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资深媒体人兼作家的马钧先生，一直孜孜以求地在散文随笔创作领域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实验，这种实验的本质就是依照作家主观的认知理解、心意向往、文学感觉和审美方式，进行跨越文体边界阈限的写作。他的这种文学实验不仅仅在于突破了已有的几成固化的文体规制，而且为进一步深化散文随笔写作的艺术表达、拓展审美思想意识的空间提供了成功有益的尝试，这是很值得文学创作者鉴取的。
【关键词】散文随笔；文学实验；情感记忆；理性认知
一
数十年从事文学研究的经验告诉论者，在一切文学样式中，散文无疑是其中最富有直抒心性、袒露灵魂、表达真诚等特性的艺术样态，同时又是充满浓厚回忆性质与回叙意味的体裁形式--既是作家对自己生命进程中的那些渐行渐远的过往的进入与回忆、感知与梳理、沉淀与发现，又是其对自己曾经的情感生活、情绪体验、生命感受及其生发的内心波澜的审美过滤、艺术发现、直接书写--因而在这样的回忆中，由童年记忆、青少年记忆、成年人记忆所组构而成的情感记忆，特别是其中情感成分或情绪成分含量较高的儿童记忆、青少年记忆，往往是其整个人生之旅中最为重要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着名当代小说家余华认为：“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没有第二或第三种选择。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生的关系的基础。我们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以后，面对这个世界，慢慢地看到了天空，看到了房子，看到了树，看到了各式各样我们的同类，然后别人会告诉我们这时天空，这是房子……这就是最早来到一个人的内心中并构成那个世界的图画。今后你可能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你的基础是不会改变的；你对人和社会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但你对人的最起码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认为最根本的连接，谁也没法改变。”〔1〕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位生命个体必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本性的选择”,无论光阴荏苒、历史轮转、社会变迁，还是生命的强大与衰弱、事业的发达与惨败、人生的辉煌与沉沦，都无法改写镌刻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幅最初的“世界图画”,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最起码的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由童年记忆、青少年记忆及其幸福或创伤的生命体验所组成的情感记忆内容，对于作家尤为弥足珍贵，不仅会成为他们整个生命中最为重要最富价值的“不动产”,也是开启他们文学旅程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原点，许多作家便不约而同将这样的情感记忆内容及其所获取的生命体验、生存感触、思想认知、心灵意向等，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浸透于各自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只因文学体裁样式之间的微度性差异而不尽一致：小说家通过虚构的方式和精湛的叙事艺术来显示情感记忆在本质意义维度的真实，有着浓厚的故事性；诗人以极度夸张的审美想象和抒情节奏含蓄而隐约地显现情感记忆的刻痕，富于诗意化的特质；散文家则多是以真实坦然又率性的笔触直接呈现儿童记忆中那些或整体或碎片的思想情感，具有强烈的真实感。由是可见，散文作家在自身的文学表达中，对情感记忆内容的直呈式书写，往往具有很高程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马钧先生的散文随笔创作，也十分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很高程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首先表现为作家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或儿童记忆、青少年记忆的直呈式书写，又在这样的书写中注入了较为强烈的情感过滤、审美考量和理性认知。“当那些存活在我们的感觉、记忆和潜意识世界中的生命内容，越来越深重地受到现代文明的侵占、控制和剥离之时，当我们的那间只供灵魂栖息的精神寝室，被粗暴地改装成一间间饭厅、发廊、酒吧间、交易所、拍卖行时，当磁带或激光唱盘把我们飘忽多变的情绪弄得满世界都重复地轰响着一种‘流行的’声音时，我们除了怀旧和寻梦，尚能保持自我的一些虽然零碎但却弥足珍贵的经验内容之外，我们还能靠什么途径来获得自己的内在世界呢？”