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其泰先生打破以往纠缠于思想源头或师生门派而“剪不断理还乱”的划分方式，立足中国史学场域，抓住史学特征这一核心，对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予以重新厘定，首次明确提出“三大干流”的观点，并以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考察了三者关系，尤其是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巨大影响。针对学界在“建国后十七年史学”评价问题上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陈先生又率先提出“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从全局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理论主张，呼吁人们认清实事求是和教条主义两大对立的学风，要继承“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这一思想遗产，而非一味盲目批判。此外，陈先生注重挖掘史学转型中的传统因子，如探寻乾嘉考史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演进逻辑，揭示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发现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生命力等。
关键词：陈其泰；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文化
史学史是对史学自身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一门学问，在历史学的发展中占有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虽然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史学史意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却是在20世纪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中国史学史作为专史明确提出来，宣布了这门专史的诞生，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史课程及讲义的出现，则标志着这门学科的真正起步。时光易逝，转眼间这门学科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虽曲折艰难，却成绩斐然。学科发展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传承与努力。至改革开放以后，近代史学史迅速崛起，而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显然是近些年的学术热点。许多学者辛勤耕耘，挥洒汗水，令这片史学园地繁花似锦。
陈其泰先生的研究，无疑是其中荦荦大者。先生治史领域甚为宽泛，上起先秦，下至晚近，均有涉猎，但有关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尤为先生所重视，不仅撰写了为数众多的文章，而且主编了《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等着作，大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先生师出名门、学有渊源，又自成体系、别具一格；既视野宏大、贯通古今，又重视理论、考证精微。笔者学养有限，仅就几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如有不恰当的地方，还请各位师友指正。
一、对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的重新厘定
从方法论层面来讲，治史不外考证与解释两途。事实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史家都无法将二者截然分开。换言之，它们并非水火不容，而是观察视野和思辨程度的差异，有人喜好聚焦于一“点”,有人则擅长进行“线”的把握；有人强于“述”,有人则胜在“论”.不过，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史学确实存在取向上的差异，甚或这种差异会表现出极强的张力。大体而言，中国史学虽有重“义”的传统，但基本采取“寓论断于序事”的解释方式，进行系统理论创造如刘知几、章学诚者甚为少见，因此陆懋德在以西学为标尺衡量中国史学时，给出了“吾国史学家重视考证而轻视解释”的学术判断。步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史家致力于建构与传统史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新范式，一方面，传统的历史考证获得新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历史解释异军突起，与前者成平行之势。从这一视角展开考察，能够使头绪纷繁的20世纪中国史学顿时变得泾渭分明，克服了以往纠缠于思想源头或师生门派而“剪不断、理还乱”的划分方式。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特殊时代环境，令当时学人大都具有兼收诸家之长以证己说的特点，只有立足中国史学场域，紧紧抓住史学特征这一核心，才能理出此一有类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史学演进主线。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方能真正认识陈其泰先生关于重新厘定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陈先生治史，常以个案入手，然最终落脚点仍在于探寻历史的整体面貌和演进脉络。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先生以扎实的基础、深厚的学养以及宏阔的眼光，首次明确提出“三大干流”的观点，即：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他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之丰厚体现在，不仅形成了‘三大干流',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又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并互相推动。”[1]任何科学结论的提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定存在艰难的“发现”过程。先生上述独到见解的得出，亦非一日之功，而是在这一领域埋头研究、长期积累、持续思考、不断深化的结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由“两大主流”向“三大干流”转变的过程，而划分的理论依据恰恰是历史考证与历史解释的并行不悖。
