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实秋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视文学的道德性。梁实秋反对现代文学中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强调文学对于培育人的道德的作用，认同儒家的美育思想。他在�I卫文学的道德性的同时，又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并为调和文学审美性和道德性的关系做出了很大的理论努力。
关键词：梁实秋；新人文主义；审美性；道德性
作为现代中国新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梁实秋非常重视文学的道德性。他的理论源自他留学美国时的老师白璧德。
白璧德的文艺思想是建立在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文艺思潮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不讲艺术形式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花哨恶伪的现代主义，都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以及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自然主义在文学领域留下的恶劣后果，因此他试图用“更高的意志”对文学加以调控，使之具备道德性质上的纯正，他主张用普遍的人性规范文学，强调文学增进社会协调、融洽与维护人类道德的功能。这种文学思想有着鲜明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情怀，所以梁实秋不仅把它看成一种文艺理论，而且把它当作一种人生观。梁实秋说，“他（按：白璧德）谈的是文学批评，实际上牵涉整个的人生哲学。以我的了解，他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1]梁实秋认为，“白璧德一面极力反对唯物的看法，以及脱了缰的功利主义，并进行打击各式各样的‘假科学';另一方面更要驳斥放纵情感与想象的浪漫主义。他的理想是’中庸‘.他所尊崇的是理性。”[2]从梁实秋本人的对古典主义的亲近和《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文学的纪律》《浪漫主义的批评》等文章来看，他很多情况下是直接运用白璧德的观点而展开文学批评活动的。虽说梁实秋的美学思想多少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约翰逊等文艺思想家的影响，但就提倡文学的道德性这一点而言，白璧德对他的影响是最显着的。
梁实秋看重文学的道德性，同时坚持文学的审美性。为了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他曾经在系统研究西方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的态度”“伦理的经验”“伦理的情感”“伦理的想象”“伦理的效果”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带有新人文主义的理论背景，梁实秋试图通过它们，使新人文主义理论话语深刻地介入对作家、作品、创作过程及作品鉴赏等各个方面的评价中去。梁实秋为调和文学审美性和道德性的关系做出了很大的理论努力：从作家的角度说，他极力主张作家的道德修养。在《文人有行》等文章中，他对无行文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于美国批评家斯宾岗在其Creative Criticism中认为道德与艺术毫无关系的观点，他多次严加批驳，认为斯宾岗的见解是“似是而非”的。在《诗与诗人》一文中，梁实秋认为一个诗人在修养上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一个诗人对于人生要有浓厚的兴趣；其二，诗人要摒弃名利观念；其三，诗人要培养正义感。基于此，他总结说：“诗和诗人是不能分开的。要做诗，先要做诗人。诗人除了他必须有的运用文学那一套技能之外，更要紧的是培养他的人格。”[3]就文学的题材来说，他力主“文学以整个人生为对象，愈是伟大的文学，愈要以有道德性的经验为题材”[4].就文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梁实秋极其重视文学的伦理效果，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梁实秋对各种文体做具体的分析时，都比较重视文学的道德意义。在谈论诗歌时，他提出诗人应该写“人类共有的常态的情感”,而不应当写“他自己特殊的或怪癖的或反常的情感经验”.他认为一个良好的故事乃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之基本的条件，“故事本身要有意义”.他明确地指出，“讲到故事的意义，我不是在说’道德的教训‘”,那种在故事之后缀上说教的尾巴，或是在情节里杂糅一些伦理教条的做法是陈腐不堪的，“我说故事要有意义，是说要有严肃性”“不一定含社会问题”,但对人生是在“作沉着的观照”,对人性是在“作深刻的挖掘”.谈及戏剧时，梁实秋指出，“好的戏剧”“既不是宣传说教，也不是低级趣味，更不是逃避人生，而是严肃地对付人生，深刻的挖掘人性，使观众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而于幕垂之后犹能低回思索”.[5]他批驳了斯宾岗的“诡辩”并指出：“文学与道德有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是以人生为题材而以表现人性为目的的。人生是道德的，是有道德意味的，所以文学若不离人生，便不离道德，便有道德的价值。”[6]
