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地理学无论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还是一个学科，都是中国本土化研究成果，处于初创阶段。对于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来进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况，两者比较发现，目前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地理的研究有所忽视，而文学地理所蕴含的发生学、结构论和运动论价值和意义，不仅决定了文学活动程度的构成方式、运动规律和本体论属性，而且直接显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方法论和逻辑依据，是文学地理学建立的根本。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
自2011年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业已举办过三次了，这意味着文学地理学在中国学术界研究的初始与兴盛。从目前学术界整体情况来看，文学地理学的相关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专着方面有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何青志的《当代东北小说研究》，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论文集有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会通》，曾大兴等的《文学地理学》，邹建军等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镜》，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曾大兴的《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等。这些研究成果显示：①国内学术界已经在运用文学地理学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并取得了诸多成果；②关于文学地理学自身的研究虽然在不断进行、发展，但成果不多，且分歧较大；③大多文学地理学研究注重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吸收运用，但对西方文论资源，尤其是一些交叉学科知识的吸收较少，造成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迟滞。是以，合理地借鉴西方文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地理学的发生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理性等方面来重新思考文学地理学，是很有必要的。
一、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核心研究对象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它的提出主要有三大缘由：一是世界文化、文论研究给予中国学者的启示，尤其是空间学研究、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辩证思考；地理学，包括文化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民族地理学，乃至环境学等系列相关学科的积累与开拓。二是对文学研究的理性认知和深层体悟，如邹建军就曾谈到对文学地理学研究起源于对自然与人、与文学关系的体验式感悟，以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理性思考[1].三是中国学者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如杨义就曾谈到：“我们过去基本上都是侧重从时间维度研究文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我使用‘地图’这个说法的用意，就是想在文学研究比较侧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2].
以三大缘由作为基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又沿着两大基本脉络展开：一是中国脉络，即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发掘中国文学、文论、文化资源，以辅助文学地理学的建构，如陆机《文赋》中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隋书》中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4]一是西方支持，最主要的文献有两个，即斯达尔夫人（Madamede Saёlt）的《论文学》，丹纳（Hippolyte Adplphe Tinea）的《艺术哲学》，二者都明确关注到了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斯达尔夫人首先在《序言》中澄清了对“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区分性研究不是在“建立什么诗学”,而“只是想指出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的文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5]1-2.她对地理问题的关注表述为：“南方人民禀性偏于激奋，现在则易于接受与其气候及趣味相适应的沉思默想的生活。最早欢欣鼓舞地接受修道生活的就是他们。”[5]111而丹纳虽然极力将文学研究纳入到“环境”“种族”“时代”的关系链中，但对于地理因素的关注也仅表现于：“肉眼所见的人的本质，无非是一副附有关节的骨骼和一层骨肉，全部很严密的连在一起，构成一架能做各种动作各种努力的灵巧的机器。如果考察人体而再考虑到种族、水土和气候引起的变化，骨肉的软硬，各个部分的比例的不同，躯干与四肢的细节或臃肿，那就掌握了人体的全部基本结构，像雕塑或素描所掌握的那样”.艺术家就能够通过掌握“有形的生命”,而了解“人体的内在与深刻的特征”,因为那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结构[6].