〔2〕这是作家在其《怀旧与寻梦》短文中的一段话，从这些漫溢着深情又甚为感喟的话语里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是一个富于浓厚怀旧情感的人。作为一个充满当代意识的散文作家，理应从现实出发才能厘清自己的人生之路，知晓生命存在的价值，却为何对怀旧如此充满深情和念念不忘？显而易见，是作家深刻意识到了这种怀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感觉、记忆、生命内容、生命经验存活其中，同时又是开启我们寻梦旅程的原动力--而现实的所谓文明却对它们形成了巨大的破坏、撕裂乃至彻底性的解构，碎片式的现实存在怎能与完形般的情感记忆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因而作家的怀旧，实质在于葆有自己过往的感觉、记忆、经验及其意义和价值，拟或生命存在意义的完整性。基于这样的认知，作家便渐次沉入到他所熟知的历历往事和人境之中。系列散文《宛若怀旧》，或是通过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生活旧事的叙述，力显一个作家眼中那时的“国家生活和人文生态影像”.由于国民经济水平较为低下，单位的职工以及组成的家庭大都同住在一个个极其简陋的四合院或筒子楼里，它不仅给自己的童年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场所和众多玩伴，同时也催生出许多记忆犹新的童年往事，更使“我”领略到最单纯的快乐和最洁净的幸福，这与当下社会邻里之间的隔膜、冷谈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何前后之间具有如此大的反差？根由就在于那个看似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时代，人性的淳朴和善良、人心的实诚和真挚却无处不在。或是以非常简练的文笔，记述“我”年少时同树的几次亲密接触以及对树木功用的最初认知和对树的祭奠--从攀上高树的勇敢与力量体现，到静坐于树枝上的惬意玩耍和了望远方，再到树木被伐后变成家中的桌椅板凳、殿堂的立柱椽子……许多有生命的树纷纷化为无生命的树骸，那么迫使树木发生如此变异的人又是否会成为树的一种转世？或者是以作家年少时在相馆的留影作为叙事的缘起，细致地刻画自己和无数他者在翻检各自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影”时具有的复杂心理变化和生命感怀，揭橥时光的不可逆转、青春的无法永驻。散文《烙痕》以朴实简洁又机智风趣的笔墨描述了作家在人生的“求知”阶段所遭逢的师者群像和往事，个中里间的苦闷酸楚和欢快愉悦、情感波流和思想潮涌跃然纸上。在那位壮实的男小学数学老师眼里，即使“我”信心满满地努力学习，也只是一块脑子不开窍的“榆木疙瘩”,不得不令“我”苦闷神伤；小学音乐老师的名字好听、有诗意感，并且个子高大、脸儿白皙，说出的话比口琴的音色还要清亮，“我”又变成一名抢着抬钢琴的快乐小男生；无法辨清的英语语法虽然整得人“一团浆糊”,但老师那张永远洋溢着微笑的脸和在任何情况下对学生都不说一句略带侮辱或歧视的话，令“我”印象深刻；地理老师如数家珍地讲述地理知识、历史老师身形的精�C和做事的精明，也给人的记忆心田抹上了浓浓淡淡的一划；大学教室里的那些哲学课、美学课、文学课上，师者讲授的风格千差万别，那些知识却如一股股智慧的清泉涌入“我”的生命和灵魂，最终发现诗意栖居的所在……时光义无反顾地前行，这些或喜或悲的“烙痕”早已远去，但那一群可爱的师者及其往事，不仅成为作家生命旅程里的记忆和眷顾，更是他文学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引擎或动力之源。
储存在情感记忆中的那些源于生命个体亲历的直接性体验，因为其直入情感的深度而铭诸肺腑，毋庸置疑地成为作家文学书写的主要内容，但这样的体验因为受到人的存在时空的制约，便只能是一种限度性的存在，也终有穷尽之时。对于充满智慧的散文作家而言，他就必须将林林总总的非亲历性的间接体验卓有成效地纳入文学书写的内容范畴，借以表达作家对于自身生命亲历亲为之外的更为丰富的社会存在和广阔世界的审美观照。这不仅仅能充分体现作家文学精神视野的开阔，也会彰显他对于自身生命之外的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人类社会存在及其深沉意义的巨大发现力。马钧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充满智慧的的散文作家。于是，装载于作家情感记忆库房里的那些生活场景、人物形象、事件细节、人文景观、自然山水，在作家灵动的笔下如一幅幅趣意盎然的时光影像涌入我们的审美接受视域：或是那盆在流动光影的映照下慢慢生发出绮丽梦境的《花影》，那座长期废弃、年久失修、无人问津、鼠患肆虐的《磨坊》；或者是那块由浸人心脾的冷夜、令人难耐的寂寞、纷纷扬扬的雨景组成的《错杂的拼图》，那幅由红色、红物、红血、红事、红日等合力筑造的《变调的红色图景》；拟或是那两位让作家的少年记忆如此深刻的“歪脖”“笑脸”同学（《“歪脖”和“笑脸”》），那一处处镌刻在西部高原上的自然景观、山水风光（《一眼山水：孟达》《大通：匆匆一瞥的印象》系列）。在这些散文中，作家或通过叙事、描写或借助抒情、议论，或者是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对大地物象、社会凡常、生命细节、存在场景进行不同维度的艺术观照，十分真诚地表达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情感体验、生命把握和审美感知。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同前面那些源自于生命内层的亲历亲为的散文相比，它们又存在着明显而较大的差异，不是有着过于浓重的感性意味，就是显露出匆匆掠过的痕迹，因而无论是叙事写人的深度，还是抒情感怀的深入程度，拟或描象画物的深刻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
