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宋代的词史上，苏轼是“革新巨手”,张孝祥是“词学奇葩”,都是高标卓立的人物，二人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试图从苏轼与张孝祥词境的构筑方法、词中意象、语言风格、善于用典等方面来比较，进一步阐明苏、张二人词艺术特色的继承发展关系，以及对辛派词风的形成所起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苏轼 ; 张孝祥； 艺术特色。
1 豪放词风格的同中有异。
苏轼与张孝祥，虽然都是宋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词的风格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关注更多的是得到朝廷的重用、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以及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苦闷和忧愁。
张孝祥在继承苏轼豪放风格的同时，更多地将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激昂与悲愤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而这又开启了下一时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的创作风格。
北宋时期苏轼以豪放的性格、积极进取的态度，豪迈奔放的情怀，从根本上使晚唐五代以来词人绮丽婉约的风格得到改观，开辟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风格，胡寅认为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1].王灼认为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2].关于苏轼的“豪放”词风，俞文豹认为“东坡在玉堂，有谋士善讴。因问： ‘我词比柳永何如？’对曰： ‘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 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倾倒。’”[3]
张孝祥创造了更加雄奇阔大的意境，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旷达、豪放的写作词风，更是笔酣墨饱，生动突兀，气势飞扬。
苏、张二人词的豪放风格，其相似的一面也有明显的不同，相似的就是在二人的词作中，“以诗为词”、“以词言志”,变言情为言志，用词来表达救国济世之志、建功立业、报国安民的人生理想； 二人变为娱宾遣兴而写词，强调词作关心社会治乱、弘扬民族精神、救国济世的社会作用。都怀着奔放、浓烈的豪情壮志，说明了词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无比热爱的情怀，也正因为这种壮志豪情，成就了苏轼与张孝祥词的独特创作个性和持久永恒的艺术魅力。
由于苏、张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拓宽了词的发展空间，因而，提高并深化了宋词的意境，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内容； 两位词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更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词中得到更充分的表现。例如在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词人通过射猎联想到西北与北方的敌人，作者通过艺术想象，将一次普通的打猎活动变成一次具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武装演习。古代人经常借用“出猎”来代替军事演习，苏轼的行为恐怕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因此爱国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张孝祥在《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中，充分表现了他要学习东晋祖逖渡江北伐、乘胜收复失地的决心。张孝祥还对南北割据、国土分裂的局面作了真实的描绘，表达了他坚决抗金、收复失地、恢复民族尊严，至死也不忘统一国家的坚强决心。
由于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个性经历的不尽相同，在“东坡词”和“于湖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如果说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关注更多的是得到朝廷的重用、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以及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苦闷和忧愁的话，那么张孝祥的词在继承苏轼豪放的同时则更多的是融入了“时事政治”,将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激昂与悲愤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而苏轼的性格特点将挥洒自如、豪迈旷达与灵活多变的篇章结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苏词豪放的并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张孝祥因长期国恨家仇的忧郁，自然而然地使他的词一方面充满着慷慨激昂，豪迈奔放，激情澎湃，另一方面又增添了几分忧思悲壮，沉郁苍凉。加上当时朝廷部分主和投降派的排挤打击，残酷的社会现实与远大的政治理想抱负的矛盾，使他的词根本不可能像苏轼那样豪迈奔放、洒脱自如。
2 清旷词风格比较。
苏轼的一生多次遭到朝廷的贬谪，人生经历十分坎坷，政治命运几起几落，可以说是饱经磨难、几经沧桑。他性情孤傲、政见独立，做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直言敢议。不论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上台，他都不愿见风使舵、拍马溜须、阿谀奉承、随波逐流，为此还曾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差点因此丢掉身家性命。即使在这种危险情况之下，苏轼依然能引身物外，以豁然达观的态度对待。苏轼正是以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造就了一系列颇具旷达的词作问世。苏轼的这种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表现为： 不强求人生完美，辩证地看待得失，身处逆境而心有所系，情有所托。陆侃如、冯沅君曾指出： “所谓铜琶铁板的高歌大江东去者，只能代表苏词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说苏轼给词带来豪放的风格则可，但豪放却不能概括苏词。苏词十之六七是属清旷的。”[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 “稼轩之词豪，东坡之词旷。”[5]这些评价都是客观公正、名副其实的。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是这样解释和说明“旷达”的：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搏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幕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6]
文中的“旷达”的意思与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意境很是相似，使用无名氏在《诗品·旷达》中的注释来说明苏词的词境是很恰如其分的： “惟旷则能容，若天地之宽； 达则能悟，识古今之变。所以通人情、达物理、验政治、观风俗、揽山川、吊兴亡，其视得失荣枯，毫无系累，幽忧偷乐，慨寓于诗，而诗之用不可穷矣。”[7]
东坡词中的妙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定风波》）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水调歌头》） ,“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水调歌头》）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浣溪沙》） ,描绘的就是这种旷达的意境。
