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井冈山斗争的过程中创立的,它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指明中国革命道路、建设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指挥原则等内容,核心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其总结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转战赣南、闽西的战争经验,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军事思想; 井冈山斗争; 工农武装割据;
Abstract： The Mao Zedong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Jinggangshan struggle period,as cr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Mao Zedo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in l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forming and development,and it was consisted of the indication of the roa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army,the construction of revolutionary bases,the principles for the operational command of the Red Army,and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armed independent regim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It summed up the war experience of establishing the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and transferring to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and formed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guid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of China.Being a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view of war,it laid a militar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led by the CPC.
Keyword： Mao Zedong Thought; Jinggangshan struggle; armed independent regim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从八七会议到古田会议,从引兵井冈到转战赣南闽西,是中国共产党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初步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革命从磨难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方法论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基本原理,在井冈山斗争过程中,指导革命战争实践的理论产物,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等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回答和阐述了“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建设人民军队”“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与反动军队作战”等历史性命题,其核心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最终胜利,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实践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其根本条件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军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研究了西方军事发展史,提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军事理论。列宁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在指导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总结和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和性质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和指导作战的重要原则。这些军事理论和军事原则传入中国以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成功解决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并将其中的革命实践上升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后来也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P1471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
思想体系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政治上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军阀混战长期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根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地上,发端于湘赣两省边界的武装斗争之中,相对成熟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基础上。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敌人在城市的力量远远大于农村,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并相应将农村作为无产阶级军队建立、生存和发展的基地。基于这样的革命路径,红军人员构成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此,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刻阐述,并在实践中提出和实行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措施,核心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问题,在艰苦的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建设革命根据地,期间经历了敌军多次“进剿”和“会剿”,根据地的建设始终与军事行动交织在一起。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先后进行了多次较大的战斗,扩大了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又经过古田会议,总结了战争经验,建立起相对成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事实证明,从1927年9月到1930年初的战争实践,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离开了革命战争实践,很难产生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过程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总的看来,它发端于八七会议,初步形成于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起草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决议》等三十多篇文章,这些着作所蕴含的军事思想,以及在此思想之下指导开展的军事斗争实践,解决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所必须回答的三个根本问题,即:走什么路、建什么军和打什么仗,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一)八七会议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封建统治的主张。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这次发言,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会议坚决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8月,毛泽东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提出“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2]P4。8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问题时发言,提出“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2]P6。8月18日,毛泽东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时发表意见,提出“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P7。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赞同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
(二)井冈山斗争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8—9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按原定计划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及时转变战略,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三湾改编”。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会师后红四军的组织状况,提出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6月10日,毛泽东起草《湘赣边界特委致湖南省委信》,报告根据地开展军队建设、军中党组织建设等情况。6月16日,毛泽东起草《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除汇报粉碎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三次“进剿”的军事胜利等情况外,提出以宁冈为大本营在湘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由。7月4日,根据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指示,毛泽东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名义给湖南省委写报告,申述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的具体理由。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11月14—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新城召开,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再次提出苏维埃存在的四个条件,并指出:“怎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任务。”[3]P201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全面地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为了扼杀新生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先后对井冈山组织了四次“进剿”和三次“会剿”,在频繁的军事斗争中,朱毛红军在经受考验的同时,对战争思想灵活巧妙、扬长避短地创造性运用,形成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争指导原则,最后总结提炼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并在根据地创建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三)转战赣南、闽西与《古田会议决议》
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为了打破“会剿”,朱毛红军主力决定出击赣南、闽西。1月,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2—3月间又先后发布《红军第四军筹饷布告》《敬告士兵群众书》《告绿林弟兄书》《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宣言》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政策。3月20日,红四军在长汀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报告,提出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勾划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蓝图。4月5日,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精神,给中央写信强调:“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2]P604月13日,毛泽东在于都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湘赣边界特委写信,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4]红四军经过半年的艰苦转战,到1929年6月,初步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形成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6月1日,毛泽东在闽西永定县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6月,毛泽东、朱德、陈毅联名发出《红四军布告》,指出:“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大三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5]P124随着革命战争的顺利开展,红四军党内和军内也逐渐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问题,滋长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思想”“军阀残余思想”“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意识。6月14日,毛泽东就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指出了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1929年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没能解决这些思想上的问题,毛泽东反而离开了前委的领导岗位。7月陈毅离开苏区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有关情况。9月,党中央对红四军做出了近万字的书面指示信,这封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28日在福建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并颁布《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确定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原则,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古田会议刚开完,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着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强调了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并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从抛弃国民党旗帜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到秋收起义后提出“上山”思想,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到形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创建,古田会议召开并颁布《古田会议决议》,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提出、到发展、再到初步形成。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独立开展武装斗争