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人已经开始对史学风气及走向进行总结和反思。当时及此后学人在梳理总结这一线索极其纷繁、格局极其复杂的时期的史学时，虽因立场差异而致叙事中心有别，但大体上都认可以史料为中心的考史风气的形成、弥漫，以及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但是，有关新历史考证学的认识明显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且更多以“风气”加以概括，并没有上升到流派高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派学者的学术成就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肯定。陈先生《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首次对这一重要学术领域作系统的梳理、深层次的开掘，并从中西学术交流的高度予以科学的说明和理论的总结，明确提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上两大主流学派……这两大主流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共同构成内容丰富、色彩绚烂的篇章。”[2]461-462这显然是一项重要突破。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经过了对于新历史考证学派反反复复的褒贬之后，能够在今天终于肯定这个学派具有20世纪主流学派的地位，并且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立的两大主流学派之一的地位，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一个思想成果。”[3]紧接着，先生又主编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首次从理论层面（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层次）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成就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同样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思潮，两个流派”几乎成为学界共识，尽管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均在这一大的框架里精耕细作，挖掘有余而拓展不足，一度陷入瓶颈期，不少学者都将目光转向其他问题。学术的创新和突破，取决于如何“发现”新问题，亦即思路的转向。陈先生始终对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给予高度关注，而在进行大量个案研究时，发现了一个以往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许多取得重要成就的史家，无法被纳入两大主流的框架之内，并且表现出十分相近的史学宗旨。尤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史学宗旨，与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并建构起来的“新史学”理论一脉相承，其治学亦大都受到梁氏的巨大影响。由此，长期以来被隐没在百年历史长河里的另一大史学流派，终于浮出水面，即：新史学流派。
先生明确指出：
以往……对于“新史学”则一般只关注它是20世纪初年由梁启超倡导、形成磅礴声势的重要学术思潮，而没能明确地认识到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为一个重要“学派”.我们经过深入探究即能把握到，这一学派不但有影响巨大的领军人物、重要的代表性着作，而且还有共同遵奉的学术旨趣和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构成“新史学流派”基本的学术特点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主张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规则性；不局限于研治政治史，而要研究、叙述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史家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着史要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拓展研究视野，扩大史料范围；重视历史编纂的创新，写出受大众欢迎的史着。不仅“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本人，其他人如萧一山、吕思勉、张荫麟、周予同、周谷城等，尽管各有其学术个性，而上述诸项又构成他们学术上的共性。[1]
这一发现，无疑又是一项重要突破，可谓见解独到、入木三分。与某些刻意标新立异者不同，陈先生所有独创性论点的提出，无不建立在广泛而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这种点面结合、内外沟通的研究路径，恰恰反映出先生在治学思维上的灵活多样，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区别较为明显，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的学术取向上保持一致，都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视野、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为主要元素，但二者之间又存在根本性差异，尤其在史观方面，前者始终未能跳出唯心的窠臼，逐渐走向相对主义，况且后者除在科学性上整整高出一个层次外，还具有极其鲜明的革命性。再者，“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也应是衡量历史学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起’新史学‘和新考证学派，无疑是大大向前推进”[4].故而，与有的学者主张“起伏说”相较，以“三大干流”来概括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显然更为妥当。
二、突出思想性与理论性的学术特色
一般史学史研究，常常会出现述多而论少的弊端，演变成流水账式的梳理，缺乏有深度的分析。而理论素养的不足，以及学术视野的狭窄，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两大主因。陈其泰先生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就为如何突出思想性和理论性作出很好示范，尤其值得我们年轻一辈仔细揣摩、体会。
对史学格局的厘定以及史学流派的划分，目的在于更好地进行宏观把握，而非刻意突出门派壁垒。陈先生明确批评了那种将考证与解释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从理论、方法等多个层面阐明了三大干流之间乃是“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并互相推动”的关系，绝非互不相干，甚至截然对立。
在陈先生看来，史料学与历史观的进步都是史学不断前进、迈向更高层次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则显然居于主导地位。“从事史学研究固然要很重视史料的搜集、深入的考订、方法的运用等，而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1世纪以来，进化史观及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唯物史观的传播，新时期的理论创新，都因其凝聚了观察历史的科学性，并且相继达到新的高度，才成为推动20世纪史学接连跨进新的阶段，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5]沈长云对此深表赞同：“史观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它影响到每一位治史者史识的高低，决定着整个历史研究包括考证工作的水平。”[3]故而，陈先生在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更多地关注以史观为核心的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历史考证学所产生的影响，首次揭示并系统阐发了“历史观的指导是新历史考证学完成两次质的飞跃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命题，所论甚为精彩：