中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实践给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启示非常明显，即地理的研究视角，以空间的时间性延展为研究核心，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多种文学相关性因素，形成涵盖了世界-作者-文本-传播-接受的研究新模式。如杨义就提出了文学地理学产生和研究的“天文”“地理”“人文”三个维度和基本范式，并论证了文学地理学在文与史、经与史、神话与文史的多重耦合中所取得的研究收获[7].曾大兴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一、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二、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三、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8]12梅新林亦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9]2这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也留下了一些待完善的空间。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0]23-24两相比较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文学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问题应该特指文学地理问题研究，它贯穿文学地理学的发生学原理、本体论属性和整个文学活动程序。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基本维度，实质上是在研究人-地关系及其在文学活动中的实践与显现，表征出与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同源性和同向性。第二，对人-地关系的研究首先是生理的人和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虽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其他学者，目前对此都难以进行卓有成效的解决，但这确实是文学地理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空间学、文化批评等其他学科的立足点。第三，人与自然地理、人与人文地理之间存在着关系。这个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具体表现为：①人与自然地理存在着直接的生物性关系；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演变中，人文地理的形成以人与自然地理之间的生物性关系为基础，它以“人们的活动”为依据和条件，以人和自然之间的双向性生产为展开方式，以特定的时间长度为保障，从而在人类社会中以生理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确认并巩固下来，人与自然地理的关系渐变为人文地理。
马克思主义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补充，但也形成了难点，即人与自然地理的生物性关系研究。但这点在生物学等相关学科中能够找到答案，如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rwina）就曾将波利尼西亚酋长和同岛低层人民的身材、将肥沃的火山岛居民和海洋低处的荒瘠珊瑚岛居民的身材、将生活资料很不相同的火地岛东海岸和西海岸居民的身材加以比较得出结论：较好的食物和较大的生活舒适度的确可对身材产生影响。他认为，如果一个种族的身材发达到最高顶点，其身体精力和精神活力也要升到最高峰。他还通过各种不同的职业研究发现，不同的职业能够导致人的身体的变异性发展，而如果许多世代中都遵循同样的生活习性，那这种身体变异能够被遗传是可能的[11].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认为，“由于神经系统中相应的物理联结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个体的冲动活动就像对构成情绪基础的中枢兴奋的反应一样具有反射性，正如它对外部感官印象（它们对感觉的效果是相似的）的反应一样。在长期的遗传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的感情联想可能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存在，而且，即便通过个体的实践，也很少取得进一步的发展。”[12]219他还强调人类的婚姻关系、社会、王国的形成都以这些大量的智力活动为先决条件，它通过无数世代的积累形成，并意味着高级情感的发展。并且原始的、自然的冲动即使在人类中间，这些现象所经历的仅仅是特定的发展，这种特定的发展是文明的结果[12]238.于此可以见出，第一，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的影响有两个方面：①生物性、物理性的条件反射式，它能提供给人类直接的感官印象以及相应的情绪心理，它具有原生性、稳定性和遗传性；②社会生活性，自然地理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环境，从而影响人类的身体及精神世界，它遵从人类实践活动与人类精神意识相互建构的特点，并在一定条件之下形成变异性与重构性。第二，上述两个影响方面又遵循三种演变方式：①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生物性、物理性的反应行为，在人类历史中变化较弱，通过遗传方式来传承，其发展形式就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与成果。②自然地理环境形塑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并以此来建立社会制度和精神世界，在这个角度上，自然地理环境一开始就完全具备人文的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构成性与决定性因素。③两种方式互相交织、相互影响，并共同发展，呈现为达尔文所说的“遗传原理”和“变异原理”的统一性，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13]38-39.社会生产活动是文学地理具有多元性结构却又辩证统一的呈现方式和历史保障。
文学地理学所研究的核心对象是文学地理，其内核是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人-地关系。它在起点上率先思考人与自然地理的生物学关系，是为自然地理。以此为基础，通过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方式递变为人文地理。仅有如此，文学地理学从一开始才能区别于，或者说打破文学之文化研究的模式，指向人之本初与世界发生，并在自然科学的呵护下，昭示出社会科学的合理性。