二
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通过对人类存在世界的书写和审美精神世界的建构，不仅要给读者大众的审美接受提供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体验、生命认知和深沉而厚重的思想智慧、精神动力，而且应当更为有力地彰显它不断推进、扬升人们审美判断能力和理性认知水平的重要功能，惟有如此，人类的文学接受才能够在这种富含浓厚情感韵味又充满强烈理性意义的审美认知中得到情感的陶冶、思想的启迪、魂灵的净化，最终进入自由的心灵家园、寻觅到光明的彼岸世界。因而在呈现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深沉而厚重的思想智慧的同时，是否能够最后达成读者审美判断能力和理性认知水平的全面提升，自然而然地便成为衡量作家散文创作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在马钧先生的散文随笔创作中，便有不少文章是对这种审美判断能力和理性认知水平的表达和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所达到的深广程度和理智高度存有某些局限。我们不妨以《寂寞思》《耳热与民俗信仰》《桌子的控词》《忽然想起无所不在的标准》为例，来分析它们在情感表达和审美认知中所传达出的这种蕴意。
作为一篇纯粹意义的抒情散文，《寂寞思》以情思碎片的组合及其变化流动的形式，来书写和表达作家的思想灵光、认知意向、生命领悟。诚如哲学家所言，每一个生存于当今世界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遭遇生命的寂寞，因了这样的寂寞，一些人从此走向更加深刻的灵魂寂静，另一些人则通过对快乐、喧嚣的快速寻觅来对抗、消解或抛却、摆脱这样的寂寞，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静静地伫立于寂寞的深处，让自己的思绪彻底放飞，让飞翔的生命收获更为丰赡的思想和更加重要的精神。作家在此文中表现出的便是如此，他以为“在巨大的、狂热的旋流到来之际，你远远地站着”,便会发现树上结着果实，青草能绽出骇人的奇花；当外面的世界一片喧嚣、骚动，你要守住自己的那座精神花园，才不致错过“落影千江”的美景；“生命，原不该过于喧闹；深水，也总是静静地一声不响，但却流长不竭”……在作家的这番文字表述中，寂寞不仅变成了思想者放飞的时间阵地，而且成为我们生命领悟道理、揭示真谛的空间场域，因而肉身的寂寞并不必然意味着灵魂的寂静，也可召唤出思想或精神的飞升。这或许便是一个思想者的审美认知力量和魅力所在。在《耳热与民俗信仰》文中，作家以人的两种普遍生理现象--“打喷嚏”和“耳热”为叙议对象，导引出人类对某些心理感应现象的历史性认知，以及这种认知里面所存在着的心性活动、神秘法则和民俗信仰、科学判断等问题。“打喷嚏”是预示“有人在想念你”,“耳热”则标志“有人在背后咒骂或议论自己”,都不过是民间传说中对有关心理感应现象的表达，因为这种表达没有得到精确知识的解释和科学实验的证明，从而一直被视为迷信。作家却并不认同这种已成定论的说法，继以莎翁剧作《无事生非》第三幕中的细节描写、人类学家弗雷泽对交感现象的理论描述、物理学家戴维·博姆的科学实验及其提出推测和假想等进行论述与理证，甚至推断在未来更为发达更加精确的科学面前，这种民间信仰里蕴涵的野性思维、心理能量，不仅可以“找回一度失去了的科学的身份”,还“可能成为我们开启人类种种心理奥秘的钥匙”.尽管作家的这番表述仍然也仅仅是一种假想，但其中蕴涵的审美判断和理性认知可见一斑。
能够较为流畅地说普通话，不单单是对教师职业语言的要求，也曾经是不少学生时代的“外省人”的梦寐以求，这样就可以同那些远道而来的“北方人”进行顺利的谈话和交流，也能因此摆脱自己只会说土得掉渣的地方话的尴尬，但学说普通话的困难程度，却是许多学生时代的“外省人”难以诉说的一种经历和体验，拟或说自己生命历程中的某些尴尬，《忽然想起无所不在的标准》一文便是作家对这种经历和体验的讲述。作为一名富有强烈发现意识和反思精神的作家，他写作此文的意旨又并不仅仅在于讲述自己说学普通话的困难程度，或是曾经所遭遇到的尴尬，而在于将说普通话的标准深化开去，纵横捭阖地论说文艺创作的审美标准、做人做事的基本标准、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准……认为凡事皆有其自身的标准，这是无可否认的，但任何标准都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存在，有如真理的相对性一样，如果我们将它固化、绝对化乃至权威化，并以此度量、裁定正处于发展变化状态的各种事物乃至整个大千世界，而不思考标准尺度的随之变化和修正、完善，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行便会遭遇到难以想象的困境或制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所在。