20世纪初年和“五四”前后，在东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由于进化史观、科学思想、历史演进、因果关系等新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指导的作用，蕴积深厚的中国传统考证学至此产生了飞跃，提升为一门近代的学问。新史料的发现固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观念发生变革，才从根本上推动历史考证学出现新局面，由以往考证具体名物、制度、事件达到研究古史重大问题，由考辨片断的、局部问题达到系统地研究和探求带规律性的大事。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对唯物史观成功地运用，又使新历史考证学再次产生飞跃，达到新的境界。前后两次飞跃固然治史观念的层次有别，考证学者治史的领域和风格有别，而因史观的指导推动了考证学达到新境的道理则是相同的，所反映的是学术演进的一个通则，其意义非同小可，实在不容忽视。[6]
其中，关于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陈先生花费的心血尤多，通过对大量考证派史家的学术成就进行深入剖析和细致比对，发现了他们皆将唯物史观内化为指导思想而实现学术升华这一特殊现象。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有成就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真诚的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7]366.
事实上，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经过近10年的传播，梁启超所倡导的诸多理念如用进化眼光看待历史、以“民史”取代“君史”、援引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治史等已由最初的新鲜知识转化为普通常识，不仅指导一般人认识历史，更内化为史家的学术自觉，既成为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培育了适宜的学术思想土壤。而五四之后，三者虽间有抗衡（如新史学派提出“综合史观”），但互相渗透，彼此影响，齐头并进。如，考证风气的弥漫使新史学派克服了早期忽略史料甚至因义害史的弊端，极大增加了历史叙述的可靠性和丰富性。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同样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同样遵循“孤证不立”原则。诸如此类，在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上，各派之间都是相通的。不过，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作为当时最先进的史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其他两派的影响终究要大一些。
有鉴于此，陈先生进一步明确提出事关中国史学走向的两大理论问题：“一是提高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之科学价值的认识，坚定以此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念；二是澄清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的得与失。”[6]实则，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对后者的评价直接影响前者的指导地位。这显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西方新学理的大量输入，中国学术逐渐走向开放化和多元化，迎来五四之后的又一次繁荣。一切学术都具有世界性特点，只有大胆引进来和走出去，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学术的进步。然而，在这股思潮中，不少人携所谓“新学”,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肆意攻击，用简单粗暴的“教条化横行”“完全政治化”“一部农民战争史”等来抹杀其一切学术价值，进而将矛头指向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地位，显然矫枉过正，超出了正常的学术反思层面。陈先生经过系统考察和深思熟虑后，率先提出“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从全局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理论主张，并反复加以阐述、论证。
陈先生认为，之所以对“十七年”史学的评价走向简单化，是因为没有认清当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摘引马列词句，当作公式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不能只看到教条化带来的恶果，而故意忽略实事求是学风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是考察、评价’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论问题……更不能将曾经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唯物史观，从而怀疑以至否定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6]先生首先对造成教条主义错误的原因作了理性分析，概括为三点：一是研究者对运用唯物史观缺乏经验。二是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干扰、影响。三是“四人帮”为其政治目的鼓吹的影射史学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由此，在教条化盛行与提倡唯物史观之间画上等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当教条主义逆流汹涌而来的时候，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他们挺身而出予以严肃批判，在他们身上才真正显示出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
最关键的是，“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无法被抹杀的。主要有以下几项：（1）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多数年份，学术空气健康向上，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2）新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境界；（3）在通史、断代史、专史领域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史着；（4）创立开拓了诸多学术领域，包括近代史和现代史、世界史、经济史、民族史、史学史等；（5）史学理论有重要论着问世，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运用唯物史观上取得重要进展；（6）成功地完成多项大型历史文献整理工程；（7）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8]陈先生所论，可谓有理有据，事实清楚，观察全面，逻辑严密，符合学术独立和理性原则，完全站得住脚！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也值得鼓励，但不能就此动摇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而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因为目前显然还未出现能够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对此，学者应当有清醒认识和理论自信。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后人应当深入挖掘、总结其中的思想遗产，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而非一味盲目批判。对此，陈先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始终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方向，以基本原理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总结其规律性特点，推进中国史学达到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9]可谓字字珠玑，发人深思。这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所总结的诸多理论问题中，同样看得很清楚。
