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留守红军在南方苏区的斗争。它从一开始到结束都与中共中央的战略相统一。中共中央不仅对游击战争进行了战略思考，而且对其进行了准备与部署。留守红军初期的斗争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后期的游击战则与中央红军在北方的斗争相呼应，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游击队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坚持了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战略。
关键词: 中共中央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战略 统一性
一、中共中央的战略思考与部署———留守红军的斗争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高度统一中央苏区留守红军的战略部署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因为两者密不可分，红军长征和留守红军游击战争部署是同一策略的两个方面。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即着手准备实施战略转移。此时，中共中央考虑的重点与核心是红军主力如何进行战略转移、何时突围以及转移到何处等一系列问题。然而，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斗争部署是其顺利转移的一个关键点。因此，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把留守苏区的问题与红军长征的问题结合起来，一同做了较为周密的考虑与安排，并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许可和详细指示。中国共产党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建议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表明，在广昌战役失利后至红军主力突围之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对留守苏区等问题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中共中央战略的统一性的思考与决策是非常慎重和缜密的。可以肯定，他们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1934 年 6 月 2 日，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假如红军主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则“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可见，共产国际代表把留守苏区的军事斗争与红军能否顺利战略转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它是红军主力能否成功突破敌人包围的直接因素之一。这就充分阐述了留守红军斗争的战略意义。
6 月 4 日，赖安在给哈迪①的信中，也指出军事斗争形势的恶化将导致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同时强调“要顽强地保卫现有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可能的话，还要使用红军轻装的和机动的部队进行机动灵活的防御战，并在中央苏区目前的和原有的土地上以及在相邻的地区大大发展和加强强大而活跃的游击队”。不难推断，共产国际早已认识到中央苏区斗争的坚持，对整个军事局势的重大影响。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6 月 16 日，共产国际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发来了绝密电报，认为中共中央的兵力部署存在三个主力作战集团军，其中就包括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 并再次强调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8 月 15 日，埃韦特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
共产国际再次强调中央苏区留下部分红军坚持斗争的必要性，表明其对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思考的进一步成熟。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成为必然。共产国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9 月30 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再次发来电报，明确同意中央红军突围的计划。并考虑到红军主力要突围到湖南，指示留守苏区红军的任务，应该“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 指国民党军) 在湖南的行动”。可见，留守红军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牵制国民党军兵力，配合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应该说，留守红军战略任务的明确不仅大大有利于红军主力的突围，也使留守红军的作战意义提到了一个重要高度。为准备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留守苏区的斗争也做了充分的部署和准备。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周密安排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项英和陈毅等作为留守苏区的领导人; 确保了苏区领导机构的完整，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这些机构成为苏区斗争部署的中心，它们总的任务是领导留守苏区军民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同时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应该说，机构的设立和任务的确定实际上已经对留守苏区的斗争部署做了一个较为明确的交代，成为苏区斗争的导向。在军事方面，中央改组了地方部队的指挥系统，成立了领导游击战争的游击司令部和政治部，留下主力部队红 24 师及部分独立团作为坚持斗争的武装骨干，并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针。
此外，中共中央还做了必要的政治动员。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条件下，尽量对留守干部和军队进行了解释，对民众进行了游击战争宣传。总之，虽然中共中央在诸如对游击战争的认识、战争态势的分析等方面存在不足，但从它对留守作战的人事安排、机构的设立、军事行动的部署、政治动员的开展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它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而是把战略转移与留守苏区斗争作为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统一思考，一同做了详密的赖安和哈迪两人均为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计划。