二、“文学地理”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由于目前学界对文学地理学核心研究对象的认识有所不足，造成了“文学地理”研究的薄弱，其成果主要散见于文学地理学的整体性关注中，如刘扬忠认为，“所谓‘文学地理学',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呼唤学术创新的大环境中产生的一个新兴学科，这个学科的人物，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群体和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文学家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所完成的积累，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14].而邹建军等则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地理”问题提出质疑，主要包括“文学地理”“作家地理”“在某个地域所形成的作家群的问题”及“研究作家笔下所建构的空间意象”.他以此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应该主要关注的八个问题，即作家受到自然地理、山水环境的深刻影响；文学作品中对某一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山水描写及其意义；文学流派产生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史的演变和地理环境变迁的关系；“地理大发现”对文学作品内容所发生的影响；人类对宇宙空间的新观察对作家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东、西方作家对地理空间的不同表达[15].曾大兴总结了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几大倾向，其一是大多数学者都持有的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的观点；其二是以杨义为代表的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学术方法；其三是以梅新林为代表的把文学地理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的观点。而他自己则认为应该将文学地理学建设成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即隶属于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其主要包括五大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16].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分歧，又有交叉，基本上涵盖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立足点、基本定位、研究对象、展开范畴等，但对于文学地理的直接性研究却涉猎较少。
首先是关于对文学地理生物学考察的忽视，这在前文业已论述过，它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向文化地理学的过分偏重，在此条件之下，文学地理学的区分性和标示性不明显。其次是文学地理的结构性考察，大多数学者都密切注意到了文学地理之自然地理和人文（文化）地理的二元划分，但往往忽视了二者自身的结构关系和相互建构关系。再次是文学地理的运动问题，这其中有两大倾向：①对文学地理的静态性探究，即较为简单地将自然地理和人文（文化）地理合为一体，以此来研究文学地理和文学之间的关系；②文学地理的动态研究，目前学者主要将文学地理的动态性归之于作家的空间运动，文学地理的运动呈现为较为单纯的被动性，忽视了对文学地理运动的主动性和复杂性考察。第四，对于某一具体的地理空间而言，它所对应的文化形态也不是稳定、唯一的，往往具有复合结构属性。在它的内部，时时呈现出多种文化形态结构的矛盾运动，而在它的外部，也发生着连续性的内倾性或外向性运动，而这种运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呈现为加速度发展趋势，在这种状况下，如何确定文学地理也将显得更为复杂。最后是对于文学地理的当代传播学考察的忽视。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一方面在极大程度上解构了地理的边界与时间厚度，另一方面又使得地理呈现为泛地理化，或者说呈现为地理虚无化和地理实体化的辩证统一。更为甚者，诸多网络小说，乃至诸多小说家在有意弱化文学文本中的空间属性之时，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实效更显得捉襟见肘。
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能够提供原理性解答。马克思认为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又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7]167-168.马克思主义为文学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原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即要将人与外界，包括文学地理在内的对象物都看作两个相互制约、相互限制的具有能动属性的主体，他们拥有具有自身鲜明特性的生命力形式，并且必须在对象物中实践与呈现出来。这意味着人与地理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双向建构的，不存在单纯的影响---呈现、反映关系范式，能动性与文学创作进程中的偶发性因素也应是文学地理研究中的综合考虑因素之一。以此说来，无论是“以地证诗”,即单纯地从地理文化来考察文学艺术，还是“以诗证地”,即单纯地从文学艺术来考察地理文化都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回归二者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应能较好地破除这种单面论的范囿。
对于地理情况，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敏锐而直观地把握到了自然地理形态、人和文化之间的稳定性，如在描绘“站在宾根郊区的德拉亨费尔斯或罗胡斯贝格的高峰上”所看到的自然地理情况之后，“莱茵河谷”“青山”“田野”“葡萄园”“蓝天”会让我们觉得“明朗的天空向大地倾垂，并且在大地上反映出来，精神沉浸于物质之中，言语有血有肉了并且生存于我们中间---这就是具体化了的基督教”.而北德意志的情况刚好相反，“光秃秃的不毛的沙地：这里就表现了犹太人的世界观”,也正是因为“熟悉了北德意志荒原”,才能懂得“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几乎都发生在这里”[18].在论述英国的“自耕农”时说“他们沿用祖传的不完善的老方法耕种一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一切都从习惯而且世世代代都不知道改变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强性来反对任何新事物”[19].这种状况在前文已经用生物学的知识论证过了，它体现出自然地理、人和文化同源同构性原理，它是稳定的、普世性的、可直接遗传的，常常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表征出人类情感和审美的共识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亦科学地剖析了地理的结构性，以及与结构性紧密关联的变动性，其间最基本的原理依然是物质意识关系原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0]29.