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加坡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具有国家内部多族群的特征，新加坡电影中对于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有提及，《我们的故事》以电影中主人公为代表，对于新加坡三大主要族群进行了形象构建，对于族群关系、族群文化进行进一步构建，搭建了新加坡电影媒介与族群意识的桥梁。
关键词：民族身份； 形象构建； 新加坡文化；
一、引言
族群，指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地域、宗教、血缘祖先认同等方面而形成"一群"与其他有所区别的群体。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而不同族群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时，族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该如何求同存异，也成为了新加坡国家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新加坡电影的主题内容中，对于多族群之间的相处以及各个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问题也都有所涉及，本文梁志强导演的电影作品《我们的故事》作为分析文本，探索新加坡的族群意识在新加坡电影中的真实表达。
梁志强导演的《我们的故事》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献礼片，分为一二两部，以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华人家庭为核心，通过家庭成员的个人际遇以及整个家庭十年间的生活变化，投射出新加坡在长达几十年间的时间跨度下的发展变迁历程。影片女主角招弟在生下三个女儿后被丈夫正室夫人赶回了乡下的娘家为开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通过以主角们为代表的小人物们几十年的生活变化以小见大的表达出新加坡的发展变化，在微观叙事中，对微观个体记忆进行了显性的呈现。电影作为一种重要媒介，除了其自身的叙事功能之外，也能成为记录一个国家族群特征的重要载体。
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大种族构成。《我们的故事》中，导演分别借助三个主要的家庭去展现新加坡三个主要种族：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家庭在片中的戏份比重，也是根据新加坡国内三个种族的人口比重来同比例划分。片中使用了相当一部分的笔触刻画了三个种族之间由冲突到和谐的过程。
二、《我们的故事》中华人族群的形象构建
伴随二战以来的时代变迁，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也转变国家与身份认同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华人社会则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向定居社会。而在新加坡社会华人的族群分类下，又包含着闽南人、潮汕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等众多不同的身份特征，因此，在新加坡的电影中华人使用的语言具有着杂糅性，夹杂着闽南话、潮汕话、普通话等各种方言，再与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英语结合，形成了新加坡特色的SINGLISH（新加坡英语），因为其使用的普遍性，使得这种语言习惯在新加坡电影中十分常见。在《小孩不笨》中，梁志强导演就曾涉及到对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思考，而新加坡在语言使用的杂糅性上则投射出了新加坡国民的族群认同问题。族群语言的使用和分类也强化了该语系下的族群社会民族身份。
在语言社会认知学的范畴中，语言具有着传递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的作用，通过选择与身份相近的语言来进行社交并从中获取身份认同。这一特征在《我们的故事》中的表达尤为明显，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因为其种族分部的多样性，导致各种族之间分布在不同的生活地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于爆发种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片中1969年主角一家的华人村落和马来人村落的冲突其实则代表了新加坡历史上很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招弟和四叔去马来人村落解释的时候导演使用了语言上的谐音幽默，四叔将"砍椰子"听成了"砍人头",这样的谐音幽默为影片增加了趣味性，将严肃的种族冲突进行诙谐的化解，减轻了严肃性，增加了作为电影的趣味性，但却展示了新加坡历史上不可忽略的这一历程，即华人和马来西亚人经历两次暴乱之后从对峙到和解的过程。
女主角招弟的家庭是典型的闽南华人家庭，招弟因封建迷信的谣言只能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四叔"和"四婶",又在生了女儿之后因为邻居的一句迷信传言，被迫把自己新出生的小女儿送给别的家庭寄养。导演有意将女主角招弟的角色塑造成传统的华人形象，通过其同艰苦环境的对抗，一步一步与命运的不公进行抗争，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来赞扬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华人。而女主人公招弟尽管吃苦耐劳，善良勇敢，但在家里却要一直帮扶自私小气、眼高手低的弟弟阿坤，无怨无悔的为了一家人付出，这种付出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招弟的大女儿对小弟无条件的付出，因为小弟受欺负却反被母亲责骂，也投射出当时新加坡华人家庭中重男轻女现象的普遍存在和延续。