二、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初步实现———留守红军的初期斗争成功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按照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战略部署，以红 24 师和地方团为主干的中央苏区留守部队从 9 月开始就积极配合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系列的电令进一步表明，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是其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为了使中央红军主力早日从主战场撤退，到指定地点集结休整，留守各地方团从 9 月开始，逐渐担当重要角色，在侧翼牵制打击敌人。9 月 16 日，中革军委命令江西军区独立第 3 团、第 2 团部署在红 23 师的左右前方，到以薛岳为总指挥的国民党第 6 路军两侧翼活动，并强调“该两团在活动中间应特别注意深入敌翼侧后方活动”。与此同时，杨赣军分区的独立 13 团积极侧击敌杨殷部。从 9 月底开始，红 24 师和福建军区独立团奉令在长汀以南，阻击东路河田之敌李延年纵队前进。9 月下旬开始，江西军区的独立 1 团与红 5 军团换防，阻止从广昌向宁都进犯的敌军。这些军事行动是留守红军配合红军主力转移的早期演练，也为红军主力顺利撤离主战场赢得了时间。
从 10 月 7 日起，红 24 师和地方部队开始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同时，在东线战场、北线战场、西线战场、南线战场阻滞敌军，配合野战军突围。这一时期留守红军的斗争更具战略意义。在东线战场，10 月 8 日，朱德、周恩来电令红 24 师继续阻击李延年之敌，“实行伪装，积极迷惑敌人，派出小部队向敌人游击，并伪装居民，到有关地区散步谣言，说大红军到了，要进攻温坊，进攻朋口，大家准备欢迎等工作。根据中央指令，红 24 师不仅阻止了李延年纵队的推进，而且有效地迷惑了敌人，从而使红 9 军团从容退出阵地，开往瑞金、会昌集结。在北线战场，从 10 月 7 日开始，独立 7 团、独立 11 团和石城等县的地方武装，逐步接受红 3 军团和红 15 师防地，并成功阻击了石城之敌前进，使红 3 军团和红 15 师先后安全撤出战斗，开往于都集结休整。在西线战场，江西军区独立 2 团、3 团和地方武装部署在古龙岗一带抗击来犯之敌，掩护红 8 军团的集中与移动，顺利接替红 5 军团防务，并有效阻止了从永丰向兴国进占之敌。在南线战场，赣南军区独立团直接参与了配合野战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执行了“肃清与驱逐其当面的残匪并封锁消息，断绝通敌大小道路交通”，以及收容伤病员、运送物资等任务。留守红军和地方部队的军事行动和后方保障使主力红军减少了后顾之忧，为其顺利通过封锁线赢得了时间。
除了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鄂豫皖等苏区留守红军的初期斗争同样很好地配合了其苏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 年 7 月 23 日，中央指示湘赣苏区的红 6 军团离开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创建新苏区，独立团、游击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8 月 7 日，红 6 军团突围西征，地方武装承担了掩护红 6 军团转移的战略任务，并在军团离开后继续坚持斗争，担当了苏区军事主力的角色。湘鄂赣主力红 16 师根据中央指示远征，负责破坏南浔铁路，但因策略失误，遭受严重损失。在其远征过程中，地方部队承担了极大的军事压力，抵抗敌军进攻。鄂豫皖省委率领红 25 军于 1934 年 11 月西征后，红 82 师和地方部队留守苏区坚持斗争。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鄂豫皖留守红军以其军事行动配合红 25 军转移，同时也成为抗击国民党军“清剿”的主力军。1934 年 7 月初，闽浙赣苏区服从中央命令，将红 7 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苏区到闽浙皖赣边建立新苏区，吸引中央苏区敌军回援。在此后的一系列斗争中，先遣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也有效地打击敌人，宣传了党的主张，为中央红军转移探明了道路。
由于各个战场留守红军的大力配合，几十万的国民党军被死死拖住，帮助了野战军顺利集结，缓解了他们突围时的压力。同时，为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保留下来，照常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敌人都没有搞清楚红军出动的情况。国民党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主力 10万人能在三天之内脱离包围圈，其行动真是迅速。尤其让他们难以释怀的是，红军主力的突围方式有违于一般的军事策略。他们惊呼，红军“留置一部于包围圈内，牵制国军不能全力追击，突围的主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中共中央战略的统一性力前端以攻击开拓突围进围‘前进’，后尾以防御阻国军追击”，如此，“匪军主力得以远遁，其留置之一部，竟发生牵制国军主力不参加追击的最大效用”。当时负责“清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陆军第 8 师师长陶峙岳，对红军野战军突围时的“隐蔽”、留守部队的配合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赤匪主力西窜，号称为‘野战军’出动。此尽匪军欺骗民众之词。其留置赣南及赣闽边境之伪中央区，及伪福建军区，所辖部队，尚达万人。其策略为用游击战术，巩固苏区; 并发展游击战争牵制国军之后，使我不能拼力西剿，此其策略之恶且毒也。”从中看出，留守红军在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初步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出色地完成了它的战略任务。
三、中共中央战略的延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与中央红军斗争遥相呼应遵义会议后，建立了新的党中央领导，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新的党中央对南方苏区的斗争很重视，一再发出电令，要求中央分局转变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坚持游击战争。此时，中央的战略意图仍是不放弃苏区，要求留守红军能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坚持斗争; 另一方面，也希望留守红军的斗争牵制国民党的一部分兵力，减少主力红军的压力。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实行了战略转变，从而进入了游击战争的全新时期。其他各苏区也先后实行战略转变。应该说，遵义会议成为了南方游击战争战略的转折点。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南方各苏区大部分全面进入了反“清剿”斗争时期，并与中共中央基本失去联系。