而在直接决定生产关系之一的劳动力因素中就有“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0].它直接表征了社会生产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契合性与稳定性。然处于变动因素的是“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21].它的发展不仅能够引起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变更，更是直接导致了“分工”的到来，而“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0]35-36.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10]56-57.这意味着地理空间范域的显现，是在人类社会、在建构-打破-新建构的发展状态中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在1849年宣布举办”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22].在这样一种发展史中，业已表露出地理空间的运动方式、话语形态与权力结构等。
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地理”研究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即第一，在关注对象上，文学地理所关注的主要核心是以人-地关系为基础的地理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二者以人为中介、以时间为保障形成了双重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对此的忽略会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引入机械反映论和机械决定论。第二，在结构上，文学地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结构属性，如在非文明时期，反映出人与地理之间直接的生物性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以遗传的方式延伸至文明时期。在文明时期，文学地理又往往折射出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地理环境变化（气候、地壳运动）等多重结构的运动变化。在历史的维度上，文学地理的稳定性和渐变性二位一体。第三，在运动上，文学地理表征的是人对空间辖域的认知，这个空间辖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呈现为阈限化和去阈限化的二律背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詹姆逊（F.R.Jameson）就认为：“新的后现代信息或全球城市（如人们所称）就是这种最终解辖域化的结构”[23].也就是说，文学地理首先呈现的是具有实体空间范域的地域形态；其次是由文化、经济、政治、科技、地理环境的宜人性等综合力量建构的文化空间或符号空间，使得文学地理能够超越自身原有的物理条件而重新分割整体空间范域，文学地理始终显现于携带有生物元素的社会综合因素的集成性运动中；再次是“全球化”“地球村”等的出现，文学地理又呈现出自我否定性，即去文学地理化与文学地理虚无化趋势，它印证了文学地理的运动在根本上是一种综合性形态的社会生产，它远远越出了文学自身范畴，表征出文学的它学科关联性与互构性。第四，紧承以上论述，后现代社会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阻隔、肢解和重构了人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文学地理的空间实体性被抽离而严重抽象化或符号化了。文学地理的异变形态，或是被虚拟化状态，并没有否认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有效性，恰好以文学地理的异变形态直接昭示了文学审美经验新的产生方式和文学新生产方式的来临。
三、“文学地理”所呈现出的理论理性
对“文学地理”的“纠缠式”研究，其目的在于对文学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首先是文学地理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唯物主义。“文学地理”的研究其实质是关注人-地之间在特定历史时间的生理、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地理环境（气候、地壳运动、天文情况等）的复杂关系和运动特性，在本质上就是强调人、地两个主体的同源同构性和相互发展性。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正象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7]169关于此，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有“历史的”和“社会关系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视角，这两个视角“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内在统一的”,而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方法论是要把“历史上每个时代的社会关系都当做这一本质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之历史发展的结果”[24].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也意味着马克思对历史自身的看法，“历史是以人为核心、动力和归宿的过程”,人是“历史性存在物”,“历史正是人的自我把捉、自我决定、自我建构的过程”,“历史与人同源同质、历史专属于人”[25].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普遍的人性论、整体观、联系论和运动论。二者比较：第一，对于文学艺术而言，马克思的历史论时间观依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难以进行直接的、实体性体验。不仅如此，时间不能依靠自身的变动进程而只能通过空间的连续性变化来显现。文学地理对地理空间的结构性、运动性的连续考察，恰恰是对时间的直观性把握，是以文学地理学更倾向于空间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完善。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时间范畴上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容易造成表征于历史非连续状态中诸多现象的忽视，这已在尼采、福柯等人的研究中得到证明。文学地理学在直接强调空间论的基础上，显然对此能够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关系都以人为核心，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容易形成人的一元中心论。文学地理强调空间观，其实就是要直接呈现空间范域中人之各类关系结构，强调人与非人的双重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形成“一切皆我，我皆不见”的人类中心论解构趋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一次衍生。
