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礼乐文明中， 音乐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随着历史的发展， 音乐的功能也不仅限于祭祀， 还成为文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建安时期即是如此。建安时期， 相关音乐机构--清商署的设立， 新乐器的出现， 如箜篌、琵琶、筚篥等， 以及此时期诗歌慷慨的风格， 都对音乐的风格产生了影响， 使其呈现出慷慨悲歌的特点。
关键词：建安时期； 音乐； 乐器； 慷慨；
一、秦汉以来音乐的新变
中国音乐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 到了先秦时期， 尤其是周， 开始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礼乐文化， “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 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 礼乐文化成了主流。……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文化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1] （P.27） 这时候的音乐以雅乐为主流， 俗乐不受重视。当历史的步伐前进到秦汉时， 在礼乐文化崩塌之后建立的朝代里， 人们的音乐思想变得较先秦更加开放， 礼教的限制也减少许多， 一些以娱乐为目的的音乐创作和表演渐渐流行起来， 此时清商类音乐也看准时机， 挣脱礼乐的束缚， 获得发展， 并成为当时流行的音乐， 如张衡《西京赋》里“嚼清商而却转”, 李善解释为“清商， 郑音”[2].汉人是十分喜爱悲乐的， 刘明澜先生这样描述汉人喜欢悲音：“自古以来， 人们就喜听悲音。……到了汉代， 以悲音为美不仅成为一种审美标准， 还蔚然成风。”[3] （P.9） 汉代这种以悲为美的审美风格对曹魏时期的音乐有着直接的催生作用。
与先秦相比， 秦汉时期音乐的变化不仅表现为俗乐兴起， 还有乐器发生的重大变化， 如在礼乐文化里备受宠爱的钟磬不再是主要的乐器。此时琴已定型并被大量使用， 外来乐器也流入中原。“先秦时， 古琴的演奏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 主要在士阶层中流传， 秦以后逐渐兴于民间。”[4]除了琴的普及外， 此时期也出现了其他的乐器， 如羌笛、排箫、笳、箜篌、琵琶等。
秦汉出现的这些新乐器主力中， 丝竹类乐器占主要地位， 礼制乐器---金石乐器基本上不再被使用。丝竹乐器与金石乐器在音质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 《礼记·乐记》说“钟声铿……丝声哀”[5] （P.99） , 由此可见， 秦汉俗乐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至于清商乐之所以能独立于秦汉音乐自成一家， 是因其在流行过程中并没有像丝竹音乐那样完全摒弃金石乐音， 相反， 清商乐的演奏使用了金石乐器。
总而言之， 秦汉以来俗乐得以兴起， 不仅是音乐类型发生了变化， 此时期的乐器也与秦汉时不同， 这必然会对音乐风格产生影响。
二、慷慨的建安音乐
与诗歌一样， 此时期的音乐也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建安时期流行清商乐， 并设有专门的清商署机构， 清商乐本身就具有清越哀怨的特点， 这正是慷慨之音。“慷慨”这个词出现得很早， 它的意思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指向。早在屈原时代， “慷慨”这个词就已经出现， 《楚辞·哀郢》中有：“憎愠�ブ�修美兮， 好夫人之慷慨。”[6] （P.139） 到了汉代， 当人们形容音乐的高亢激越时， “慷慨”常常被使用， 如古诗《西北有高楼》：“清商随风发， 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 慷慨有余哀。”[7] （P.330） 李陵《寂寂君子坐》写道：“乃令丝竹音， 列席抚高唱。悲意何慷慨， 清歌正激扬。长哀发华屋， 四坐莫不伤。”[7] （P.339）
到建安时期， “慷慨”被更频繁地使用， 曹子建就用过八次， 如《情诗》中就有：“慷慨对嘉宾， 凄怆内伤悲。”[7] （P.459） 《杂诗·飞观百余尺》：“弦急悲声发， 聆我慷慨言。”[7] （P.457） 《薤露行》：“怀此王佐才， 慷慨独不群。”[7] （P.422） 曹操有《短歌行》：“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7] （P.349） 曹丕也有《于谯作诗》：“余音赴迅节， 慷慨时激扬。”[7] （P.399） 陈琳《诗》“慷慨咏坟经”[7] （P.368） 等。除了“慷慨”之外， 建安诗歌里也大量出现了“清歌”“悲歌”“悲弦”等词， 这共同造就了音乐与诗歌的特点。此时的“慷慨”用于两种场合， 一是形容乐音的清越激扬， 一是形容文人们奋发激昂的心态和思想， 但是无论是形容音乐还是诗人， 这其中都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一致性， 才用“慷慨悲凉”来概括这个时代诗歌的风格。
建安时期诗乐风格的一致性的形成并不是巧合， 而是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 是此时期清商乐的兴起、以悲为美的审乐标准及文人音乐素养的提高等多种原因共同促成了这一点。
三、乐器的丰富与悲歌慷慨
建安时期使用的乐器是十分丰富的， 这与诗歌风格的走向有着紧密联系。先秦礼乐文明为主流时， 钟、磬、鼎等发声清脆且外形端正的乐器在整个音乐演奏中占据的比重很大， 这与整个时代提倡雅乐有关；秦汉时， 随着雅乐的崩坏、丝绸之路的开通、统治者的提倡， 俗乐受到重视， 人们也逐渐发现了一种区别于典雅的美并迅速接受了它。魏紧承秦汉， 下启晋南北朝， 此时期音乐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乐器的变化。不同的乐器具有不同的音质， 给人的感受也是有区别的。