三、注重挖掘史学转型中的传统因子
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文野转换使得传统文化面临解体危险而被迫转型，史学无疑充当了急先锋角色。这是因为，晚清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大大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同时，史学作为“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10]1,稍稍缓解了学人所遭遇的中西之间学科无法对接的尴尬。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的意义，绝不单单在于否定传统史学的合法性，而在于为如何建构现代史学典范作出表率，此后史家均围绕“什么是史学”这一根本问题展开探索，而时代条件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又促使史家的选择变得日益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史学、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言那样无足轻重。换言之，这是一个中西史学、学术和文化的交融过程，而非以西学完全取代中学的过程，是一种“过渡”,而非“断裂”.
陈其泰先生早在《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中，即已明确提出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递进关系这一重要命题，后在《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中专辟一章详细阐述“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内在动力、时代条件和学术机遇”,严肃批评了“移植论”和“摒弃论”,指出：“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当外来文化大量输入的历史关头，这些宝贵的近代因素被当时敏锐的学者所重视、所发扬，成为他们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并在与外来成分相糅合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些近代因素的孕育及其发扬，便成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中介。”[11]371注重挖掘史学转型中的传统因子，是先生始终在坚持的治学路径和方法，而贯彻到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贯通的学术眼光探寻乾嘉考史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演进逻辑。
求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考而后信，亦为历代史家自觉遵守的治史原则。至清代乾嘉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学术需求使考证学达于极盛，名家辈出，成绩斐然。“传统的历史考证学既然具有如此久远的渊源和丰富的成果，按照学术发展的独立性的规律，必然要在20世纪得到传承。”[2]前言因此，陈先生不仅揭示出西方新学理、新方法的引入是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奥秘，而且以贯通的眼光系统梳理了乾嘉学术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演进逻辑。事实上，唯有如此，方能真正给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一个全面而准确的界定。
新历史考证学派对于乾嘉学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绩，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自觉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总结和实践。其中，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最受推崇，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也最大。陈先生认为：
20世纪考证学者景仰钱大昕的学术，继承他的治史方法，当然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模仿。唯其钱大昕的治史精神和方法代表了传统考证学的精华，故其所包括的基本原则和路数是任何从事考史工作者不能违背、也不能绕过的。他为20世纪学者打开了广大法门，使他们结合20世纪许多重要新史料的发现，结合他们面临的新的课题加以发展，而大显身手。[2]6
这段评述可谓高屋建瓴，而又拿捏精准。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宏观阐释层面，而是继续深入探讨，明确、具体地将上述原则和路数归纳为四项：第一，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第二，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第三，义例法---逻辑方法的熟练运用。第四，以多种辅助学科作治史基础。这些无疑都已经蕴含着近代科学精神，预示着近代学术发展的趋向。尤其是，钱氏大胆突破文献的限制，注重发掘新的史料，引用大量金石文字与史籍相印证，开创了“二重证据法”之先河。此外，先生还考察了崔述对“古史辨派”的重大影响。通过对新历史考证学演进路径的探讨，先生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学术通则，即：“发展新学术，必须珍惜本民族历史文化的遗产，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同时大力吸收西方的新学理、新方法，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成果，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2]前言值得当下一味趋西、趋新者仔细咀嚼、反思。