相对而言，最能凸显深刻思想意蕴的还是《桌子的控词》这篇散文，因为它不仅仅以“桌子的名义”来展开对人类的不讲道理、行为霸道的控诉，更在于它彰显出一种强烈的反思精神：“我”（桌子）原本是一棵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树，自由自在地生长在大山深处的美好家园，但人类为了自己的需要，将“我”无情地砍倒并身首异处，再把“我”制造成各式各样的物件或工具供其使用。在“我”形变的整个过程中，既丧失了本体生命，也没有丝毫尊严可言，这是“我”的幸福，还是人类的罪恶？拟或是“我”与人类的共同悲剧？显而易见，作家在该篇什里试图诉诸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由于受到历史发展条件、科学技术水平、人类理性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也由此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缺失，修缮这样的缺失便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使命，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也唯有如此，我们人类在面对广袤自然和朗阔宇宙之时，才不至于犯下更加巨大更为深重的罪孽。
三
着意于当代中国某些重要的文艺思潮、文化现象、学术思想的深度观察，以及对于诸多富于地缘文化优势、地方特色明显、审美风格独特的文艺创作的深入分析，既是马钧先生散文随笔创作中的题材内容的主要构成，又是体现作家散文随笔创作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革结束以来的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实现经济建设的重大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不少十分重要的文艺思潮、文化现象，诸如文学领域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思想文化界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收、译介之风的兴盛，以及社会学术界的电视剧热、“钱钟书热”等等。对于这些风起云涌的文艺思潮、文化现象，作家既是亲身经历者又是具体的参与者，对其中的“钱钟书热”更显出尤为的热衷和持久，为之撰写的散文随笔竟然有9篇之多：《契合：〈管锥编〉偶识之一》《悟稀赏独：〈管锥编〉偶识之二》《简阔：〈管锥编〉偶识之三》《至哀不文：〈管锥编〉偶识之四》《旁思：〈管锥编〉偶识之五》《接收时限：〈管锥编〉偶识之六》《〈围城〉人物命名的修辞机趣》《片段思想的哲学功能--钱钟书思想衍论》《隐身人的梦戏--钱钟书精神肖像局部速写》，这在中国的当代散文作家里，可能是极其罕见的。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作家首先展示了自己对钱钟书先生学术专着《管锥编》所进行的整体性解读，这种解读可谓专注而深入又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对其里所传达出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欣赏等思想智慧更有着独自的领悟和见识；其次是对钱钟书先生长篇小说《围城》的修辞艺术、哲学思想体系构成及其所具有的精神风范进行了富有学术意味的探索和极富理性色彩的评述，其里的全面观察与深度考量、理论阐释与精神探索跃动于字里行间。作为中国学术界学贯中西的文化泰斗，钱钟书先生以其博大精深的《管锥编》名扬中外学术圈；长篇小说《围城》的不断再版，及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频道播出，更是倍受文艺界的极力推崇。面对这条被学者誉为学术汪洋中的巨鲸，即便许多专业人士都很难真正进入到《管锥编》的内层和深层，更遑论获取整体性的知解和透悟。身为散文作家的马钧先生却不管不顾，一头扎进《管锥编》里随心所向地自由畅游，虽然他的这些“偶识”“衍论”“速写”以及蕴蓄其间的几多智性解读，都不过是片段或片语式的，可能也会失之于深刻性的进入和完整性的理喻，但敢于非常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认知、参悟与见识，这就实属是一个作家理性的真实和灵魂的真诚。