“钟声铿， 铿以立号， 号以立横， 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 磬以立辨， 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 哀以立廉， 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 滥以立会， 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獾， 獾以立动， 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 非听其铿锵而已也， 彼亦有所合之也。”[5] （P.160）
“钟声铿、石声磬、丝声哀、竹声滥”告诉我们不同乐器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金石类庄重， 丝竹类灵活婉转；“君子之听音， 非听其铿锵而已也， 彼亦有所合之也”, 表明君子欣赏不同的音乐不仅是为了表层的“听其铿锵”之音， 更深层的是“有所合之”, 即内心的情感与音乐传达的声音交相应和， 达到情感的共鸣。
“琵琶、筝、笛， 间促而声高， 变众而节数， 以高声御数节， 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 钟鼓骇心， 故’闻鼓鼙之音， 思将帅之臣‘, 盖以声音有大小， 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 间辽而音埤， 变希而声清， 以埤音御希变， 不虚心静听， 则不尽清和之极， 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 亦犹殊器之音耳。”[8] （P.200）
从中可知丝竹类乐器具有“悲”“滥”的特质， 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 这几样乐器一起演奏往往“使人形躁而志越”.铃铎、钟鼓等在一起又会产生“警耳、骇心”的效果， 琴瑟又会给人另一种不同的感觉， 这向我们表明了， 不同的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情感基调是有着明确的差异的。
建安时期的乐器以丝竹类为主， 就如《礼记》中所说“丝声哀， 竹声滥”, 此时的乐曲演奏会让人产生悲哀、凄凉的感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 政权分崩， 更迭不断， 正因为如此， 促进了中原文化、南北少数民族、外来文化的大融合， 龟兹乐、西凉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等外来乐曲、乐器相继传入中原。秦汉时期乐器主要分成打击、吹管、弹拨乐器三类， 鼓、钟、铙、磬是主要的打击乐器， 这些乐器体型较大， 可见是承袭先秦而来， 除此之外还有排箫、笛、羌笛、笳、角、筑、箜篌、琵琶等各种乐器。魏时继承了秦汉乐制， 另一方面与外族的交往带来了更多的乐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箜篌、琵琶、筚篥、钹、横笛、星、唢呐、鸡娄鼓、达腊鼓、都坛鼓等西域和外族乐器滚滚东来， 既丰富了中国音乐演奏的音响效果， 更充实了中国乐器的种类。”[9] （P.59） 这大大丰富了中原的乐器种类， 同时也刺激着新音乐的出现。这一时期， 琴、瑟、筝、笛、鼓、笙、竽及胡笳是较常见、常用的乐器， 其中琴、瑟、筝在文人诗中出现的频率较高。接下来具体分析此时期的两种乐器：
琴：秦汉时期， 琴的形制已经出现了七弦式， 后世的琴都以七弦为基准， 称琴也称七弦。魏时， 蔡邕创九弦琴， 极大地丰富了琴的形制， 除此之外， 这时琴徽的发明， 也是古琴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进步。据考证：“古琴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了十三徽位， 其型制大体已经定型。嵇康《琴赋》中已提到徵位的制作和使用， 如曾写到’弦以园客之丝， 徽以钟山之玉‘和’间辽故音庳， 弦长故徽鸣‘等语。”[10] （P.56） 琴制的发展与日益完善， 对于彼时的音乐---清商乐、相和歌等都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相和歌的乐器就以丝竹类为主， “丝竹更相和， 执节者歌。”[11] （P.603） 清商曲是在相和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它的乐器自然是延续相和歌使用的乐器， 王僧虔在《技录》里说：“清调有六曲：……其器有笙、笛 （下声弄、高弄、游弄） 、篪、节、琴、瑟、筝、琵琶八种。”[12] （P.495）
胡笳：胡笳是一种外来乐器， 汉代已传入中原， 广泛用于军乐中， 魏晋时期主要伴奏鼓吹乐。这种音乐以其激烈、悲凉的音乐特色被广泛用于朝会、道路、田猎、丧葬等场合， 最着名的就是蔡琰所作的《胡笳十八拍》， 是其在归汉离子之时所作， 在胡笳的哀声中表达了凄楚哀怨之情。
本土音乐的发展， 外来乐器的融合， 使此时期的音乐变得更加繁荣。各式各样的乐器丰富了建安文人的生活， 无论于文学创作、日常娱乐， 还是整个社会的风尚，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乐器作为音乐的外现形式， 音乐作为物质发达与否的评判标准之一， 此时外来乐器的流入丰富了文人的生活， 被广泛运用在宴游、集会等各种场合。乐器在士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个时期流行的清商乐也需要各种乐器的伴奏， 如琴、瑟等。总而言之， 这个时期音乐的发展、乐器的丰富， 在诗歌风格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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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约。宋书·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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