其次，实践论与还原论。文学的根本属性在于审美经验，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文学研究必须从实践出发，在艺术活动中研究审美经验是其基本范式，实践美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等都是基于此的深入研究。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离开了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更有甚者，“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0]8-30.杨义认为，“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时间的维度，进入到具有这么多种多样因素的复合的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再复合‘的时候，就有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现场赋予它多重生命意义，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运行的种种复杂曲线和网络，以及它们的繁荣和衰落的命运。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到它的生命现场，进入了它意义的源泉”[7].可见“文学地理”不仅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操作的具体化实现，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推进：第一，将生命科学的相关知识，尤其是生物学进一步纳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中来，将文学研究推及到生命的起源，在本源上是对物质、意识关系原理的再一次运用，是在原型的层次上破解了文化的生命密码。第二，文学地理不是僵化的一次性影响研究，而是立足于特定地理空间的复合结构、动态发展的时间延续性研究。在文学活动的研究上，是对生命活动形式的还原与再现。在哲学层次上，是对实践程序本身的历史追溯与原理考察。第三，在文学研究根本问题上，即审美经验与艺术活动的本质论和关系论的研究上，它不仅能够将审美经验发生形成、文学活动发生发展的场域性还原，将文学艺术研究的感性体会和理性认知更为有效地结合起来，更能在发掘文学价值意义、提供批评角度空间、厘清文学史络、掌握文学规律上提供科学实证，实现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
再次，彰显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双重诗性。文学地理所显示出来的空间唯物主义、实践论和还原论，以及无论是作者、文本，还是鉴赏者、批评家，都必须要直接面对特定的地理形态，并以此为基础还原他们业已形成的生命感性和理性的复杂内涵以及相互关系，完成文学活动的全部程序。而从审美经验的产生、艺术文本呈现以及读者和批评家的接受、阐释和再创造，面对的都是文学地理系列问题，即首先是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前提之下的生命本真，然后才是各类社会因素的复合性研究。这意味着艾布拉姆斯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都贯穿着文学地理要素。在此条件之下，文学地理不仅是审美经验、文学文本的重要构成因素，并且还是文学活动程式完成的充要条件，它的属性、构成和基本规律，也就间接构成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本体属性，即从文学地理的多重构成，到空间唯物主义，到实践论、还原论，都强调在人-地关系中贯之以生命本位及其多元主体性。这样，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作为社会劳动之一种，就能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成为“解放人的手段”,由“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3]318,从而表征出全面而具体的诗性特征，这是对理性主义的一次反思和解放、对后现代主义的一次呈现和回应。
综上，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重新理解文学地理的意义在于：第一，强调“文学地理”研究的复杂性。文学地理至少包括两个大的范畴：①具体的空间范域；②以具体空间范域为基础所形成的人-地空间结构关系。以这两个要素为基础，衍生出两条脉络，一是对于空间范域的考察，即随着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尤其是在当下，空间范域的实体性与抽象性、符号化与象征性、边界逾越与边界消解并存共生；一是空间状态的结构性和运动性考察，即在时间维度上解决空间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独立性与关联性问题，空间唯有在与它空间的矛盾、区别中产生。第二，凸显文学地理在文学活动程序中的构成性，着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生命本旨。文学地理的研究首先是在人-地关系的自然性把握中摒弃人（作者、读者）身上所可能受到的各种束缚和限制，还原生命活动现场、诗性状态和直觉属性，以此来解构理性前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其次才是文学地理要重现生命活动的复杂场域结构与动态进程，在这种结构中呈现人（作者1读者）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和反应态势，并以此作为进行文学批评的切入点。如此这样，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自主性、人性化社会劳动，都以还原生命本真、追求自由解放为前提和目标，两者二位一体。第三，重建文学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感性和实践的联系表现在：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被设定为事物本身的同一个东西”[26].关注文学地理就在于以空间为基本立点，从实践的发生、发展程序出发，再现时间的感性形态，消解时间抽象-理性形态的先在性和先行性，从而更真切把握文学和文学史及其规律。循此种种，唯有立足于文学地理的基础性与学理性研究，才能进一步确立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独立学科的自主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推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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