《我们的故事》中的华人族群的形象构建同样离不开华人家庭中浓厚的家庭观念，全片中多个细节展现出了家庭中的亲情观念。女主角在回娘家之后一直默默为家庭付出，并且因为封建迷信，始终只能称呼自己的父母为"四叔"和"四婶".但在父亲的临终之际，看着身边一直守护在前的女儿，不禁让女儿喊了自己一声爸爸。父女关系在一瞬间得到修复，预示着亲情终会突破封建迷信的桎梏，封建糟粕也终将被人类社会所抛弃。同样体现了家庭亲情的还有女主的二弟阿喜对姐姐的支持，在休息的时候一直帮助姐姐，在姐姐招弟处境艰难的时候在她的身后支撑她。姐弟情不仅体现在女主角和二弟之间，甚至招弟的女儿对自己的弟弟也是爱护有加，不计得失。在两代人之间共存的亲情的投射下，新加坡华人族群中家庭观念的地位得到了充分展示。正如李光耀认为，家庭观念及宗亲思想意识，加上东方人刻苦耐劳的精神，是新加坡人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在家庭凝聚力及儒家文化的浸润熏陶下，华人艰苦朴素、隐忍耐劳的精神才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我们的故事》中马来西亚族群和印度族群的形象构建
《我们的故事》按照时间线索铺陈了整个家庭在新加坡建国几十年间的发展变化，片中导演安排的几个主要家庭也分别代表了新加坡社会中三大主要族群。除主角一家的华人家庭之外，始终在主角身边的奥斯曼一家人代表了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族群；稽查员一家人则代表了新加坡的印度族群。
奥斯曼一家在新加坡建国初期领护照的时候的一段对话也投射出当时社会背景下新移民群体对于新加坡政府的不信任感，奥斯曼的妻子认为回到资源更丰富马来西亚是更好的选择，但奥斯曼坚持留在新加坡。对于针对少数族群的政策上来说，新加坡不仅始终以多远民族主义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其制定法律的基本宗旨，而且在立法上充分保障少数族群的权益，还严厉打击破坏族群和谐的行为。因此，尽管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华人占据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将不同种族进行区分对待。片中在奥斯曼承包摊位、入住政府组屋的事情之中，奥斯曼作为人口属于少数的马来西亚族群的一员，在就业、住房等方面获得的是与华人一样的机会与待遇。
在针对族群的政策问题上，新加坡建国以来奉行的是多元民主主义政策，主要体现在：
第一，平等对待国内各族群，给予各族群平等的发展机会，不给予任何族群特殊的权利和地位。
第二，承认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存在，承认民族差别，扶持并帮助较为落后的马来族群，尊重族群特性，保存各族群文化。
《我们的故事》中奥斯曼和妻子以售卖马来西亚特色美食椰浆饭为生，在《我们的故事》生活化的影片基调之下，导演以食物作为象征，将奥斯曼的椰浆饭与招弟售卖的中华美食豆浆区别开来。在片中1969年马来西亚族群与华人族群冲突爆发时，招弟和奥斯曼推出的椰浆饭与豆浆套餐，也将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进行符号化处理，用食物进一步代表两个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加贴近叙事主体，表达了期盼族群和平的立场，体现了导演在《我们的故事》中对于各个族群刻画的精妙构想。作为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主题影片，《我们的故事》中对于族群这一载体之下所包含的集体记忆进行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射，使得新加坡的国民在观影过程中激发出了基于自身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在影像叙事的过程中唤醒新加坡各个族群的家国情怀。
除马来西亚族群之外，《我们的故事》中对于印度族群也有提及。片中的印度人山慕根，第一次出场时作为市场摊贩深恶痛绝的"地牛"出现，尽管美其名曰为稽查员，但出现时却对做正当生意的市场摊位进行破坏。然而第二次出场时，随着新加坡建国之后国家的发展和合法治理，山慕根却成为了政府组织下的公务人员，在1969年马来西亚人和华人爆发矛盾时，作为调节的角色介入马来人和华人两个族群进行调解。导演将族群这一大事件化解成两个村子之间的冲突，利用族群之中几名小人物的关系代表新加坡国家环境下三大主要族群之间的关系。而有关于不同族群之间矛盾的化解，在片中却不仅只有一次涉及。在二弟阿喜和女友拉娜准备结婚的时候，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在对于聘金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来自马来西亚的奥斯曼出面进行了调节，使事情得以解决。影片中主角们对于矛盾的化解与新加坡在政治上的族群观念也有共同之处，新加坡政府自建国以来出台一系列政策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和政策，对于各族群一视同仁，积极鼓励各个族群的国民参政议，并且在新加坡的立法不明确以族群为单位划分，在政治上保证各族群一律平等，并不断培养各族群的国民意识。片中在最后三大主要族群的密切往来，也意味着新加坡社会族群关系发展的走向。
四、结语
在新加坡本土电影中，族群意识一直是新加坡导演会关注到的话题。在多族群的背景下，构建族群形象、叙述族群关系则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我们的故事》用一个平凡家庭在十年间的经历投射了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影片里小人物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平淡但却真挚，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及平实的叙事风格对新加坡建国后族群形象与族群关系进行了深切的艺术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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