文学所表现的道德“其范围至为广阔，既不限于礼教，更有异于说教”“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7]他在《现代文学论》中推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原因就在于其道德的严重性，认为只有这道德的严重性才能把现代小说从纤巧肤浅中挽救出来。总的说来，他既反对把文学当作工具，也反对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他认为文学本是艺术的一种，不过，因为文学的题材是关乎人生的，它所运用的媒介是文字，所以它与音乐、绘画、建筑不一样：文学“特富于人生的意味”;也就是说，文学特别具有一种道德的意味。他以西方文学史来说明这一问题：“在西洋文学思想的传统里，文学一直是被认为’严重的‘”,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还成为教训主义的附庸，但是，“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末流，起来了对道德主义的反抗（其反抗是未可厚非的），却矫枉过正地揭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以为艺术与实际人生无关，应以’美‘为指归。这一运动，范围虽然狭隘，影响却是很大”.他认为在此影响之下，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把文学当成了娱乐消遣，而“晚近的’纯诗运动‘,以及许多奇奇怪怪的摩登花样，都无非是这一种不健康的态度作祟”.基于对文学道德性的肯定，梁实秋明确表示对“从美学的观点来观察文艺的那一派理论，无法接受”.[8]在《纯文学》一文中，梁实秋认为文学里面须有思想的骨干，然后才能有意义，要有道德性的描写，然后才会有力量。他认定“文学的基本任务是描写人性”,既然如此，则“纯文学不大可能成为长篇巨制”“因为文学描写人性，势必牵涉实际人生，也无法不涉及道德价值的判断，所以文学很难做到十分纯的地步”;他认为凡是健全的文学家没有不把人生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所谓唯美主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失之褊狭，不能成为一代巨流”.[9]他对排斥伦理的唯美主义倾向的批判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梁实秋对纯文学思潮的颓废倾向的批判态度，形成于他对王尔德的彻底清算。他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是浪漫的思想的余波，浪漫时代的热情到后来堕落成颓废的享乐和病态的趣味，于是才出现了’世纪末‘的一般唯美派的怪物，在英国王尔德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10]在梁实秋看来，王尔德的艺术独立论的最大缺陷是切断了艺术与时代、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艺术与道德的联系，因为“无论什么样的主张，都有个分寸，我们不能赞成王尔德的主义，为了拥护文艺的纯粹性而趋于极端，以至于一方面替真正不道德的文字张目，一方面又否认了文艺中之伦理的标准”[11],所以，唯美派的艺术价值因为唯美的偏执而大打折扣了。
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特别看重文学对于培育人的道德的作用，他对儒家的美育思想表示认同。梁实秋自称“白璧德教授是给我许多影响，主要的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颇多暗合之处”[12],他曾在当时“反孔非儒”的众声喧哗中语出惊人地宣称，“我以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攻打’孔家店‘”“儒家的伦理学说，我以为至今仍是大致不错的，可惜我们民族还没有能充分发挥儒家的伦理”[13],其道德情怀与中国传统的美育观念之密切关系自不待言。
在《文学的美》一文中，梁实秋引述了自己曾经在《浪漫的与古典的》一文里说过的话：“即以文学批评对哲学的关联而论，其对伦理学较对艺术学尤为重要”.并表明了他的对文学的态度：“我的态度是道德的。”他认为文学与人生既然有密切的关系，批评文学的人就不能专门躲在美学的象牙之塔里，就需要自己先尽量认识人生，然后才能有资格批评文学。但他明确指出，“我并不同情于’教训主义‘”“’教训主义‘与’唯美主义‘都是极端，一个是太不理会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一个是太着重于道德的实效”.他的结论是，“文学是美的，但不仅仅是美，文学是道德的，但不注重宣传道德。凡是伟大的文学必是美的，而同时也必是道德的。”[14]可见，梁实秋努力调和文学的道德性和审美性的关系，他在�I卫文学的道德性的同时，又不偏执一端，坚持了文学的审美性。
参考文献
[1][12]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
[2]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3]梁实秋：《诗与诗人》，《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88年版。
[4]梁实秋：《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
[5]梁实秋：《文学讲话》，《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6]梁实秋：《文学批评论·结论》，《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88年版。
[7]梁实秋：《文艺与道德》，《雅舍杂文》，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8]梁实秋：《欣赏与了解》，《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
[9]梁实秋：《纯文学》，《梁实秋读书札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10]梁实秋：《近代的批评》，《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
[11]梁实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
[13]梁实秋：《现代文学论》，《偏见集》，正中书局1934年版。
[14]梁实秋：《文学的美》，《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