在《尾随在句子的精灵--关于标点》《虚拟的百合花心--关于文心》《失败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思想的速描者--帕斯卡尔印象》等散文随笔里，马钧先生也同样是基于自己对某些文化现象、文艺思潮、文坛风气、作家心理的深入观察，以情性又理性的思维来透析它们对于社会文化的走向，或是文艺创作的未来的影响，所不同的在于，这些文章呈现出更较浓的内省意识和反思精神。标点符号无疑是人类即将步入文明时代所创造出的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内容之一，因为它的存在以及人类对于它的充分运用，才得以使人类社会的无数文明成果被记载、保护和传承，所以作家在《尾随在句子的精灵--关于标点》一文中，才会竭尽自己的想象能力对这些标点符号展开审美描述：逗号是一群活泼可爱的蝌蚪，分号具有思想家的气度，引号如一个非常诚实和谦逊的人，惊叹号则极具表演的天赋和才能……当然，对于这些标点符号的形象描述并非是作家写作这篇散文的真正用意，他的目的在于从中进行富有深层意味的文化发现和精神发掘，因而这些从表征上看不过是一群造型性的符号而已，但它们的内里却隐蓄着难以估量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指涉意义，这样的力量和意义不仅仅确立了人类文字书写的基本范式，同时也引领着人类自觉地记录自己文明的历程，人类社会的历史文明、文化传承、科学技术、生命轨迹莫不附丽于此。《虚拟的百合花心--关于文心》则以作家自己学生时代的上语文课为例，叙述其对于文心或文章主题进行总结时的诸多费解和困惑，认为每一篇文章的主题或思想意蕴，不一定只是那种简一或单质向度的意义呈表，也有可能是对那些繁复的多元的可能的意义的一种综合而深沉的包蕴，因而我们对于文心或文章主题的判断与把握，就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标准或一种理解；倘若我们依然故我地按照一个标准或一种理解来指导莘莘学子对文章主题的提炼和把握，他们势必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当代社会的许多青少年学子之所以在上语文课时表现出对于文章主题的难以把握和模棱两可、莫衷一是，进而生发出对语文学习的厌倦，都无不与此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
风起云涌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快速流变的文坛风气时尚，曾给不少作家造成了文艺心理的迷乱困惑和创作实践的曲折复杂。面对这样的文艺思潮、文坛风尚及其影响，马钧的头脑却保持着相当的理智和清醒，一方面绝不盲目地追随所谓的思潮风尚，另一方面则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和美学主张，也方能厘清其中的负极效应，和葆有康正而健硕的创作心理、思想水平和精神内涵、审美判断，《失败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和《思想的速描者--帕斯卡尔印象》两文中所显现的思想意义便是对之的一种力证。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和法国散文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无疑是对中国当代作家构成重要影响的两个西方作家，但在马钧先生的思想认知和理性判断中，米兰·昆德拉只能算作是一个小说艺术的理论家，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判断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但并非一流意义的作家，他创作的《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不过是将哲理小说提升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他的《小说的艺术》也不过是为了证明其小说具有理论支撑的一种自圆其说，因而在作家看来，米兰·昆德拉只能算作是一个“一流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思考、批判社会、超前思想等优秀品格的知识分子，但却不是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因为它并具备一流小说家精细的形象洞察力”〔4〕。由此可见，作家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创作是持否定态度和富有批判意义指向的，同时也是对那些盲目追随米兰·昆德拉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一种告诫和警示。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作家对布莱兹·帕斯卡尔的散文创作及其所抵达的思想深度，却倍加赞赏和极力推崇，认为“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帕斯卡尔都是那种竭力想捕捉思想的碎片，并且试图给思想进行素描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也是最早打碎思想的模具，让思想由凝固变成液态一样灵动的古典哲学家之一”〔5〕。当然，对于帕斯卡尔在思想的瞬间生成与瞬间寂灭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悲观和绝望，作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独到的观点。正是从作家的这番论说和比照中，我们得以其非常清晰地觅见他的文学立场和美学主张，以及对于文艺思潮、文坛风尚中那些好与不好的东西的臧否，尽管他的这些论道、评判有值得商榷或尚需矫正的所在。