“如何领导中国革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首要命题。中国共产党在创党初期,对武装斗争认识不足,没有认真组织军队,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惨痛的历史教训,才决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P2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6]P115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根据各根据地斗争情况,进一步提出“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便须设法组织红军。以武装起义的队伍做红军的基础”[7]P395。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是其他军事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不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不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斗争,军事思想将无从谈起。
(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理论思考。在确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都遭到挫折。毛泽东全面客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5月2日,在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里面,就提到在湘赣两省之间创建革命根据地。6月16日,毛泽东在《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中专门讲述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2]P8、9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指出:“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各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8]P48-4911月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苏维埃存在的四个条件:“(1)能坚决斗争的共产党;(2)广大的有组织的工农群众;(3)有相当力量的武装红军及赤卫队;(4)有利于斗争以少胜多的地势。”[3]P200、201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8]P57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根据地相结合的斗争理论。在1930年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对夺取全国政权的重大意义,提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基本思想。
(三)建设新型人民军队
“如何建立人民军队”,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复杂多变的军事实践中,毛泽东超越常人地提出了运用政治因素去推动战争进程的观点,向单纯军事观点开战,不断实践并创新人民军队的建军制度,包括实行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倡行志愿兵役制,创建士兵委员会制度,创制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纪军规,提出人民军队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在中国建军史上都是首创之举。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重大事件,即“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途中,来到永新县三湾村。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部队,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针对部队情况,进行改编。这次改编除了军事上的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最重要的是确定了很多建军原则:首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在军队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组织成为各级的领导核心;其次,确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废除雇佣军制度,成立代表士兵利益的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开。三是首倡志愿兵役制,要求红军从内心拥护中国革命纲领,不认同的发给路费回家。三湾改编确立的“党指挥枪”基本原则,建立军政一体的领导体制,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15日,毛泽东率部来到湖南省酃县水口镇,在叶家祠堂亲自主持发展6名红军党员的入党仪式,“水口建党”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付诸实践。1928年11月15日的《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对建立军事根据地,加强政治训练、健全军队组织等问题给予了充分注意,并强调了经济公开、实行军中民权主义和加强组织纪律。1929年12月28日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并作了多次讲话。这次会议主要任务在于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任务,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9]P79,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政治工作路线。
(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为解决“如何与反动军队作战”的问题,提出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此时根据地尚处在创建时期,红军各方面力量还很弱小,国民党军的军事围攻非常频繁,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往往要以弱敌强。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后,以宁冈为大本营,先后攻下茶陵、遂川、宁冈。12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撤到湖口时,毛泽东给官兵讲战术问题:“战无常胜,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从前井冈山上有个大王,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要改变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10]P2941928年初,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后,在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总结提出“十二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3]P2021929年4月5日,毛泽东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完整记载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和其他游击战术[2]P61。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四次反“进剿”、三次反“会剿”,以及出击赣南、闽西等战斗中,毛泽东指挥红四军运用“十六字诀”,充分发挥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虚虚实实等战术,牢牢把战争主动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先后创造出永新困敌、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大柏地战斗、汀州战役等光辉战例。这些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创造发展的重要贡献。基于此,才使红军在总体弱势的战略环境中,形成战役和战斗的局部优势,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壮大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五)开展人民战争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打破了单纯军事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战争的思想,把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经济工作、群众动员结合起来,开拓了战争理论的新视野。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率领红军依托小块红色根据地,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其根本经验是实行了广泛的人民战争。永新困敌,毛泽东以一个团的兵力,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十一个团的敌军围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黄洋界保卫战,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敌人四个团的进攻。这些经典战例,没有广大群众参与,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一条就是“有很好的群众”[8]P57。1929年1月,《红四军司令部布告》明确指出,“革命成功,尽在民众”[2]P52。《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9]P79。1934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过去革命经验时,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8]P136。
四、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影响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
井冈山斗争和转战赣南、闽西,是中国革命最艰苦、最关键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进行了超前思考和理论总结。一方面,他们完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革命战争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不拘泥于所谓的“国外成功经验”,完全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实际问题,提出关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战争和人民的关系、战争目的和开展战争的道路问题等一系列崭新命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提升到新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南。他创造性地阐明了研究和指导革命战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丰富并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系统制定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曾经集中将校专门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其结果却事与愿违,红军非但不曾被消灭,反而愈战愈强。毛泽东也曾说过,我们的战略战术早已为敌人熟知,但他们既不能使用,也无法对付。可以说,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为红军指引了胜利方向,使处于劣势的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好地发挥了人和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促使敌我力量在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下发生改变,最后达到以劣势的人员装备战胜优势人员装备之敌的战争目的。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人民军队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武装力量方面,一直都在探索。最初的做法主要是发动旧式军队起义,但对于建设人民军队,还没有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转战赣南、闽西的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并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包括组织原则、政治原则、纪律原则、民主原则等等。这些建军原则在理论上、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军队的先进性,使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人民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有力保证,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指导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在全国范围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积极主动向中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和党中央汇报开展革命斗争的有关情况,1928—1929年间可查到的就有9次以上,其中最着名的是《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该报告系统地向党中央介绍了红四军斗争经验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方式方法。湘赣两省省委通过各种途径将了解到朱毛红军的有关情况报送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也派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有力促进了中共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了解。中共中央认为,井冈山和朱毛红军的斗争经验,对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1928年开始,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军事通讯》《布尔塞维克》等刊物就开始宣传和推广朱毛红军斗争经验。《红旗》先后刊登了《朱毛的消息》《朱毛红军的工作》《朱德来信》《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报告》等大量文章。1928年7月,《布尔塞维克》登载:“朱毛入江西,占领了永新、宁冈、遂川等县。”“永新、宁冈、遂川、万安、泰和等县城成立苏维埃很多,正在分配土地及肃清反动派。”[11]P296中共中央还致信给其他根据地,推广介绍朱毛红军斗争经验。1929年5月3日,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去信,强调朱毛红军不被消灭的原因是农民贫苦无出路,所以各处有群众参加。7月30日,中共中央给中共四川省委去信,“朱毛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12]P72这些做法使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斗争经验传遍了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除了在国内推广,还多次将朱毛红军斗争经验报告给共产国际,让共产国际了解朱毛红军斗争情况。1929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开会,讨论援助朱毛红军,会议要求“请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13]P59、60。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黄公略部队中的支部活动最出色。”[14]P634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专门做了《中国的游击运动》报告,马马耶夫把重点放在介绍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上。[14]P107共产国际的其他报告和信件,也多次提到朱毛红军。应该说,通过共产国际的传播渠道,朱毛红军斗争经验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其他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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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1] 本书编委会.布尔塞维克:第2册(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
[12]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各地的联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