其特殊之思致与贡献。以言赋体， 则汉魏叙京邑述田猎之长赋， 不复再见， 而代以轻松简短之赋……体物言情， 率多纤巧， 而篇章之短小精悍， 实开汉魏人未有之局， 不仅以文笔轻倩， 享有特殊之领域已也。”[15]52如鲍照《芜城赋》、谢灵运《雪赋》、谢庄《月赋》、梁元帝《荡妇秋思赋》、庾信《枯树赋》等皆如是类。
正是由于骈文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过于追求形式之美， 使得六朝文学整体偏于轻倩之风， 因而辞赋本有的“抒下情而通讽喻， 宣上德而尽忠孝”讽谏功能逐渐丧失， 内容渐乏思想， 风格多为靡艳， 六朝赋作渐失汉赋之本义。元人祝尧总结言：“盖西汉之赋， 其辞工于楚骚；东汉之赋， 其辞又工于西汉；以至三国六朝之赋， 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 则情愈短而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建安七子， 独王仲宣辞赋有古风。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 已用俳体。流至潘岳， 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 四声八病起， 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 又复隔句对联， 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 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 义亡体失：此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23]通过辞赋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发现， 其在不断骈化的影响下， 文风渐变， 体格愈下。所以刘麟生先生则说， 六朝骈赋“词归艳丽， 语重轻妍， 摄魄钩魂， 号称绝诣， 于是两汉雄厚质重之风， 荡焉无复存矣。”[15]46辞赋的这些文体变化， 虽然是由整体文学环境的综合因素而造成的， 但不可否认其受盛行的骈风影响至深且巨。
三、赋与骈文文体形态之异同
从以上论述可知， 汉魏六朝时期赋与骈文这两种文体的发展轨迹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但又各自以独特的文体内涵区别于其它文类而成为“一代之文学”.
（一） 文体的相同之处
首先， 二者皆追求艺术形式之美。对于赋作， 司马相如云：“合綦组以成文， 列锦绣而为质， 一经一纬， 一宫一商， 此赋之迹也。”[24]19至于骈文， 萧绎《金楼子·立言》则云：“至如文者， 惟须绮�e纷披， 宫徵靡曼， 唇吻遒会， 情灵摇荡。”[25]清人程杲亦云：“要使百炼千锤、句斟字酌， 阅之有璧合珠联之采， 读之有敲金戛玉之声。”[13]7由此可见骈文与赋在创作上都讲求句工、藻丽、音谐等方面， 只不过在形式追求的轻重程度上或有不同， 上文略述， 此不赘言。
其次， 二者皆为逞才之学。汉赋兴盛之时本就以富丽着称于世， 所以从文字到内容都崇尚博学之才。明人谢榛曰：“汉人作赋， 必读万卷书， 以养胸次。《离骚》为主， 《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 识所从来， 自能作用。”[21]50这便是司马相如所说的“赋家之心， 苞括宇宙， 总览人物。”[24]19骈文创作亦是如此， “爰至齐梁， 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 用事采言， 尤关能事。其甚者， 捃拾细事， 争疏僻典， 以一事不知为耻， 以字有来历为高。”[26]所以赋与骈文这类文体， 对作者的学识要求甚高， 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广博的才识是难以驾驭此类创作的。
（二） 文体的不同之处
第一， 两者的本质特征不同。赋与骈文虽然有着相似的艺术趋向， 但二者仍有区别于其它文类的最本质特征。对于赋体来说即是铺排， 以排比的手法， 通过三句或三句以上的语句对事物进行横断面的描写， 或以并列式、或以递进式、或以段落式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人物形象、事态现象等， 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个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如枚乘《七发》叙写江涛澎湃之状：“疾雷闻百里， 江水逆流， 海水上潮；山出内云， 日夜不止。