其次，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揭示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唯物史观被引入中国，并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得到广泛传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变迁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往往从社会革命层面入手，以致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是政治变迁结果的偏颇认识。有鉴于此，陈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贯通”的重要命题，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中长期形成和发展的优良因素，成为先进的中国人顺利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7]16的确如此，任何外来思想如果无法与传统文化相沟通，绝无可能在中国扎根，就像进化论的传播离不开今文经学的土壤一样。正如梁启超所言：“无内发的生命，虽美非吾有也。”[12]363梁氏晚年之所以将大量精力用于重新估定传统文化价值，其内在理论根据也是如此。陈先生从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辩证发展的观点、反抗压迫的精神和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以及大同思想等四个方面，对此展开系统而深刻的阐发，所论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在此基础上，先生进一步指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在东方世界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有自己民族的特性，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概念、命题和内涵等。对此，应当承认并且恰当地估价。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应当过分地夸大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性，绝对不能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类文明发展互相脱节或偏离，恰恰相反，二者互相联系，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互相呼应、互相发明的。[7]35-36
时至今日，如何恰当处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议题，而先生所提出的诸多独创见解，显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最后，以精微的观察方法发现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生命力。
我国史家在历史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不仅勇于创造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而且对于已有体裁的运用也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往往加以发展，赋予新的内涵，从而使每一种体裁几乎都有完整的演进脉络可循，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所特有的自我更新传统。步入20世纪以后，在史学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舶来品的章节体迅速反客为主，成为主流体裁。在这种情形下，很长时间内，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价值，认为它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已经凝固化。这一判断，显然失之偏颇。陈先生则明确提出了“传统历史编纂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然具有生命力”的观点，并以宏观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此反复加以论证。[13]
事实上，章节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恰恰是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发挥了关键的媒介作用。诚如梁启超所言：“纪事本末体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也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14]20这一时期的学人大都将二者等同起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所编纂的章节体史书往往同时具有纪事本末体风格，而其他传统体裁的优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糅合进去，因此成为中西史体真正融合的先行者，并开启了章节体中国化的行程，此后史家对新综合体的探索也自始至终都刻有章节体的印记，这是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发展的一大特色。陈先生认为，正是这些传统历史编纂元素的渗透，使得20世纪中国的章节体具有了突出的民族风格。[15]
与此同时，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趋势亦渐次凸显，同章节体的兴盛大致成并行之势，一齐构成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创新发展的两大主线。陈先生指出：“中国史学发展到17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新综合体”的特点，在于突破单一体裁的限制，从而创造出既能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能涵括社会丰富内容的体裁。这一趋势在晚清得到延续，如《海国图志》采用“志”“论”“图”“表”相互配合的方式；《法国志略》充分吸收典志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糅合等。至20世纪，新综合体的创造和发展蔚为大观，尤其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遵循三大路径：第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第二，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第三，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凡此种种，皆充分证明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强大生命力。对此，先生亦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多发前人所未发。[16]
此外，陈先生在对20世纪史家进行研究时，也特别注重考察传统文化对其学术发展的影响，并始终坚持与时代互动的观察路径。最典型者，莫过于新历史考证学家在抗战时期的学术升华，如陈垣就由原先崇尚严密考证而达到明确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勇于抗击侵略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是鸦片战争以来爱国主义史学的新发展，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17].
结语
陈其泰先生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领域潜心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从第一手史料出发，不断进行创新性探索，为学界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值得称道的是，先生研究还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照性，其对近代历史编纂学尤其是20世纪“新综合体”学术成就的总结，对大型清史工程在整合有价值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确定科学合理的史书表现形式起到积极的作用。由此，也充分反映出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事业的强烈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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