南宋初期追慕苏轼并继承其风骨者应首推张孝祥。据统计，《于湖词》十有六七都是以“清旷”风格闻名于世的，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也是以此类词为上。“清旷”虽属“豪放”,但有着向“婉约”发展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孝祥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词人，而且是以“清旷”为其主要风格的。这方面，张孝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念奴娇· 过洞庭》，在这首词中，作者洒脱的形象，多么像苏轼，而“不知今夕何夕”很容易让人们想起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赤壁赋》，前者很可能就是张孝祥此首作品借鉴和学习的对象。
此首词可以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媲美，它们都是中秋词中的千古杰作 ,而且这两首词的风格都是清旷。
当然，张孝祥的清旷与苏轼也有区别。苏轼所处的北宋中期，国家内部和边境较之于南宋初期稳定了许多，苏轼陷入的矛盾，主要是北宋政权内部的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矛盾； 张孝祥所处的时代除了内部的政治派别斗争外，还存在着空前激化的民族危机，这就使得他的清旷与苏轼有所不同。苏轼的清旷是从仕途多变、生命无常中完全解脱出来的清旷，而张孝祥在清旷的同时还必须关心社会治乱、弘扬民族精神、救国济世的社会作用，其词的现实性比苏轼的更广泛，斗争的矛头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过洞庭》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前者蕴含的是对整个人生悲欢离合的思考，而后者则较多的反映着自己执着的追求，个人情感在词中有了明显的指向，如“应念岭表经年”一句。由此，当我们读到前者会联系到自己的人生经历由此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而读后者则更多的是对作者高洁、磊落形象的观照。
3 词中意象、语言的异样美。
张孝祥执意学苏轼，他的最可嘉的地方就是把诗中的意象融入词中、把古人诗句融化其中，同时使自己的词在运用典故方面更加灵活自如，使词在语言方面更加古朴典雅。苏轼以诗入词的典型手段就是使词在语言方面更加典雅化、诗意化，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化用和用典。马丁良在《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浅析苏轼词对唐诗的采融》一文中指出： “苏轼在词作中大量的采融唐诗，用多种手法使唐诗融化到词中，使词改变了其尚艳从俗、柔媚率直的风貌，具有了诗体的含蓄典雅、豪放蕴藉的韵致。”比如最典型的是他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里“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就是巧妙化用唐代诗句《春怨》中“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句。在苏东坡词中有很多这类化用古人诗句入词的现象，他有时还在词中直接化用古人文中的句子，比如出于《论语·公冶长第五》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出现在他的《千秋岁·次韵少游》中“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中； 关于用典，在苏轼词中更是举不胜举，且能自然灵活，浑然一体。《词源》卷下云： “词用事最难，要体任着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此皆用事，不为事所使。”[8]
又如他的“问公何事，不语书空”（ 《行香子·昨夜霜风》） ,用晋时殷浩典等； “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 《浣溪沙·感旧》） ,用支遁典。在这方面，张孝祥很好地继承下来，让他的词在语言方面典雅蕴藉，意境方面含蓄隽永。
例如张孝祥的名篇《念奴娇·过洞庭》就化用苏轼《水调歌头》词和《前赤壁赋》文的意境，这首词不仅语言庄重高雅而且意境空灵高远。张孝祥的《水调歌头·泛湘江》得楚辞韵，用楚辞典。张孝祥巧妙化用唐代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诗意，他直接引用唐代诗人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中的句子，用在他的《水调歌头》（ 五岭皆炎热） 上阕“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以及“雪片一冬深”句，下阕“溪山好，青罗带，碧玉簪。平沙细浪欲尽，陟起忽千寻”.张孝祥深得苏轼的精华，在词中广泛用典、化用，真正做到了入神入化、浑然天成，而且对南宋的辛弃疾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辛弃疾在其词中更是将经史子集诉诸笔端。
苏轼在语言风格方面比较注重吸收陶渊明、杜甫、李白、韩愈的诗句，偶尔也使用当时的口语，一改花间词人错采镂金的风格，给人一种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的感觉。张孝祥词的语言风格在于含蓄典雅、自然清新，这也是其俊逸清旷词风的重要特色。在张孝祥的词里，像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很少见到的。汤衡说他“平昔为词，未尝着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9].张孝伯评价他写词“未尝属稿，和铅舒纸。一笔写就，心手相得，势若风雨”[11].由此可见张孝祥的创作追求的是自然天成，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工整，从他的词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特点。例如“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上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一声长啸暮烟里，袖手西湖归去”,等等，几乎是脱口而出，清新、自然，毫无粗犷之气。另一方面，他的词语言又很典雅含蓄。汤衡曾评价他的词“初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12].所有的字都有来处，倒也未必，但由此也不难看出张孝祥对古人诗文语言的消化吸收。他一直都是以较小的篇幅囊括较大的内容，在化用前辈诗文语言时，从来没有生搬硬套之嫌，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总能恰到好处，从而使他的词的意境显得飘逸、高雅。当他写湘江的水流如何湍急时，马上联系起渔父唱的《沧浪歌》； 在描写北风凉爽时，又马上联系起稀发的女神（ 少司命） ,这是典型的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在景与故事的结合中表达作者的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洁独立的个性，其中包含的意义十分耐人寻味。“稀发北风凉，灌足夜滩急。”“灌足”出自《楚辞》，“北风凉”出自《诗经》。又比如出自谢�I诗句的“余霞散成绮，烟际帆收。”又如《念奴娇·过洞庭》中“欲乘风，凌万顷，泛扁舟。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凛减不能留。”很明显是化用苏轼《前赤壁赋》中语句。张孝祥词的用典、化用，仅仅是为了使自己写景、抒情更加含蓄隽永。所以，在词的格调上，张孝祥词的用典就不太可能像一般的豪放词那样凝重、严肃、深沉，更多的是飘逸、清奇，这正体现了张孝祥词在语言上俊逸、清旷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英]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序言[A]. 西方文论选下册[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9.
[2] 施蛰存主编。 词籍序跋萃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69.
[3] 唐圭璋。 词话丛编[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85.
[4] 俞文豹着。 吹剑录[M]. 上海：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5] 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诗史。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6] [清]王国维着。 人间词话[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7] 司空图，赵福坛。 诗品新释[M]. 广州： 花城出版社，1986.
[8] [宋]张炎。 词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
[9] 王水照。 宋代文学通论[A]. 文体篇[C].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74.