对国民党而言，它是绝不允许南方红军游击队这样一支革命武装存在的。1935 年春，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军队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鄂豫皖边区国民党的兵力曾一度增加到 60个团。在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国民党投入 50 多个正规团重点清剿闽北、浙南、闽浙赣等游击区，仅在闽北，国民党就投入了 10 万大军。此时的游击战有着显着的特点，即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各自为战，并由此带来异常的艰苦性。但正因为各游击区始终坚持斗争，使敌人疲于应付，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到南方战场进行“清剿”斗争，从而减少了主力红军的军事压力。这就为主力红军顺利完成长征和在陕北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原中央苏区演变而来的赣粤边和闽西游击区是敌军“清剿”的重点。在项英、陈毅的正确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适时转变战略，一再挫败敌人的“清剿”计划。闽西游击区先后打破国民党军 10个正规师的反复“清剿”。它的正规军红 8 团还创造了“散兵群战术”，搞得敌人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反“清剿”斗争的胜利给敌以很大打击，使敌不断增加兵力或调整军事部署，为中央红军牵制了大量敌军。
湘鄂赣、鄂豫皖等游击区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还恢复了红 16 师、红 82 师等正规红军，壮大了留守红军的力量，使敌更为重视南方红军的斗争。1934 年 11 月，湘鄂赣正式恢复红 16 师。红 16 师成立后，趁敌力量空虚，主动进攻，取得了“鄂东南战斗”、“大源桥战斗”、“一战高枧”、“二战高枧”、“虹桥战斗”五战五捷的战绩，威震湘鄂赣。红 16 师一度发展到 5000 余人。红 16 师的大捷吸引了敌军共计 60 余团的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6 年，红 16 师一度受挫。但省委及时转变战略，仅在 10 月到 11 月中的 40 天内，就打垮国民党军 8 个团，并歼灭江西保安第 2、4、7、8 各团一部分。王多年总编着的《国民革命军战史: 反共戡乱》( 上篇第四卷) 第 138 页还记载: 陈总指挥( 陈诚) 在 10 月 14 日，尚以为匪军( 诬指红军) 主力潜伏在宁都、石城以南地区、待机决战。甚至第一线部队亦未与匪军( 诬指红军) 保持接触，所以匪军( 诬指红军) 何时退却，全然不明。红 25 军西征后，国民党正规军 56 个团、10 多个保安团，共 17 万多人［9］105，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大“清剿”。在此严峻形势下，1935 年2 月3 日，鄂豫皖重新组建了红28 军，全军1000 多人。
红 28 军组建后，积极抗击敌人的进攻。4 月 20 日，红 28 军在潜山县取得桃岭战斗的胜利，歼敌两个营。6 月初，红 28 军从五道岭东返，途中，在随县桃花山、光山县王园、麻城县段水山连战连捷，共歼敌 1000 余人。红 28 军的斗争不仅消灭了敌人的力量，而且有效地配合红 25 军西征，支援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6 年后，卫立煌调集约 49 个团的兵力发动大“清剿”，但红 28 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不断取得战斗胜利，敌人的“清剿”计划再次被粉碎，从而支持了中央红军在北方的斗争。闽浙赣边、湘赣边、闽北、闽东、闽赣、闽粤、闽中、湘南、浙南等游击区的斗争同样功不可没。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兵力，并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配合了其他游击区的斗争，支援了主力红军的军事行动，成为南方革命的支点。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7 年 7 月，南方游击根据地共钳制了国民党正规军 180个师另 30 个旅( 各保安团不包括在内) ，使国民党减少了进攻红军主力的兵力，大大缓解了红军主力的压力。应该说，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与中共中央的战略不谋而合。尤其在初期，其斗争主要是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转移，这是中央的既定战略。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也是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留守红军“保卫苏区”的任务。虽然南方各苏区的斗争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各自为战，但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它们都不知不觉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在北方的军事斗争，执行了中央战略意图。
四、中共中央战略的最终实现———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与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战略的一致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开始进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成为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经过多次谈判，国共双方于 1937 年 10 月 2 日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组编成一个军。10 月 12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 8 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在国共高层谈判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斗争给予了具体指示。毛泽东一再强调，“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 1 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双方未谈判好前，游击队则根据党的新政策，开辟统一战线工作等。指示表明，中共中央把南方游击队看成中共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正式把它纳入中央的统一战线战略。与此同时，它也为南方游击区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提供了正确方针和灵活策略。