衍溢漂疾， 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 洪淋淋焉， 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 浩浩��埽�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 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 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对波涛的描写以历史为轴以状变为面而铺陈展开， 正如刘熙载所言：“赋兼叙列二法：列者， 一左一右， 横义也；叙者， 一先一后， 竖义也。”[10]98对于骈文来说则其本质性特征即是骈偶， 以对仗手法， 通过双句并行来写文成篇。而这种对偶句式必须是字数相等、词性对称、意义和结构相对应。如庾信《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蓬莱谢恩之雀， 白玉四环；汉水报德之蛇， 明珠一寸。”这是一个前六后四的隔句对， 字数都是相等的；两句分别引用了《搜神记》中的黄雀与《淮南子》中的大蛇报恩的故事， 句意又是相应的；出句中的“蓬莱、雀、白玉”与对句的“汉水、蛇、明珠”都是名词相对， “谢”与“报”是动词相对， “四环”与“一寸”又是数量词相对；“蓬莱谢恩之雀”与“汉水报德之蛇”都是偏正结构， “白玉四环”与“明珠一寸”又都是主谓结构， 所以句式结构相衬。这便是典型的骈文手法。
所以， 文中的句式是铺叙排比还是骈偶对仗是区别赋与骈文最根本而有效的方法。当然， 这两种句式在具体作品中往往都兼而有之， 那么进一步区分这两类文体的方法就是看这两种句式占全文成分的比例， 哪种句样所占比例大， 那它就属于此句型相应的文类。
第二， 两者的文体外延包容性不同。“赋”这种文体出现的较早， 它同“序、论、书、启、表”等众多文类并行而存， 具有个类属性。虽然其也包括“七体、对问”等少数几种行世不多的文体， 但它更多的是以“赋”来命文题而独立存在， 所以赋的文体指向性明确而具体。骈文则不同， 它是从语言形式来划分相对于散体古文而言的一种大的文体类型。因而， 骈文并不是特指具体的某一类文体， 实际它是一个包含多种文类的综合性文体概念。凡是具有骈文特征---对偶、藻丽、使典、音谐， 尤其是由对偶文句组成的文章皆属于骈文。如骈文总集《骈文类纂》则选入骈化的文体论说类、碑志类等十五大类文体；《六朝文�e》选入敕、教、令、笺等十八类骈化文体。所以， 骈文的外延包容性要大于辞赋文体， 同时， 骈赋作为骈化了的赋体， 具备骈文的一切特征， 因而其亦属于骈文。
第三， 两者的功用性不同。辞赋产生以来， 虽然起始以“讽谏”功能为要， 但随着文学的深入发展， 这种功能逐渐弱化， 而成为一种纯文学样式， 主要用于文人学士的体物抒情。由于骈文的文体包容性较大， 所以除了辞赋外， 其包括众多应用性文类。如明人王志坚的《四六法海》收入敕、诏、表、章、移文、露布、哀册、连珠等四十类文体， 除了序、记中有一些纯文学作品外， 其余都是应用性文章。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收入铭刻、笺牍、奏事、驳议、檄移、书论、教名等三十一种文体， 其中除了七体、连珠、颂、赞等几种纯文学作品外， 其它亦都是应用性文章。可见应用文在选集中占有较大比重， 所以， 骈文不仅具有体物抒情功能， 而且更多的具有申论、序说功能。
第四， 两者的音韵协调方式不同。虽然赋与骈文都讲求语句节奏的和谐之美， 但二者在音调的处理上侧重点不同。辞赋作品更多的是在偶数句押韵脚的方式来追求声律的协谐， 有的通篇押一韵， 有的一篇换数韵， 正如刘勰所言：“贾谊枚乘， 两韵辄易；刘歆桓谭， 百句不迁， 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 嫌于积韵， 而善于资代。”[6]571而骈文对声调节奏的追求则更多的是通过句内的平仄来彰显， 即骈文常用的“马蹄韵”, 虽以“韵”名， 但却是一种语句的平仄规律。基本要求便是一联之中平仄相间， 两联之间平仄相对， 上联末句的最后一字与下联首句的最后一字平仄相粘。如庾信《谢赵王示新诗启》：“琉璃 （平） 彤管 （仄） , 鹊顾 （仄） 鸾回 （平） .婉转 （仄） 绿沉 （平） , 猿惊 （平） 雁落 （仄） .”所以谢无量先生说， 骈文“比对精深……句中自协宫商。”[27]但二者的追韵方式并非是绝对的， 有少量辞赋并不押韵， 也有些骈文亦押韵脚
第五， 两者体制结构略有不同。汉赋的创作往往以鸿篇巨制为能事， 并由“赋序、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 且大多采用主客问答或时空铺排的方式展开叙写。骈文较少有宏大体制， 同时由于骈文功能的多样性， 题材的多元化， 其行文结构并无固定的模式， 没有统一的作文流程， 表现形式上更为自由。当然， 这并非区别赋与骈文的主要形式， 因为汉末的很多抒情小赋已不同于散体大赋的写作模式， 而且一些六朝骈文作品又对汉赋的运文手法和结构有所借鉴和吸收。
总之， 在汉魏六朝时期， 赋与骈文的发展进程几乎是同步的， 而且两者关系较为密切， 相互助推、渗透、借鉴， 既有审美的共通性， 又有本质的区别性， 而骈赋作为辞赋和骈文交互影响下的中间体， 既是赋类又属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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