四
青年小说家王威廉曾在《风暴中的纤细》一文里这样写到：“这个喧嚣的时代把一切都具象化了，我们掏出手机，整个世界立刻都能耳听目视；我们打开电脑，世界的诸多隐秘褶皱也随之被打开。我们的感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尽管极大地开阔了人的视野，但我还是忍不住有了深深的疑虑：我们的心灵是否正面临着被荒芜的危险？感官的享乐是如此快捷与炽烈，内心宁静、灵魂深邃的快乐难道不会被遮蔽吗？一旦写作远离了灵魂的表述，那么便是失去了源头活水，写下的文字终究会变成干枯的花朵。所以我们的写作，要有能力在灵魂与现实之间构造出一条秘密的通道。--这是写作的难度，也是写作独有的创造。”〔6〕诚如这位青年小说家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化、快捷化、物质化趋向及其所带来的文化接受的表层化、思想意识的浮表性、生命存在的感官化，都不得不使当下的文学创作面临诸多更为复杂而曲折的艰难处境，即或是选取哪一条“秘密的通道”,也只可能是对这种艰难处境的有限性化解，而非从根本上予以荡除。单就目前的中国当代散文创作而言，着名散文评论家陈剑晖先生认为：“散文的难度不是入门的难度，也不仅仅是写作技巧方面的难度，而是思想或精神的难度。长期以来，许多散文研究者总是热衷于从文章学或写作技巧方面来研究散文，对散文的思想往往不屑一顾……因此，在重振散文，呼吁散文难度的今天，我们首先必须正视散文思想的难度。”〔7〕在这样的基点上，他又对散文创作者的做人和为文道出了自己的箴言和积极有效的建议：不仅仅只是做一个真诚的、独立的、自由的、有个性和智慧的人，更需做一个有哲学家的心智、有爱和悲悯之心的人；为文则要直面现实和底层民众，敢于真言。〔8〕陈剑晖先生的这些话不无道理，但论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散文的思想的难度固然首当其冲，散文的形式的难度也决不可小觑，因为任何优秀的散文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缺失任何一个方面，散文之美都将是一种跛脚的不完美的。就马钧先生散文随笔创作的思想表达而论，除少部分文章流露出某些浅表、浮象之外，绝大多数文章都在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思想意义的揭示方面，已然最大程度地解决了这个“思想的难度”问题，诸如他对现实存在和内心真实的敢于直面、对人性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现代发掘、对大地物象和自然细节的审美观照、对文艺思潮和文化现象的深沉考量等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进行有意识的链接与缀合，使之成为一个个处于流动状态的富有美学意义能指的思想片，它们便仿佛一粒粒智慧的金子、一颗颗思想的珍珠、一块块哲理的宝石嵌入我们的心房和魂灵。但在散文的形式的难度方面的问题却未能彻底解决，这其中最大的莫过于作家散文文体观念的极端自识性和自主化，或者说是对新闻化散文同专业化散文进行随心所欲的混合。或许是因为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的缘故，作家的不少散文都呈表出不同程度的新闻化特性--真实而及时地反映生活，篇幅普遍以短小为主。这样的散文创作，常常会因为被新闻化的需要而降低作家主体精神的深度介入，对思想意义的揭示以及对于散文文本美学价值的体现也多显露出“未完成时”的缺陷。这或许也正是新闻媒体散文同专业杂志散文的最大区别所在。因而论者的建议是，作家不妨将现有的散文创作模式进行有意识的改变，尝试以专业化散文的思想观念和审美眼光去创作，或许能在散文思想与散文形式的双维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效。除此而外，散文作家的独语意识的有所消解，也是马钧先生散文创作的一个不足。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性文明进程以来，文学创作中的作家独语意识常常意味着作家本人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当代散文创作中，是否能够充分展示作家鲜明的独语意识特质，往往也是衡量其散文创作成就及其成熟的一个重要标识，因为散文作家的独语意识不仅是其具有独立人格的标志，也是其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能力的重要表征。不知是因为写作个中的有意为之，还是报刊编辑者的无意识疏漏，在马钧先生的某些散文中，不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先贤哲人的精湛论语，就是跳跃式地引用中外大家的名言警句，试图以此来增强叙事写人的深度，或是言世说理的力度，不仅造成了思想意义表达的阻断和行文流畅性的大幅降低，更失之于作家独语意识的自主和完整。这无疑是作家应当引以为戒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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