卢沟桥事变前后，南方游击区逐步恢复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从不同渠道得到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纲领》、《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从而明确了党中央的战略。而蒋介石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游击区一面继续坚持反“清剿”斗争; 一面根据中央指示实行向抗日战略的转变。到1937 年秋冬，各游击区相继提出或开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另外，中共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企图通过改编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迅速派人到各地传达党的方针。此时的中共中央与南方游击区，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第一次有了直接的联系，南方游击区重新得到中央的指导，并具体执行中央的战略。
虽未得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但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把握机会，主动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1937 年 9 月 12 日，继大余谈判后，陈毅又前往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双方达成和平协议。9 月 24 日，为解决南方其他地区游击队的改编和赣州谈判遗留问题，项英前往南昌与当局谈判。一到南昌，他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及毛泽东，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 3 年之久的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中共中央战略的统一性联系。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协议。9 月 29 日，项英以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正式传达党中央决定，将“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 并要求各地听候点编。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和平的实现。
其他游击区相继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闽北与闽东游击区切实执行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因此谈判较成功。闽西南谈判由于受闽南游击区丧失警惕性的“何鸣事件”影响，曾一度陷入困难。中共中央积极协助，并要求各地须警惕国民党的和平收编阴谋。在中央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受“何鸣事件”影响的闽西南游击区，受泉州事变影响的闽中游击区，受瑞金事变影响的闽赣边游击区，与国民党重开谈判，达成协议。鄂豫边、浙南等游击区在中央指示下，取得谈判斗争的胜利。鄂豫皖和湘鄂赣边的谈判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曾一度走了弯路，后中共中央派郑位三、董必武等人对其进行具体指导，终于获得成功。湘赣边、皖浙赣边、湘南等游击区，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消息十分闭塞。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这些游击区传达国共和谈的指示后，这些游击区成功实现战略转变。
南方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陆续下山整编。1938 年 1 月初，国民党方面正式核定国共双方达成的新四军改编方案。按照国共协议，南方各省游击队随后编入新四军，全军共 10300 余人。新四军的正式组建成为国共两党合作政策的又一大成果，是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南方实现的标志，也是南方游击队与中共中央战略统一的最终体现。新四军组建完毕后，所部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南方红军游击队顺利完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配合主力红军转移”、“牵制国民党军”、“实行抗日战略转变”等战略任务。
综上所述，南方游击战争的存在和坚持是中共中央战略的一部分。主力红军转移前，中共中央不仅对留守红军的斗争有了战略思考，而且对其进行了充分部署和准备。主力红军突围转移中，根据中央指示，留守红军对其予以战略配合，牵制和打击了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各苏区先后进入游击战争阶段，与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进行反“清剿”斗争，它们的斗争不仅缓解了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而且与其后中央红军在北方的斗争遥相呼应。西安事变后，南方游击队面对国民党的“北和南剿”方针，仍适时向抗日战略转变，最终改编为新四军，融入抗日洪流，从而与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保持了一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红军长征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 第 14 卷［Z］．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综合篇［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5．［4］王多年总编着． 国民革命军战史: 反共戡乱( 上篇第 4 卷) ［M］． 台北: 黎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闽赣边游击区闽中游击区［G］，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4．［6］阎景堂主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7．［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闽西游击区［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1．［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湘鄂赣边游击区［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4．［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2．［10］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赣粤边游击区［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